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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互联网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相对开放的网络环境为公众提供了意见的自由市场，拓宽了普通大众参与政治的渠道，由此打破了原先的政治权力格局，大众政治迅速崛起。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充分运用“名人效应”、社交化的情感动员模式传达大众的声音。大众政治是迈向民主政治的关键一步，但不能说大众政治就是完全的民主政治，大众政治也面临着一些发展困境。
关键词：互联网；大众政治；微博问政；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1-0050-02
据《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互联网普及率增长稳健。微博是基于社交关系来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体平台，截至2016年6月，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42亿，使用率为34%[1]。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与政治的联系日趋紧密。微博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催生了微观政治学[2]，由微博引起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将公众的声音呈现在政府面前，公众的舆论监督政府的工作。当今时代，大众政治逐渐与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政治相制衡，网络空间存在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网络问政成为舆论的常态。新媒体赋权，网络大众的话语权进一步拓展。微博作为一个兼具媒体和社会属性的社交平台，为政治舆论营造了一个话语场域，由此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一、大众政治发展的社会背景
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一般是由一个群体引导的，集聚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3]。在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阶层掌控着国家政治的主导权，精英群体作为意见领袖引导着社会舆论，由此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精英政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样的精英主义类似于集权政治和官僚主义。
随着网络时代的崛起，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的工具。互联网强交互性的特点促使民众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观点、监督政府的决策。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互联网是一个自愿讨论的场所，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方式，营造了一个开放的双向互动的话语空间，政治形态也逐渐由自上而下传播的精英政治走向双向互动的大众政治。由此，不同于精英政治的网络大众政治走上历史舞台，监督着政府权力的实施。
二、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的特征分析
早在1967年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自动化会结束传统观念的职业，用角色取而代之。电力媒介将会使许多人退出原来那种分割的社会——条条块块割裂的，分析式功能的社会，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4]”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地球村”成为现实，人人参与的形式还扩展到了政治领域。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问政内容：网络议题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互联网的普及为民粹主义思想的表达提供了平台，网络舆论的民粹化在微博问政中得以呈现。2009年夏俊峰案发生后，夏俊峰的妻子开通新浪微博与网友互动，并上传儿子的画作等，赢得了网民的同情。微博还开展了关于夏俊峰罪行认定的调查，参与投票的绝大多数人偏向夏俊峰一方。大众通过微博质疑法院的判决结果，同时激发了民众对城管工作的不满情绪。网络民粹主义已经形成一套独立的、模式化的话语体系。每每有公共事件发生，网民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分清阶级立场，用特定的逻辑结构和话语体系，共同打击“强者”，安抚“弱者”[5]。
第二，问政形式：社交化的情感动员模式。“社交化”已成为普通大众传播和获取信息的主要趋势，微博问政正是大众政治“社交化”的一种體现。微博作为一种分享和交流的平台，其“点对点”的关联模式使得用户可以关注任何他想关注的信息。以社会热点话题为背景，通过社交媒体引发的大规模分享行为也十分常见。有学者认为，悲情、恐惧和戏谑是对网民进行情感动员的主要手段。从近年来在微博中引发热议的案例来看，绝大多数都采用了情感动员的模式。“我爸是李刚”事件、“穹顶之下”纪录片、山东非法疫苗案等均采用不同的操作方式在微博上进行情感动员，引发舆论热议。
第三，问政思维：“名人效应”重组舆论中心。虽然微博为大众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场域，网民通过自媒体平台可以自由选择、过滤、发布消息。但是以一些在微博中活跃的现实名人、原生名人为代表的微博名人，充当着网络意见领袖，从某种程度上平衡了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之间的关系。例如2011年10月，北京PM2.5事件在微博上引发了大众的广泛讨论。2011年11月6日，潘石屹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呼吁环保部尽快出台PM2.5的强制标准”的投票，四万人参与，并被李开复、姚晨等名人微博以及财经网等官方微博转发。许多公众人物和普通大众纷纷利用微博发声，表达出对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由此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三、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从而使得大众政治抗衡精英政治。但是“任何传播技术都可能成为各种权力精英试图操纵的平台”[6]。因此，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在发展进程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社交媒体时代，碎片化的大众政治传播使媒体的议程设置更加困难。微博问政中公众表达意见的方式呈现出碎片化、随意性的特点，人们不需要刻意注重语言表达。碎片化的网络传播代替了以往传统的报纸、电视信息的传播，并成为大众政治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使得媒体的议程主导权被削弱。公众在一个交互性极强的社交圈中自发形成自己的观点，理论上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的能力被削弱，大众政治言论分散性、互动性强，受众自主选择的空间大，因此媒体的议程设置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新媒体时代，大众政治的常态化会导致虚拟空间内的民意偏向。网意天然具有群体极化的特点，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指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7]”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内，大众政治的民意偏向明显，群体极化尤为突出。勒庞认为：“有意识的人格已经消失，无意识人格占据主导地位，情绪和观念的感染、暗示的影响是群众心理朝着某一方向发展并将具有暗示的观念立即变为行为的倾向。[8]”普通大众通过网络问政，由于受到群众心理的驱动，虚拟空间内更易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政治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民意偏向更趋明显，这就导致民意不再具有广泛性而是少数意见领袖的意见。
