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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公共性问题的凸显。在西方，研究公共生活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三人对公共性的理解各有差别：阿伦特眼中的公共性与“积极生活”紧密相连；哈贝马斯强调公共性的批判性；桑内特推崇现代公共性的非人格化。三人对公共性尽管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但我们仍需注意中西之间的差异，以便更加恰当地引用和借鉴。
关键词：公共性；私性；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1-0062-05
随着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加强，公共性问题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中西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理查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从城市的建筑公共空间变化、服饰变化、戏剧舞台变化等角度，详细刻画了18、19世纪以来，英国和法国“公共生活的混乱”；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描述了20世纪后半期，美国人在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工作联系、社会联系、社会信任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普遍下降的趋势，从而得出美国社区衰落的结论，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社区公共性的衰落；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从住宅空间的私密性、孝道的衰落、公共舆论的沉默等角度，描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村出现了道德的真空，农民在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日益变为“无公德”的个人，从另一面看也折射出中国农村公共性的衰落。
公共性的衰落是否是一个普遍趋势？从不同学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公共性的衰落。近年来，公共性话题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学界对公共性的理解却千差万别，那么西方经典“公共性”理论又是如何定义公共性的呢？
一、“三个”经典公共性理论
在研究公共生活的理论家中，理查德·桑内特、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分别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三种不同学派。[1]
（一）阿伦特
在三位论述公共性的代表人物中，阿伦特无疑是公认最早论述公共性的。1958年她在其著作《人的条件》（又译《人的境况》）中，就专门提到了公共领域问题。
1.公共性内涵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而言的。在阿伦特看来，二者分别与政治和家庭领域相对应，“与家庭和政治领域相对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空间始终是两个截然有别的”空间。[2]因此，阿伦特公共领域是政治性的。
阿伦特的公共性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公开。“公共”这个词表示两个内在紧密联系但并不完全一致的现象。首先，它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2]（34）“在场”体现了世界的真实性，因为在场保证了它可以被看到，可以被听到。（2）共同。“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不同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而言。”[2]（34）不过，阿伦特这里称的世界并非我们一般所说的世界，后者作为有限空间，为人类活动或生命的存在提供了一般条件和环境。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阿伦特定义的这个世界呢？阿伦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一起生活，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a world of things）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之间。她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简言之，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人们聚拢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共同参与其中。
2.公共性衰落根源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与其倡导的“积极生活”紧密相联，积极生活需要每个人表现出卓越性，而追求卓越的精神让大家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公共领域本身，城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正是为了这个表现卓越的机会和出于对这样一种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政治体的热爱，每个人才多多少少地愿意分担审判、辩护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2]（26-27）她认为“只有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世界随之转化为一个使人们聚拢起来和彼此联系的事物的共同体，才完全依赖于持久性。——没有这种潜在的向尘世不朽的超越，就没有政治，严格说来也就没有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2]（36）
阿伦特认为由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导致了“积极生活”的消失，进而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在市民社会产生之前，财产是私有的，属于私人关心的内容。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它成了一个公共关心的话题，人们借助公共领域的保护来积累更多的财富。当人们开始围绕着财产和劳动团团转时，原来那种追求卓越的积极生活便失去了源泉，建立在积极生活之上的公共领域自然也逐渐消失了。
（二）哈贝马斯
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的思考，对20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坦言，他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最初就是来自阿伦特。[3]尽管如此，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仍然与阿伦特有诸多不同，同时也由于他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专门、集中的阐述，使得他对公共领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1.公共性内涵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即是公共领域，与之相对应，他认为“私人领域就是私人性”。同阿伦特的看法一致，他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相对而言的。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素：（1）公众性与批判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4]（2）公共舆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公共舆论）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是开放的，它由各种公民之间的对话构成。[5]（3）沟通性。“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沟通网络；在那里，沟通交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6]（4）公开性。哈贝马斯认为，“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公共性原则的前提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4]（123） 2.公共性衰落根源
