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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社会保险法》实施之日起，中国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计划到明年年底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全覆盖。这意味着，拥有几千年“养儿防老”传统的中国将进入全民“制度养老”时代。
老龄化挑战
自我国上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已进入而立之年，他们的父母也逐渐步入花甲。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未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出现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结构。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潜在挑战。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9%。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30%。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告诉记者：“中国目前虽然不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却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美国的进入深度老龄化用了90多年，而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这个过程只用35年，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会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
加之通货膨胀的加剧、房价的飙升，“啃老族”日益增多，传统的“养儿防老”似乎已经成为“奢侈”。因此由“养儿防老”到“制度养老”亟待转变，这也成为我国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现实动因。
养老保险之喜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十一五”时期，全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2.57亿；2010年底，参加新农保的人数达1.43亿。在养老方面，职工有基本养老保险，农民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唯独城镇非从业人员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
自7月1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年满16周岁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均可参保，数千万城镇非从业人员首次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内。这意味着，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再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发放数量达到8亿张，覆盖60%人口。明年基本实现全覆盖。据有关部门统计，至少有3000万人将享受到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福祉。
此外，开始施行的《社会保险法》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规定公民的养老保险今后可以实现跨地区转移。
根据以前的养老保险相关规定，如果换到异地工作，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将很难。使得很多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退保的现象。参保人员如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退休后将不能享受基础养老金，只能将个人账户中的储蓄额一次性支付给个人，终止养老关系。
对此，作为建国60多年以来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社会保险法》解决了这一难题，个人跨地区就业统筹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养老保险之忧
面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全民养老”自然是令人无限神往，但在此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同样不容忽视。
“一个好的结构才能带来公平和低负担，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
杨燕绥教授认为，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未来五年，关于养老金方面提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稳定增长”，其增长的标准是不明确的。“这是它的一个弱点、缺陷 ，‘稳定增长’要具体指出占居民家庭支出的百分之多少，社会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多少，或者是稳步增长的比例与通货膨胀挂钩。”
杨燕绥告诉记者，中国养老金制度问题，首先就是概念不清。“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到底什么是克服贫困的基本养老金，什么是个人积累市场运营的补充养老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到底是克服贫困的还是改善生活的，没有说明白。”
作为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见证者，她指出：“养老金制度本身是强调公平的，但现状是待遇差别非常大。”杨燕绥说，“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不缴费，养老金相对高；企业职工费率过高，待遇逐年下降；城乡居民养老金相对低。例如农民每个月可以领到55元，而公务员能领到四五千元，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在杨燕绥看来，“待遇差大”问题出现的关键在于：“一个好的结构才能带来公平和低负担，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
“改革的出路在于建立中央政府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强化政府责任，财政责任，但是这部分要低水平，主要是克服贫困，保证老年人吃饭的钱；同时市场化运营全民个人账户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
杨燕绥认为，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公务员养老金过高成为众矢之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改革不应躲避，而应该引领中国养老金制度进行结构调整，而不是让他们参加现行制度，更不是让他们自己独立起来。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应进入到国民基础养老金系统，以职业养老金替代退休金，对接国民基础养老金，带动全国养老金制度的结构性调整。”
“改革方式是从执行时开始，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同时政府为其建立职业年金，每年职业年金增加一个百分点，此消彼长，而个人拿到的金额不变。这样退休金逐渐降下来，降20多年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都跟老百姓拿同样的基础养老金。
同时，职业年金也建立起来，第一年退休的人可能账户里只有一年年金，第二年退休的人有两年年金，以此类推，职业年金的替代能力越来越强。这样经过20年一循环，所有的都能够到位。中国的养老金市场便形成了。”
“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发展非常快，现行的养老金制度是未定型的。它的出路在于结构调整，强化中央政府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同时强化个人账户的市场化运营。一个清晰的结构，两个目标，两架马车整合现在所有的制度。”杨燕绥肯定地说。
编辑：刘文婷 美编：庞佳
老龄化挑战
自我国上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已进入而立之年，他们的父母也逐渐步入花甲。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未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出现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结构。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潜在挑战。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9%。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30%。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告诉记者：“中国目前虽然不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却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美国的进入深度老龄化用了90多年，而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这个过程只用35年，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会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
加之通货膨胀的加剧、房价的飙升，“啃老族”日益增多，传统的“养儿防老”似乎已经成为“奢侈”。因此由“养儿防老”到“制度养老”亟待转变，这也成为我国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现实动因。
养老保险之喜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十一五”时期，全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2.57亿；2010年底，参加新农保的人数达1.43亿。在养老方面，职工有基本养老保险，农民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唯独城镇非从业人员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
自7月1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年满16周岁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均可参保，数千万城镇非从业人员首次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内。这意味着，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再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发放数量达到8亿张，覆盖60%人口。明年基本实现全覆盖。据有关部门统计，至少有3000万人将享受到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福祉。
此外，开始施行的《社会保险法》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规定公民的养老保险今后可以实现跨地区转移。
根据以前的养老保险相关规定，如果换到异地工作，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将很难。使得很多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退保的现象。参保人员如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退休后将不能享受基础养老金，只能将个人账户中的储蓄额一次性支付给个人，终止养老关系。
对此，作为建国60多年以来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社会保险法》解决了这一难题，个人跨地区就业统筹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养老保险之忧
面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全民养老”自然是令人无限神往，但在此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同样不容忽视。
“一个好的结构才能带来公平和低负担，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
杨燕绥教授认为，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未来五年，关于养老金方面提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稳定增长”，其增长的标准是不明确的。“这是它的一个弱点、缺陷 ，‘稳定增长’要具体指出占居民家庭支出的百分之多少，社会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多少，或者是稳步增长的比例与通货膨胀挂钩。”
杨燕绥告诉记者，中国养老金制度问题，首先就是概念不清。“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到底什么是克服贫困的基本养老金，什么是个人积累市场运营的补充养老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到底是克服贫困的还是改善生活的，没有说明白。”
作为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见证者，她指出：“养老金制度本身是强调公平的，但现状是待遇差别非常大。”杨燕绥说，“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不缴费，养老金相对高；企业职工费率过高，待遇逐年下降；城乡居民养老金相对低。例如农民每个月可以领到55元，而公务员能领到四五千元，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在杨燕绥看来，“待遇差大”问题出现的关键在于：“一个好的结构才能带来公平和低负担，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
“改革的出路在于建立中央政府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强化政府责任，财政责任，但是这部分要低水平，主要是克服贫困，保证老年人吃饭的钱；同时市场化运营全民个人账户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
杨燕绥认为，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公务员养老金过高成为众矢之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改革不应躲避，而应该引领中国养老金制度进行结构调整，而不是让他们参加现行制度，更不是让他们自己独立起来。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应进入到国民基础养老金系统，以职业养老金替代退休金，对接国民基础养老金，带动全国养老金制度的结构性调整。”
“改革方式是从执行时开始，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同时政府为其建立职业年金，每年职业年金增加一个百分点，此消彼长，而个人拿到的金额不变。这样退休金逐渐降下来，降20多年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都跟老百姓拿同样的基础养老金。
同时，职业年金也建立起来，第一年退休的人可能账户里只有一年年金，第二年退休的人有两年年金，以此类推，职业年金的替代能力越来越强。这样经过20年一循环，所有的都能够到位。中国的养老金市场便形成了。”
“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发展非常快，现行的养老金制度是未定型的。它的出路在于结构调整，强化中央政府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同时强化个人账户的市场化运营。一个清晰的结构，两个目标，两架马车整合现在所有的制度。”杨燕绥肯定地说。
编辑：刘文婷 美编：庞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