周作人晚年，再曹聚仁先生的催约下，为香港的《新晚报》写作的回忆录《药堂谈往》，出版时改题为《知堂回想录》。这本书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大陆正式问世时，又易题为《苦茶》。书中以片断的结构，对他一生的生活、学习、工作、写作、交游、遭遇作了如实的记述、对理解和研究这位相当复杂的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有助于了解他所生活、经历过的一段历史时代。在文字风格上，保留了他一贯的平和冲淡不事雕饰的文风，思路脉络清晰流畅，比较好读。
　　为什么要易书名为《苦茶》呢？这便与周作人自己一再标榜他常饮苦茶这一极富象征意味的嗜好有关了。他的书斋原来便叫“苦茶庵”，后又改为“苦雨斋”的。此外，他的一首著名的打油诗所引起的“苦茶”风波，曾被当年文坛作为谈资，以致人们习惯地将他与“苦茶”相联系。
　　1934年他写了《知堂五十自寿诗》两首，发表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上。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
　　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
　　窗下通年学云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
　　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
　　且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
　　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
　　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
　　未妨拍桌拾芝麻。
　　读狐说鬼寻常事，
　　只欠工夫吃讲茶。
　　诗发表后，一些文人学者，纷纷作诗相和，其中有钱玄同、蔡元培等名流，影响颇大，于是引起文坛左翼作家们的反感，掀起了一场批评的浪潮。这实际是当时两种不同文艺思想和人生态度的一次交锋。从诗中看出的主要情绪，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回避矛盾，不得已而遁入悠闲归隐的知识分子“名士风”，“且到寒斋吃苦茶”成了其关键性的形象概括。他实际上是周作人从五四时期积极参与进步文学运动转而退入隐逸文人生涯的内心自白，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自鸣得意”、甚至还有一点对现实的牢骚成分隐约其间，但总的倾向是消极，甚至是颓废的。我以为其价值恰在于画出了激烈社会动荡时期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也是把握周作人的人生道路和文学观点的—个参考资料。
　　鲁迅当时未曾唱和，也没有参加“批判”，保持了沉默。此后发现他给曹聚仁的信中，却透露了对此次“风波”的看法：“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鲁迅的观点是公正的，也是清醒的，他看得更高。这类唱和，不过是文人们的自命风雅，纵有讽世成分，无补于事，而大张旗鼓地兴师问罪，也近小题大做，放开当时的反动政权不予抨击，将枪口对准文人的几首“打油诗”，亦是于事无补。总将矛头对准“文人美女”，恰是某些“战斗者”怯懦和虚弱的表现。先生目光之犀利，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