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时代的类型化范畴”，不能从源自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市民社会”的独特的发展史中抽离出来。他对公共领域采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加以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反观，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18世纪开始承担起政治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的。有一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求助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这个新论坛的认可；大约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法国也出现了一种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1792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三年，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其公开批判的功能，通过福克斯在众议院的演讲获得了认可，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第一次进入议会。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从整个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才能理解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是公共领域的基础。[4]（170）然而，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公共领域出现了衰落。哈贝马斯认为，自由的公共领域模式在19世纪末已开始衰败，当时，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以解决，于是冲突向政治层面转移，干预主义便由此而生。长期以来，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国家干预社会领域的同时，私人团体也承办起公共事业，社会力量取代国家权力的同时，公共政权也扩大到对私人领域的控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来是在与国家抗衡中形成的，而且仍然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随着大众社会和广告的出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转变，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模糊了。就是在这个国家逐渐“社会化”和社会日益“国家化”的辩证过程中，资产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慢慢瓦解了，公共领域走向衰落。
（三）桑内特
桑内特从公共人的角度进行论述，他对公共性的表述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公共人的衰落》之中。
1.公共性内涵
桑内特对“公共”的理解是这样的：“‘公共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经历、处境、需求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其次，这种行动涉及到对多元性的体验。这种定位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1]（109）
桑内特对公共领域的论述是从公共空间和人格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与阿伦特抽象的“世界”（公共领域）不同的是，桑内特更多的是从公共空间，具体的建筑公共空间论述。他利用自己城市社会学的特长，详细刻画了建筑结构意义上公共空间的变化，比如他在《死亡的公共空间》一节中分析了“能见度和隔离”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如果每个人都相互监视，社会交往就会减少，沉默变成了彼此防备的唯一形式。”另一方面，桑内特认为“公共领域的人格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种人格在共同体内部是人格化的，相互亲密的，然而却往往抵触与外来者和陌生人接触，变得具有排他性。“和共同体的内部生活相比，外面的世界显得不那么真实和诚恳……于是不再搭理它，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护内部的关系”。[1]（391）
桑内特试图构建的公共性，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与现代城市社会结构相适应），超越小社区、小圈子的，更广阔范围的公共性。在他看来，这种超越的公共性建立的前提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是对人格化情感因素的摒弃。
2.公共性衰落根源
公共性衰落的原因，桑内特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18世纪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出现，到了19世纪城市和人口急剧膨胀，大量的乡下人来到城市，城市的异质化严重，陌生化普遍；另一方面，与这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变化形势不相适应的是，个体的人格闯入公共领域，异化成“亲密性专制”。他认为亲密性是反人类文明的，阻碍了城市文明的发展。“亲密性缩小了人类经验的范围，使得和生活的直接环境密切的事物变得至关重要。人们还对人类关系产生了一种期待，认为密切的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人们乐此不疲地追求密切的社会交往，但这种期待被这种行为打败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越亲密，他们就越不可能彼此交往”。[1]（424）
二、学派差异
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抑或桑内特，他们都不是孤立地论述公共性或者公共领域，而是与其政治、社会理论紧密相联，将公共性作为嵌入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三位学者的公共性理论，从而防止断章取义地引用。
（一）阿伦特——“理想的”公共性
某种意义上说，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论述是开天辟地的，这主要源于她建立了一套自己全新的分析体系。她将人类根本性的活动划分为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
阿伦特认为，劳动，是与人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身体自发地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境况（条件）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每个人都居住在这个世界之内，但这个世界本身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久地存在。工作的人之境况（条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行动，是唯一不需要以事物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的人之境况（条件）。[2]（1-2）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性是与人类三种根本性活动之一的“行动”相对应的。阿伦特认为，行动是人类意识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她称之为公共领域。[7]朱士群认为，阿伦特的政治本质是对古希腊城邦生活流连忘返，她的活动分类也是如此。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奴隶的非创造性劳动与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以及与奴隶主的政治行动，尚可比较确定地区别开来，那么，复杂的现当代社会生活已使这些界限模糊化了。很难断言，某个活动是劳动、工作还是行动。[7] （二）哈贝马斯——“批判的”公共性
