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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一流”建设受到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搭便车”框架的宰制。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逆向选择抑或是搭便车理论或行为，都与人的逐利性无法分开，人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人们可能会选择最利于个体的方式行动。利益冲突蕴含利益一致，通过不同层面的制度设计和个体的德性规约等方式，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搭便车”行为能在“双一流”建设中得到有效的规避。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公地悲剧；逆向选择；搭便车；规避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4-0124-06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制度固化方式正式吹响了“双一流”建设的号角。关于“双一流”建设的内涵、目标、方式、保障路径等在学术界都得到深入探讨。然而，“纵使很多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但对于究竟何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依然在路上”[1]（P42）。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大学的特质、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学科建设范式、国际经验比鉴都是目前学术界的聚焦，学者也关注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然而，似乎对这些问题的找寻没有牵置于具体的理论和实践语境之中。本文试图从深层次的理论层面来梳理“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遭遇的困境，同时给出合适的破解思路。
一“双一流”建设：“公地悲剧”框架的陷入“公地悲剧”概念的最初阐述见于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作家哈丁《公地的悲剧》之中，虽然这一范畴在生物学领域最先得到证明，但它并没有局限于生物学领域，反而走向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之中。公地悲剧理论主张：任何理性之人都拥有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然而，公共資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人们不能无节制地对它们进行利用。如果个体追逐私欲的最大可能，就会运用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方式攫取社会资源，于是，在有限的资源空间格局内就会出现严重的恶性竞争，随着个体欲望的无限制施加，公共资源迟早会被消耗殆尽。这一理论假设已经得到了应验，如雾霾的产生、矿产资源开采导致的匮乏、石油价格的上涨等。
时空存在无限性，但任何具体的存在又是有限性存在；换言之，具体事物不可能在时间上无限延展，不可能在空间上一直延伸，否则就会侵犯他者的时空领域。从权利角度来说，如果我拥有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那么在逻辑和实践上必须肯定与我处于相似境遇中的人也拥有类似权利。哈丁设定的“公共牧场”已经预设了其不可能无限供应羊群所需要的草场资源，但作为对羊群拥有所有权的人却没有预设公共规则的存在；或者说，虽然他们感受到了这种预设，但感受到和在实践中去遵守这种预设是两个相异的理路。从利益角度来看，虽然“理性的本质就在于制定普遍的、无条件的、内在一致的原则，从而一种合理的道德所规定的原则，能够也应该独立于各种环境和条件而一切人所信奉，亦即能够一贯地为每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任何场合下所遵守”[2]（P58），但毕竟理性之人关注的理性不尽相同。如果某人仅仅关注经济理性，那么他必然求取功利的最大化；反之，如果个体聚焦社会理性，他很有可能从社会或者他者立场思考问题。然而，事情往往是，人们会从个体私利出发考量私利与公益的两难，斯时斯景中的人即使作出了私利最大化考虑，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拥有人类的诚信品质和善良仁慈之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考察更多的是基于经济人理性作出的，在这种经济学看来，作为每一个经济运行的支持者，他关注的福祉仅仅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会淡化个体以及他者的情感性需要和更为本质的精神性需求。因而，公地悲剧的出现似乎不可避免。
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现象屡见不鲜。早在“双一流”提及之前，国家就提出了“211工程”“985工程”的建设思路，在此思维导引下，一批学校得到了国家的重视，获得了来自中央和地方大量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这些学校在得到国家眷顾的同时也没有使国家失望，部分学校不仅作出了要成为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承诺，而且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的确，我们可能不便用“公地悲剧”框架来分析“211工程”或“985工程”对资源的分享和占有，但谁都不会否认它们确实享受到了资源带来的福祉。可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中，资源如果过多地让渡于“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其他学校就不可能获取更多的事实性支持。明显的例子是，按照财政部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规定，地方财政通过一般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生均经费不低于1.2万元。遵此规定，国家重点建设高校、省部共建高校、省属高校等几乎都实现了生均经费的到位，但省市共建、以市为主，即高校所在市对高校具有经费控制权以及相关治理权的学校经费拨付根本没有达到1.2万元。多言无益。都是国家所有的大学，但在资金待遇上的实质拨付却不能体现公平。追寻本质，其实资源不正是被“211工程”“985工程”过多地拥有了么？此外，地方政府经费不能拨付到位，不也正是其他产业对经费的占有么？还有，对科研项目的支持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国家级项目都倾向于给发展实力优于实力弱的大学，而对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即使项目在设计上达到了“985工程”高校教师的标准，也极有可能花落“985工程”，而不太可能给予“二本”“三本”高校。这固然与“二本”“三本”高校的“水平”有关，但有时果真是“水平”的问题么？深处高等教育的发展框架之中，我们心知肚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贾凌昌：公地悲剧·逆向选择·搭便车——“双一流”建设的困境及其规避
