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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经典古装电视剧《孔雀东南飞》自搬上荧屏以来，在观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本文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其进行诠释，进而阐明：作品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孝道”，更赋予传统“孝道”以崭新的含义；赞美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号召女性联盟追求女性的独立、解放。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诠释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根据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原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改编而成的36集历史经典古装电视剧《孔雀东南飞》自搬上电影荧屏以来,在观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受女性观众的喜爱。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认为电视剧《孔雀东南飞》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杰作。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它是妇女运动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凯特·米勒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女性主义的先驱。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于1949年的《第二性》则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该书严厉抨击了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颠覆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在其发展中广泛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其对父权文化的颠覆性。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核心是性政治，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它探讨了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声讨了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歪曲及压抑、丑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发展，也诞生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全新的研究。男性作家王蒙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和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刘慧英，1995：4）
这段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首先，在中国，其实这也是世界的问题，男性（其实是整个文化）对于男权意识“习焉不察”；其次，男性对男权意识的清算，如果不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重视的话，至少可以使部分男性开始“恍然大悟”。这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所在。
女性主义电影是以女性为其主角，描写一些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与命运抗争求取生存尊严的故事，目的是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颠覆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构建一个有利于两性共同发展的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
二 女性意识的苏醒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在男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实践是通过家庭、教育、语言、媒介等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男性的批判标准通常被作为整个社会的批判标准，又被很多女性自然而然地接受，并用作评判其他女性同伴的标准。这就是男性意识形态运作和实现控制的方式与途径。在现代社会，被剥夺了自我意识的女性任由男人批判，女性成了“被看”和“被玩”的工具，成为男性眼中“女性美”的忠实奴隶，供男性欣赏和享用。
如果女性想要终止被奴化、异化的事实，不再作为对象和他者，她就必须具备克服环境的力量，拥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道路。一旦女性充分意识到自我的真实存在，拒绝男性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意义，重新整合自身的意识行为，并以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向旧有的社会秩序挑战，通过自由选择自身的意义、本质和价值，自主控制自身意义的产生和塑造，实现消解、超越男性霸权意识对女性的控制，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概念秩序，摆脱女性被异化、奴化的意识现状，那么，女性受奴役、被控制、为男性牺牲的历史就会走向终结。
《圣经》说上帝先造了亚当，后怕亚当寂寞就造了夏娃。上帝惩罚夏娃：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接受男性的管制是上帝的旨意。“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男性用来奴役女性的一个道德标准。女性就这样默默地、理所当然地被奴役了一千年。女性该清醒了。在电视剧《孔雀东南飞》中，女性已经觉醒。香草开始质问，娘为什么偏心？为什么不让我念书？女人念书有什么不好？这使我们不由想起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培根的名言：“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男人已经意识到读书的力量的强大，只有编出“女子无才便是德”来教化女性了；女性的无知便于男性的控制。
而剧中的女性觉醒了。作为女性的兰芝嫂嫂抱怨：“我就不知道什么蓝红蓝黑的，……我再对他好，他也不会对我好”。她已经意识到女性默默无私的奉献换不来男性的感激和回报；她不会去苦苦哀求男人给她一丝怜悯或同情或可怜。她已经学会泰然处之，静眼旁观。她活得有自尊。她也不会破口大骂男人的不是，因为那样会破坏她的形象与尊严。她学会了对男人“视而不见”。
学会选择自己想要的爱情与婚姻，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自古以来，父母掌控儿女的婚姻大事。女人就应该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遵循所谓的“夫为妻纲”的古训。罗敷的母亲精心为女儿选择丈夫，可罗敷发现自己喜欢的焦仲卿并不爱自己。当她发现自己的好友兰芝与焦仲卿情投意合时，她没有哀求，更没有冷言讥讽或打击报复。她选择了无声息的离开，留尊严给自己。她要的是有自我的、有尊严的爱情与婚姻；失去自我、失去尊严的婚姻她不要。她要给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做主。罗敷坚信，女子为了爱情不能丧失自尊与自信，放弃爱也是一种爱。这里，传统的爱情模式被背叛：“女人寻死觅活地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罗敷勇敢地追求所爱，也能勇地放弃所爱。能学会从容地放弃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也是许许多多的现代女性所缺少的。
我国宋朝大诗人苏轼深信“万恶淫为首”；“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瘠”。在父权文化的眼里，女人是弱智、是残缺不全的“废人”；是“生育与性的工具”；美女是“祸水”，是会带来灾难的（欧阳洁，2000：53）。女人是物品，是男人的娱乐工具。春仙楼就是男性玩弄女性的地方。桃红就是这样一个被玩弄的女子，但是她拒绝顺从。在赵子凌和焦仲卿的帮助下，桃红逃出了春仙楼，留在了焦家，和兰芝、香草一起结伴生活。她们已经意识到，女性不该成为下贱男人的玩具。她们已经付诸于行动了。
三 女性联盟须取代“窝里斗”
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已经使得相当数量的女性迷失自我进而被同化，成为父权社会的“帮凶”，成为父权文化重要的借用力量。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的世界在面对男性社会，却从来都没有统一过。这是女人的不幸（欧阳洁，2000：59-60）。女性挟制女性比男性挟制女性更为挑剔，更为苛刻。
