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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者对工业化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其中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是工业化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国早期的经济学者多倾向于私人主导，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抗战爆发前后，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统制经济思潮成为主流，经济学者又倾向于政府主导工业化。抗战结束，私人资本的地位重新受到重视。但在私人政府何者为工业化主导的问题上，民国经济学者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虽然如此，他们的讨论对当今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 工业化理论 主导力量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洋务运动，但对工业化理论的探索却是始于民国。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是民国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民国经济学者的总体观点因为时期不同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大致经历了由私人到政府再到私人的转变历程。
一、民国前期：私人发动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政府十分重视实业，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但中央财政收入却一直十分窘迫。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一开始就以举债度日，后来的北京政府虽然财政收入呈缓慢增加态势，但总体也是入不敷出，所以，民国初年政府根本无力建设经济。然而私人资本却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处于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自由发展阶段。于此相对应，经济思想界倾向于利用私人资本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马寅初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寅初的支持私人资本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本神圣”论。他认为，与中国的劳动力相比，中国资本缺乏，所以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增。而生产需要劳动与资本相结合，故发展生产力不是在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劳动上做文章，而是要着眼于资本的筹集。他还认为，工人贫困的原因在于人口增加的同时资本不能增加，中国分配不均只是生产不足的表现，而决不是因为资本过剩。所以“与其谓资本万恶，毋宁谓资本神圣。”
在资本神圣论的基础上，他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他认为，政府在某些方面做不到的，私人可以办到，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有资本的人，拿出资本来开办生产事业。但是，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的资本家，能勉强称得上资本家的人又寥寥无几。靠这部分人来经营实业，资本肯定十分有限。因此，我们现在不仅要保护资本家，还要发展大资本。所以马寅初认为没有必要对各公司的资本加以限制。
同时支持私人力量主导工业化的还有梁子范。他指出，在工业化中“公经济多流于不经济”。他认为，国有化不仅生产效率低下，在政治上也无好处。相对而言，私有经济才是“过去一百年经济进步的源泉”。丁文江认为中国不具备政府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那种“以为用统制经济的政策，可以促进政治的统一，缩小外国的势力，改良行政的系统”，从而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想法“不但是舍本逐末、反因为果，而且是病急乱投医。”胡适则从他一贯的哲学立场，支持“小政府、大社会”。他认为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换句话说，此时政府的权力只有警察权，只要能维持治安，别的建设事业都可以暂时不管。
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的理论对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进行了批评，大力主张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他认为，在私人与政府何者为主导的问题上，要视以下三个标准而定：资本是否合理而平衡地增加；经济能否对景气的变动作出适当的调节；社会财富能否得到公平的分配。通过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在这三方面均不如自由经济，统制经济只是权益之计，自由经济才是长久之方。
民国前期，私人资本受到重视，主张通过私人力量来发动工业化的学者明显体现出自由经济的倾向。他们之中，有的秉承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有的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灵感，有的则从民族主义近代化和实用理性立场出发，强调私人企业在工业化的重要作用。其中有些观点很具有启发意义，其影响甚至绵延至中国当代学者。但这一思潮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日渐式微。
二、抗战时期：政府发动
20世纪30年代初，统制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有些先前怀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转而支持统制经济。在统制经济下的工业化实际上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发动的工业化，