在“双一流”建设语境下，大家早已认识到，高校竞争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在所有资源中，人才资源特别是学科重点方向所需的高端领军人才和潜在高端人才，对任何一所高校而言，都是最为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当前，高校之间围绕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3]（P35）。结果在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如此“生动”的景象，各个高校掀起了新一轮的“挖人”高潮。本来，人才在高校之间流动是正常现象，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和行为有利于个体的成长以及人才资源的整合；但是如果为了“一己私利”而采取非正当手段强化人才的流动，与其说这是在促进“双一流”建设，毋宁说玷污了“双一流”建设的本真内涵。“双一流”建设的归宿点在于培养全面发展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具备崇高的人格、良好的知识构架、科学的思维方式、善良的道德情操。然而，在人才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部分高校已经摒弃了“做人”的原则，把道德与伦理弃于不顾。“双一流”建设是为了人之良善品格建构的，但在此“挖人”过程中，此良善品格已经被“双一流”本身所抛弃，这样的“双一流”建设是否已经失去了本真含义呢？如果是这样，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双一流”建设不是为了建设“双一流”而建设“双一流”，其根本在于促进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从而实现人的健康成长和良善发展。如果“双一流”建设摒弃了这一点，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令人怀疑的。可以说，这是目前高等教育发展中最为严重的“公地悲剧”，此种竞争在本质上并没有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性推进，反而可能对高校生态造成破坏。如果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比喻成一个圆，我们决不主张在此圆内的人才恶性流动与竞争，因为这本身并没有促进这个圆的容量的增大；相反，我们高扬高校的自主培育，这才是“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之道。 “在每一件经济的交易里，总有一种交易的冲突，因为每个参加者总想尽可能地取多予少。然而每个人只有依赖别人，才能生存或成功。因此他们必须建成实际可行的协议。由于这种协议不是完全可能自愿地做到，就总得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强制来判断纠纷。”[4]（P138）故而出台强制性政策是必要的，国家在“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制定上应该在体现公平性的前提下给予倾斜。按照“双一流”建设的普遍性规则，中西部高校由于“先天性”不足在与高等教育发达地区比拼时很难获得一席之地，此种政策的普遍性看似公平，然而在执行中会越发加剧高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能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所以必须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必要的倾斜。同时，政府应在资源的分配上对不同产业、不同高校给予合理的边界设定。此外，制度也需要规范人才的合理流动，高校亦需在人才的培育上以良善的竞争方式进行，对个别高校的极端竞争做法教育主管部门应予以纠正，要学会用积极的方式规范和引进人才，如马敏所建议的，可以理顺不同类别的人才计划，建立国家高层次人才流动的统筹机构，避免高校采取极端做法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设立人才流动补偿办法等。高校决不能因人才的竞争而丧失“做人”的底线，避免使自己成为“经济人”，把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责任感嵌入治理主体的心灵框架之中。
二“双一流”建设：逆向选择宰制的形成乔治·阿克劳夫是逆向选择理论的开创者，在其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以旧车市场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在旧车市场，旧车的拥有者知道车的质量和价格标准，但是需求方却不清楚。由于人的逐利性，卖方完全有可能以最差的产品来取悦于需求者，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然而，需求者并不是完全信息的陌生人，他们可能不清楚旧车的确切质量，而只是了解某一类车的大致质量和价格，于是对需求者来说，他们更愿意以平均中等价格购买旧车。这样一来，极有可能使一些在价值上高于中等价格的旧车离开交易场所。此后的循环是，随着质量好的车退出市场，需求方必然减损价值预期，从而使稍微好些的车继续离开市场。结果是，市场成为最差质量车的交易所，最终极有可能导致所有的旧车都无法卖出。此过程被称为逆向选择。其实，逆向选择过程不只呈现在旧车市场领域中，在一个市场不是相对完善的体系中，新产品的生产也面临这一问题。如玩具市场，由于卖方掌握完全的玩具质量信息，而需求方不清楚玩具的产品质量和价值，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使供给方供给的玩具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驱逐质量好的产品，但却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于是，那些本来生产质量好的竞争者就可能转而寻求生产劣质的产品，从而进一步加剧玩具市场劣质的恶性循环。
作为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逆向选择不仅在理论上受到了吹捧，而且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空间。至关重要的是，它在经济实践中得到了最真实的表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逆向选择更多地契合了中国社会语境，似乎更应该放置到中国经济社会治理的宏观以及微观背景中进行检视。由于社会交往以及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信息失衡或不对称在所有交往领域都获得了呈现，凡是发生交往的地方必然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隔行如隔山”表达了这一观点。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普遍性状态决定了逆向选择的生成。逆向选择是基于交易双方的信息掌握程度来说的。在特定的交易状态中，除非双方都处于相对固化与熟悉的交易领域，否则必然是交易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处于信息位阶高的一方会因其信息优势而使自己得益，从而使具体交易中的他方受损；但也的确有一种可能，即交易双方都是完全信息掌握者。比如交易双方是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不可能进行相互的欺诈，这时，质量好的旧车可能就不再会退出旧车市场。故而有时，信息的不对称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出现逆向选择，因此，逆向选择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信任问题。“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损害了买方的信任时，逆向选择才会发生。