哈贝马斯赋予了公共性强烈的批判色彩。黄宗智认为，“哈贝马斯是道德与政治哲学家，所以他的另一个意图在于对当代政治的批判，因此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又构成了他据以批判当代社会的一个抽象标准。”[8]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是对公开反对、批判的关怀，这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早年即以批判理论扬名德国哲学界。与批判理论的社会学家阿多诺的亲密交往，对哈贝马斯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在阿多诺等人的影响下，哈贝马斯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中坚人物。
在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非常重视公共舆论，然而他认为只有批判的公众意见才能够称得上公共舆论。他指出，“公众舆论一词是18世纪末期出现的，指的是具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 [4]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只有当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共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4]（252）他甚至赋予公共性以对抗性，认为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
（三）桑内特——“现代的”公共性
桑内特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从传统与现代二分的视角关注“公共人”。他认为传统的公共性关注私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狭隘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公共性应该走向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共性。某种意义上，桑内特眼中传统的公共性和现代的公共性可与滕尼斯眼中的共同体和社会相对应。
然而，桑内特的观点似乎是要完全摒弃传统的共同体，他视传统的共同体之内的公共性为一种落后的，即将淘汰的东西。桑内特认为，“城市虽然存在着大量的陌生人和异质化，但是城市是走向文明途径，city和civility有着相同的词根。而文明就是‘以陌生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并在这种社会距离上打造出一种社会纽带’。”从中可见，桑内特眼中理想的公共性是反传统的，去人格化的。
三、中西差异
近年来，国内学界越来越频繁、随意地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术语，不过很多时候就是完全按照字面想像它的含义。[9]同样地，对于公共性，我们的很多研究也往往各取所需，想当然地使用与不加辨别地引用。因此，对中西差异的比较分析显得颇为重要。
我们从追溯经典的角度进行考察：谭清华认为，在关于公共性问题的论述上，阿伦特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出场的，而是以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以政治哲学家的身份出场的。[10]阿伦特的“公共性”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整个“世界”的关怀，是近乎理想和抽象的；同样地，哈贝马斯的公共性也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魏斐德对此曾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公共领域”之于哈贝马斯就如同“新教伦理”之于韦伯：它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对现实的描述；[11]桑内特憧憬的非人格的公共性，毫无疑问也是未来的理想状态，甚至带有超现实色彩。
从适用领域上看，阿伦特的公共性是政治生活本身，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境况。[10]而哈贝马斯则关注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序言中即提到“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英文版译本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对资产阶级一个范畴的探究”。研究对象很明确，“本书的研究范围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和发展”。[4]（2）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对象论述是按照阶级划分的方式进行类型化的，着重论述的是特定阶级（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版序言中承认“本书关注的是这一历史形态（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而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遭到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同时尽管他在开篇谈公共领域的起源问题时也追溯了一下古希腊时期的公共领域，以及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代表型公共领域”，但只是一笔带过，其关注和论述的重点仍然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从实用性的角度看，桑内特倡导的完全摒弃人格化情感因素的公共性，似乎与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情社会水土不服；哈贝马斯强调公共性的批判性，主张市民社会的独立以及与国家的对立，而时下我国所需要的公共性，更多是基于原子化、个体化、私利化的松散社会状态，它理想对应的应该是“合作”与“团结”，而非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批判性。
分析中西差异并非为了放大不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引用和借鉴。三位学者对公共性的一些经典论述值得我们学习，例如阿伦特认为公共性具有公开的特点，需要“他人在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需要沟通，公众的观点和意见需要经过沟通网络的过滤；桑内特认为传统的公共性比较狭隘，应该突破私密化的小圈子。另外，公共性并非与个性截然对立，阿伦特恰恰认为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当共同世界只在一个立场上被观看，只被允许从一个角度显示自己时，它的终结就来临了”。[4]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2]〔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18.
[3]陈高华.行动、自由与公共领域——论阿伦特的政治观[J].学术研究，2008，（11）.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5-133.
[6]〔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6.
[7]朱士群.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J].社会科学，1994，（6）.
[8]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J].Modern China， April， 1993.
