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有着思想准备，把死亡看成生命的必然归宿，从而同意这样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欠大自然一笔账，人人都得还清账。—句话，死亡是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无法避免的。而实际上，我们则习惯于用言语表明，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倾向，试图“暂缓考虑”死亡，或者从生活中将它排除掉。我们总是想把死包藏起来，秘而不宣。我们甚至还有这么一个说法：“想到某事就像我们想到死亡一样。”当然这人称自己死亡时，自己能看得到，我们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
　　至于他人之死，文明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当着别人的面提起。只有儿童不顾忌这些条条框框，他们肆无忌惮地相互威胁对方会死，甚至当着心爱者的面谈论死亡。比如：“亲爱的妈妈，你死了太可惜了。不过，你死了之后，我会做这、做那。”如果别人对自己不坏，文明人是不会谈论甚至想到别人死亡的，除非他是一个以同死亡打交道为职业的医生、律师或者类似的人。如果他人之死会给自己带来自由、金钱、地位方面的好处，文明人更不会谈论这人的死。
　　当然，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敏感仍无力捉住死神之手。当死神之手落下之时，我们在感情上会受到震动，仿佛我们完全被破灭打垮了。于是，我们习惯了强调死亡的偶尔性——事故、疾病、感染、衰老，这种习惯暴露了我们修正死的含义的努力，将必然性修改为偶然性。众多人同时死去对我们来说特别可怕。我们对死者本人采取了一种特殊态度，就像是向某个完成了特别困难任务的人表达出敬意一样。我们对死者的评价往往也是扬长避短，对于死者宜隐恶扬善。因而无论在悼词中还是在墓碑上，只写下对被怀念者有利的话语。这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了。死者已不需什么尊敬，但在我们看来，对死者的尊敬比对真理的尊敬更为可贵，甚至胜过对生者的尊敬。
　　文明人这种惯常的对死的态度在自己心爱的人——婴儿、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死去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此时，我们往往痛不欲生，我们的一切希望、自尊、快乐都随着死者进入了坟墓，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们以安慰，任何东西都不能弥补所爱的人之死给我们造成的损失。
　　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态度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游戏之中，对生活本身孤注一掷，生活便显得贫乏，毫无意义，平淡而肤浅。这正像美国人调情一样，从一开始双方就知道，一切都会十分顺畅。这样的调情与欧洲大陆式的谈情说爱刚好形成对照。在欧洲大陆，谈情说爱的双方一开始就须记住引起爱情的严重后果。我们易于受到感情的束缚，人死之后，往往悲痛欲绝，这使我们不愿意想到自己会有危险，也不愿设想同自己有关的人会遭到什么不幸。我们不敢设想自己会遭到不幸，因为如果灾难降临，谁能弥补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样重大的损失？我们总是从一切事情中排除死亡，也随之排斥了很多东西。
　　所有这一切之必然结果，便是我们力图从虚构的世界中，从文学和戏剧中，寻求某种东西，给贫乏生活以补偿。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知道该怎样去死的人，以及能够杀死他人的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将自己同死亡协调起来，经历了人世沧桑，我们自己却仍安然无恙。人生就像是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真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在文学的领域之中，我们找到了我们所渴望的那种多样化的生活。我们似乎随着某一特定人物的去世而死去，而实际上，他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随时准备着在下一个人物死去时，自己再次象征性地死去。
　　（摘自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外名家经典作品选·开悟卷》 主编：兰东辉 本文作者：[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