信任是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这两个现象的中间环节，而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逆向选择是由信任缺失所導致的，逆向选择本质上是信任问题，这也正是Akerlof结论部分的意义所在。”[5]（P82）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势中，“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实力的水平，而科研的承担者是教师，因而，“双一流”建设中的科研竞争本质依然是人才的竞争。换言之，科研人员的数量、质量、结构、自然或社会式变迁预设了高校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然而，以逆向选择看高校科研队伍现实，忧愁怦然击入我们的内心。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调研表明，虽然有的学校冠以重点大学的名号，但具体到高校所在的二级单位，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寥寥可数，“二八定律”能对此进行表达。而在“二本”和“三本”高校，从事科研的人员更是寥若晨星。甚至有人说，从事科研的教师已经成为高校的特殊群体了，他们俨然已经成了“怪人”，而从事教学和管理的人员反而成了正常人。在这些院校，除了应对上课等任务之外，相当部分的教师在校外从事兼职活动。大学的确具有社会服务功能，但这是有前提的，即教师必须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条件下方可从事兼职活动。然而，反观高校，相当数量的教师已经将工作“本末倒置”，本职工作成为兼职工作，兼职工作反倒成了本职工作。由于兼职工作更加容易获取物质利益，于是对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来说，除非有坚定的意志、对科研存有极端的热爱，否则他们很有可能从科研工作中脱离出来，从而走上兼职领域。这样一来，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会越来越少，从事兼职的人反而会越来越多，这正是高校教师面临的逆向选择。
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国家和高校来说，主要是在制度上无法为教师提供良善的预期。譬如对于职称评定，由于有的学校并没有获得评审的自主权，高级职称比例受到了严格的人数限制。考察相关学校，我惊讶地得知，有的学校每年晋升教授的名额只有2个。这样一来，就几乎为一直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关闭了通道。虽然名额限制可能有利于对教师形成激励，能让教师更加努力地从事科研工作，但无法否认国家或高校在制度设计上尚未能为教师提供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的更多的晋升性空间。正如吉登斯对卢曼评价时指出的：“按照卢曼的观点，就信任而论，个人在决定进行某一特定的活动时，总是在心中揣摩着其他可能性。如某人在买一辆旧车而不是一辆新车时，就冒着将买到一件废品的风险。”[6]（P28）如此一来，教师就极有可能遮蔽一种可能性，而打开另一种可能性，这就为教师从事他种活动提供了缺口。退而言之，即使科研人员没有选择离开科研岗位，但如果类似氛围一直在高校萦绕，学校百般努力培养的人完全有可能因为科研氛围的式微从而造成人才的流失。一旦这一局面形成，试图再进行制度性或德性挽救就变得更加困难。 制度设计和德性内置能规避“双一流”建设中的逆向选择。由于对一所高校了解程度的不同、知识要素的限制、狭隘的利己主义的约束，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制度执行的监控者和制度的规约客体之间也处于信息的沟壑之中，信息的不对称、利益架构的冲突也是通常情形，因而，在制度设计之时就需要对诸如此类要素进行认真考虑。同时，“双一流”建设制度设计应该重建人们的预期，国家要秉持开放性思维，实质性地给予高校以自主权，在给予教师必要的激励时尽可能地打开教师晋升的通道。再者，教师也要加强自身的德性建设，以德性意志的坚定抑制个体的非理性与情感性欲望。高校要教育并引导教师本身加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从高等教育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强化教师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告诉教师要学会坚持自己的目标判断，尽管在此中外界的环境以及内在的不合理动机有时会把自己拖回到预期的反面，但作为人之重要的就是拥有自我控制能力，学会在自控中走向自己的梦想。
三“双一流”建设：“搭便车”行为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曼柯·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析解了“搭便车”理论。这一理论表明，在共同体或一个特定集体的行动过程中，任何个体和追求效益的组织都意愿从公共资源中获取功利性价值，但却不希望为社会和他者供给产品，也不希望担负其他组织为生产公共物品所付出的成本。“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7]（P2）经过演绎，奥尔森得出，在利益共同体中，有些人并不想付出行动，但却意欲获得更大的收益。特别是在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中，如果非特定的人通过支付获取了利益，但他者却可以不经过必要的支付获取利益，有时某一个体会隐蔽本身的价值取向和产品偏好，从而不支付或者不愿意为此而支付代价，但却在他者支付后享受其带来的益处。这即是搭便车现象。
搭便车理论的设定前提是要阐释什么是公共产品。的确，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是公共物品，比如家庭用品、卖场摆放的商品，但确实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无形的公共产品如制度、教育资源，有形的如免费的游乐场、交通设施等。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借助公共资源，同时其在建构中也使高等教育本身成为公共资源的供给者。因此，高校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搭便车现象也难以避免。在此过程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高校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出台上的雷同化。简单之例是，在国务院递交“双一流”建设方案后，各个省级行政机构也出台了类似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在搭中央政府关于“双一流”建设方案的便车，另一方面，也存在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搭便车的嫌疑。具体言之，国务院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是最高维度的关于大学如何发展和学科怎么建设的方案，这一方案是基于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与水平的平均考量，其考虑的是大学与学科发展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中央政府不可能从微观而只可能从宏观层面来设定“双一流”建设政策与制度的供给，这一点决定了中央政府不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区域，它仅作为宏观意义上的指导性意见而存在。这时，对地方政府来说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较快的地区有可能会设定超出国务院基于平均水平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从而更好地促进地方区域的“双一流”建设，从此维度来说，并不存在地方政府搭中央政府便车之嫌；二是地方政府搭中央政府的便车行为，即相当多的区域会把高校发展限定于国务院出台的“双一流”之中，以此为蓝本制定相关的执行性细化性方案，从而名正言顺地搭上中央政府的便车。
