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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凌晨零时,台湾地区22个县市卫生部门稽查人员兵分多路,前往各大超市卖场,检查运动饮料、果汁、茶饮、果酱、果冻、胶囊状粉状等五大类食品,如不能提供未含塑化剂的安全证明,将即刻被下架。稽查人员随机取样抽验,新北市板桥府家乐福超市因上架未提供证明的三多食品收到第一张罚单。此外,有店家因未挂检验合格证明,被暂时禁卖。
所谓塑化剂,是一种工业添加剂,由于能增加弹性和柔软度,所以常作为沙发、汽车座椅、玩具、保鲜膜等产品的原料,它无色无味,但有毒。
这起始自台湾的塑化剂风波,系台湾最大的起云剂供应商昱伸香料公司,将塑化剂的一种DEHP(邻苯二甲酸二酯)当做起云剂配料售与数百家饮料、保健品、药品等公司。早在2006年,DEHP就被台湾环保署列为第一类毒性化学物质,甚至禁止添加于化妆品中。
起云剂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它有助于释放和稳定果汁饮料的香气,增强口感的润滑性,使饮料看起来厚实均匀,一般由棕榈油等物质混合制成。
据台湾检方调查,过去30年内,昱伸香料公司老板赖俊杰,一直使用塑化剂代替棕榈油添加于起云剂中,前者成本仅为后者的五分之一。DEHP的毒性类似于人工激素,它能造成内分泌失调,危害男性生殖能力并促使女性性早熟。
赖俊杰目前被台湾彰化“地检署”提讯,但使用昱伸起云剂的相关中下游厂商已达200多家,受污染产品可能超过500项,总计下架产品超过百万件,台湾几乎所有食品大厂都卷入其中。
5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李元平公布说,上海口岸今年3月进口792箱“悦氏运动饮料”,可能含有被毒性化学物质污染的“起云剂”。截至5月26日晚,已从市场召回4800余瓶,库存尚有518箱。
香港自5月31日起禁止进口两款饮料,并停止其在港供应和销售。但更多的问题原料已经销售到美国、中东、东南亚等地。
这场塑化剂风波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愈演愈烈,成为台湾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食品安全危机。
无独有偶,今年上半年大陆食品市场也陆续发生“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事件。而这一轮食品安全事故,皆指向一个领域:食品添加剂。
违法与违规使用
食品添加剂,作为食品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改善食品的色、香、味,具有防腐、漂白、膨松、抗结等20多类功效。但这些本来用于提高食物品质以及满足消费者愉悦感观的化学合成物,因制造成本与违规违法成本的双重趋低,检测理念和方法同样落后,出现大量违规甚至违法使用的恶性事件。
在这个领域发生的问题,基本上呈现为“合法但违规使用”与“违法使用”两大类。
台湾塑化剂与大陆近些年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双氧水、瘦肉精、火锅中常用的罂粟壳等,均属于“违法使用”之列,这种恶性违法事件造成的伤害往往较重,一经曝光,引发的问题亦范围广大,影响深远。
化工原料流入食品领域,一般有两种途径。一位国际化妆品公司的化学部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透露,较为低端的技术,具备基本化学知识的普通人亦可掌握。比如三聚氰胺,即为河北省曲周县养殖户张玉军发现,在养牛过程中,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发明”了将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按一定比例配制“蛋白粉”的方法。由于简单易复制,成为业内共享配方;较为高端的技术,则来自于一些专业研究人员,他们随时跟踪国际顶尖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变换新的化学分子式制成非法添加物,这些配方则通过高价流入企业,主要是保健品企业。
从检测手段而言,包括三聚氰胺在内的一些化工原料出现在食品中,已经超越目前科学研究和量化管理的范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对《财经》记者分析,“没想到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在食品中出现,根本不在常规检查之列。现实中,可能会有很多不应该出现,甚至想不到的东西被加进去了,这样,需要检测的东西就太多了,无穷尽,也不太可能。”
而今年发生的“染色馒头”“牛肉膏”等事件,则多系合法食品添加剂违规使用,即在使用范围或使用量上违反规定,这类事故一般不会立即造成危害,且难于评估。
4月中旬,上海曝光的“染色馒头”,即为在馒头中违规添加了着色剂“柠檬黄”,以冒充玉米面馒头。柠檬黄本身可以用于食品加工,它不仅见于中国的合法食品添加剂名单,也出现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GB2760》,柠檬黄适用于饮料、果冻、油炸食品和膨化食品中,也包括一些米面食品,如蛋糕、粉面和膨化米条,但不包括馒头。
对应名字清晰、使用范围和使用量明确,是合法食品添加剂的三个主要使用原则。柠檬黄正是因为未获准用于馒头类生产而违规。这批“染色馒头”中的另两种添加剂——甜蜜素和山梨酸,也都属于合法的食品添加剂违规使用。
除使用范围越界外,合法食品添加剂被超量使用,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凡申请作为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均需经过安全性风险评估,制定ADI值(日摄取容许量)。这是每天单位体重人体摄取某种物质量的安全值上限,并据此确定使用剂量。
合法食品添加剂都经过长期研究和毒理试验,不可能突发安全事故,风险主要在于摄入量与各成分的毒性相关相加性,因此,国际监管准则不是消除危害,而是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控制人体的总摄入量就是途径之一。