第三，在相对开放的互联网空间，网络舆论大爆发，网意倒逼法意，削弱了政府公权力。现今网络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反转新闻，我们不得不反思，在网络舆论大爆发的时代，法治观念为何日益式微。随着大众政治的迅速崛起，网意被强化而法意被忽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减弱。网民行驶舆论监督功能，唤醒民众维权意识、推动法制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滥用民意，就极容易走向“舆论绑架”，从而造成司法困境，导致民众法治信仰的崩溃[9]。纵观近年来在微博上引发热议的群体性事件，理性与情绪化并存的网络问政方式使得公权部门决策的执行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公众的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网络舆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由此政府工作的开展受到舆论的限制。
四、结 语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是开放的结构，它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的系统，能够创新而不至于威胁其平衡。[10]”由此可见，理想的网络社会为公众提供了自由开放的言论平台，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在互联网与政治联系如此紧密的当下，网络问政拓宽了大众参与政治的渠道。一方面，从精英政治走向大众政治是社会民主进程的一大进步，大众政治的崛起标志着政治权力的分化，缩小了普通大众与国家政治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政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为了防止大众政治的失控，依旧需要平衡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关系，提高政治传播的效率。毋庸置疑，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大众政治的兴起，但大众政治如何更好地进行政治传播、政治监管，还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第38次中國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
[2] 李良荣，张盛.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J].现代传播，2012（3）：29.
[3] （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
[4]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95.
[5] 郭小安.当代中国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98.
[6] 吴飞.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4：257.
[7] 陆学莉.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J].新闻记者，2016（10）：48.
[8] （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3.
[9] 陆学莉.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J].新闻记者，2016（10）：48.
[10] （英）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刘君，周竞男译.新媒介：关键概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0.
[责任编辑：东方绪]
关键词：互联网；大众政治；微博问政；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1-0050-02
据《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互联网普及率增长稳健。微博是基于社交关系来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体平台，截至2016年6月，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42亿，使用率为34%[1]。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与政治的联系日趋紧密。微博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催生了微观政治学[2]，由微博引起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将公众的声音呈现在政府面前，公众的舆论监督政府的工作。当今时代，大众政治逐渐与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政治相制衡，网络空间存在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网络问政成为舆论的常态。新媒体赋权，网络大众的话语权进一步拓展。微博作为一个兼具媒体和社会属性的社交平台，为政治舆论营造了一个话语场域，由此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一、大众政治发展的社会背景
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一般是由一个群体引导的，集聚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3]。在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阶层掌控着国家政治的主导权，精英群体作为意见领袖引导着社会舆论，由此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精英政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样的精英主义类似于集权政治和官僚主义。
随着网络时代的崛起，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的工具。互联网强交互性的特点促使民众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观点、监督政府的决策。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互联网是一个自愿讨论的场所，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方式，营造了一个开放的双向互动的话语空间，政治形态也逐渐由自上而下传播的精英政治走向双向互动的大众政治。由此，不同于精英政治的网络大众政治走上历史舞台，监督着政府权力的实施。
二、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的特征分析
早在1967年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自动化会结束传统观念的职业，用角色取而代之。电力媒介将会使许多人退出原来那种分割的社会——条条块块割裂的，分析式功能的社会，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4]”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地球村”成为现实，人人参与的形式还扩展到了政治领域。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问政内容：网络议题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互联网的普及为民粹主义思想的表达提供了平台，网络舆论的民粹化在微博问政中得以呈现。2009年夏俊峰案发生后，夏俊峰的妻子开通新浪微博与网友互动，并上传儿子的画作等，赢得了网民的同情。微博还开展了关于夏俊峰罪行认定的调查，参与投票的绝大多数人偏向夏俊峰一方。大众通过微博质疑法院的判决结果，同时激发了民众对城管工作的不满情绪。网络民粹主义已经形成一套独立的、模式化的话语体系。每每有公共事件发生，网民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分清阶级立场，用特定的逻辑结构和话语体系，共同打击“强者”，安抚“弱者”[5]。
