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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鹰是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的高级工程师，著名轻武器专家，她先后承担过国家和军队重点科研课题，主持参与了120多种枪械的试验和鉴定，多项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轻武器技术空白。她还荣立一等功，获得过“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被人们誉为“中国女枪王”。一位弱女子为何选择了终生与枪为伴的职业？在她22年鉴定枪械的经历中，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她身后的家庭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走近这位杰出女性……
誓为祖国造出好枪，
弱女子奔赴兵器城
记者（以下简称记）：身为女性，你是如何与枪结缘的？
黄雪鹰（以下简称黄）：我出生于军人家庭，我父亲是一家军工厂的技术员，他的多项发明获国家专利，并获得多项荣誉和奖项。在我们家，枪炮是经常讨论的话题。我父亲曾对我说：“国庆阅兵是展示国之利器、壮我军威的最好时刻。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时，参加受阅的所用武器1100多种，这些武器来自24个国家的89家工厂，其中大部分是缴获的，被外界称为‘万国牌’。我希望你将来能从事武器试验工作，等到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时，向世界展示咱们国家自己制造的武器，那该多自豪啊！”父亲说这话时，眼里充满了向往。我深受感染，从那时起，心里便埋下了以后做一名武器专家的愿望。
记：你高考报的是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女生多吗？
黄：我的高考成绩完全可以上个不错的重点大学，但我却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南京理工大学自动武器专业。熟悉我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吃惊。平时，他们知道我是个军事迷，但一个女孩子选择与枪炮打交道的专业还是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9月初，我带着一腔豪情到学校报到时，看到我的100名同学中仅有10名女生，而且有同学告诉我，说这个专业很苦，毕业后要到偏远的地方去工作。以前我从没想过这些事情，听别人说得多了，心里也有些担忧。开学不久，很多同学就打起了退堂鼓。大三那年，学校把自动武器专业调整为自动武器和汽车制造两个专业方向，有不少同学提出了调整专业的申请。面临抉择，我把自己的犹豫写信告诉了父母。父亲回信说：“现在选择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否执着地把它干好。”从信中，我读懂了父亲的心思，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大三专业调整后，我成了同年级自动武器专业唯一的女生。
记：你毕业后就分到现在这个单位吗？
黄：毕业前夕，我又一次面临抉择。我父亲的一位老同学得知我大学即将毕业，主动提出要安排我到地方政府机关工作。这种机会对别人来说求之不得，但对我来说意味着要放弃所学专业。正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传来了白城兵器试验中心到学校招人的消息。我喜出望外：一个人一生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是最大的幸福，我要抓住这次机会。于是，我毫不犹豫报了名，而且很快就被录用了。1991年7月，我走进了科尔沁草原深处的“兵器城”，成了一名轻武器试验的助理工程师。
记：兵器城环境一定很艰苦吧？
黄：兵器城位于草原深处，比较偏僻，气候非常恶劣：冬天滴水成冰，春秋多有沙尘暴，夏天早晚温差很大。由于提前做了吃苦的心理准备，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单位领导向我介绍，说白城兵器试验中心是我国组建时间最早、功能最全、综合性最强的常规武器试验鉴定中心，主要承担着我国常规武器装备的定型、鉴定、摸底等科研试验任务。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战士手中的枪，要想进入我军战斗序列，从设计到制造，仅仅才算走完前半程，只有在国家靶场通过严格考核，才能领到“准生证”，装备到战士手中。而我所在的兵器试验中心轻武器所，正是枪械鉴定的最后关口。了解到这些，我对能到这样一个对国防事业有着特殊意义的单位工作感到自豪，对这里艰苦的环境也就一笑了之了。
记：工作后你上手快不快？
黄：到单位报到后，我很快就参与了一次武器试验。不过我发现学校里学的东西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了能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我又拿出高考前的拼劲儿，恶补枪械方面的知识，虚心向前辈们请教，笔记做了一本又一本。随着对工作的投入，我越来越感觉到肩上责任重大。我始终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那幕场景：战场上，“小北京”因为爆破筒突然哑火，为国捐躯。枪就是战士的第二生命，真要打起仗来，战士们拼到最后一个弹匣，如果不能保证每颗子弹都准确命中敌人，我们搞武器鉴定的就是不可饶恕的罪人。有了这样的认识，又经过前辈们的传帮带，我进步很快，26岁时便担任了某型狙击步枪试验主持人，几个四五十岁的老同志甘愿给我当下手，让我既感动又踏实。