当前这种食品安全隐患大量发生的社会发展阶段,被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主任于小冬分析为“不合道德的原始积累阶段”,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经济环境。
物价虚假与食品造假
食品添加剂的违规违法滥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低价竞争格局下企业的成本算计。
上海熟食商人陈肖(化名)告诉《财经》记者,为了节省成本,一些商人用普通鸡冒充三黄鸡。四年前普通鸡每斤2元-3元,三黄鸡每斤7元-8元。而一瓶售价60元左右的850克柠檬黄,可染800多只普通鸡,每斤可节省出3元到5元。
备受各地市民喜爱的麻辣烫,按照传统配方,熬一锅需要牛大骨、猪骨、辣椒、麻椒以及包含30种香料的香料包,不算人工费和炒制的炉火费,单单这些原料成本就要73元,而换用“麻辣鲜”和“飘香剂”,成本仅需三四元。
三聚氰胺事件,也是起于2007年9月至10月原奶市场淡季之时,各相关企业为争夺奶源,原奶收购价格一度攀升到每公斤3.6元。当原奶价格涨到每公斤3元时,三鹿集团不再提高收购价格,向其供奶的场(站)主仍要求涨价。三鹿高管中有人提出,为保障奶源,是否允许在原奶中加水。最后高层要求:加水后奶的含氮量不能降低。授意三鹿的一些奶牛养殖场在原奶中加水,但要保 证每百克牛奶蛋白含量不低于2.8克,最终酿成大祸。
激烈的企业竞争为何不能博弈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却使各企业挣扎于一再压缩成本的泥潭?
于小冬分析,由于目前中国处于特殊的发展阶段,物价问题非常敏感,往往与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本来生产成本不断推高,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一定会引发连锁反应,但终端产品的价格却被压住,食品难以随原料市场的行情正常波动。政府部门寄希望于将提升的成本化解于企业生产中,然而这种消化是有一定限度的。
“物价,首先是物,然后是价,不能只看价不看物。当价格容纳不了其成本时,不是物价虚假,就是东西造假。”于小冬说,虽然企业造假在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责任无可推卸,但政府部门对市场价格过分地不承认,不关心商家实际成本的增加,也会促使商家或以减量来抑制涨价,甚至违规、违法添加。
这与海关走私的情形类似,一旦某种产品税费过高时,走私往往猖狂。
再加上违法违规成本较低,利润颇高,使添加剂滥用甚至违法使用的情况愈演愈烈。
充分竞争下的发达国家市场通过优胜劣汰,形成规模大、品牌价值强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亦注重维护品牌,因此问题较少。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介绍,婴幼儿配方奶粉在全美只有四家生产,中国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进行了整顿,但还有100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厂商。
于小冬表示,违法肯定要惩戒,但作为政府,亦应该为企业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
检测独立性质疑
卫生部实施了一项杜绝非法添加物的无奈之举,即公布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但4月25日,在卫生部公告的黑名单里,共69种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中,约40%竟标注尚无检测方法检测。
对此,上海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秘书长杜世祥解释无法检测是因为检测技术所限。“例如一些纯牛奶加奶味香精,使味道更香浓,奶味香精的成分是天然成分,即便检测出奶味香精含量略高,但商家可以有多种解释。因此虽规定纯牛奶里不能加任何香精,但其实很难监管。”
对于黑名单中技术检测不出来的物质,监管人员就需要通过“生产监管”的方式尽量避免。即去厂家查看是否购买、存有禁止添加的物质。但此种“生产监管”极易被厂家规避。
而消费者基本上不可能通过目测和常识辨识这些非法添加物质,一些常规食品的检测亦需要专业器材和方法,或找专业机构。
北京一名小学生张皓在课外实验中,发现市场上的一部分鲜蘑菇添加了荧光增白剂,荧光增白剂为一种工业添加剂,可使水蘑菇延长一周的“保鲜期”,卖相好,但食用后对人体有害。
“荧光蘑菇”事件曝光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何兵认为,北京市工商局在未与张皓接触的情况下,宣布其检测结果不科学,是欺负小孩子和糊弄北京市民,当即给北京市工商局写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其认定张皓检测结果不科学的事实依据和科学依据。十天之后,何兵接到了北京市工商局的回复,但回复并未涉及实质内容。
于是,在北京市工商局呼吁市民放心吃蘑菇后的第二天,何兵安排十多名学生到北京十多个市场采样,联系北京农学院进行检测。
“电话联系的结果是,这很容易,让我们直接去。去了以后,忽然告诉我们,检测报告要一个月才能给出。而据我们了解,检测蘑菇中是否有荧光粉,只要20分钟!”何兵说。
随后,何兵决定将蘑菇送给北京工商局下属的专业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监控中心检测。“这本应是他们的法定义务。”何兵说,但他却再次遭到拒绝,对方给出的理由之一是:送检的蘑菇不够2公斤,而事实上,他们送去的蘑菇样品总量有10公斤。
在何兵看来,面向普通公众的食品检测机构并不多。“我们找了很久,很费劲。”后来,通过网络,他们又找到了一家商业检测机构——谱尼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的名义与之签订了合同,但第二天,何兵就蹊跷地接到该公司的电话通知“无法做该检测”。
何兵与他的学生只能自己找到农业部颁布的关于如何检测荧光粉的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参与检测的学生表示,在22组受检蘑菇中,有三组在紫外分析仪下出现明显的荧光物质斑点。