一流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至今为止形成的學科门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基于科研成果的总结而渐渐形成的，一个学科的生成意味着背后重大科研成果的支持。某一学科能否成为一流学科的关键在于科研成果能否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是否在某一领域超越了前人，是否存在重大的科学发现。经过多年的积累，在国家的支持和学者们的努力下，我国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和施一公在“聚光灯”下取得世界级突破等都是明证。然而，我国的学科建设从总体上来说依然薄弱，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建设更是如此。不可否认，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演绎，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国内学术创新热情高涨，科研创新成果日渐增多，但较之于西方在当代思想上的深度与广泛供给，我们提升的空间依然很大。曾有人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两类人——“西人”和“死人”。言下之意是，国内学者更愿意研究西方人和中国古代人，而少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比如关于中国的哲学研究，通过检索不难看出，文本的原创性少之又少。对“西人”和“古人”的研究是学术训练的必要，但这不能摆脱搭西方和古人“便车”的嫌疑，学者藉此实现学术的华丽缔造和美丽转身。
最近，有学者用“殖民”概念对学科建设“搭便车”进行了表达。“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双重殖民’，一方面来自其他学科的‘殖民’，一方面来自国外的‘殖民’。前一个‘殖民’导致教育学立场的缺失，后一个‘殖民’导致中国立场的缺失。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双重殖民’的情况也存在。就他国的‘殖民’来说，其实高等教育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等，在国际交流中，中国高等教育学受到了国外的‘殖民’。”[8]（P17-19）姑且不论使用“殖民”这一概念是否妥当，其表达的显然与“搭便车”观点存在类似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场合提到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范畴，这是基于经济全球化而作出的重要判断。其实，学科发展与科学研究也处于共同体之中。既然如此，学科发展中的他国借鉴和他学科学习就是必要的，但在此中我们必须避免“一人沉默致使集体沉默”情势的出现。如果只想着“搭车”而不想“超车”，我们的学科建设必将是虚妄的。毕竟，任何研究必然是基于本土而又要超越本土的。“由于教育主要代表社会的一种有意的努力，即社会保存那些它认为对它的持存来说十分珍贵和根本的东西的努力，因此，教育的本性和组织显然必定要受到一国民族特性的强烈影响，并为这一民族无数其他因素所模塑。”[9]（P240）再进一步想，如果学科建设都存在“搭便车”的现象，那么，“双一流”建设中的创新又如何展开呢？ “双一流”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从暂时性角度来看似乎是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毕竟有时，“搭便车”行为能节约因探索而付出的时间、物力和财力成本，能有效回避因为思索不足而带来的收益风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是要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搭便车”现象进行制度化约束。奥尔森指出：“除非在集团成员同意分担实现集团目标所需的成本的情况下给予他们不同于共同或集团利益的独立的激励，或者除非强迫他们这么做，不然的话，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使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7]（P3）这要求“双一流”建设制度在制定上具有合理性。一则，各区域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要遵循国家政策，但也要紧密结合本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措施，不能完全照搬和模仿中央政策；二则，高校要对“搭便车”现象进行全面立体而准确的把握，形成既能调动个体积极性又能促进高校共同体发展的机制。要加强组织和成员的选择性激励，而不能进行一般性普遍性集体性激励。换言之，各个层面的政策设计在约束不同层面时要遵循无行动无收益原则。当然，还需要设定政策执行的监督程序。唯此，包括地方政府、高校以及成员在内的“搭便车”行为才会减少，“双一流”建设才可能取得实质性推进。
四结语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逆向选择抑或是搭便车理论或行为，都与人的逐利性以及人自身的本性分不开。人作为经济理性的动物这点决定了人们可能会选择最有利于个体的方式行动。“每个人就其本性而言都力求满足其自身的欲望。但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至少有很强的理由可以认为一个相互破坏的无政府状态就会随之而来。”[2]（P29）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如此悲观。如果人的确是自私的动物，拥有绝对自私的基因，那么一种合作类型的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建构；然而，利益冲突的存在即意味着利益一致的达成，尤其是在现今时代更是如此。霍布斯曾剖析了人之本性的自私性问题，但却设想了这样的假定：第一，即使人们是自私的，人们总是相信，和平相处与有序合作比冲突更加有益；第二，人因为有理智性和认知性能力，故而能够看到合作的优势，并会选择有效措施促使某种合作的形成；而且为了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固然人们可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私利，但却有制度、人类的理性与规则对其行为加以规范。“双一流”建设不可避免地遭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困境性要素的宰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高等教育在发展中才存在类似的境遇，任何事物的成长都必然如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勇敢地面对这些成长中出现的问题，继而以壮士斷腕的勇气找寻到破解这些问题的方式。善于“绝处逢生”，力争拔地而起。“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远大梦想，也是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方式。