试枪危险如影随形，
枪林弹雨中孕育生命
记：在极端环境里验枪，对体能和意志也是一种考验吧？
黄：枪械试验是残酷的，像在扬尘环境下验枪，我们模拟的是直升机和坦克扬起的沙尘，而且是在10平方米左右密闭的试验室里进行，用鼓风机的强风把比面粉还要细很多的尘土吹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做试验，尽管我们穿戴防护服、防毒面具，但还是无法阻挡尘土的入侵。试验结束后，每个人衣服里都能倒出1公斤土，一周以后吐出的口水还是土黄色的。而在低温试验室做试验，温度会降到零下49℃，哈气成冰。在这样的低温下，我和战友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脸冻得像塑料，用力掐都感觉不到疼。由于要分解枪支查找问题，我们只能戴很薄的手套，手指也常常被冻得失去知觉。更残酷的是，从低温试验室里出来，还要马上进行49℃高温封闭环境下的试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个桑拿室里进行试验。我每年都要在这种非正常的环境中工作1500个小时以上。
记：你主持参与过120多种枪械的试验和鉴定，遇到过很多危险吧？
黄：危险随时都存在。2005年，我带队到海南进行水下武器试验。一次试验时，射手潜到水下射击，海底一股暗流涌来，射手的身体方位发生了偏移，枪口正好指向了试验指挥的位置，子弹蹿出水面，直奔指挥台飞来，几颗弹头就打在离我不到1米的礁石上。还有一次，我主持某型号枪的试射，3个战士同时匍匐在地上打枪，我听到其中一名战士的枪声有些闷，就急忙叫停。拿过那名战士的枪一检查，发现有一发子弹卡在枪膛里。如果当时听不出异样，战士马上就会扣动扳机，两颗子弹在枪膛里就会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事后，同事惊奇地问我：“那么多子弹连发，战士自己都难察觉，你怎么听出了异样？”我说：“枪就像我的孩子，孩子哪里出了问题，当妈的自然能感觉得到！” 记：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进行枪械试验，你身上落下了很多职业病吧？
黄：我身上落下了类风湿和关节炎，强烈的噪声冲击让我的耳膜下陷，听力严重受损。现在我说话鼻音很重，这是因为我患有严重的鼻咽炎，嗅觉也失灵了，这些都是职业病。2003年，我还查出多发性子宫肌瘤，医生建议我马上住院做手术，可当时各类新型枪械试验一个接着一个，都需要我主持，这一拖就是5年。2008年7月，我在试验室里昏倒，这才做了手术。一个月后，我就开始上班了。当一名军人意味着奉献和牺牲，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做些贡献，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记：当年你怀孕参加武器试验，没有顾虑吗？
黄：1994年7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家人就劝我安心保胎。一个月后，领导对我说：“有一批等待试验定型的新型枪械想让你主持试验。”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领导走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正怀着孕，不适合进试验室。考虑再三，我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为此，家人都很担心我。丈夫了解我的性格，对我说：“咱们的孩子是军人的后代，会在枪林弹雨和恶劣环境中茁壮成长的。”丈夫的话让我热泪盈眶。试验开始后，我全神贯注，顾不上想其他的。等做完试验，我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愧疚，总觉得对不起肚里的孩子。1995年4月，儿子来到了人世，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当时一家人围着孩子起名，我脱口而出：“就叫冲冲吧，冲锋枪的冲！”说完，我和家人都流泪了。因为我们都明白彼此心中的担忧，现在终于踏实了。
喜欢母亲这个角色，
爱军装也爱“红妆”
记：你和你丈夫是同一基地的战友，军人的恋爱浪漫吗？
黄：我俩都是学术型的人，经常在一起日久生情。别人谈恋爱都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们见面不谈感情，也不谈生活，谈得最多的就是试验。有一次，我俩谈着谈着，因为一个技术问题吵了起来，他说不过我，就转移了话题。当时我真实的想法是，我和他是战友更是同行，把共同语言建立在专业与业务上，更能沟通交流。他看中的是我对事业的热爱和做人的真诚。我俩这样的性格都说不出什么甜言蜜语，恋爱也算不上有多浪漫。
记：你是军人也是母亲，当家庭和事业不能兼顾时怎么办？