记者了解到,北京地区有12家食品检测机构,其中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要负责食品添加剂的检测,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权、并经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国内从事食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仲裁的最高权威机构。但是在其所列的业务范围内,以承担国家项目为主,未见为消费者服务一项。
于小冬认为,中国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大多数检测机构都分属政府不同部门,往往只对本部门负责,习惯以主管部门的意志决定检测内容和通报方式,因此检测结果很难取得公信。
相比之下,此次台湾塑化剂事件发生后,其卫生部门的食品检验机构已开始就塑化剂项目免费接受民众送检。台北市5月29日就接到数百件民众送检案例。5月31日开始,台湾主管机构对相关的五大商品厂商下令,厂商们自己出钱,把商品送去检验机构。台湾的检验机构目前门庭若市,检查一次大概需要新台币3000元,加急6000元,排队排到今年6月底尚不能检验完毕。
运动式监管
4月“染色馒头”曝光后,上海市发动了一场针对食品添加剂的整顿风暴,包括“扩大黑名单”“有奖举报”“群防群治”等多项措施。上海商人陈肖在常去的市场购买柠檬黄、复合磷酸盐及亚硝酸钠,此三样添加剂均为合法食品添加剂。但目前的交易只能采取“半地下”方式。
上海的整治行动,是全国行动的一部分。卫生部卫生行业科研专项食品安全首席科学家吴永宁介绍,中国大范围整顿、监察食品安全行动源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温家宝总理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给我两年时间,我会给社会一个交代。
时过两年,食品安全整顿期接近尾声,年初却接连发生违规违法添加系列事件,于是国务院提出继续整顿;4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通知,并要求卫生部制定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国家标准。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已宣布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
5月,就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种直接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最高法定刑分别可达到无期徒刑和死刑。
这一轮持续两年多、各部门都下决心要根除食品安全隐患的运动式风暴,能够走多远?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卫生部等多个部门曾严令:问题产品不得出 厂、销售,并按要求销毁和无害化处理,并迅速出台了乳品安全新标准。但风暴过后不久,隔年年底,就连续曝光了上海熊猫炼乳、陕西金桥乳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辽宁“五洲大冰棍”雪糕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而这些企业生产的乳制品都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
2010年,乳品和乳制品专项整治再度展开,但同年6月、7月,质监部门又在甘肃、青海、吉林等地发现了毒奶粉的踪影。运动式监管“形势紧时销声匿迹,风声一过卷土重来”的弊病暴露无遗。
而整风运动也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山东青岛所辖平度市,被称为“江北地区最大的香精香料生产基地”——此前沸沸扬扬的“牛肉膏”,相当一部分出产于此。“这两天把厂子的进货台账、生产流程、出厂检验等等翻了一个遍。”山东平度市质量与技术监督局(下称质监局)局长刘双印对《财经》记者说,当地正开展专项行动。
在2010年之前,平度市一般小型香精生产厂对原料来源根本不做检测,也没有按照要求索要原料提供方的“三证”,即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产品检测报告。直到最近监察风紧,才向原料提供方索要三证复印件。质监局2009年底的数据称,平度拥有生产许可证的香精厂家是29家,现在这个数字猛增至47家。据平度市质监局稽查队副队长孙松海介绍,其中绝大多数厂家的生产许可证是在这半年内突击申请的。“现在仍然有不少厂家正在改设备,上设备,等待申报。”他说。一些即便是拿到了证件的厂家,因近期的食品安全严打行动也未能开业。
据当地业内人士的估算,实际上平度市香精生产厂家的数字远不止于此,应该有80家左右,无证的生产厂家并不少。而据平度市贸易城香精销售商的估算,这个数字则变成了200多家。
突击式检查亦存在法律依据问题。
“染色馒头”事件后,上海质检部门的突击检查强度加大,但质监局在检查过程中却遇执法困境。“按照规定,我们检查一个企业必须提前15天通知,突击检查本身即无政策支持。”一位上海质检局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在突击执法过程中,吊销违法违规企业生产许可证等程序被简化,亦不按常规进行。上述质检局人士担忧,突击式执法之后,一些企业因整顿停产造成损失而要求质监局承担责任“我们得做好面对诉讼的准备”。
运动式监管难有实效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未触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痼疾。
九龙治食
