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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年初刚入市就遇到大熊市，回顾起来让我感到幸运，正因为受到伤害才让我真正的去感受和思考投资的问题，走到投资这条路上。“333”行情为什么会在那么绝望的情况下拔地而起？1996年年初又为什么会爆发新牛市？1997年5月为什么会嘎然见顶？为什么当初业务相同且齐名的金田、万科命运后来完全不同……一系列的经历让我对投资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
1994年～1999年的“顶底”经历
1996年之前的见底见顶我只目睹了一些股评人“技术分析”的结果，对错不说，但那种似乎与股市本身基本面完全无联系的“技术分析方法”给我留下了神奇和神秘的印象。但是，真正给我启发的“见顶见底”现象则是1996年年末“人民日报社论”导致的股市连续跌停。就先说说1997年股市的见顶吧！
1997年4月末，我的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国债发不出去了，因为股市太火爆，居民包括各机构没人去认购国债，都去买股票了。他说有些担心，我听后也有点冷水洗脊梁骨。1996年末为什么会出“人民日报社论”打压股市？尽管有100个理由股市上涨挡不住，但我仔细考虑后对他说，可能会要出问题了。果然，5月份一到，政府的比几个月前更具实质意义的“三大利空政策”出台了：提印花税、增加新股额度、国有企业不得炒股票。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嘎然见顶！
再说1998年。那时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尽管有一定的隔离，但是人心惶惶，当时我并不懂任何经济层面的事（现在也不怎么懂），根本不知道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当时所跟踪的几家公司业绩却是在出乎意料的下滑。各种新闻媒体里开始谈“通货紧缩”这个当时的经济学中尚没有的新名词。
直到1999年3月，时任总理朱镕基在视察内蒙古时首次承认中国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结果，媒体180度的大转弯，统统都谈“通缩”及其危害、如何避免通缩等等。国家当时的政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国债搞基本建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减息，仅1998年就减了3次息。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注意到悲观的情绪才一步步深入到我这样层次的投资人心中。而A股此时已经调整快2年了，B股则创了历史新低，也成为完全的“死市”（好几个交易日竟无一笔成交）。
但是，“5·19”行情在一个多星期后正式爆发！行情起来后，人民日报又发了恢复性上涨的社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对股市上涨给予赞扬！两年，仅仅两年，人民日报对于股市的态度就这样发生180度的大转弯！政策是什么，政策是市场逼出来的！当时经济政策和国家领导人要启动国内市场，要搞住房、医疗、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但股市已经跌了两年，大量个人和机构亏损累累，谁敢放心去消费？尤其是下个金融危机要到中国（当时中国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这种观念使中国经济崩溃论深入人心）的论调，怎么才能让老百姓接受关系到他们最基本生活的大消费政策改革方案？怎么用直接融资来启动经济，给长期主要靠国内贷款支持经济的银行松松傍？不把股市搞活能行吗？“5·19”行情起来后，我更加意识到这轮行情的深层政策意义。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预测”和抄到股市大底，不靠内幕消息，更不靠宏观经济分析，只凭最基本的常识判断。“5·19”行情，发生在通货紧缩甚嚣尘上的1999年5月份，发生在大机构投资者认为“基本面完全不支持反转”的时候——这次经历给了我在投资上独立思考的真正信心。
2001年～2005年的熊市
2001年5月份，与一位当时国内最大券商自营老总交谈中听到如下的话：“……中国的股市会像现在这样慢慢地一直涨下去……理由？政府会让股市走熊吗？走熊对谁有好处？如果连我们都不行了，那中国的证券或整个金融业恐怕都崩溃了，可能吗？”
然而，到了6月中旬，国有股市价减持10%的办法出台，大盘跌了一下，随后又基本启稳，市场陷入争论中，并在争论中开始走软。但是，市场的真正崩溃和加速暴跌，其实还是8月份当时的“超级明星绩优股”（基金重仓股）银广夏、东方电子的业绩“造假”曝光。随后，像商量好似的，一贯“绩优高成长”的风华高科、清华同方、环保股份、大唐电信等等业绩纷纷出问题，连当时力量尚薄的基金也开始加入到砸盘绝望的阵列中，而“资产重组”这个炒了几年的“题材”终于也在管理层重组放缓审核中消失了。市场还炒什么？牛市思维彻底没了市场。大盘随之一泻千里。
在舆论把矛头全对准“国有股减持”这个政策上时，2002年年初披露的2001年年报才揭示出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核心问题：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滑落到历史最差，以ROE计，仅5%左右，更可悲的是，刚刚经历了银广夏、东方电子等等“高业绩股”造假的市场，完全不相信哪家公司能再次“乌鸦变凤凰”。市场的悲观已经蔓延到任何类型的投资人意识里。于是当“6·24”的政策“大利好”来了后，仅仅持续了一两天，这次“行情”竟成了后知后觉者的“胜利大逃亡日”。
这时，反思A股市场的人士开始真正陷入了绝望：连国务院都首次向市场认错，收回了“熊市主诱因”的国有股减持政策，为什么还要熊？于是，“这一轮熊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总调整”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既然如此，那么大盘不跌个80%、90%是不会结束熊市的。
说实在，在我脑子里，这个结论在2001年熊市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理由是：1996年以来，市场完整的炒作周期，绩优、成长（IT股）、垃圾股的价值发现（重组）全部进行了一遍，故事讲完了才发现，炒了一圈后公司业绩竟然变为历史上最差的了，股市既然开了个这么个大玩笑，那不还“总账”行吗？
但是，2003年年初，相关经济数据促使我重新反思这一观点。2245点的牛市顶峰，居然是在中国经济不怎么繁荣时产生的，这样的“顶”真的很厉害吗？
