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理由
　　他们是一群普通的游泳爱好者，却主动组织起来，肩负起在武汉长江、汉江志愿救援溺水者的工作。他们中有企业白领、公司职员、工人、保安、自由职业者以及退休人员，5年间，他们自我培训、自发巡逻，救人无数，但直至一名救援队员救援时遇难，方被世人所关注。他们自言，所秉持的态度仅仅是不能见死不救，然而他们却以不计回报、不求感恩和常年坚持，换来一个城市的感动与尊重。他们是这个物欲社会的亮丽注脚，更是血性、勇敢与善良的时代诠释者。
　　武汉市。汉阳门。长江边。
　　上百市民正挤在20多级台阶上嬉水纳凉。忽然，离岸10米外的江水中，年逾六旬的朱三鹏举手呼救，岸上的人都紧张地站了起来。刚好，在呼救者三五米外，就有个泳者。只见他迅猛地划了几下水，右手已经搭上朱的右肩。他一边安慰落水者“没事，我带你出去”，同时手腕逆时针一带，使朱三鹏背向自己。一手拽人，一手划水，救人者游了个弧形，从十几米外的下游将朱三鹏带上岸。
　　救人者名叫赵汉清，是离此不远一个社区的保安。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武汉市长江救援志愿队队员。他事后解释，让朱三鹏扭过身子，是怕他慌乱中抱住自己，发生意外。这也是救援志愿队平常训练的内容之一。
　　武汉市拥有超过200公里的江岸线。江滩地形、水流走势都很复杂。但在酷热的夏季，去江里游泳，是武汉人的一大乐事，溺水事件于是不可避免。然而，单靠政府组织救援，即便110、120等接报警就马上赶赴现场，也常错过黄金救援时间。这时候，有人搭把手，很可能救活一条命。
　　意识到这个问题，2010年，一支志愿救援队便开始在长江、汉江水域义务救人。5年间，他们不断吸收新成员，依靠自我培训，成为一支相对较专业而稳定的志愿救援队伍。然而，他们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时常不被人理解。
　　直至2014年秋天，一场悲剧改变了救援队的命运。

尴尬的存在

　　48岁的郝振海肤色黝黑，膀阔腰圆，长年热爱游江泳。2002年冬天，一个女孩儿从长江二桥上轻生跳下，恰好郝振海看见，把女孩儿救上了岸。
　　那是郝振海第一次救人。之后，他就和常游泳的同伴成立了长江义务救生队，自制了一面黄色小旗，插在岸上。这支队伍不是专业救援，在游泳时关注水面情况，遇险则救。八九年下来，已经救起数十人。武汉还有几家类似的民间救援队，队员年龄在45岁至70岁之间，大部分或退休，或从事自由职业。这些队伍既没得到政府认可，也缺乏内部有效管理，多年来一直各自为战，发展迟缓。
　　2009年初夏，龙王庙冬泳队的俞关荣在悠泳网武汉版块内发帖，建议组建一支经过正规培训的水上救援团队，“因为很多网友都说自己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救过人，我就想，应该把大家组织起来，也方便培训救生知识。”今年66岁的俞关荣是一家大型翻译公司的管理人员，还曾在企业负责过生产安全工作，虽已过花甲，依然酷爱运动，登山、游泳都是好手。2008年，俞关荣获得148万余网络投票，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手，成了武汉游泳圈里的“大V”。
　　大V倡议，响应者众。不过，在救援是否收费的问题上，泳友们出现了分歧。有人说，救人是纯公益事业，不应收钱;也有人提出，如果打捞溺水者遗体，则需要收费。几百条帖子讨论后，终于达成共识：既然是公益性，救援队的宗旨是只救活人。
　　依靠企业管理者的经验，俞关荣起草了救援队章程，并构建了一套组织框架。2010年初春，长江救援志愿队正式成立，并向武汉的18支冬泳队发出128张报名表，最终收回114张。
　　报名须知中有这样一条：“本人报名时意识到所志愿参与的救援行动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包括人身伤害、物质和经济损失、工作受误，并且可能得不到合理的赔偿。”这条须知后来被称为志愿队的“生死状”。不过创始人之一、龙王庙冬泳队队长张仁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数泳友报名时，并没留心这一条，“如果仔细琢磨这两句，可能真就不报名了”。
　　5年来，救援队组织水上救援、培训急救知识、时常下水演练，渐渐向正规和专业化发展，主力队员也最终定格在140人左右，仅一年便救援了200多名落水、溺水者。救援队还总结出一套救人守则，比如提倡岸上救援、器材救援、团队救援;万不得已要下水救援前，须先用10至20秒评估风险。“如果要救的人连10秒都等不了，只能说明情况太危险了，去救也起不到作用。”俞关荣说。
　　然而，它的存在仍然有些尴尬。
　　由于救援志愿队是在冬泳大队基础上、自发成立的，既无资金，也无业务主管单位，按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无法注册成为正规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后来，武汉市生命阳光救援中心接纳了长法救援志愿队，使其成为旗下的水上救援大队。然而武汉生命阳光救援大队本身，也不是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社会组织。