有人戏言,“十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九龙治水的中国监管体系痼疾,在食品添加剂领域也原样上演。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和部门职责分工,卫生部负责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价和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检总局负责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监管;工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食品添加剂质量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餐饮服务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监管;农业部门负责农产品生产环节监管工作;商务部门负责生猪屠宰监管工作;工信部门负责食品添加剂行业管理、制定产业政策和指导生产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此外,这个庞大的体系,还涉及粮食局、海关总署、公安部等部门。
多部门执管,亦不得不出动更高层做协调统管。2010年2月6日,国家层面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任主任,两位副主任是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和王岐山。但该委员会只是一个议事制度,其下的食品安全办公室职责也仅是督促各部门履职。
监管部门间的职责区划,到了地方就更令人眼花缭乱,地方又将各个监管段再划分给不同的职能部门。正在二审中的浙江《(实施食品安全法)办法(草案)》,将食品经营活动又做细分。如,现场制售形式的食品经营活动,休闲娱乐场所内提供餐饮服务及现场制售活动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商场、超市及食品交易市场中的现场制售活动,由工商局监管。
反观美国的食品监管体系,其责权相对集中,主要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和农业部两个部门监管食品,其他部门只是协管,因此多数问题通过两部门协商沟通即可解决,减少了部门之间互相推诿。
与九龙共治的监管构架类似,涉及食品添加剂的法律法规亦五花八门,甚至彼此矛盾。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一位委员分析,农业部、轻工部门制定的产品标准,可能就和卫生部的食品标准之间缺乏连贯性和衔接性。比如,馒头原料是面粉,农业部可能对小麦中的某个成分值要求比较宽,而卫生部可能对馒头中的这一成分值要求很严格,那么就会产生因不同部门对添加物控制量有差异,加在一起不合逻辑的现象。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在两年之内,把已有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标准梳理一遍。
如此繁杂的监管体系下,却会发生某些产品或环节无人监管的情况,经常处于见招拆招的被动局面。
《中华工商时报》曾报道在山东潍坊“黑心西瓜”事件中,农业部门认为种子是在流通领域出事的,该工商部门管;工商觉得种子和设备都不过关,。质检局有责任;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怀疑给农民种子的技术员没有卫生经验许可,卫生部应该介入;卫生部门坚持种子是源头,应该由农业部来处理。
如此演绎出一场监管罗生门。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都涉及奶产品,农业、工商、质检、药监等亦都有监管职责。但在追责时却发现,三聚氰胺添加过程发生在供奶站,而奶站在地方上竟然没有一个对应的监管部门,之后才确立农业部监管供奶站。
中国的分段监管体系,看似分工明确,但各个环节相接之处容易产生监管空白,一旦出现问题,各部门间又容易互相推诿。
美国对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品种监管,强调全过程监控,即由一个部门负责与该种食品有关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全过程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真空,而由一个部门一竿子管到底,也有利于发现监管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使监管切实有效。
从抽检过渡到品种监管、过程监管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趋势。
“三聚氰胺”事件促使一部《食品安全法》出台,且引入了食品安全的国际框架——风险管理、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理念。但彼时中国并没有一个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第三方机构。据了解,年底可能挂牌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即意在弥补这一空白。
卫生部卫生行业科研专项食品安全首席科学家吴永宁对《财经》记者透露,这个中心将对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食品安全的科学咨询意见,该中心的另一项重大职责,是对各部门最终采取的措施进行监测和效果评估。
但药监局的前车之鉴,令业内人士对这个被寄望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不表乐观。2003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当时中央政府希望其能在部门林立、政出多门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起到综合协调的作用。该局第一任局长郑筱萸也曾经说,食品药品监管局的任务就是要充当国务院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抓手”。