[9]周威锋.公共领域的概念：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J].浙江学刊，2002，（3）.
[10]谭清华.哲学语境中的公共性：概念、问题与理论[J].学海，2013，（2）.
[11]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A].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375.
关键词：公共性；私性；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1-0062-05
随着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加强，公共性问题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中西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理查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从城市的建筑公共空间变化、服饰变化、戏剧舞台变化等角度，详细刻画了18、19世纪以来，英国和法国“公共生活的混乱”；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描述了20世纪后半期，美国人在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工作联系、社会联系、社会信任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普遍下降的趋势，从而得出美国社区衰落的结论，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社区公共性的衰落；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从住宅空间的私密性、孝道的衰落、公共舆论的沉默等角度，描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村出现了道德的真空，农民在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日益变为“无公德”的个人，从另一面看也折射出中国农村公共性的衰落。
公共性的衰落是否是一个普遍趋势？从不同学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公共性的衰落。近年来，公共性话题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学界对公共性的理解却千差万别，那么西方经典“公共性”理论又是如何定义公共性的呢？
一、“三个”经典公共性理论
在研究公共生活的理论家中，理查德·桑内特、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分别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三种不同学派。[1]
（一）阿伦特
在三位论述公共性的代表人物中，阿伦特无疑是公认最早论述公共性的。1958年她在其著作《人的条件》（又译《人的境况》）中，就专门提到了公共领域问题。
1.公共性内涵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而言的。在阿伦特看来，二者分别与政治和家庭领域相对应，“与家庭和政治领域相对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空间始终是两个截然有别的”空间。[2]因此，阿伦特公共领域是政治性的。
阿伦特的公共性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公开。“公共”这个词表示两个内在紧密联系但并不完全一致的现象。首先，它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2]（34）“在场”体现了世界的真实性，因为在场保证了它可以被看到，可以被听到。（2）共同。“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不同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而言。”[2]（34）不过，阿伦特这里称的世界并非我们一般所说的世界，后者作为有限空间，为人类活动或生命的存在提供了一般条件和环境。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阿伦特定义的这个世界呢？阿伦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一起生活，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a world of things）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之间。她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简言之，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人们聚拢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共同参与其中。
2.公共性衰落根源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与其倡导的“积极生活”紧密相联，积极生活需要每个人表现出卓越性，而追求卓越的精神让大家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公共领域本身，城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正是为了这个表现卓越的机会和出于对这样一种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政治体的热爱，每个人才多多少少地愿意分担审判、辩护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2]（26-27）她认为“只有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世界随之转化为一个使人们聚拢起来和彼此联系的事物的共同体，才完全依赖于持久性。——没有这种潜在的向尘世不朽的超越，就没有政治，严格说来也就没有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2]（36）
阿伦特认为由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导致了“积极生活”的消失，进而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在市民社会产生之前，财产是私有的，属于私人关心的内容。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它成了一个公共关心的话题，人们借助公共领域的保护来积累更多的财富。当人们开始围绕着财产和劳动团团转时，原来那种追求卓越的积极生活便失去了源泉，建立在积极生活之上的公共领域自然也逐渐消失了。
（二）哈贝马斯
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的思考，对20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坦言，他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最初就是来自阿伦特。[3]尽管如此，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仍然与阿伦特有诸多不同，同时也由于他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专门、集中的阐述，使得他对公共领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1.公共性内涵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即是公共领域，与之相对应，他认为“私人领域就是私人性”。同阿伦特的看法一致，他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相对而言的。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素：（1）公众性与批判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4]（2）公共舆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公共舆论）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是开放的，它由各种公民之间的对话构成。[5]（3）沟通性。“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沟通网络；在那里，沟通交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6]（4）公开性。哈贝马斯认为，“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公共性原则的前提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4]（123） 2.公共性衰落根源
