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灰色厂房里，惟一带有颜色的斑点是绿色、蓝色和棕色的塑料片。当然，在经过粉碎的部分塑料瓶子碎块上，人们还能辨别出商标——德文的。
　　这里是法兰克福的垃圾场？不对，是中国阜阳的一家服装生产厂。
　　这里堆放着德国消费者在德国连锁超市交回的须付押金的塑料瓶，摆放在德国商场里的套头衫、T恤衫和袜子也都来自这里。
　　35岁的厂长王玉林（音）正打量着一件大号的黑色套头衫。“这件套头衫很薄——我们的一轴线可以织出10件”，他估计说。
　　其实，构成这种瓶子的合成材料可以用来制造衣服。
　　那么需要多少个瓶子才能制成这件套头衫呢？王玉林把瓶子、它们的重量、线轴和套头衫的比例关系罗列出来并得出结果：“制作这件套头衫需要20个瓶子——只是大概数字，要视套头衫的大小和薄厚而定。”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因为这些瓶子的物质价值在8欧分左右。而这件套头衫可以卖到30欧元以上。
　　王厂长是个戴眼镜、梳分头而且风趣、机灵的人。他身上体现着中国人的梦想。这个贫穷农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收集废旧纸张并将它们卖给印刷厂。如今，他雇用了600名员工开办了一家前所未有的“塑料瓶服装厂”，年销售额约合3亿欧元。这位企业家乐于承认：“我的财富要归功于德国的罐头押金。”因为在德国仅需要交纳押金的不仅有金属罐，还包括塑料瓶。
　　在德国，自从2003年1月实行押金制以后，瓶子不再被丢进黄色的垃圾袋，而是被交回到超市。当然，这些废弃物的收集者也在寻找接收者，而王厂长已经作好准备，从此他就靠德国的塑料过活。他那金光闪闪的手表总是被调整到德国时间：“我的供给从那里来，我必须知道那里现在是几点。”
　　“那里”指的是德国分公司——汉堡的塑料瓶回收有限公司。每天会有200万个瓶子从超市运到这里。九名工人分两班，为向中国运送这些德国垃圾作准备。一个漏斗把瓶子剪碎成巴掌大的小片，另一个漏斗将碎片压挤成球状。
　　王厂长在德国的代理执行人是穆塔利普·居尔特金。“我寄希望于当地的劳动力”，王厂长解释说。他在比利时、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也经营着分公司。穿着十分考究的居尔特金,今天看起来有些怒气，环境部门的人正在搜查公司的驻地。
　　同一天，居尔特金将瓶子的碎块装入四至五个集装箱，发送到汉堡港口的船上——存放它们的花费太高了。随后它们将跨过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绕过印度，四星期后到达上海的港口，行程1.8万公里。从那里卡车还要开三个小时才能到达王在中国阜阳的工厂。
　　一个上了岁数、晒得黝黑的男人戴着草帽、身穿米色工作服。他把铲子插入塑料碎块堆并将它们投进一台机器的进料口。机器会将它们粉碎成指甲大的小块。为什么不在德国就完成这道工序？
　　“在那里加工费用很高”，王厂长说。他雇用的粉碎机工人每个月挣的钱折合不到100欧元。隔壁厂房里也有手工工作：小块塑料泡在皂液中，女工们用小棒在里面搅动。她们将可乐和啤酒的剩余物清洗干净。接下来的设备相比之下显得像是高科技：先前得到的瓶子碎块被融化，它们首先看起来像发廊地面上的头发，之后呈数米长的聚酯纤维，从一台机器中滚动出来。一名女技工在控制台上操纵这台机器。纤维被装进白色的包装袋中送到下一家工厂——杭州富兴纺织品厂，一家同样属于王的“帝国纺织厂”。
　　这家纺织厂还加工棉花和羊毛，但最主要的还是从德国瓶子得来的人造纤维。法国工程师米歇尔·格雷拉通过翻译指导其中一名女工。这个法国人觉得这里令人兴奋：“中国工人学得非常快。”
　　当纺织厂将纤维捻成线，它们将被成轴提供给同在阜阳的服装厂。在一间教室大小的屋子里，30名女工站在机器旁，用这些线织出红色、黑色和白色的布料。另外10名女工将这些碎布片缝合成休闲套头衫。这家公司的所有者苏兰（音）身穿迷你裙，看起来像个超级模特而不像主管。她在不停地接打手机。这里的所有联络都要通过移动电话，事情必须快速进行，大家必须随时能找到苏兰——不管是欧洲的时装连锁店还是苏兰在纽约负责美国销售的妹妹。
　　 （责任编辑 邓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