时过八年,郑筱萸已成昨日之人。中国餐桌安全几成空谈。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caij/caij201113/caij20111323-1-l.jpg)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caij/caij201113/caij20111323-2-l.jpg)
所谓塑化剂,是一种工业添加剂,由于能增加弹性和柔软度,所以常作为沙发、汽车座椅、玩具、保鲜膜等产品的原料,它无色无味,但有毒。
这起始自台湾的塑化剂风波,系台湾最大的起云剂供应商昱伸香料公司,将塑化剂的一种DEHP(邻苯二甲酸二酯)当做起云剂配料售与数百家饮料、保健品、药品等公司。早在2006年,DEHP就被台湾环保署列为第一类毒性化学物质,甚至禁止添加于化妆品中。
起云剂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它有助于释放和稳定果汁饮料的香气,增强口感的润滑性,使饮料看起来厚实均匀,一般由棕榈油等物质混合制成。
据台湾检方调查,过去30年内,昱伸香料公司老板赖俊杰,一直使用塑化剂代替棕榈油添加于起云剂中,前者成本仅为后者的五分之一。DEHP的毒性类似于人工激素,它能造成内分泌失调,危害男性生殖能力并促使女性性早熟。
赖俊杰目前被台湾彰化“地检署”提讯,但使用昱伸起云剂的相关中下游厂商已达200多家,受污染产品可能超过500项,总计下架产品超过百万件,台湾几乎所有食品大厂都卷入其中。
5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李元平公布说,上海口岸今年3月进口792箱“悦氏运动饮料”,可能含有被毒性化学物质污染的“起云剂”。截至5月26日晚,已从市场召回4800余瓶,库存尚有518箱。
香港自5月31日起禁止进口两款饮料,并停止其在港供应和销售。但更多的问题原料已经销售到美国、中东、东南亚等地。
这场塑化剂风波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愈演愈烈,成为台湾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食品安全危机。
无独有偶,今年上半年大陆食品市场也陆续发生“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事件。而这一轮食品安全事故,皆指向一个领域:食品添加剂。
违法与违规使用
食品添加剂,作为食品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改善食品的色、香、味,具有防腐、漂白、膨松、抗结等20多类功效。但这些本来用于提高食物品质以及满足消费者愉悦感观的化学合成物,因制造成本与违规违法成本的双重趋低,检测理念和方法同样落后,出现大量违规甚至违法使用的恶性事件。
在这个领域发生的问题,基本上呈现为“合法但违规使用”与“违法使用”两大类。
台湾塑化剂与大陆近些年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双氧水、瘦肉精、火锅中常用的罂粟壳等,均属于“违法使用”之列,这种恶性违法事件造成的伤害往往较重,一经曝光,引发的问题亦范围广大,影响深远。
化工原料流入食品领域,一般有两种途径。一位国际化妆品公司的化学部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透露,较为低端的技术,具备基本化学知识的普通人亦可掌握。比如三聚氰胺,即为河北省曲周县养殖户张玉军发现,在养牛过程中,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发明”了将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按一定比例配制“蛋白粉”的方法。由于简单易复制,成为业内共享配方;较为高端的技术,则来自于一些专业研究人员,他们随时跟踪国际顶尖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变换新的化学分子式制成非法添加物,这些配方则通过高价流入企业,主要是保健品企业。
从检测手段而言,包括三聚氰胺在内的一些化工原料出现在食品中,已经超越目前科学研究和量化管理的范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对《财经》记者分析,“没想到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在食品中出现,根本不在常规检查之列。现实中,可能会有很多不应该出现,甚至想不到的东西被加进去了,这样,需要检测的东西就太多了,无穷尽,也不太可能。”
而今年发生的“染色馒头”“牛肉膏”等事件,则多系合法食品添加剂违规使用,即在使用范围或使用量上违反规定,这类事故一般不会立即造成危害,且难于评估。
4月中旬,上海曝光的“染色馒头”,即为在馒头中违规添加了着色剂“柠檬黄”,以冒充玉米面馒头。柠檬黄本身可以用于食品加工,它不仅见于中国的合法食品添加剂名单,也出现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GB2760》,柠檬黄适用于饮料、果冻、油炸食品和膨化食品中,也包括一些米面食品,如蛋糕、粉面和膨化米条,但不包括馒头。
对应名字清晰、使用范围和使用量明确,是合法食品添加剂的三个主要使用原则。柠檬黄正是因为未获准用于馒头类生产而违规。这批“染色馒头”中的另两种添加剂——甜蜜素和山梨酸,也都属于合法的食品添加剂违规使用。
除使用范围越界外,合法食品添加剂被超量使用,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凡申请作为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均需经过安全性风险评估,制定ADI值(日摄取容许量)。这是每天单位体重人体摄取某种物质量的安全值上限,并据此确定使用剂量。
合法食品添加剂都经过长期研究和毒理试验,不可能突发安全事故,风险主要在于摄入量与各成分的毒性相关相加性,因此,国际监管准则不是消除危害,而是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控制人体的总摄入量就是途径之一。
当前这种食品安全隐患大量发生的社会发展阶段,被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主任于小冬分析为“不合道德的原始积累阶段”,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经济环境。