（本文是上期《熊市回忆录》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原文有删节。作者系徐星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
1994年～1999年的“顶底”经历
1996年之前的见底见顶我只目睹了一些股评人“技术分析”的结果，对错不说，但那种似乎与股市本身基本面完全无联系的“技术分析方法”给我留下了神奇和神秘的印象。但是，真正给我启发的“见顶见底”现象则是1996年年末“人民日报社论”导致的股市连续跌停。就先说说1997年股市的见顶吧！
1997年4月末，我的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国债发不出去了，因为股市太火爆，居民包括各机构没人去认购国债，都去买股票了。他说有些担心，我听后也有点冷水洗脊梁骨。1996年末为什么会出“人民日报社论”打压股市？尽管有100个理由股市上涨挡不住，但我仔细考虑后对他说，可能会要出问题了。果然，5月份一到，政府的比几个月前更具实质意义的“三大利空政策”出台了：提印花税、增加新股额度、国有企业不得炒股票。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嘎然见顶！
再说1998年。那时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尽管有一定的隔离，但是人心惶惶，当时我并不懂任何经济层面的事（现在也不怎么懂），根本不知道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当时所跟踪的几家公司业绩却是在出乎意料的下滑。各种新闻媒体里开始谈“通货紧缩”这个当时的经济学中尚没有的新名词。
直到1999年3月，时任总理朱镕基在视察内蒙古时首次承认中国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结果，媒体180度的大转弯，统统都谈“通缩”及其危害、如何避免通缩等等。国家当时的政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国债搞基本建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减息，仅1998年就减了3次息。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注意到悲观的情绪才一步步深入到我这样层次的投资人心中。而A股此时已经调整快2年了，B股则创了历史新低，也成为完全的“死市”（好几个交易日竟无一笔成交）。
但是，“5·19”行情在一个多星期后正式爆发！行情起来后，人民日报又发了恢复性上涨的社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对股市上涨给予赞扬！两年，仅仅两年，人民日报对于股市的态度就这样发生180度的大转弯！政策是什么，政策是市场逼出来的！当时经济政策和国家领导人要启动国内市场，要搞住房、医疗、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但股市已经跌了两年，大量个人和机构亏损累累，谁敢放心去消费？尤其是下个金融危机要到中国（当时中国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这种观念使中国经济崩溃论深入人心）的论调，怎么才能让老百姓接受关系到他们最基本生活的大消费政策改革方案？怎么用直接融资来启动经济，给长期主要靠国内贷款支持经济的银行松松傍？不把股市搞活能行吗？“5·19”行情起来后，我更加意识到这轮行情的深层政策意义。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预测”和抄到股市大底，不靠内幕消息，更不靠宏观经济分析，只凭最基本的常识判断。“5·19”行情，发生在通货紧缩甚嚣尘上的1999年5月份，发生在大机构投资者认为“基本面完全不支持反转”的时候——这次经历给了我在投资上独立思考的真正信心。
2001年～2005年的熊市
2001年5月份，与一位当时国内最大券商自营老总交谈中听到如下的话：“……中国的股市会像现在这样慢慢地一直涨下去……理由？政府会让股市走熊吗？走熊对谁有好处？如果连我们都不行了，那中国的证券或整个金融业恐怕都崩溃了，可能吗？”
然而，到了6月中旬，国有股市价减持10%的办法出台，大盘跌了一下，随后又基本启稳，市场陷入争论中，并在争论中开始走软。但是，市场的真正崩溃和加速暴跌，其实还是8月份当时的“超级明星绩优股”（基金重仓股）银广夏、东方电子的业绩“造假”曝光。随后，像商量好似的，一贯“绩优高成长”的风华高科、清华同方、环保股份、大唐电信等等业绩纷纷出问题，连当时力量尚薄的基金也开始加入到砸盘绝望的阵列中，而“资产重组”这个炒了几年的“题材”终于也在管理层重组放缓审核中消失了。市场还炒什么？牛市思维彻底没了市场。大盘随之一泻千里。
在舆论把矛头全对准“国有股减持”这个政策上时，2002年年初披露的2001年年报才揭示出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核心问题：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滑落到历史最差，以ROE计，仅5%左右，更可悲的是，刚刚经历了银广夏、东方电子等等“高业绩股”造假的市场，完全不相信哪家公司能再次“乌鸦变凤凰”。市场的悲观已经蔓延到任何类型的投资人意识里。于是当“6·24”的政策“大利好”来了后，仅仅持续了一两天，这次“行情”竟成了后知后觉者的“胜利大逃亡日”。
这时，反思A股市场的人士开始真正陷入了绝望：连国务院都首次向市场认错，收回了“熊市主诱因”的国有股减持政策，为什么还要熊？于是，“这一轮熊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总调整”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既然如此，那么大盘不跌个80%、90%是不会结束熊市的。
说实在，在我脑子里，这个结论在2001年熊市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理由是：1996年以来，市场完整的炒作周期，绩优、成长（IT股）、垃圾股的价值发现（重组）全部进行了一遍，故事讲完了才发现，炒了一圈后公司业绩竟然变为历史上最差的了，股市既然开了个这么个大玩笑，那不还“总账”行吗？
但是，2003年年初，相关经济数据促使我重新反思这一观点。2245点的牛市顶峰，居然是在中国经济不怎么繁荣时产生的，这样的“顶”真的很厉害吗？
（本文是上期《熊市回忆录》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原文有删节。作者系徐星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