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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存在着200多万个农场（包括牧场），其中80%为经营规模在300公顷以下的小型农场，95%被美国农业部归类为家庭农场，极少数为公司性质和合作性质。在中国，家庭农场方兴未艾，在美国却已经有近200年历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从19世纪初期建立起适合家庭农场的农业经济制度、推动西部移民开发潮，到20世纪受到大型农场集中化生产的冲击，再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再度繁荣，可谓历经风雨，这本身就是家庭农场的胜利。更可贵的是，家庭农场的发展，不但伴随着这个年轻国家成长的始终，如今，家庭农场，尤其是小型家庭农场令人惊讶的复兴，也许又将为美国经济的未来指引方向。
埋在春天里
“去年春天，我们埋葬了我的爷爷。他已经95岁，于睡梦中安详离去，所以这件事算不上多么残酷可怕。但对于弗里兰农场来说，爷爷的去世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我的曾祖父母是早期的定居者，1913年就来到这里，他们一生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我的爷爷延续了传统。现在他们都在靠近那块土地的山坡上长眠，俯瞰着家族的田产。”
这段叙述来自美国弗里兰农场主的后代，出自美国作家理查德·霍兰（Richard Horan）的《收获：一次美国家庭农场的冒险之旅》（Harvest： An Adventure Into the Heart of America’s Family Farms）一书。在书中，作者分享了自己横跨美国、深入各地家庭农场所感知到的点点滴滴。
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到总人口的1%。如果不是这1%中的一员，看到这段叙述，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会以为，这又是一个缅怀过去的哀伤的小故事——毕竟从上世纪末开始至今，他们看到太多文章讲述美国家庭农场的衰退和家庭土地不可避免的流失，听到太多对于美国乡村美好岁月的挽歌。
“拯救独立家庭农场这个话题，已经过时100年。”早在2001年，受人尊敬的哈佛学者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就用残酷又悲悯的口吻断言，“工业资本主义是美国和欧洲的根本，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浪漫主义想法都没有前途。美国农业的未来，已经没有家庭农场什么事了。”
这些听起来像《教父》台词一样的死亡预言倒也不是空穴来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引发习惯性产能过剩和倾销，逼迫竞争力较弱的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能。随着规模的扩大，家庭农场开始向公司农场和农工商企业靠拢，农场数目不断减少。1935年美国家庭农场的数量为681.4万个，到1989年减少为214.3万个。根据美国农业普查数据，1982到2007年间，年总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超大型农场飞速发展，虽然仍然只占总数的2%，但市场份额从27%上升到了59%。到2007年，全美家庭农场总数减少到约190万个，并且越来越多的农场被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招安”，让大企业参与、甚至全权负责产品的生产、处理、分销、储存和零售，大型农场集中化和产品单一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无法与大农场和农业公司竞争，很多中小型农场承受不住收入减少、开支上升带来的冲击，经营者纷纷选择转卖农场或改行。
据美国农业学者研究，最适合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在65-97公顷之间，超大型农场固然能够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利益回报，但其规模也超出一般只有两三个常规劳动力的传统家庭农场承受范围。
与此同时，2007年农业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农场经营者老龄化严重，20年来农场主和牧场主平均年龄从52岁上升到57岁；年总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小型农场经营者平均年龄更是超过65岁；相比留在家乡，很多农场的年青一代更向往城市生活，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庭农场拥有确定的继承人，导致一些后继无人的农场直接退出生产，而废弃的土地往往又被大企业和联合农场吞并收编。
永不停止的城市化进程是家庭农场面临的另一个危机。美国科罗拉多州环保部门统计称，在美国，每两分钟就有0.4公顷农地变成建设开发用地。1997到2002年期间，美国共流失农地51万公顷。
不但如此，支持传统独立家庭农场模式的人还被一些工业主义者指为当代勒德分子（Luddite，工业革命时期用来形容害怕或者厌恶新技术的人，尤其是威胁现有工作的新技术）。在美国话语权力极高的意见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曾经发表题为“愚蠢的乡村”的封面文章，详细论证了家庭农场衰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媒体上诸如“美国家庭农场之死”、“消失的家庭农场”之类的文章标题屡见不鲜。