作为学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此种境遇中敢于“解剖麻雀”，从而找到“治疗”高等教育“麻雀”的配方。这一配方虽然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但毕竟是在走向“双一流”建设的大道上。如果我们能为此贡献点滴，我们亦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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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制度固化方式正式吹响了“双一流”建设的号角。关于“双一流”建设的内涵、目标、方式、保障路径等在学术界都得到深入探讨。然而，“纵使很多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但对于究竟何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依然在路上”[1]（P42）。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大学的特质、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学科建设范式、国际经验比鉴都是目前学术界的聚焦，学者也关注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然而，似乎对这些问题的找寻没有牵置于具体的理论和实践语境之中。本文试图从深层次的理论层面来梳理“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遭遇的困境，同时给出合适的破解思路。
一“双一流”建设：“公地悲剧”框架的陷入“公地悲剧”概念的最初阐述见于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作家哈丁《公地的悲剧》之中，虽然这一范畴在生物学领域最先得到证明，但它并没有局限于生物学领域，反而走向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之中。公地悲剧理论主张：任何理性之人都拥有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然而，公共資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人们不能无节制地对它们进行利用。如果个体追逐私欲的最大可能，就会运用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方式攫取社会资源，于是，在有限的资源空间格局内就会出现严重的恶性竞争，随着个体欲望的无限制施加，公共资源迟早会被消耗殆尽。这一理论假设已经得到了应验，如雾霾的产生、矿产资源开采导致的匮乏、石油价格的上涨等。
时空存在无限性，但任何具体的存在又是有限性存在；换言之，具体事物不可能在时间上无限延展，不可能在空间上一直延伸，否则就会侵犯他者的时空领域。从权利角度来说，如果我拥有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那么在逻辑和实践上必须肯定与我处于相似境遇中的人也拥有类似权利。哈丁设定的“公共牧场”已经预设了其不可能无限供应羊群所需要的草场资源，但作为对羊群拥有所有权的人却没有预设公共规则的存在；或者说，虽然他们感受到了这种预设，但感受到和在实践中去遵守这种预设是两个相异的理路。从利益角度来看，虽然“理性的本质就在于制定普遍的、无条件的、内在一致的原则，从而一种合理的道德所规定的原则，能够也应该独立于各种环境和条件而一切人所信奉，亦即能够一贯地为每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任何场合下所遵守”[2]（P58），但毕竟理性之人关注的理性不尽相同。如果某人仅仅关注经济理性，那么他必然求取功利的最大化；反之，如果个体聚焦社会理性，他很有可能从社会或者他者立场思考问题。然而，事情往往是，人们会从个体私利出发考量私利与公益的两难，斯时斯景中的人即使作出了私利最大化考虑，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拥有人类的诚信品质和善良仁慈之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考察更多的是基于经济人理性作出的，在这种经济学看来，作为每一个经济运行的支持者，他关注的福祉仅仅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会淡化个体以及他者的情感性需要和更为本质的精神性需求。因而，公地悲剧的出现似乎不可避免。
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现象屡见不鲜。早在“双一流”提及之前，国家就提出了“211工程”“985工程”的建设思路，在此思维导引下，一批学校得到了国家的重视，获得了来自中央和地方大量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这些学校在得到国家眷顾的同时也没有使国家失望，部分学校不仅作出了要成为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承诺，而且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的确，我们可能不便用“公地悲剧”框架来分析“211工程”或“985工程”对资源的分享和占有，但谁都不会否认它们确实享受到了资源带来的福祉。可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中，资源如果过多地让渡于“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其他学校就不可能获取更多的事实性支持。明显的例子是，按照财政部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规定，地方财政通过一般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生均经费不低于1.2万元。遵此规定，国家重点建设高校、省部共建高校、省属高校等几乎都实现了生均经费的到位，但省市共建、以市为主，即高校所在市对高校具有经费控制权以及相关治理权的学校经费拨付根本没有达到1.2万元。多言无益。都是国家所有的大学，但在资金待遇上的实质拨付却不能体现公平。追寻本质，其实资源不正是被“211工程”“985工程”过多地拥有了么？此外，地方政府经费不能拨付到位，不也正是其他产业对经费的占有么？还有，对科研项目的支持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国家级项目都倾向于给发展实力优于实力弱的大学，而对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即使项目在设计上达到了“985工程”高校教师的标准，也极有可能花落“985工程”，而不太可能给予“二本”“三本”高校。这固然与“二本”“三本”高校的“水平”有关，但有时果真是“水平”的问题么？深处高等教育的发展框架之中，我们心知肚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贾凌昌：公地悲剧·逆向选择·搭便车——“双一流”建设的困境及其规避