　　甚至在社会上，救援队也未得到广泛承认：江岸冬泳队的简易自建冬泳基地被迫更换位置;王家巷冬泳队存放在岸边的游泳圈、绳子等救生器材不翼而飞……不过，让救援队更失望的，是被救者的冷漠。
　　2010年，一名大学生从高处跳水，头部不幸卡在水底的铁栅栏中。救援队员发现了他，想尽办法各种办法，最终有人找到从上游漂来的大竹杆，利用杠杆原理撬开了栅栏的铁条。年轻人已溺水超过6分钟，脸涨成了猪肝色，几名救援队员们轮流做心肺复苏，连续不停做了十几分钟后，人终于醒了。可是，他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半晌，只问了一句：“我的衣服在哪？”之后就匆匆离开。
　　许多人为此生气。有人说：“以后这种不知感恩的人，干脆不救。”俞关荣却用自己的经历开导大家：十几岁时，他溺水后被人救起，却因心里充满溺水后的恐惧，只留了个假名便落荒而逃。他解释说，这种反应也是人类的本能，获救者虽然不表达谢意，但会记住一辈子。 　　渐渐地，队员们也看淡了所谓的感恩。他们将工作重心转向宣传游泳安全知识、劝阻市民远离危险地带，积极关注游泳市民的情况，预防落水、溺水。“很多人对水下环境不熟，完全没有安全意识。我们说下面有水泥墩、铁砂、漩涡，一些人就不敢下水了。”张仁锰说。

有时候，英雄是挂在墙上的

　　2013年，民政部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长江救援志愿队终于得以在民政部门注册备案。救援大队开始迈向“救援正规军”。
　　2014年，救援队和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达成合作，在集家嘴、黄鹤楼等8个易发生险情的岸点，派人轮流值守，当班队员要签到及到、离岗时间，并记录值守情况。如遇意外，由救援队率先施救，同时通知110、120。
　　然而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14年秋天。
　　2014年10月25日晚，救援队在王家巷附近发现有3名青年溺水，3名救援队员先后两次跃入江中救人。众人合力下，3名青年陆续脱险上岸，但64岁的救援队员陈忠贵却被压在一层厚厚的水葫芦下，没有及时摆脱，被江水冲走。4天后，陈忠贵的遗体在20公里外的江水中被发现。
　　聚光灯因此照到了长江救援志愿队头上。江汉区委书记亲自参加了陈忠贵的追悼会;陈忠贵及另外两名救援队员被授予武汉水上地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官方、民间为陈忠贵家属送上慰问金;武汉市民政局决定为陈忠贵竖立遗像;就连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成发也致信救援队，向英雄们致敬。
　　然而，当人们都在谈论救援队是“英雄”和“以命博命”时，救援队员们却冷静下来，开始讨论如何使救援更有机、更高效和更科学。2014年底，队长俞关荣把5年前写好的项目书送到市长阮成发手中。这份呼吁建立救援基地的项目书，仅目录就有38条，内容涉及到救援队基地建设选址、用途、运作方式等。2010年救援队初建时，俞关荣曾带着项目书四处奔波，但这些看似简单的提议，涉及到水务局、堤防管理处、江滩管理处、公安局水上分局、海事局等多个政府部门，跑了一两家后，便搁浅了。如今，他们期待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将志愿救援队建设得更为规范和高效。
　　“有人说我们是英雄，可千万别这么说。有时候，英雄是挂在墙上的。”救援队队员赵汉清说。2014年7月23日晚，武汉长江沿线多处发出溺水警报，仅赵汉清就救起6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是在救人，但我们要先保证自己不会变成被救的那一个。”

　　长江救援志愿队

　　以武汉市多支冬泳队队员为主力于2009年自发组建，常年坚持在江边志愿巡逻，遇险即救。2014年10月，一名志愿队员在救援后遇难，方为众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