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时代的类型化范畴”，不能从源自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市民社会”的独特的发展史中抽离出来。他对公共领域采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加以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反观，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18世纪开始承担起政治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的。有一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求助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这个新论坛的认可；大约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法国也出现了一种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1792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三年，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其公开批判的功能，通过福克斯在众议院的演讲获得了认可，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第一次进入议会。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从整个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才能理解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是公共领域的基础。[4]（170）然而，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公共领域出现了衰落。哈贝马斯认为，自由的公共领域模式在19世纪末已开始衰败，当时，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以解决，于是冲突向政治层面转移，干预主义便由此而生。长期以来，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国家干预社会领域的同时，私人团体也承办起公共事业，社会力量取代国家权力的同时，公共政权也扩大到对私人领域的控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来是在与国家抗衡中形成的，而且仍然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随着大众社会和广告的出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转变，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模糊了。就是在这个国家逐渐“社会化”和社会日益“国家化”的辩证过程中，资产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慢慢瓦解了，公共领域走向衰落。
（三）桑内特
桑内特从公共人的角度进行论述，他对公共性的表述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公共人的衰落》之中。
1.公共性内涵
桑内特对“公共”的理解是这样的：“‘公共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经历、处境、需求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其次，这种行动涉及到对多元性的体验。这种定位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1]（109）
桑内特对公共领域的论述是从公共空间和人格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与阿伦特抽象的“世界”（公共领域）不同的是，桑内特更多的是从公共空间，具体的建筑公共空间论述。他利用自己城市社会学的特长，详细刻画了建筑结构意义上公共空间的变化，比如他在《死亡的公共空间》一节中分析了“能见度和隔离”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如果每个人都相互监视，社会交往就会减少，沉默变成了彼此防备的唯一形式。”另一方面，桑内特认为“公共领域的人格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种人格在共同体内部是人格化的，相互亲密的，然而却往往抵触与外来者和陌生人接触，变得具有排他性。“和共同体的内部生活相比，外面的世界显得不那么真实和诚恳……于是不再搭理它，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护内部的关系”。[1]（391）
桑内特试图构建的公共性，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与现代城市社会结构相适应），超越小社区、小圈子的，更广阔范围的公共性。在他看来，这种超越的公共性建立的前提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是对人格化情感因素的摒弃。
2.公共性衰落根源
公共性衰落的原因，桑内特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18世纪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出现，到了19世纪城市和人口急剧膨胀，大量的乡下人来到城市，城市的异质化严重，陌生化普遍；另一方面，与这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变化形势不相适应的是，个体的人格闯入公共领域，异化成“亲密性专制”。他认为亲密性是反人类文明的，阻碍了城市文明的发展。“亲密性缩小了人类经验的范围，使得和生活的直接环境密切的事物变得至关重要。人们还对人类关系产生了一种期待，认为密切的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人们乐此不疲地追求密切的社会交往，但这种期待被这种行为打败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越亲密，他们就越不可能彼此交往”。[1]（424）
二、学派差异
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抑或桑内特，他们都不是孤立地论述公共性或者公共领域，而是与其政治、社会理论紧密相联，将公共性作为嵌入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三位学者的公共性理论，从而防止断章取义地引用。
（一）阿伦特——“理想的”公共性
某种意义上说，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论述是开天辟地的，这主要源于她建立了一套自己全新的分析体系。她将人类根本性的活动划分为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
阿伦特认为，劳动，是与人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身体自发地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境况（条件）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每个人都居住在这个世界之内，但这个世界本身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久地存在。工作的人之境况（条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行动，是唯一不需要以事物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的人之境况（条件）。[2]（1-2）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性是与人类三种根本性活动之一的“行动”相对应的。阿伦特认为，行动是人类意识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她称之为公共领域。[7]朱士群认为，阿伦特的政治本质是对古希腊城邦生活流连忘返，她的活动分类也是如此。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奴隶的非创造性劳动与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以及与奴隶主的政治行动，尚可比较确定地区别开来，那么，复杂的现当代社会生活已使这些界限模糊化了。很难断言，某个活动是劳动、工作还是行动。[7] （二）哈贝马斯——“批判的”公共性
