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是毛泽东著作研究资深学者吴直雄研究员继《毛泽东楹联艺术鉴赏》(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5月版)、《毛泽东妙用诗词》(上、下册。京华出版社，1998年6月版)、《楹联巨匠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之后，为庆贺建国60周年献出的长篇巨著。该书是著者20多年来，从文化学、中国诗词楹联学、中国文艺美学、文章学、语言学、修辞学、符号学、接受美学以及他积极倡导的中国典故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精心研究毛泽东诗词、楹联、文章、书信中妙用典故的丰硕成果总结。
　　妙用者，非高手莫属；论妙者，无妙论难及。吴先生对自己的研究、著述有高品位的追求。应该说，这部洋洋244.8万字的长篇巨著，精彩地完成了他预定任务，达到了他高品位的追求，堪称“论妙”之妙论。
　　读完《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经历一次学术震撼之后，又得到中国智慧之美的享受。掩卷细细品味，觉得是书有如下鲜明的特色：
　　
　　一、资料的原始性、丰富性
　　
　　著者从权威认定、公开出版的经典《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集》及其楹联作品中选取443篇(首、幅)含典作品，逐篇探其用典之妙。每一探妙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其中的“典故内容”层上，除毛泽东所用典故辞条，还溯其典源、寻其流变，将该典的“原始出处的典例、流变过程中的典形、典例一一列举”，使读者“知其典源、典形，懂其典意，洞悉其演变经过，以便加深对该诗文，或该用典句的理解”“有利于他们……继续研究”(A卷第185～186页)。这样探妙毛泽东的一处用典，还有多个典形、典例作参照。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115处用典，就辅以208个源、流上的形例辞条，涉及出处208个篇目(未除重复)。全书探妙毛泽东用典约3474个辞条，引为参照的例、形就达9948个辞条，共计典故辞条约13422个，加上论证、阐述中所涉及的名言、格言、箴言、名联、警语、佳句、秀句、隽语等共约14000余条。
　　
　　二、探妙的多层次、多侧面性
　　
　　毛泽东在70年的写作生涯中，总是依据社会背景、具体环境、针对的问题、接受对象、表达的思想情感，以至作品体裁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或变化，其选典的内容、形态、出处和表述方法等都有所不同。其作品用典流光溢彩、千姿百态、生机勃勃、美不胜收，许多妙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再高明的探妙之论，相对之，也是“灰色”的。唯其如此，著者煞费苦心地作多层次、多侧面的探讨。粗分有“宏观”、
　　“微观”两大层次。“宏观”指《概说》中从四个侧面对毛泽东妙用典故的“概说”：一，其妙用典故的三大缘由。二，其妙用典故的五项基本内容和九种基本形式。三，其妙用典故的手法。四，分两个层面，提出其妙用典故的十种思想风格与艺术特色。“微观”是指对所选443篇作品用典之妙作具体的探讨。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探妙”。为帮助读者到达见妙、识妙、论妙之上乘境界，著者下了更大的苦功，别出心裁“演奏”出“用典缘起”、“典故内容”、“用典探妙”三部曲。不仅简介作品的写作背景、目的、内容(诗词、楹联作品则全文引出)，还详尽列出了所用典故源、流、变中的形、例(详见前)，构成“以多辅一”的典故“亲缘串”，明晰地勾勒出所探典故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这样不仅对作品用典之妙进行分析、探讨、作理论上与实用效果上的表述，而且，让读者在典故“亲缘串”中自已在参照、比较，品味毛泽东用典的难以言传之妙。
　　
　　三、逻辑结构的严谨性
　　
　　作为A卷的《概说》，是一部自成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典故的专著，何不令其独立成书?如果从逻辑上去考察，可明显地看出A卷与B、C卷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的关系。
　　B、C卷之逐篇探妙，其前提是必须准确地确认毛泽东用典辞条。这里，取典的标准科学与否是关键。而在A卷中，则精彩地已为之提出了科学标准。《概说》是以“论典故的定义”开启中国典故研究之大门的。它纵向盘点了历史上和现今诸多界定典故定义的学说，在逐一分析评点的基础上，确认应基本遵循《辞海》的典故定义，并补充其不足，使其成为B、C卷取典的科学标准。