黄：亲情永远是我人生的基石，家的概念在我心里很重。但是当工作和家同时摆在面前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军人身份，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干一天，就要以国家为重。在做某型枪械试验时，我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一天中午，我给孩子喂奶时，保姆说不想干了，我磨破嘴皮子恳求她留下，她都不肯多留一天。试验正处于关键阶段，丈夫工作也很忙，我总不能抱着孩子搞试验吧？无奈，我只能抱着大哭不止的儿子去请保姆。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最后，一位军人家属老大娘经不住我的苦苦哀求，帮我看了一个下午，我这才脱身到试验场去忙。还有一次，我连续加班70余天，从试验场回到办公室，我还要整理记录数据，总结情况。儿子给我打电话，哭着说想妈妈，我心里酸酸的。因为70多天得不到妈妈的一个拥抱，对于5岁的孩子来说太难受了。可我知道，如果工作任务完不成，就是失职呀！
记：你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对他们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黄：只想能经常陪陪他们，可我还是很难做到。我的老家离部队驻地也就几个小时的车程，我的父母没人照顾，但我能分配给亲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入伍22年来，我从没休完一次完整的探亲假。父母理解我的工作，隔几天就打个电话给我。他们关切的问候，让我心里充满愧疚。有时父母病了，我也不能在他们身边照顾，我何尝不想尽一下孝心？但我实在做不到。除了父母，还有我的公婆，为了支持我和丈夫的工作，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身边帮助照看孩子。我能做的就是平时尽量多做家务，让公婆多歇歇，这也是我对他们最直接的孝心了。除了4位老人，我亏欠最多的就是儿子。有一次，儿子发烧，我却在外地做试验，我流着泪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接到电话哭了，哭得我心都碎了。还有一年儿子过生日，我回到家见儿子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生日蛋糕也没吃。儿子醒来后对我说：“我梦见自己长大当了医生，治好了妈妈的鼻炎，让你可以闻到香味了！”听了儿子的话，我把儿子抱在怀里，忍不住落泪。
记：换个轻松的话题吧，生活中的你一定“爱军装也更爱红妆”吧？
黄：女人天生都爱美，我也不例外。虽然我平时穿的都是军装，可别的女人有的衣服我都有，高跟鞋、橙色的大衣、手提包，一样都不少。我还知道女人的包有的需要几万元，但我觉得只要实用就行，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我是军人，觉得还是朴素些好，现在一些人喜欢炫富，这种习惯不太好。不工作的时候，我也经常上网，为了省时间，有时也在网上买些东西，淘到便宜货也会开心好几天。有时丈夫和儿子在网上看到漂亮的衣服，也会建议我买下。休息的时候，穿着喜欢的衣服，和丈夫、儿子一起逛街购物，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刻。我认为，不爱生活的人就无法创造生活，敬业和爱生活不矛盾，更不冲突。
〔编辑：刘波〕
誓为祖国造出好枪，
弱女子奔赴兵器城
记者（以下简称记）：身为女性，你是如何与枪结缘的？
黄雪鹰（以下简称黄）：我出生于军人家庭，我父亲是一家军工厂的技术员，他的多项发明获国家专利，并获得多项荣誉和奖项。在我们家，枪炮是经常讨论的话题。我父亲曾对我说：“国庆阅兵是展示国之利器、壮我军威的最好时刻。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时，参加受阅的所用武器1100多种，这些武器来自24个国家的89家工厂，其中大部分是缴获的，被外界称为‘万国牌’。我希望你将来能从事武器试验工作，等到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时，向世界展示咱们国家自己制造的武器，那该多自豪啊！”父亲说这话时，眼里充满了向往。我深受感染，从那时起，心里便埋下了以后做一名武器专家的愿望。
记：你高考报的是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女生多吗？
黄：我的高考成绩完全可以上个不错的重点大学，但我却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南京理工大学自动武器专业。熟悉我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吃惊。平时，他们知道我是个军事迷，但一个女孩子选择与枪炮打交道的专业还是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9月初，我带着一腔豪情到学校报到时，看到我的100名同学中仅有10名女生，而且有同学告诉我，说这个专业很苦，毕业后要到偏远的地方去工作。以前我从没想过这些事情，听别人说得多了，心里也有些担忧。开学不久，很多同学就打起了退堂鼓。大三那年，学校把自动武器专业调整为自动武器和汽车制造两个专业方向，有不少同学提出了调整专业的申请。面临抉择，我把自己的犹豫写信告诉了父母。父亲回信说：“现在选择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否执着地把它干好。”从信中，我读懂了父亲的心思，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大三专业调整后，我成了同年级自动武器专业唯一的女生。