物价虚假与食品造假
食品添加剂的违规违法滥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低价竞争格局下企业的成本算计。
上海熟食商人陈肖(化名)告诉《财经》记者,为了节省成本,一些商人用普通鸡冒充三黄鸡。四年前普通鸡每斤2元-3元,三黄鸡每斤7元-8元。而一瓶售价60元左右的850克柠檬黄,可染800多只普通鸡,每斤可节省出3元到5元。
备受各地市民喜爱的麻辣烫,按照传统配方,熬一锅需要牛大骨、猪骨、辣椒、麻椒以及包含30种香料的香料包,不算人工费和炒制的炉火费,单单这些原料成本就要73元,而换用“麻辣鲜”和“飘香剂”,成本仅需三四元。
三聚氰胺事件,也是起于2007年9月至10月原奶市场淡季之时,各相关企业为争夺奶源,原奶收购价格一度攀升到每公斤3.6元。当原奶价格涨到每公斤3元时,三鹿集团不再提高收购价格,向其供奶的场(站)主仍要求涨价。三鹿高管中有人提出,为保障奶源,是否允许在原奶中加水。最后高层要求:加水后奶的含氮量不能降低。授意三鹿的一些奶牛养殖场在原奶中加水,但要保 证每百克牛奶蛋白含量不低于2.8克,最终酿成大祸。
激烈的企业竞争为何不能博弈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却使各企业挣扎于一再压缩成本的泥潭?
于小冬分析,由于目前中国处于特殊的发展阶段,物价问题非常敏感,往往与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本来生产成本不断推高,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一定会引发连锁反应,但终端产品的价格却被压住,食品难以随原料市场的行情正常波动。政府部门寄希望于将提升的成本化解于企业生产中,然而这种消化是有一定限度的。
“物价,首先是物,然后是价,不能只看价不看物。当价格容纳不了其成本时,不是物价虚假,就是东西造假。”于小冬说,虽然企业造假在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责任无可推卸,但政府部门对市场价格过分地不承认,不关心商家实际成本的增加,也会促使商家或以减量来抑制涨价,甚至违规、违法添加。
这与海关走私的情形类似,一旦某种产品税费过高时,走私往往猖狂。
再加上违法违规成本较低,利润颇高,使添加剂滥用甚至违法使用的情况愈演愈烈。
充分竞争下的发达国家市场通过优胜劣汰,形成规模大、品牌价值强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亦注重维护品牌,因此问题较少。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介绍,婴幼儿配方奶粉在全美只有四家生产,中国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进行了整顿,但还有100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厂商。
于小冬表示,违法肯定要惩戒,但作为政府,亦应该为企业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
检测独立性质疑
卫生部实施了一项杜绝非法添加物的无奈之举,即公布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但4月25日,在卫生部公告的黑名单里,共69种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中,约40%竟标注尚无检测方法检测。
对此,上海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秘书长杜世祥解释无法检测是因为检测技术所限。“例如一些纯牛奶加奶味香精,使味道更香浓,奶味香精的成分是天然成分,即便检测出奶味香精含量略高,但商家可以有多种解释。因此虽规定纯牛奶里不能加任何香精,但其实很难监管。”
对于黑名单中技术检测不出来的物质,监管人员就需要通过“生产监管”的方式尽量避免。即去厂家查看是否购买、存有禁止添加的物质。但此种“生产监管”极易被厂家规避。
而消费者基本上不可能通过目测和常识辨识这些非法添加物质,一些常规食品的检测亦需要专业器材和方法,或找专业机构。
北京一名小学生张皓在课外实验中,发现市场上的一部分鲜蘑菇添加了荧光增白剂,荧光增白剂为一种工业添加剂,可使水蘑菇延长一周的“保鲜期”,卖相好,但食用后对人体有害。
“荧光蘑菇”事件曝光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何兵认为,北京市工商局在未与张皓接触的情况下,宣布其检测结果不科学,是欺负小孩子和糊弄北京市民,当即给北京市工商局写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其认定张皓检测结果不科学的事实依据和科学依据。十天之后,何兵接到了北京市工商局的回复,但回复并未涉及实质内容。
于是,在北京市工商局呼吁市民放心吃蘑菇后的第二天,何兵安排十多名学生到北京十多个市场采样,联系北京农学院进行检测。
“电话联系的结果是,这很容易,让我们直接去。去了以后,忽然告诉我们,检测报告要一个月才能给出。而据我们了解,检测蘑菇中是否有荧光粉,只要20分钟!”何兵说。
随后,何兵决定将蘑菇送给北京工商局下属的专业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监控中心检测。“这本应是他们的法定义务。”何兵说,但他却再次遭到拒绝,对方给出的理由之一是:送检的蘑菇不够2公斤,而事实上,他们送去的蘑菇样品总量有10公斤。
在何兵看来,面向普通公众的食品检测机构并不多。“我们找了很久,很费劲。”后来,通过网络,他们又找到了一家商业检测机构——谱尼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的名义与之签订了合同,但第二天,何兵就蹊跷地接到该公司的电话通知“无法做该检测”。
何兵与他的学生只能自己找到农业部颁布的关于如何检测荧光粉的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参与检测的学生表示,在22组受检蘑菇中,有三组在紫外分析仪下出现明显的荧光物质斑点。