　　探妙须“知人论世”。在《概说》中，著者旁征博引，多侧面地凸现了作为用典主体的毛泽东其人：他读书广博精深、“通晓中国古今典籍”，且具“超乎寻常的记忆力”(A卷第47页)，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参天大树；他深刻认识了鸦片战争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现实，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并立志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拯救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胡耀邦语，A卷第59页)；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出生证”([美]罗斯·特里尔语，A卷第51页)，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位“前无古人”的伟大的用典者。他“胸藏万卷任吞吐”(A卷第77页)；“用典有雄视万代驾驭古今之妙”(第123页)，因此，“通观古今用典大家，数毛泽东为最”。毛泽东立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顶峰，登上人类智慧的高端，服务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华民族的振兴这空前宏伟壮丽的事业。毛泽东妙用典故成就之高，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理解、领会毛泽东在具体语境中用典之妙的不可或缺的大前提性的认识。
　　A卷与B、C卷间千丝万缕严密的逻辑联系，可谓处处合榫对缝，不一一罗列。
　　
　　四、学术的前沿性
　　
　　《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是著者多年研究中国典故和毛泽东妙用典故的丰硕成果的总结，其中多项成果处于中国典故研究的前沿。如：通过纵向盘点自古至今诸多界定典故定义的学说，并横向比较典故与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等之后，对《辞海》的“典故”定义作了具有“时限性”和“即时性”等方面的补充，从而确立了最为科学的典故的定义。在明确区分典故与成语等“邻居”的区别又认定其相互“融通”的情况的基础上，他又首次明确系统地提出“成语性典故”“谚语性典故”“俗语性典故”“歇后语性典故”以及“毛泽东典故文化”“聚锦参合选优式”用典法等概念。新的科学的典故定义的确立，新的概念群的提出，使是书稳稳地立于典故研究方阵的前沿。
　　诸多新型学科，力助著者诸多的前沿成果。像接受美学，让他在典故研究中拓展了新的视野，并给人以新的启迪。他依据毛泽东接受美学思想，指出说话写文章用典要看对象，要为人民大众。这原本就是毛泽东文艺美学的创新性命题，但旗帜鲜明地将其运用于典故研究中实为首见，而且只有从接受者的角度作研究，才能解释何以毛泽东的用典人见人爱。对接受者及接受过程研究的引人，使典故学的研究对象更趋完整，学科基础更加牢实。这是著者在典故研究中的又一大贡献。
　　此外，是书还首次提出建立“毛泽东典故学”的倡导，关于用典实践中的法律问题的探讨等课题。特别是著者从用典的角度，运用历史典例和有关专家学者误批岳飞《满江红》词以比照，首次系统地批驳了《沁园春要·雪》发表60余年来蒋介石及其反动文人和一批糊涂学者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帝王思想”之说，作者指出：“对妙用典故的忽略，导致对名词理解的错位，实在令人警省，而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有‘帝王思想’之说，实可以休矣!”(该书第270页)
　　
　　五、使用的方便性
　　
　　是书又是以毛泽东接受美学思想为指导编撰的典范。著者心系读者，要求“做到‘三好’，即好读、好查、好用”(A卷第183页)。为此，是书在撰写与编排体例上又有两个方面的创新突破。在撰写体例上，就微观而言，为方便读者接受理解，著者为每个具相对独立的部分，精心标上“提玄钩要”的总题和切人中心内容的副题(A卷第185页)，充分地发挥了标题的“眼睛”作用。而在资料的组织和阐述上，则有探妙的“三部曲”。特别是“以多辅一”的“典故内容”中，由某一用典及其源、流的形、例构成了典故的“亲缘串”，方便了读者举一反三、一通全通地对整串典故的理解，“自然天成”地逐步实现着学术性的积累。在编排体例上，著者更是妙作安排。为了让读者对全书内容“一览胸了然”，先设《目录概要》(或称“总目”、“简目”)。其后再有《目录细编》(或称“分目”)，以便读者进而“扫描”全书每一部分的基本内容。是书典容量高达14000余辞条，使用者若急知某一辞条所在位置，则可查阅书末的辞条《索引》。是书撰写与编排体例，无疑给各类读者，各种使用需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