记：你毕业后就分到现在这个单位吗？
黄：毕业前夕，我又一次面临抉择。我父亲的一位老同学得知我大学即将毕业，主动提出要安排我到地方政府机关工作。这种机会对别人来说求之不得，但对我来说意味着要放弃所学专业。正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传来了白城兵器试验中心到学校招人的消息。我喜出望外：一个人一生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是最大的幸福，我要抓住这次机会。于是，我毫不犹豫报了名，而且很快就被录用了。1991年7月，我走进了科尔沁草原深处的“兵器城”，成了一名轻武器试验的助理工程师。
记：兵器城环境一定很艰苦吧？
黄：兵器城位于草原深处，比较偏僻，气候非常恶劣：冬天滴水成冰，春秋多有沙尘暴，夏天早晚温差很大。由于提前做了吃苦的心理准备，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单位领导向我介绍，说白城兵器试验中心是我国组建时间最早、功能最全、综合性最强的常规武器试验鉴定中心，主要承担着我国常规武器装备的定型、鉴定、摸底等科研试验任务。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战士手中的枪，要想进入我军战斗序列，从设计到制造，仅仅才算走完前半程，只有在国家靶场通过严格考核，才能领到“准生证”，装备到战士手中。而我所在的兵器试验中心轻武器所，正是枪械鉴定的最后关口。了解到这些，我对能到这样一个对国防事业有着特殊意义的单位工作感到自豪，对这里艰苦的环境也就一笑了之了。
记：工作后你上手快不快？
黄：到单位报到后，我很快就参与了一次武器试验。不过我发现学校里学的东西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了能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我又拿出高考前的拼劲儿，恶补枪械方面的知识，虚心向前辈们请教，笔记做了一本又一本。随着对工作的投入，我越来越感觉到肩上责任重大。我始终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那幕场景：战场上，“小北京”因为爆破筒突然哑火，为国捐躯。枪就是战士的第二生命，真要打起仗来，战士们拼到最后一个弹匣，如果不能保证每颗子弹都准确命中敌人，我们搞武器鉴定的就是不可饶恕的罪人。有了这样的认识，又经过前辈们的传帮带，我进步很快，26岁时便担任了某型狙击步枪试验主持人，几个四五十岁的老同志甘愿给我当下手，让我既感动又踏实。
试枪危险如影随形，
枪林弹雨中孕育生命
记：在极端环境里验枪，对体能和意志也是一种考验吧？
黄：枪械试验是残酷的，像在扬尘环境下验枪，我们模拟的是直升机和坦克扬起的沙尘，而且是在10平方米左右密闭的试验室里进行，用鼓风机的强风把比面粉还要细很多的尘土吹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做试验，尽管我们穿戴防护服、防毒面具，但还是无法阻挡尘土的入侵。试验结束后，每个人衣服里都能倒出1公斤土，一周以后吐出的口水还是土黄色的。而在低温试验室做试验，温度会降到零下49℃，哈气成冰。在这样的低温下，我和战友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脸冻得像塑料，用力掐都感觉不到疼。由于要分解枪支查找问题，我们只能戴很薄的手套，手指也常常被冻得失去知觉。更残酷的是，从低温试验室里出来，还要马上进行49℃高温封闭环境下的试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个桑拿室里进行试验。我每年都要在这种非正常的环境中工作1500个小时以上。
记：你主持参与过120多种枪械的试验和鉴定，遇到过很多危险吧？
黄：危险随时都存在。2005年，我带队到海南进行水下武器试验。一次试验时，射手潜到水下射击，海底一股暗流涌来，射手的身体方位发生了偏移，枪口正好指向了试验指挥的位置，子弹蹿出水面，直奔指挥台飞来，几颗弹头就打在离我不到1米的礁石上。还有一次，我主持某型号枪的试射，3个战士同时匍匐在地上打枪，我听到其中一名战士的枪声有些闷，就急忙叫停。拿过那名战士的枪一检查，发现有一发子弹卡在枪膛里。如果当时听不出异样，战士马上就会扣动扳机，两颗子弹在枪膛里就会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事后，同事惊奇地问我：“那么多子弹连发，战士自己都难察觉，你怎么听出了异样？”我说：“枪就像我的孩子，孩子哪里出了问题，当妈的自然能感觉得到！” 记：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进行枪械试验，你身上落下了很多职业病吧？
黄：我身上落下了类风湿和关节炎，强烈的噪声冲击让我的耳膜下陷，听力严重受损。现在我说话鼻音很重，这是因为我患有严重的鼻咽炎，嗅觉也失灵了，这些都是职业病。2003年，我还查出多发性子宫肌瘤，医生建议我马上住院做手术，可当时各类新型枪械试验一个接着一个，都需要我主持，这一拖就是5年。2008年7月，我在试验室里昏倒，这才做了手术。一个月后，我就开始上班了。当一名军人意味着奉献和牺牲，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做些贡献，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记：当年你怀孕参加武器试验，没有顾虑吗？