“过时论”已过时
不过，从很多方面来说，针对家庭农场的“过时论”本身如今也已经过时了。事实是这样的：上面提到的弗里兰农场现在已经由过世的老农场主的儿子继承。在新主人的经营下，这座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家庭农场变得比以往更加繁荣，甚至还向外扩展了边界，面积达到1295公顷。 新主人又从别人手中租了900多公顷土地，农场合计有七个纽约中央公园大小。
去年，弗里兰收获了小麦390万吨、油菜籽2500吨、大麦1400吨（足以生产1300万块烤面包、120万公升菜籽油和4000桶啤酒）。农场主2011年收入就已超过200万美元。除了农场主之外，这里只有两个雇工。三个人一年工作九个月，就能把超大的农场照应过来。在播种和收割的两到三个星期，农场主通常也只是请一些朋友来帮忙。
按照美国家庭农场联盟（Family Farm Alliance）的标准，一家典型的家庭农场应当由家庭拥有产权，家庭成员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并在运营管理方面负主要责任。家庭农场的规模不等，占地从不到1公顷到上千公顷。弗里兰农场正是美国大规模家庭农场的典型代表。 在城市人的想象中，农民可能仍然是在田地里劳作的下层人，唯一熟悉的只有种猪的品种，在大型农业企业的碾压下苦苦挣扎却又注定失败。抛开这些刻板的成见，会发现在2010年，美国所有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中，88%都是像弗里兰一样的独立家庭农场，它们的产量占全部的79%。搞大规模生产的农民都是经验丰富的商人，他们使用GPS设备引导联合收割机，使用生物技术提高产量，签订期货合约规避风险。
重压之下的家庭农场，渐渐找到了生存之道。优胜劣汰之下的存活者，证明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中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
“不止是弗里兰。这几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农业收入一直在增长。美国农业净收入近年来每年增长都超过20%，农民现金很充裕。” 堪萨斯联储奥马哈分行副主席、原美联储农业经济高级分析师杰森·汉德森（Jason Henderson）说，“和2003年相比，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销量翻了两番，枢轴灌溉系统的销售量也上去了。开车穿过内布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艾奥瓦州，你会见到无数闪耀的新谷仓。”
嗅觉灵敏的富豪大亨们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趋势，开始挤入市场。“我们看到这些农地在资源分配和效益上都有巨大上升空间。”农业顾问和投资人克里斯·埃里克森（Chris Erickson）说，“大型机构投资者，比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近年来对农地投资极有兴趣，规模从几百万到几亿的都有，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反而是哈佛学者勒沃汀等人视之为人类社会永恒支柱的农业工业化，正越来越清晰地展露着自己的失败之处：土壤腐蚀退化、有毒化学物质污染、工厂废弃物污染、地下蓄水层耗尽、农业补贴资金流失、转基因争议、食品长途运输带来的害虫和疾病传染、疯牛病、虐待动物、剥削廉价外籍劳工……人们逐渐意识到，公司性质的食品供应在生物战争面前多么不堪一击。
在这方面有着天然优势的家庭农场后来居上，率先开启了生态农业时代。很多家庭农场基本不施用化肥，以至于在美国掀起一股直接从本地农场购买农产品的风潮。越来越多的小农场主开始通过各种直接营销渠道对公众销售自家出产的产品。
以农为鉴
“如果家庭农场消失了，那种孕育强大家庭个性、让一个家族生生不息传承下去的环境也会随着消亡。这种个性的延续，是家庭农场存在与繁荣的最大意义。”理查德·霍兰在《收获：一次美国家庭农场的冒险之旅》中这样说。
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起创立了量子基金（Quantum Fund）的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对于农业的复兴有着完全不同角度的理解。他认为农业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行业之一”。“这个世界曾经被金融部门所掌控，但如果让我来说，所有去学MBA的人都下错了注，因为不管是伦敦金融城，还是华尔街，在接下来的二十到三十年里都不会是什么好地方。他们该去的是生产实际物品的部门，比如农业，因为最近家庭农场的繁荣很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家庭农场的复兴不仅仅是一道奇景，也是美国经济重要的新篇章，关系着美国在翻天覆地的技术浪潮中是否能够继续繁荣。这股浪潮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正激荡着制造业和服务业，正如当初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农耕。在美国极力适应这股浪潮的时刻，家庭农场的复苏给美国带来了重要借鉴。
农业重新繁荣的核心是技术变革和全球融合，这也正是美国重塑其他经济部门的所需要的驱动力。