哈贝马斯赋予了公共性强烈的批判色彩。黄宗智认为，“哈贝马斯是道德与政治哲学家，所以他的另一个意图在于对当代政治的批判，因此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又构成了他据以批判当代社会的一个抽象标准。”[8]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是对公开反对、批判的关怀，这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早年即以批判理论扬名德国哲学界。与批判理论的社会学家阿多诺的亲密交往，对哈贝马斯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在阿多诺等人的影响下，哈贝马斯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中坚人物。
在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非常重视公共舆论，然而他认为只有批判的公众意见才能够称得上公共舆论。他指出，“公众舆论一词是18世纪末期出现的，指的是具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 [4]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只有当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共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4]（252）他甚至赋予公共性以对抗性，认为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
（三）桑内特——“现代的”公共性
桑内特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从传统与现代二分的视角关注“公共人”。他认为传统的公共性关注私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狭隘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公共性应该走向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共性。某种意义上，桑内特眼中传统的公共性和现代的公共性可与滕尼斯眼中的共同体和社会相对应。
然而，桑内特的观点似乎是要完全摒弃传统的共同体，他视传统的共同体之内的公共性为一种落后的，即将淘汰的东西。桑内特认为，“城市虽然存在着大量的陌生人和异质化，但是城市是走向文明途径，city和civility有着相同的词根。而文明就是‘以陌生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并在这种社会距离上打造出一种社会纽带’。”从中可见，桑内特眼中理想的公共性是反传统的，去人格化的。
三、中西差异
近年来，国内学界越来越频繁、随意地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术语，不过很多时候就是完全按照字面想像它的含义。[9]同样地，对于公共性，我们的很多研究也往往各取所需，想当然地使用与不加辨别地引用。因此，对中西差异的比较分析显得颇为重要。
我们从追溯经典的角度进行考察：谭清华认为，在关于公共性问题的论述上，阿伦特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出场的，而是以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以政治哲学家的身份出场的。[10]阿伦特的“公共性”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整个“世界”的关怀，是近乎理想和抽象的；同样地，哈贝马斯的公共性也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魏斐德对此曾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公共领域”之于哈贝马斯就如同“新教伦理”之于韦伯：它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对现实的描述；[11]桑内特憧憬的非人格的公共性，毫无疑问也是未来的理想状态，甚至带有超现实色彩。
从适用领域上看，阿伦特的公共性是政治生活本身，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境况。[10]而哈贝马斯则关注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序言中即提到“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英文版译本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对资产阶级一个范畴的探究”。研究对象很明确，“本书的研究范围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和发展”。[4]（2）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对象论述是按照阶级划分的方式进行类型化的，着重论述的是特定阶级（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版序言中承认“本书关注的是这一历史形态（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而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遭到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同时尽管他在开篇谈公共领域的起源问题时也追溯了一下古希腊时期的公共领域，以及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代表型公共领域”，但只是一笔带过，其关注和论述的重点仍然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从实用性的角度看，桑内特倡导的完全摒弃人格化情感因素的公共性，似乎与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情社会水土不服；哈贝马斯强调公共性的批判性，主张市民社会的独立以及与国家的对立，而时下我国所需要的公共性，更多是基于原子化、个体化、私利化的松散社会状态，它理想对应的应该是“合作”与“团结”，而非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批判性。
分析中西差异并非为了放大不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引用和借鉴。三位学者对公共性的一些经典论述值得我们学习，例如阿伦特认为公共性具有公开的特点，需要“他人在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需要沟通，公众的观点和意见需要经过沟通网络的过滤；桑内特认为传统的公共性比较狭隘，应该突破私密化的小圈子。另外，公共性并非与个性截然对立，阿伦特恰恰认为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当共同世界只在一个立场上被观看，只被允许从一个角度显示自己时，它的终结就来临了”。[4]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2]〔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18.
[3]陈高华.行动、自由与公共领域——论阿伦特的政治观[J].学术研究，2008，（11）.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5-133.
[6]〔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6.
[7]朱士群.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J].社会科学，1994，（6）.
[8]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J].Modern China， April， 1993.
[9]周威锋.公共领域的概念：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J].浙江学刊，2002，（3）.
[10]谭清华.哲学语境中的公共性：概念、问题与理论[J].学海，2013，（2）.
[11]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A].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