在“双一流”建设语境下，大家早已认识到，高校竞争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在所有资源中，人才资源特别是学科重点方向所需的高端领军人才和潜在高端人才，对任何一所高校而言，都是最为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当前，高校之间围绕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3]（P35）。结果在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如此“生动”的景象，各个高校掀起了新一轮的“挖人”高潮。本来，人才在高校之间流动是正常现象，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和行为有利于个体的成长以及人才资源的整合；但是如果为了“一己私利”而采取非正当手段强化人才的流动，与其说这是在促进“双一流”建设，毋宁说玷污了“双一流”建设的本真内涵。“双一流”建设的归宿点在于培养全面发展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具备崇高的人格、良好的知识构架、科学的思维方式、善良的道德情操。然而，在人才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部分高校已经摒弃了“做人”的原则，把道德与伦理弃于不顾。“双一流”建设是为了人之良善品格建构的，但在此“挖人”过程中，此良善品格已经被“双一流”本身所抛弃，这样的“双一流”建设是否已经失去了本真含义呢？如果是这样，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双一流”建设不是为了建设“双一流”而建设“双一流”，其根本在于促进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从而实现人的健康成长和良善发展。如果“双一流”建设摒弃了这一点，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令人怀疑的。可以说，这是目前高等教育发展中最为严重的“公地悲剧”，此种竞争在本质上并没有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性推进，反而可能对高校生态造成破坏。如果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比喻成一个圆，我们决不主张在此圆内的人才恶性流动与竞争，因为这本身并没有促进这个圆的容量的增大；相反，我们高扬高校的自主培育，这才是“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之道。 “在每一件经济的交易里，总有一种交易的冲突，因为每个参加者总想尽可能地取多予少。然而每个人只有依赖别人，才能生存或成功。因此他们必须建成实际可行的协议。由于这种协议不是完全可能自愿地做到，就总得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强制来判断纠纷。”[4]（P138）故而出台强制性政策是必要的，国家在“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制定上应该在体现公平性的前提下给予倾斜。按照“双一流”建设的普遍性规则，中西部高校由于“先天性”不足在与高等教育发达地区比拼时很难获得一席之地，此种政策的普遍性看似公平，然而在执行中会越发加剧高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能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所以必须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必要的倾斜。同时，政府应在资源的分配上对不同产业、不同高校给予合理的边界设定。此外，制度也需要规范人才的合理流动，高校亦需在人才的培育上以良善的竞争方式进行，对个别高校的极端竞争做法教育主管部门应予以纠正，要学会用积极的方式规范和引进人才，如马敏所建议的，可以理顺不同类别的人才计划，建立国家高层次人才流动的统筹机构，避免高校采取极端做法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设立人才流动补偿办法等。高校决不能因人才的竞争而丧失“做人”的底线，避免使自己成为“经济人”，把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责任感嵌入治理主体的心灵框架之中。
二“双一流”建设：逆向选择宰制的形成乔治·阿克劳夫是逆向选择理论的开创者，在其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以旧车市场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在旧车市场，旧车的拥有者知道车的质量和价格标准，但是需求方却不清楚。由于人的逐利性，卖方完全有可能以最差的产品来取悦于需求者，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然而，需求者并不是完全信息的陌生人，他们可能不清楚旧车的确切质量，而只是了解某一类车的大致质量和价格，于是对需求者来说，他们更愿意以平均中等价格购买旧车。这样一来，极有可能使一些在价值上高于中等价格的旧车离开交易场所。此后的循环是，随着质量好的车退出市场，需求方必然减损价值预期，从而使稍微好些的车继续离开市场。结果是，市场成为最差质量车的交易所，最终极有可能导致所有的旧车都无法卖出。此过程被称为逆向选择。其实，逆向选择过程不只呈现在旧车市场领域中，在一个市场不是相对完善的体系中，新产品的生产也面临这一问题。如玩具市场，由于卖方掌握完全的玩具质量信息，而需求方不清楚玩具的产品质量和价值，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使供给方供给的玩具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驱逐质量好的产品，但却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于是，那些本来生产质量好的竞争者就可能转而寻求生产劣质的产品，从而进一步加剧玩具市场劣质的恶性循环。
作为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逆向选择不仅在理论上受到了吹捧，而且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空间。至关重要的是，它在经济实践中得到了最真实的表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逆向选择更多地契合了中国社会语境，似乎更应该放置到中国经济社会治理的宏观以及微观背景中进行检视。由于社会交往以及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信息失衡或不对称在所有交往领域都获得了呈现，凡是发生交往的地方必然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隔行如隔山”表达了这一观点。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普遍性状态决定了逆向选择的生成。逆向选择是基于交易双方的信息掌握程度来说的。在特定的交易状态中，除非双方都处于相对固化与熟悉的交易领域，否则必然是交易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处于信息位阶高的一方会因其信息优势而使自己得益，从而使具体交易中的他方受损；但也的确有一种可能，即交易双方都是完全信息掌握者。比如交易双方是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不可能进行相互的欺诈，这时，质量好的旧车可能就不再会退出旧车市场。故而有时，信息的不对称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出现逆向选择，因此，逆向选择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信任问题。“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损害了买方的信任时，逆向选择才会发生。信任是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这两个现象的中间环节，而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逆向选择是由信任缺失所導致的，逆向选择本质上是信任问题，这也正是Akerlof结论部分的意义所在。”[5]（P82）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势中，“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实力的水平，而科研的承担者是教师，因而，“双一流”建设中的科研竞争本质依然是人才的竞争。