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不仅是中国人担心这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这成了全世界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下滑对全世界来讲都不是好消息；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系统隐含的风险很大，不仅是房地产价格一路高企引发市场担忧，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问题也让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疑虑重重。
　　但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手是“发展是硬道理”，一手是“稳定压倒一切”，所以大体上来讲，总会摇摇摆摆。这种摇摆在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期，并不会成为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即便是经济往下回摆，也会被后续的增长推上去，不会对经济系统的稳定，乃至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特别大的冲击。
　　然而，经济一旦持续下滑，往上增长的势头不足，加上回摆，就可能导致很大的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不会囿于金融系统，而是会扩散出去。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影响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就业率尽管有所回升，但年轻人中的就业比例依旧很低。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和阶层断裂，也成为美国人心中的痛。
　　常理上讲，经济增长足够快的话，每个人相比于自己过去的境况都有改善，并且社会上升的通道很顺畅，那么每个人都看得到希望，努力工作就有回报。这也是曾经被广泛称之为“美国梦”的一个概括版本。而普通人的“中国梦”与这个“美国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换句话说，如果增长足够快，快到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并不被广泛认为是“社会不公”，这种差距就是可以容忍的。但回过头来，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尤其下滑得很厉害的时候，民众对于收入分配不公正的容忍度就会急剧降低，任何公共政策改变上的风吹草动，就可以酿成巨大的社会风暴。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以印度为例，讨论过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正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或者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会反噬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要避免此类反噬效应，就更需要维持经济增长。而要维持经济增长，就需要在巴格瓦蒂所说的“第一类改革”上下功夫。所谓“第一类改革”就是指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减贫富差距的改革。
　　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新的名词，例如“供给侧改革”和“慢就业”，其实都是经济增速放缓之后的表现。在目前利率较低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空间不是很大；而财政刺激的模式也已经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展开“第一类改革”，提振经济增长，就是考验。
　　但中国经济依旧有巨大的潜力，例如我们的城市化率才过半百，并且最近几年涌现出大量靠技术创新获益的企业，所以至少在进一步激励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两个方向上，中国的“第一类改革”还大有可为。对进一步城市化而言，要破除例如户籍制度等人为设置的障碍；对技术创新而言，法律保护要跟上去。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