统制经济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并非源自民间经济学者的建议，而是首先发端于官方。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中华民国一成立，政府便把工业化作为工作重心。与工业化一起提出来的还有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总理遗愿”只是一个方面。为了尽快结束近代以来的长期混乱的局面，使经济步入正轨，也为了执政者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统制成为民国政府的选择。另外，西方主要资本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普遍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导致学者对政府力量采取认可态度的还有德国的经验。除了这些因素，当时中国面临着全面爆发战争的可能，于是统制经济不仅为官方的选择，也成为大部分中国经济学者的共识。到1933年10月宋子文从欧美各国访问归来主张实施统制经济的时候，自由主义思潮已悄然退却，经济统制之风迅速席卷整个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家纷纷鼓吹统制经济。
马寅初在《中国经济改造》一书中提出：“中国欲以自由竞争政策发展实业，势已不能。然则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之一途，显然可见。”在他看来，实行统制经济至少有如下七条理由：①战争的威胁使得人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政府可以因势利导，“领导其组织”；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道德停滞不前，若科学利器被恶人掌控，则恶势力的威胁也会相应增大，而现在中国商业道德又极为堕落，故实行统制亟有必要；③从中国现实的工业环境而言，通过自由竞争而成为大工业无从谈起；④国家缺乏可以方便支配的煤鐵矿产；⑤中国的工业产品尚属幼稚阶段，无法与外货竞争，若任自由其发展，无异于以卵击石；⑥除了关税手段，用统制的方法发展国内工业以与国外抗衡，可以更好地保护国内幼稚工业；⑦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外国争夺的目标，为了抵抗国外的倾销政策，除了统制之外难有它法。 抗战时期，统制经济得到全面实施，民国学者对统制经济的论述更加详细。战前，刘大钧把统制范围限定在交通、金融、贸易为主的国民经济中，到战后刘大钧则基本上把统制事业限定于邮政、铁路、国防、有发行权的银行，以及资源浪费和专利造成的垄断等各方面。这种实行统制国内贸易的主张显然是一种进步。抗战期间，方显廷对统制经济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他强调构建一种全方位的经济统制体系，这种体系于上由政府经济职能部门倡导，于下有各种民间经济组织协助，而后者是他在抗战之前未能充分论述的。1940年，他撰文指出：“人民经济活动单位的改进也是战时经济所必需的。因为政府要从上而施行统制，非得下而农工商三方面都有无数健全活跃的小活动单位不可。这种活动单位，在农业方面的就是农业合作社。在工商业方面的一种是工业合作社，一种是同业公会。”显然，他主张构建的经济统制体系，要求既能够发挥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统一配置经济资源，又要求在相当范围内保留和调动国营企业以外的民间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能动性。这样可以避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将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所造成的民间经济组织特别是私营企业失去生存空间和经营活力的弊病。从方显廷的主张中，我们我还能看到，即使统制经济占绝对主流地位的时候，重视私人资本的倾向依然存在。
三、民国后期：私人政府联合发动
虽然说，主张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潮在抗战期间成为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国经济学者完全抛弃了依靠私人力量促进工业化的主张。事实上，自由主义的信条深深嵌在部分经济学者的心里。在他们看来，经济政策是要随着具体情况的改变而改变的。到了抗日战争末期，自由主义思潮重新浮出水面。
1944年12月底，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由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何廉主持拟定的经济纲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该纲领虽然十分粗略，却明显体现出“自由经济”的意味。纲领规定：“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之经营，必须遵照总理遗教，为有计划的实施，以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逐渐达到三民主义经济制度之完成”，“总期以企业自由刺激经济事业之发展，完成建设计划之实施”。何廉虽然主张国营与私营不可偏废，但他的倾向却是将政府控制减少到最小限度。虽然如此，该纲领仍然遭到了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該文件对自由经济的体现仍然不够。谷春帆就是其中之一。针对文件中存在的民营与计划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他指出，该文件试图以企业自由完成总计划似乎不可能。他分析到，该文件一方面声明企业自由，一方面又不放弃计划，其目的在于通过降低企业的决策权而发挥企业执行能力的方式把民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但计划约束下的民营企业难以发展，而政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民生消费品也进行“统筹”、“计划”。总之，他对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原则都予以根本否认，他坚持认为以计划求经济发展，只是一种逼不得已的过渡方法。这种过渡办法到了经济力量增加的时候，计划统制的程度就应当逐渐减轻，让渡给自由放任经济。到最后则差不多全部的经济都放任人民自由。而国家只需要经营一些公共的经济事业，比如国防公共工程之类等等。