换言之，科研人员的数量、质量、结构、自然或社会式变迁预设了高校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然而，以逆向选择看高校科研队伍现实，忧愁怦然击入我们的内心。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调研表明，虽然有的学校冠以重点大学的名号，但具体到高校所在的二级单位，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寥寥可数，“二八定律”能对此进行表达。而在“二本”和“三本”高校，从事科研的人员更是寥若晨星。甚至有人说，从事科研的教师已经成为高校的特殊群体了，他们俨然已经成了“怪人”，而从事教学和管理的人员反而成了正常人。在这些院校，除了应对上课等任务之外，相当部分的教师在校外从事兼职活动。大学的确具有社会服务功能，但这是有前提的，即教师必须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条件下方可从事兼职活动。然而，反观高校，相当数量的教师已经将工作“本末倒置”，本职工作成为兼职工作，兼职工作反倒成了本职工作。由于兼职工作更加容易获取物质利益，于是对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来说，除非有坚定的意志、对科研存有极端的热爱，否则他们很有可能从科研工作中脱离出来，从而走上兼职领域。这样一来，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会越来越少，从事兼职的人反而会越来越多，这正是高校教师面临的逆向选择。
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国家和高校来说，主要是在制度上无法为教师提供良善的预期。譬如对于职称评定，由于有的学校并没有获得评审的自主权，高级职称比例受到了严格的人数限制。考察相关学校，我惊讶地得知，有的学校每年晋升教授的名额只有2个。这样一来，就几乎为一直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关闭了通道。虽然名额限制可能有利于对教师形成激励，能让教师更加努力地从事科研工作，但无法否认国家或高校在制度设计上尚未能为教师提供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的更多的晋升性空间。正如吉登斯对卢曼评价时指出的：“按照卢曼的观点，就信任而论，个人在决定进行某一特定的活动时，总是在心中揣摩着其他可能性。如某人在买一辆旧车而不是一辆新车时，就冒着将买到一件废品的风险。”[6]（P28）如此一来，教师就极有可能遮蔽一种可能性，而打开另一种可能性，这就为教师从事他种活动提供了缺口。退而言之，即使科研人员没有选择离开科研岗位，但如果类似氛围一直在高校萦绕，学校百般努力培养的人完全有可能因为科研氛围的式微从而造成人才的流失。一旦这一局面形成，试图再进行制度性或德性挽救就变得更加困难。 制度设计和德性内置能规避“双一流”建设中的逆向选择。由于对一所高校了解程度的不同、知识要素的限制、狭隘的利己主义的约束，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制度执行的监控者和制度的规约客体之间也处于信息的沟壑之中，信息的不对称、利益架构的冲突也是通常情形，因而，在制度设计之时就需要对诸如此类要素进行认真考虑。同时，“双一流”建设制度设计应该重建人们的预期，国家要秉持开放性思维，实质性地给予高校以自主权，在给予教师必要的激励时尽可能地打开教师晋升的通道。再者，教师也要加强自身的德性建设，以德性意志的坚定抑制个体的非理性与情感性欲望。高校要教育并引导教师本身加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从高等教育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强化教师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告诉教师要学会坚持自己的目标判断，尽管在此中外界的环境以及内在的不合理动机有时会把自己拖回到预期的反面，但作为人之重要的就是拥有自我控制能力，学会在自控中走向自己的梦想。
三“双一流”建设：“搭便车”行为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曼柯·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析解了“搭便车”理论。这一理论表明，在共同体或一个特定集体的行动过程中，任何个体和追求效益的组织都意愿从公共资源中获取功利性价值，但却不希望为社会和他者供给产品，也不希望担负其他组织为生产公共物品所付出的成本。“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7]（P2）经过演绎，奥尔森得出，在利益共同体中，有些人并不想付出行动，但却意欲获得更大的收益。特别是在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中，如果非特定的人通过支付获取了利益，但他者却可以不经过必要的支付获取利益，有时某一个体会隐蔽本身的价值取向和产品偏好，从而不支付或者不愿意为此而支付代价，但却在他者支付后享受其带来的益处。这即是搭便车现象。
搭便车理论的设定前提是要阐释什么是公共产品。的确，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是公共物品，比如家庭用品、卖场摆放的商品，但确实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无形的公共产品如制度、教育资源，有形的如免费的游乐场、交通设施等。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借助公共资源，同时其在建构中也使高等教育本身成为公共资源的供给者。因此，高校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搭便车现象也难以避免。在此过程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高校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出台上的雷同化。简单之例是，在国务院递交“双一流”建设方案后，各个省级行政机构也出台了类似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在搭中央政府关于“双一流”建设方案的便车，另一方面，也存在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搭便车的嫌疑。具体言之，国务院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是最高维度的关于大学如何发展和学科怎么建设的方案，这一方案是基于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与水平的平均考量，其考虑的是大学与学科发展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中央政府不可能从微观而只可能从宏观层面来设定“双一流”建设政策与制度的供给，这一点决定了中央政府不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区域，它仅作为宏观意义上的指导性意见而存在。这时，对地方政府来说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较快的地区有可能会设定超出国务院基于平均水平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从而更好地促进地方区域的“双一流”建设，从此维度来说，并不存在地方政府搭中央政府便车之嫌；二是地方政府搭中央政府的便车行为，即相当多的区域会把高校发展限定于国务院出台的“双一流”之中，以此为蓝本制定相关的执行性细化性方案，从而名正言顺地搭上中央政府的便车。