第一是技术变革。这个词可能会让人第一时间想到谷歌园区的极客，或是华尔街的数字天才，但很难想到庄稼地里耕作的人。很多人认为，农业是低技术含量的最后堡垒，原因不言自明。但农场上也可以发生一些很酷的事情，而农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力量之源就是技术手段的彻底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产量猛涨。
杰森·汉德森认为这个变革跨越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生产100蒲式耳（在美国相当于35升多）玉米要花100工时，现在只需要花不到两个小时。”变革体现在方方面面，从能够存储作物参数和历史耕作记录、实现自动化作业的大型联合器械（家庭农场里那些复杂的收割机驾驶室看起来就像航天器驾驶舱），到实现粮食收储、干燥一步到位的专业化设备；无论是华丽的GPS系统，还是航天时代的拖拉机，不仅能让城里人大吃一惊，也让一些本来志不在此的农场年轻人感到振奋。
最新一次的变革发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农业管理App曾被戏称为移动应用中的西伯利亚，冷之又冷，云端农业管理更是如此。不久前，安娜堡本地创业公司FarmLogs在获得10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仅仅一年后，再次获得400万美元A轮融资。该公司推出的软件“FarmLogs”，意为“农场日志”，通过跟踪田间活动收集整理信息，提供农场管理云服务，用户通过下载客户端或是使用普通web浏览器都可以访问。它可以帮助农民计划、管理、分析农作物情况以实现产量和利润最大化，也可以跟踪库存、预测利润，将繁琐的文书工作数字化，甚至还可以提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即时行情和各种专家每日点评的视频种子。
第二是全球融合。及时顺应技术革新潮流的农场主们完全可以为自己感到自豪，但今天美国农民银行账户膨胀的最大原因并不是技术（也不是政府补贴，这一政策有过重要意义，但可能已经不再合理），而是全球化，更确切地说，是全球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
“所有原因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饮食需求。”克里斯·埃里克森说，“如果一个人每天只能拿到2-3美元，他们绝不会去买奔驰，而是会去买鸡肉或猪肉。”玉米、大豆、小麦和油菜等饲料谷物商品价格飙升，使得全世界的农场主收入猛涨。正在兴起的全球中产阶级需要更多的汉堡，等他们变得更富有，就能负担得起更多的消遣。这些需求就是其他人的机会。比如1990年代早期，中国在大豆生产方面尚能自给自足，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
这种转变造就了一对关系非同寻常的盟友。每次美国主流政治话语认定中国是一个无情且具有掠夺性的出口国、并摧毁了美国的就业时，美国农民从不附和。“美国农民都想要到中国去发展，”汉德森说，“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农作物可以进入更广阔的市场。”最鼓舞人心的是，它证明了全球化真的是双向的，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而不仅仅是对硅谷和华尔街的天才们。
埋在春天里
“去年春天，我们埋葬了我的爷爷。他已经95岁，于睡梦中安详离去，所以这件事算不上多么残酷可怕。但对于弗里兰农场来说，爷爷的去世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我的曾祖父母是早期的定居者，1913年就来到这里，他们一生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我的爷爷延续了传统。现在他们都在靠近那块土地的山坡上长眠，俯瞰着家族的田产。”
这段叙述来自美国弗里兰农场主的后代，出自美国作家理查德·霍兰（Richard Horan）的《收获：一次美国家庭农场的冒险之旅》（Harvest： An Adventure Into the Heart of America’s Family Farms）一书。在书中，作者分享了自己横跨美国、深入各地家庭农场所感知到的点点滴滴。
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到总人口的1%。如果不是这1%中的一员，看到这段叙述，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会以为，这又是一个缅怀过去的哀伤的小故事——毕竟从上世纪末开始至今，他们看到太多文章讲述美国家庭农场的衰退和家庭土地不可避免的流失，听到太多对于美国乡村美好岁月的挽歌。
“拯救独立家庭农场这个话题，已经过时100年。”早在2001年，受人尊敬的哈佛学者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就用残酷又悲悯的口吻断言，“工业资本主义是美国和欧洲的根本，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浪漫主义想法都没有前途。美国农业的未来，已经没有家庭农场什么事了。”