马寅初曾一度主张学习苏联国营方法，但到了民国晚期，他的自由倾向旗帜鲜明地重新表现出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并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且还没有真正开始。吾人现在在经济上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危机，并不是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得太快而来，乃是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得太慢和太迟而来。”他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在英美诸国已经没落，代之而起的是独占资本主义，因此对在这些国家否定自由资本主义，是合乎其时。但若将这种批判盲目地移用于中国，则是牛头不对马嘴，为害极大。现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以学者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俨乎其然地批判它。马寅初的这番表述与他早年的资本神圣论可谓一脉相承，但与早年不同的是，导致他经济思想发生转向的不仅来自他的自由经济信条，更来自他对国营企业的新认识。他意识到，抗战以来，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高官，利用统制经济之便贪污受贿。所以他认为现在所谓的统制，是一种公私不分的统制，现在的所谓国营，就是在这样的掩盖下发展出的官僚资本。现在的中国已经是贪官遍地，因而国营成了官办，办来办去只是把财富办进了私人的荷包。
自由主义重新兴起还有另一原因，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的崛起。早在抗战末期，就已经有学者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批评。更有一批学者，他们在赴美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并非苏联，美国才是经济增长的榜样。吴景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美国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各种工业指标，无不钦羡地赞叹到：“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愈战愈强，愈战愈富，那就是美国”。
但距《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公布不到半年，国民党六大于1945年5月通过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新文件大大淡化了自由经济色彩，再次把战后中国工业化建设描绘为“计划经济”。两份文件反差如此巨大，这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实际上，这种现象说明在政府与私人何者为工业化主导的问题上，民国的经济学者根本就没有真正达成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民国晚期的主流经济学者都在努力避免盲目照抄外国工业化经验，对极端的放任与极端的政府控制都不认可，而是努力协调政府与私人在工业化中的关系，使两者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尽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参考文献
[1]马寅初.马寅初全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3]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4]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作者简介：罗凯（1985-），男，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级研究生，经济史专业。
（责任编辑：陈岑）
【关键词】民国 工业化理论 主导力量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洋务运动，但对工业化理论的探索却是始于民国。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是民国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民国经济学者的总体观点因为时期不同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大致经历了由私人到政府再到私人的转变历程。
一、民国前期：私人发动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政府十分重视实业，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但中央财政收入却一直十分窘迫。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一开始就以举债度日，后来的北京政府虽然财政收入呈缓慢增加态势，但总体也是入不敷出，所以，民国初年政府根本无力建设经济。然而私人资本却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处于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自由发展阶段。于此相对应，经济思想界倾向于利用私人资本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马寅初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寅初的支持私人资本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本神圣”论。他认为，与中国的劳动力相比，中国资本缺乏，所以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增。而生产需要劳动与资本相结合，故发展生产力不是在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劳动上做文章，而是要着眼于资本的筹集。他还认为，工人贫困的原因在于人口增加的同时资本不能增加，中国分配不均只是生产不足的表现，而决不是因为资本过剩。所以“与其谓资本万恶，毋宁谓资本神圣。”
在资本神圣论的基础上，他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他认为，政府在某些方面做不到的，私人可以办到，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有资本的人，拿出资本来开办生产事业。但是，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的资本家，能勉强称得上资本家的人又寥寥无几。靠这部分人来经营实业，资本肯定十分有限。因此，我们现在不仅要保护资本家，还要发展大资本。所以马寅初认为没有必要对各公司的资本加以限制。