黄：1994年7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家人就劝我安心保胎。一个月后，领导对我说：“有一批等待试验定型的新型枪械想让你主持试验。”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领导走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正怀着孕，不适合进试验室。考虑再三，我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为此，家人都很担心我。丈夫了解我的性格，对我说：“咱们的孩子是军人的后代，会在枪林弹雨和恶劣环境中茁壮成长的。”丈夫的话让我热泪盈眶。试验开始后，我全神贯注，顾不上想其他的。等做完试验，我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愧疚，总觉得对不起肚里的孩子。1995年4月，儿子来到了人世，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当时一家人围着孩子起名，我脱口而出：“就叫冲冲吧，冲锋枪的冲！”说完，我和家人都流泪了。因为我们都明白彼此心中的担忧，现在终于踏实了。
喜欢母亲这个角色，
爱军装也爱“红妆”
记：你和你丈夫是同一基地的战友，军人的恋爱浪漫吗？
黄：我俩都是学术型的人，经常在一起日久生情。别人谈恋爱都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们见面不谈感情，也不谈生活，谈得最多的就是试验。有一次，我俩谈着谈着，因为一个技术问题吵了起来，他说不过我，就转移了话题。当时我真实的想法是，我和他是战友更是同行，把共同语言建立在专业与业务上，更能沟通交流。他看中的是我对事业的热爱和做人的真诚。我俩这样的性格都说不出什么甜言蜜语，恋爱也算不上有多浪漫。
记：你是军人也是母亲，当家庭和事业不能兼顾时怎么办？
黄：亲情永远是我人生的基石，家的概念在我心里很重。但是当工作和家同时摆在面前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军人身份，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干一天，就要以国家为重。在做某型枪械试验时，我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一天中午，我给孩子喂奶时，保姆说不想干了，我磨破嘴皮子恳求她留下，她都不肯多留一天。试验正处于关键阶段，丈夫工作也很忙，我总不能抱着孩子搞试验吧？无奈，我只能抱着大哭不止的儿子去请保姆。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最后，一位军人家属老大娘经不住我的苦苦哀求，帮我看了一个下午，我这才脱身到试验场去忙。还有一次，我连续加班70余天，从试验场回到办公室，我还要整理记录数据，总结情况。儿子给我打电话，哭着说想妈妈，我心里酸酸的。因为70多天得不到妈妈的一个拥抱，对于5岁的孩子来说太难受了。可我知道，如果工作任务完不成，就是失职呀！
记：你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对他们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黄：只想能经常陪陪他们，可我还是很难做到。我的老家离部队驻地也就几个小时的车程，我的父母没人照顾，但我能分配给亲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入伍22年来，我从没休完一次完整的探亲假。父母理解我的工作，隔几天就打个电话给我。他们关切的问候，让我心里充满愧疚。有时父母病了，我也不能在他们身边照顾，我何尝不想尽一下孝心？但我实在做不到。除了父母，还有我的公婆，为了支持我和丈夫的工作，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身边帮助照看孩子。我能做的就是平时尽量多做家务，让公婆多歇歇，这也是我对他们最直接的孝心了。除了4位老人，我亏欠最多的就是儿子。有一次，儿子发烧，我却在外地做试验，我流着泪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接到电话哭了，哭得我心都碎了。还有一年儿子过生日，我回到家见儿子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生日蛋糕也没吃。儿子醒来后对我说：“我梦见自己长大当了医生，治好了妈妈的鼻炎，让你可以闻到香味了！”听了儿子的话，我把儿子抱在怀里，忍不住落泪。
记：换个轻松的话题吧，生活中的你一定“爱军装也更爱红妆”吧？
黄：女人天生都爱美，我也不例外。虽然我平时穿的都是军装，可别的女人有的衣服我都有，高跟鞋、橙色的大衣、手提包，一样都不少。我还知道女人的包有的需要几万元，但我觉得只要实用就行，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我是军人，觉得还是朴素些好，现在一些人喜欢炫富，这种习惯不太好。不工作的时候，我也经常上网，为了省时间，有时也在网上买些东西，淘到便宜货也会开心好几天。有时丈夫和儿子在网上看到漂亮的衣服，也会建议我买下。休息的时候，穿着喜欢的衣服，和丈夫、儿子一起逛街购物，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刻。我认为，不爱生活的人就无法创造生活，敬业和爱生活不矛盾，更不冲突。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