这些听起来像《教父》台词一样的死亡预言倒也不是空穴来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引发习惯性产能过剩和倾销，逼迫竞争力较弱的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能。随着规模的扩大，家庭农场开始向公司农场和农工商企业靠拢，农场数目不断减少。1935年美国家庭农场的数量为681.4万个，到1989年减少为214.3万个。根据美国农业普查数据，1982到2007年间，年总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超大型农场飞速发展，虽然仍然只占总数的2%，但市场份额从27%上升到了59%。到2007年，全美家庭农场总数减少到约190万个，并且越来越多的农场被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招安”，让大企业参与、甚至全权负责产品的生产、处理、分销、储存和零售，大型农场集中化和产品单一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无法与大农场和农业公司竞争，很多中小型农场承受不住收入减少、开支上升带来的冲击，经营者纷纷选择转卖农场或改行。
据美国农业学者研究，最适合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在65-97公顷之间，超大型农场固然能够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利益回报，但其规模也超出一般只有两三个常规劳动力的传统家庭农场承受范围。
与此同时，2007年农业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农场经营者老龄化严重，20年来农场主和牧场主平均年龄从52岁上升到57岁；年总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小型农场经营者平均年龄更是超过65岁；相比留在家乡，很多农场的年青一代更向往城市生活，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庭农场拥有确定的继承人，导致一些后继无人的农场直接退出生产，而废弃的土地往往又被大企业和联合农场吞并收编。
永不停止的城市化进程是家庭农场面临的另一个危机。美国科罗拉多州环保部门统计称，在美国，每两分钟就有0.4公顷农地变成建设开发用地。1997到2002年期间，美国共流失农地51万公顷。
不但如此，支持传统独立家庭农场模式的人还被一些工业主义者指为当代勒德分子（Luddite，工业革命时期用来形容害怕或者厌恶新技术的人，尤其是威胁现有工作的新技术）。在美国话语权力极高的意见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曾经发表题为“愚蠢的乡村”的封面文章，详细论证了家庭农场衰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媒体上诸如“美国家庭农场之死”、“消失的家庭农场”之类的文章标题屡见不鲜。
“过时论”已过时
不过，从很多方面来说，针对家庭农场的“过时论”本身如今也已经过时了。事实是这样的：上面提到的弗里兰农场现在已经由过世的老农场主的儿子继承。在新主人的经营下，这座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家庭农场变得比以往更加繁荣，甚至还向外扩展了边界，面积达到1295公顷。 新主人又从别人手中租了900多公顷土地，农场合计有七个纽约中央公园大小。
去年，弗里兰收获了小麦390万吨、油菜籽2500吨、大麦1400吨（足以生产1300万块烤面包、120万公升菜籽油和4000桶啤酒）。农场主2011年收入就已超过200万美元。除了农场主之外，这里只有两个雇工。三个人一年工作九个月，就能把超大的农场照应过来。在播种和收割的两到三个星期，农场主通常也只是请一些朋友来帮忙。
按照美国家庭农场联盟（Family Farm Alliance）的标准，一家典型的家庭农场应当由家庭拥有产权，家庭成员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并在运营管理方面负主要责任。家庭农场的规模不等，占地从不到1公顷到上千公顷。弗里兰农场正是美国大规模家庭农场的典型代表。 在城市人的想象中，农民可能仍然是在田地里劳作的下层人，唯一熟悉的只有种猪的品种，在大型农业企业的碾压下苦苦挣扎却又注定失败。抛开这些刻板的成见，会发现在2010年，美国所有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中，88%都是像弗里兰一样的独立家庭农场，它们的产量占全部的79%。搞大规模生产的农民都是经验丰富的商人，他们使用GPS设备引导联合收割机，使用生物技术提高产量，签订期货合约规避风险。
重压之下的家庭农场，渐渐找到了生存之道。优胜劣汰之下的存活者，证明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中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
“不止是弗里兰。这几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农业收入一直在增长。美国农业净收入近年来每年增长都超过20%，农民现金很充裕。” 堪萨斯联储奥马哈分行副主席、原美联储农业经济高级分析师杰森·汉德森（Jason Henderson）说，“和2003年相比，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销量翻了两番，枢轴灌溉系统的销售量也上去了。开车穿过内布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艾奥瓦州，你会见到无数闪耀的新谷仓。”
嗅觉灵敏的富豪大亨们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趋势，开始挤入市场。“我们看到这些农地在资源分配和效益上都有巨大上升空间。”农业顾问和投资人克里斯·埃里克森（Chris Erickson）说，“大型机构投资者，比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近年来对农地投资极有兴趣，规模从几百万到几亿的都有，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反而是哈佛学者勒沃汀等人视之为人类社会永恒支柱的农业工业化，正越来越清晰地展露着自己的失败之处：土壤腐蚀退化、有毒化学物质污染、工厂废弃物污染、地下蓄水层耗尽、农业补贴资金流失、转基因争议、食品长途运输带来的害虫和疾病传染、疯牛病、虐待动物、剥削廉价外籍劳工……人们逐渐意识到，公司性质的食品供应在生物战争面前多么不堪一击。