记者了解到,北京地区有12家食品检测机构,其中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要负责食品添加剂的检测,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权、并经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国内从事食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仲裁的最高权威机构。但是在其所列的业务范围内,以承担国家项目为主,未见为消费者服务一项。
于小冬认为,中国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大多数检测机构都分属政府不同部门,往往只对本部门负责,习惯以主管部门的意志决定检测内容和通报方式,因此检测结果很难取得公信。
相比之下,此次台湾塑化剂事件发生后,其卫生部门的食品检验机构已开始就塑化剂项目免费接受民众送检。台北市5月29日就接到数百件民众送检案例。5月31日开始,台湾主管机构对相关的五大商品厂商下令,厂商们自己出钱,把商品送去检验机构。台湾的检验机构目前门庭若市,检查一次大概需要新台币3000元,加急6000元,排队排到今年6月底尚不能检验完毕。
运动式监管
4月“染色馒头”曝光后,上海市发动了一场针对食品添加剂的整顿风暴,包括“扩大黑名单”“有奖举报”“群防群治”等多项措施。上海商人陈肖在常去的市场购买柠檬黄、复合磷酸盐及亚硝酸钠,此三样添加剂均为合法食品添加剂。但目前的交易只能采取“半地下”方式。
上海的整治行动,是全国行动的一部分。卫生部卫生行业科研专项食品安全首席科学家吴永宁介绍,中国大范围整顿、监察食品安全行动源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温家宝总理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给我两年时间,我会给社会一个交代。
时过两年,食品安全整顿期接近尾声,年初却接连发生违规违法添加系列事件,于是国务院提出继续整顿;4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通知,并要求卫生部制定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国家标准。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已宣布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
5月,就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种直接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最高法定刑分别可达到无期徒刑和死刑。
这一轮持续两年多、各部门都下决心要根除食品安全隐患的运动式风暴,能够走多远?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卫生部等多个部门曾严令:问题产品不得出 厂、销售,并按要求销毁和无害化处理,并迅速出台了乳品安全新标准。但风暴过后不久,隔年年底,就连续曝光了上海熊猫炼乳、陕西金桥乳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辽宁“五洲大冰棍”雪糕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而这些企业生产的乳制品都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
2010年,乳品和乳制品专项整治再度展开,但同年6月、7月,质监部门又在甘肃、青海、吉林等地发现了毒奶粉的踪影。运动式监管“形势紧时销声匿迹,风声一过卷土重来”的弊病暴露无遗。
而整风运动也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山东青岛所辖平度市,被称为“江北地区最大的香精香料生产基地”——此前沸沸扬扬的“牛肉膏”,相当一部分出产于此。“这两天把厂子的进货台账、生产流程、出厂检验等等翻了一个遍。”山东平度市质量与技术监督局(下称质监局)局长刘双印对《财经》记者说,当地正开展专项行动。
在2010年之前,平度市一般小型香精生产厂对原料来源根本不做检测,也没有按照要求索要原料提供方的“三证”,即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产品检测报告。直到最近监察风紧,才向原料提供方索要三证复印件。质监局2009年底的数据称,平度拥有生产许可证的香精厂家是29家,现在这个数字猛增至47家。据平度市质监局稽查队副队长孙松海介绍,其中绝大多数厂家的生产许可证是在这半年内突击申请的。“现在仍然有不少厂家正在改设备,上设备,等待申报。”他说。一些即便是拿到了证件的厂家,因近期的食品安全严打行动也未能开业。
据当地业内人士的估算,实际上平度市香精生产厂家的数字远不止于此,应该有80家左右,无证的生产厂家并不少。而据平度市贸易城香精销售商的估算,这个数字则变成了200多家。
突击式检查亦存在法律依据问题。
“染色馒头”事件后,上海质检部门的突击检查强度加大,但质监局在检查过程中却遇执法困境。“按照规定,我们检查一个企业必须提前15天通知,突击检查本身即无政策支持。”一位上海质检局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在突击执法过程中,吊销违法违规企业生产许可证等程序被简化,亦不按常规进行。上述质检局人士担忧,突击式执法之后,一些企业因整顿停产造成损失而要求质监局承担责任“我们得做好面对诉讼的准备”。
运动式监管难有实效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未触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痼疾。
九龙治食