一流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至今为止形成的學科门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基于科研成果的总结而渐渐形成的，一个学科的生成意味着背后重大科研成果的支持。某一学科能否成为一流学科的关键在于科研成果能否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是否在某一领域超越了前人，是否存在重大的科学发现。经过多年的积累，在国家的支持和学者们的努力下，我国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和施一公在“聚光灯”下取得世界级突破等都是明证。然而，我国的学科建设从总体上来说依然薄弱，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建设更是如此。不可否认，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演绎，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国内学术创新热情高涨，科研创新成果日渐增多，但较之于西方在当代思想上的深度与广泛供给，我们提升的空间依然很大。曾有人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两类人——“西人”和“死人”。言下之意是，国内学者更愿意研究西方人和中国古代人，而少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比如关于中国的哲学研究，通过检索不难看出，文本的原创性少之又少。对“西人”和“古人”的研究是学术训练的必要，但这不能摆脱搭西方和古人“便车”的嫌疑，学者藉此实现学术的华丽缔造和美丽转身。
最近，有学者用“殖民”概念对学科建设“搭便车”进行了表达。“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双重殖民’，一方面来自其他学科的‘殖民’，一方面来自国外的‘殖民’。前一个‘殖民’导致教育学立场的缺失，后一个‘殖民’导致中国立场的缺失。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双重殖民’的情况也存在。就他国的‘殖民’来说，其实高等教育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等，在国际交流中，中国高等教育学受到了国外的‘殖民’。”[8]（P17-19）姑且不论使用“殖民”这一概念是否妥当，其表达的显然与“搭便车”观点存在类似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场合提到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范畴，这是基于经济全球化而作出的重要判断。其实，学科发展与科学研究也处于共同体之中。既然如此，学科发展中的他国借鉴和他学科学习就是必要的，但在此中我们必须避免“一人沉默致使集体沉默”情势的出现。如果只想着“搭车”而不想“超车”，我们的学科建设必将是虚妄的。毕竟，任何研究必然是基于本土而又要超越本土的。“由于教育主要代表社会的一种有意的努力，即社会保存那些它认为对它的持存来说十分珍贵和根本的东西的努力，因此，教育的本性和组织显然必定要受到一国民族特性的强烈影响，并为这一民族无数其他因素所模塑。”[9]（P240）再进一步想，如果学科建设都存在“搭便车”的现象，那么，“双一流”建设中的创新又如何展开呢？ “双一流”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从暂时性角度来看似乎是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毕竟有时，“搭便车”行为能节约因探索而付出的时间、物力和财力成本，能有效回避因为思索不足而带来的收益风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是要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搭便车”现象进行制度化约束。奥尔森指出：“除非在集团成员同意分担实现集团目标所需的成本的情况下给予他们不同于共同或集团利益的独立的激励，或者除非强迫他们这么做，不然的话，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使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7]（P3）这要求“双一流”建设制度在制定上具有合理性。一则，各区域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要遵循国家政策，但也要紧密结合本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措施，不能完全照搬和模仿中央政策；二则，高校要对“搭便车”现象进行全面立体而准确的把握，形成既能调动个体积极性又能促进高校共同体发展的机制。要加强组织和成员的选择性激励，而不能进行一般性普遍性集体性激励。换言之，各个层面的政策设计在约束不同层面时要遵循无行动无收益原则。当然，还需要设定政策执行的监督程序。唯此，包括地方政府、高校以及成员在内的“搭便车”行为才会减少，“双一流”建设才可能取得实质性推进。
四结语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逆向选择抑或是搭便车理论或行为，都与人的逐利性以及人自身的本性分不开。人作为经济理性的动物这点决定了人们可能会选择最有利于个体的方式行动。“每个人就其本性而言都力求满足其自身的欲望。但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至少有很强的理由可以认为一个相互破坏的无政府状态就会随之而来。”[2]（P29）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如此悲观。如果人的确是自私的动物，拥有绝对自私的基因，那么一种合作类型的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建构；然而，利益冲突的存在即意味着利益一致的达成，尤其是在现今时代更是如此。霍布斯曾剖析了人之本性的自私性问题，但却设想了这样的假定：第一，即使人们是自私的，人们总是相信，和平相处与有序合作比冲突更加有益；第二，人因为有理智性和认知性能力，故而能够看到合作的优势，并会选择有效措施促使某种合作的形成；而且为了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固然人们可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私利，但却有制度、人类的理性与规则对其行为加以规范。“双一流”建设不可避免地遭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困境性要素的宰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高等教育在发展中才存在类似的境遇，任何事物的成长都必然如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勇敢地面对这些成长中出现的问题，继而以壮士斷腕的勇气找寻到破解这些问题的方式。善于“绝处逢生”，力争拔地而起。“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远大梦想，也是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方式。作为学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此种境遇中敢于“解剖麻雀”，从而找到“治疗”高等教育“麻雀”的配方。这一配方虽然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但毕竟是在走向“双一流”建设的大道上。如果我们能为此贡献点滴，我们亦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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