在这方面有着天然优势的家庭农场后来居上，率先开启了生态农业时代。很多家庭农场基本不施用化肥，以至于在美国掀起一股直接从本地农场购买农产品的风潮。越来越多的小农场主开始通过各种直接营销渠道对公众销售自家出产的产品。
以农为鉴
“如果家庭农场消失了，那种孕育强大家庭个性、让一个家族生生不息传承下去的环境也会随着消亡。这种个性的延续，是家庭农场存在与繁荣的最大意义。”理查德·霍兰在《收获：一次美国家庭农场的冒险之旅》中这样说。
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起创立了量子基金（Quantum Fund）的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对于农业的复兴有着完全不同角度的理解。他认为农业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行业之一”。“这个世界曾经被金融部门所掌控，但如果让我来说，所有去学MBA的人都下错了注，因为不管是伦敦金融城，还是华尔街，在接下来的二十到三十年里都不会是什么好地方。他们该去的是生产实际物品的部门，比如农业，因为最近家庭农场的繁荣很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家庭农场的复兴不仅仅是一道奇景，也是美国经济重要的新篇章，关系着美国在翻天覆地的技术浪潮中是否能够继续繁荣。这股浪潮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正激荡着制造业和服务业，正如当初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农耕。在美国极力适应这股浪潮的时刻，家庭农场的复苏给美国带来了重要借鉴。
农业重新繁荣的核心是技术变革和全球融合，这也正是美国重塑其他经济部门的所需要的驱动力。
第一是技术变革。这个词可能会让人第一时间想到谷歌园区的极客，或是华尔街的数字天才，但很难想到庄稼地里耕作的人。很多人认为，农业是低技术含量的最后堡垒，原因不言自明。但农场上也可以发生一些很酷的事情，而农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力量之源就是技术手段的彻底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产量猛涨。
杰森·汉德森认为这个变革跨越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生产100蒲式耳（在美国相当于35升多）玉米要花100工时，现在只需要花不到两个小时。”变革体现在方方面面，从能够存储作物参数和历史耕作记录、实现自动化作业的大型联合器械（家庭农场里那些复杂的收割机驾驶室看起来就像航天器驾驶舱），到实现粮食收储、干燥一步到位的专业化设备；无论是华丽的GPS系统，还是航天时代的拖拉机，不仅能让城里人大吃一惊，也让一些本来志不在此的农场年轻人感到振奋。
最新一次的变革发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农业管理App曾被戏称为移动应用中的西伯利亚，冷之又冷，云端农业管理更是如此。不久前，安娜堡本地创业公司FarmLogs在获得10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仅仅一年后，再次获得400万美元A轮融资。该公司推出的软件“FarmLogs”，意为“农场日志”，通过跟踪田间活动收集整理信息，提供农场管理云服务，用户通过下载客户端或是使用普通web浏览器都可以访问。它可以帮助农民计划、管理、分析农作物情况以实现产量和利润最大化，也可以跟踪库存、预测利润，将繁琐的文书工作数字化，甚至还可以提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即时行情和各种专家每日点评的视频种子。
第二是全球融合。及时顺应技术革新潮流的农场主们完全可以为自己感到自豪，但今天美国农民银行账户膨胀的最大原因并不是技术（也不是政府补贴，这一政策有过重要意义，但可能已经不再合理），而是全球化，更确切地说，是全球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
“所有原因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饮食需求。”克里斯·埃里克森说，“如果一个人每天只能拿到2-3美元，他们绝不会去买奔驰，而是会去买鸡肉或猪肉。”玉米、大豆、小麦和油菜等饲料谷物商品价格飙升，使得全世界的农场主收入猛涨。正在兴起的全球中产阶级需要更多的汉堡，等他们变得更富有，就能负担得起更多的消遣。这些需求就是其他人的机会。比如1990年代早期，中国在大豆生产方面尚能自给自足，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
这种转变造就了一对关系非同寻常的盟友。每次美国主流政治话语认定中国是一个无情且具有掠夺性的出口国、并摧毁了美国的就业时，美国农民从不附和。“美国农民都想要到中国去发展，”汉德森说，“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农作物可以进入更广阔的市场。”最鼓舞人心的是，它证明了全球化真的是双向的，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而不仅仅是对硅谷和华尔街的天才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