第二，问政形式：社交化的情感动员模式。“社交化”已成为普通大众传播和获取信息的主要趋势，微博问政正是大众政治“社交化”的一种體现。微博作为一种分享和交流的平台，其“点对点”的关联模式使得用户可以关注任何他想关注的信息。以社会热点话题为背景，通过社交媒体引发的大规模分享行为也十分常见。有学者认为，悲情、恐惧和戏谑是对网民进行情感动员的主要手段。从近年来在微博中引发热议的案例来看，绝大多数都采用了情感动员的模式。“我爸是李刚”事件、“穹顶之下”纪录片、山东非法疫苗案等均采用不同的操作方式在微博上进行情感动员，引发舆论热议。
第三，问政思维：“名人效应”重组舆论中心。虽然微博为大众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场域，网民通过自媒体平台可以自由选择、过滤、发布消息。但是以一些在微博中活跃的现实名人、原生名人为代表的微博名人，充当着网络意见领袖，从某种程度上平衡了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之间的关系。例如2011年10月，北京PM2.5事件在微博上引发了大众的广泛讨论。2011年11月6日，潘石屹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呼吁环保部尽快出台PM2.5的强制标准”的投票，四万人参与，并被李开复、姚晨等名人微博以及财经网等官方微博转发。许多公众人物和普通大众纷纷利用微博发声，表达出对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由此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三、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从而使得大众政治抗衡精英政治。但是“任何传播技术都可能成为各种权力精英试图操纵的平台”[6]。因此，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大众政治在发展进程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社交媒体时代，碎片化的大众政治传播使媒体的议程设置更加困难。微博问政中公众表达意见的方式呈现出碎片化、随意性的特点，人们不需要刻意注重语言表达。碎片化的网络传播代替了以往传统的报纸、电视信息的传播，并成为大众政治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使得媒体的议程主导权被削弱。公众在一个交互性极强的社交圈中自发形成自己的观点，理论上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的能力被削弱，大众政治言论分散性、互动性强，受众自主选择的空间大，因此媒体的议程设置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新媒体时代，大众政治的常态化会导致虚拟空间内的民意偏向。网意天然具有群体极化的特点，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指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7]”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内，大众政治的民意偏向明显，群体极化尤为突出。勒庞认为：“有意识的人格已经消失，无意识人格占据主导地位，情绪和观念的感染、暗示的影响是群众心理朝着某一方向发展并将具有暗示的观念立即变为行为的倾向。[8]”普通大众通过网络问政，由于受到群众心理的驱动，虚拟空间内更易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政治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民意偏向更趋明显，这就导致民意不再具有广泛性而是少数意见领袖的意见。
第三，在相对开放的互联网空间，网络舆论大爆发，网意倒逼法意，削弱了政府公权力。现今网络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反转新闻，我们不得不反思，在网络舆论大爆发的时代，法治观念为何日益式微。随着大众政治的迅速崛起，网意被强化而法意被忽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减弱。网民行驶舆论监督功能，唤醒民众维权意识、推动法制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滥用民意，就极容易走向“舆论绑架”，从而造成司法困境，导致民众法治信仰的崩溃[9]。纵观近年来在微博上引发热议的群体性事件，理性与情绪化并存的网络问政方式使得公权部门决策的执行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公众的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网络舆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由此政府工作的开展受到舆论的限制。
四、结 语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是开放的结构，它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的系统，能够创新而不至于威胁其平衡。[10]”由此可见，理想的网络社会为公众提供了自由开放的言论平台，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在互联网与政治联系如此紧密的当下，网络问政拓宽了大众参与政治的渠道。一方面，从精英政治走向大众政治是社会民主进程的一大进步，大众政治的崛起标志着政治权力的分化，缩小了普通大众与国家政治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政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为了防止大众政治的失控，依旧需要平衡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关系，提高政治传播的效率。毋庸置疑，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大众政治的兴起，但大众政治如何更好地进行政治传播、政治监管，还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第38次中國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
[2] 李良荣，张盛.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J].现代传播，2012（3）：29.
[3] （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
[4]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95.
[5] 郭小安.当代中国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98.
[6] 吴飞.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4：257.
[7] 陆学莉.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J].新闻记者，2016（10）：48.
[8] （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3.
[9] 陆学莉.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J].新闻记者，2016（10）：48.
[10] （英）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刘君，周竞男译.新媒介：关键概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0.
[责任编辑：东方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