同时支持私人力量主导工业化的还有梁子范。他指出，在工业化中“公经济多流于不经济”。他认为，国有化不仅生产效率低下，在政治上也无好处。相对而言，私有经济才是“过去一百年经济进步的源泉”。丁文江认为中国不具备政府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那种“以为用统制经济的政策，可以促进政治的统一，缩小外国的势力，改良行政的系统”，从而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想法“不但是舍本逐末、反因为果，而且是病急乱投医。”胡适则从他一贯的哲学立场，支持“小政府、大社会”。他认为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换句话说，此时政府的权力只有警察权，只要能维持治安，别的建设事业都可以暂时不管。
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的理论对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进行了批评，大力主张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他认为，在私人与政府何者为主导的问题上，要视以下三个标准而定：资本是否合理而平衡地增加；经济能否对景气的变动作出适当的调节；社会财富能否得到公平的分配。通过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在这三方面均不如自由经济，统制经济只是权益之计，自由经济才是长久之方。
民国前期，私人资本受到重视，主张通过私人力量来发动工业化的学者明显体现出自由经济的倾向。他们之中，有的秉承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有的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灵感，有的则从民族主义近代化和实用理性立场出发，强调私人企业在工业化的重要作用。其中有些观点很具有启发意义，其影响甚至绵延至中国当代学者。但这一思潮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日渐式微。
二、抗战时期：政府发动
20世纪30年代初，统制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有些先前怀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转而支持统制经济。在统制经济下的工业化实际上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发动的工业化，
统制经济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并非源自民间经济学者的建议，而是首先发端于官方。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中华民国一成立，政府便把工业化作为工作重心。与工业化一起提出来的还有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总理遗愿”只是一个方面。为了尽快结束近代以来的长期混乱的局面，使经济步入正轨，也为了执政者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统制成为民国政府的选择。另外，西方主要资本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普遍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导致学者对政府力量采取认可态度的还有德国的经验。除了这些因素，当时中国面临着全面爆发战争的可能，于是统制经济不仅为官方的选择，也成为大部分中国经济学者的共识。到1933年10月宋子文从欧美各国访问归来主张实施统制经济的时候，自由主义思潮已悄然退却，经济统制之风迅速席卷整个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家纷纷鼓吹统制经济。
马寅初在《中国经济改造》一书中提出：“中国欲以自由竞争政策发展实业，势已不能。然则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之一途，显然可见。”在他看来，实行统制经济至少有如下七条理由：①战争的威胁使得人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政府可以因势利导，“领导其组织”；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道德停滞不前，若科学利器被恶人掌控，则恶势力的威胁也会相应增大，而现在中国商业道德又极为堕落，故实行统制亟有必要；③从中国现实的工业环境而言，通过自由竞争而成为大工业无从谈起；④国家缺乏可以方便支配的煤鐵矿产；⑤中国的工业产品尚属幼稚阶段，无法与外货竞争，若任自由其发展，无异于以卵击石；⑥除了关税手段，用统制的方法发展国内工业以与国外抗衡，可以更好地保护国内幼稚工业；⑦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外国争夺的目标，为了抵抗国外的倾销政策，除了统制之外难有它法。 抗战时期，统制经济得到全面实施，民国学者对统制经济的论述更加详细。战前，刘大钧把统制范围限定在交通、金融、贸易为主的国民经济中，到战后刘大钧则基本上把统制事业限定于邮政、铁路、国防、有发行权的银行，以及资源浪费和专利造成的垄断等各方面。这种实行统制国内贸易的主张显然是一种进步。抗战期间，方显廷对统制经济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他强调构建一种全方位的经济统制体系，这种体系于上由政府经济职能部门倡导，于下有各种民间经济组织协助，而后者是他在抗战之前未能充分论述的。1940年，他撰文指出：“人民经济活动单位的改进也是战时经济所必需的。因为政府要从上而施行统制，非得下而农工商三方面都有无数健全活跃的小活动单位不可。这种活动单位，在农业方面的就是农业合作社。在工商业方面的一种是工业合作社，一种是同业公会。”显然，他主张构建的经济统制体系，要求既能够发挥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统一配置经济资源，又要求在相当范围内保留和调动国营企业以外的民间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能动性。这样可以避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将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所造成的民间经济组织特别是私营企业失去生存空间和经营活力的弊病。从方显廷的主张中，我们我还能看到，即使统制经济占绝对主流地位的时候，重视私人资本的倾向依然存在。
三、民国后期：私人政府联合发动