有人戏言,“十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九龙治水的中国监管体系痼疾,在食品添加剂领域也原样上演。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和部门职责分工,卫生部负责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价和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检总局负责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监管;工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食品添加剂质量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餐饮服务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监管;农业部门负责农产品生产环节监管工作;商务部门负责生猪屠宰监管工作;工信部门负责食品添加剂行业管理、制定产业政策和指导生产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此外,这个庞大的体系,还涉及粮食局、海关总署、公安部等部门。
多部门执管,亦不得不出动更高层做协调统管。2010年2月6日,国家层面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任主任,两位副主任是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和王岐山。但该委员会只是一个议事制度,其下的食品安全办公室职责也仅是督促各部门履职。
监管部门间的职责区划,到了地方就更令人眼花缭乱,地方又将各个监管段再划分给不同的职能部门。正在二审中的浙江《(实施食品安全法)办法(草案)》,将食品经营活动又做细分。如,现场制售形式的食品经营活动,休闲娱乐场所内提供餐饮服务及现场制售活动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商场、超市及食品交易市场中的现场制售活动,由工商局监管。
反观美国的食品监管体系,其责权相对集中,主要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和农业部两个部门监管食品,其他部门只是协管,因此多数问题通过两部门协商沟通即可解决,减少了部门之间互相推诿。
与九龙共治的监管构架类似,涉及食品添加剂的法律法规亦五花八门,甚至彼此矛盾。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一位委员分析,农业部、轻工部门制定的产品标准,可能就和卫生部的食品标准之间缺乏连贯性和衔接性。比如,馒头原料是面粉,农业部可能对小麦中的某个成分值要求比较宽,而卫生部可能对馒头中的这一成分值要求很严格,那么就会产生因不同部门对添加物控制量有差异,加在一起不合逻辑的现象。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在两年之内,把已有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标准梳理一遍。
如此繁杂的监管体系下,却会发生某些产品或环节无人监管的情况,经常处于见招拆招的被动局面。
《中华工商时报》曾报道在山东潍坊“黑心西瓜”事件中,农业部门认为种子是在流通领域出事的,该工商部门管;工商觉得种子和设备都不过关,。质检局有责任;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怀疑给农民种子的技术员没有卫生经验许可,卫生部应该介入;卫生部门坚持种子是源头,应该由农业部来处理。
如此演绎出一场监管罗生门。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都涉及奶产品,农业、工商、质检、药监等亦都有监管职责。但在追责时却发现,三聚氰胺添加过程发生在供奶站,而奶站在地方上竟然没有一个对应的监管部门,之后才确立农业部监管供奶站。
中国的分段监管体系,看似分工明确,但各个环节相接之处容易产生监管空白,一旦出现问题,各部门间又容易互相推诿。
美国对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品种监管,强调全过程监控,即由一个部门负责与该种食品有关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全过程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真空,而由一个部门一竿子管到底,也有利于发现监管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使监管切实有效。
从抽检过渡到品种监管、过程监管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趋势。
“三聚氰胺”事件促使一部《食品安全法》出台,且引入了食品安全的国际框架——风险管理、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理念。但彼时中国并没有一个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第三方机构。据了解,年底可能挂牌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即意在弥补这一空白。
卫生部卫生行业科研专项食品安全首席科学家吴永宁对《财经》记者透露,这个中心将对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食品安全的科学咨询意见,该中心的另一项重大职责,是对各部门最终采取的措施进行监测和效果评估。
但药监局的前车之鉴,令业内人士对这个被寄望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不表乐观。2003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当时中央政府希望其能在部门林立、政出多门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起到综合协调的作用。该局第一任局长郑筱萸也曾经说,食品药品监管局的任务就是要充当国务院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抓手”。
时过八年,郑筱萸已成昨日之人。中国餐桌安全几成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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