虽然说，主张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潮在抗战期间成为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国经济学者完全抛弃了依靠私人力量促进工业化的主张。事实上，自由主义的信条深深嵌在部分经济学者的心里。在他们看来，经济政策是要随着具体情况的改变而改变的。到了抗日战争末期，自由主义思潮重新浮出水面。
1944年12月底，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由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何廉主持拟定的经济纲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该纲领虽然十分粗略，却明显体现出“自由经济”的意味。纲领规定：“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之经营，必须遵照总理遗教，为有计划的实施，以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逐渐达到三民主义经济制度之完成”，“总期以企业自由刺激经济事业之发展，完成建设计划之实施”。何廉虽然主张国营与私营不可偏废，但他的倾向却是将政府控制减少到最小限度。虽然如此，该纲领仍然遭到了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該文件对自由经济的体现仍然不够。谷春帆就是其中之一。针对文件中存在的民营与计划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他指出，该文件试图以企业自由完成总计划似乎不可能。他分析到，该文件一方面声明企业自由，一方面又不放弃计划，其目的在于通过降低企业的决策权而发挥企业执行能力的方式把民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但计划约束下的民营企业难以发展，而政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民生消费品也进行“统筹”、“计划”。总之，他对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原则都予以根本否认，他坚持认为以计划求经济发展，只是一种逼不得已的过渡方法。这种过渡办法到了经济力量增加的时候，计划统制的程度就应当逐渐减轻，让渡给自由放任经济。到最后则差不多全部的经济都放任人民自由。而国家只需要经营一些公共的经济事业，比如国防公共工程之类等等。
马寅初曾一度主张学习苏联国营方法，但到了民国晚期，他的自由倾向旗帜鲜明地重新表现出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并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且还没有真正开始。吾人现在在经济上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危机，并不是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得太快而来，乃是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得太慢和太迟而来。”他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在英美诸国已经没落，代之而起的是独占资本主义，因此对在这些国家否定自由资本主义，是合乎其时。但若将这种批判盲目地移用于中国，则是牛头不对马嘴，为害极大。现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以学者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俨乎其然地批判它。马寅初的这番表述与他早年的资本神圣论可谓一脉相承，但与早年不同的是，导致他经济思想发生转向的不仅来自他的自由经济信条，更来自他对国营企业的新认识。他意识到，抗战以来，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高官，利用统制经济之便贪污受贿。所以他认为现在所谓的统制，是一种公私不分的统制，现在的所谓国营，就是在这样的掩盖下发展出的官僚资本。现在的中国已经是贪官遍地，因而国营成了官办，办来办去只是把财富办进了私人的荷包。
自由主义重新兴起还有另一原因，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的崛起。早在抗战末期，就已经有学者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批评。更有一批学者，他们在赴美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并非苏联，美国才是经济增长的榜样。吴景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美国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各种工业指标，无不钦羡地赞叹到：“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愈战愈强，愈战愈富，那就是美国”。
但距《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公布不到半年，国民党六大于1945年5月通过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新文件大大淡化了自由经济色彩，再次把战后中国工业化建设描绘为“计划经济”。两份文件反差如此巨大，这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实际上，这种现象说明在政府与私人何者为工业化主导的问题上，民国的经济学者根本就没有真正达成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民国晚期的主流经济学者都在努力避免盲目照抄外国工业化经验，对极端的放任与极端的政府控制都不认可，而是努力协调政府与私人在工业化中的关系，使两者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尽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参考文献
[1]马寅初.马寅初全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3]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4]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作者简介：罗凯（1985-），男，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级研究生，经济史专业。
（责任编辑：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