影视剧《孔雀东南飞》给观众演出了一曲曲血淋淋的女人国里的争斗，让女性体验同类相残是多么的可怕。多年的婆婆熬成婆以后，就希望施虐补偿自己早年的被虐，从而形成一代压抑一代的恶性循环。焦母不顾儿子的反对，驱逐刘兰芝回家就是一个例证。究其根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焦、刘两家门户不当；二是刘兰芝未育是借口；三是刘兰芝的“优秀”对婆婆造成威胁是根本原因。为了焦家的利益，焦母与其小姑一起对付兰芝。她们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是被父权制文化内化了的。作为女性，她们自然了解同类的弱点，她们代表父权制文化压制同类。焦母妒忌兰芝的才能（织锦、取名、给老人做寿）和在众乡亲心中的形象，怕兰芝取代了她在众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她要兰芝为焦家续香火，可昼夜让兰芝织锦。事实上，兰芝不生孩子不是主要问题，根源在于婆婆的地位受到威胁，这是婆婆无法容忍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女人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起与男权社会作斗争。刘兰芝的母亲与兰芝的嫂嫂总是站在兰芝一边，为兰芝说话。罗敷帮助兰芝寻找弹琴人，成全了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与婚姻。剧片暗示观众，只要女性觉醒并团结以来，女性的解放才能真正的到来。
四 赋予传统“孝道”以新义
自古以来就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似乎对妻子的“忠”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要对父母“孝”，就须放弃对妻子的“忠”。焦仲卿是传统父权制社会典型的孝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亲和长兄死后，他成为焦家的独子，焦家的香火要他继承。可结婚几年了，却一直没有生子。焦家没有后代，他就是最大的不孝。母亲要撵走刘兰芝，焦仲卿不忍，多次与母亲抗争，气得母亲咬牙切齿。为了巩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焦母不顾兰芝的痛苦，以兰芝未生育为借口，以死威胁儿子，焦仲卿只得忍痛割爱，由兰芝自己回娘家，并誓死不再娶妻。然而，当听到刘兰芝抗婚自尽的消息时，焦仲卿想起昔日两人的缠绵，毅然决定要离母亲和妹妹而去，他要与兰芝双双化成孔雀翩翩飞离人世的残忍，去追随他们美好的爱情世界。他的死对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老母来说无疑是是当头重重的一棒，心中深深的一刺！母亲的心是怎样地被撕裂！任何一个为人父、为人母的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刘兰芝的死也是对孝的打击与不从。父母对她的爱是伟大而神圣的。她是很爱自己的父母的。她与高主薄的婚姻可以给家族带来政治与经济的提升。然而，爱情更伟大！她依然要寻找真爱，决然要离开生她养她爱她的父母。她的父母该有多伤心。他们的晚年注定要在痛苦中煎熬，在思念爱女的痛苦中度过。为了真挚的爱情，他们与传统抗争，抛下了父母。在传统的世俗眼中，他们自私自利，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他们似乎是真正的“大逆不道”！可他们的父母有没有想过，是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建立在儿女们的痛苦之上！
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子女对父母的“孝”，只是传统的“孝”中包含了很多有损女性尊严的成分，这种成分表面上成全了儿子对母亲的“孝”，但实质上是对女性的压制和人格侮辱。现代意义上的“孝”应该具有新的含义：儿子对母亲的孝不能以牺牲媳妇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一代人的幸福不能以另一代人的屈辱为代价。换句话说，儿子对母亲的“孝”不能有损媳妇的尊严。如果这种“孝”有损人类一半人口的女性的自我发展与人格健全，那么，它就不是我们应当发扬广大的“孝道”，而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孝刀”。
注：本文系2010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JK011。
参考文献：
[1] 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3]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版。
[5] 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7]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2年版。
[8]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王烈琴，女，1968—，陕西凤翔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等，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新校区）。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诠释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根据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原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改编而成的36集历史经典古装电视剧《孔雀东南飞》自搬上电影荧屏以来,在观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受女性观众的喜爱。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认为电视剧《孔雀东南飞》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杰作。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它是妇女运动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凯特·米勒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女性主义的先驱。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于1949年的《第二性》则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该书严厉抨击了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颠覆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在其发展中广泛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其对父权文化的颠覆性。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核心是性政治，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它探讨了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声讨了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歪曲及压抑、丑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发展，也诞生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全新的研究。男性作家王蒙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和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刘慧英，1995：4）
这段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首先，在中国，其实这也是世界的问题，男性（其实是整个文化）对于男权意识“习焉不察”；其次，男性对男权意识的清算，如果不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重视的话，至少可以使部分男性开始“恍然大悟”。这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所在。
女性主义电影是以女性为其主角，描写一些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与命运抗争求取生存尊严的故事，目的是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颠覆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构建一个有利于两性共同发展的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
二 女性意识的苏醒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在男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实践是通过家庭、教育、语言、媒介等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男性的批判标准通常被作为整个社会的批判标准，又被很多女性自然而然地接受，并用作评判其他女性同伴的标准。这就是男性意识形态运作和实现控制的方式与途径。在现代社会，被剥夺了自我意识的女性任由男人批判，女性成了“被看”和“被玩”的工具，成为男性眼中“女性美”的忠实奴隶，供男性欣赏和享用。
如果女性想要终止被奴化、异化的事实，不再作为对象和他者，她就必须具备克服环境的力量，拥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道路。一旦女性充分意识到自我的真实存在，拒绝男性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意义，重新整合自身的意识行为，并以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向旧有的社会秩序挑战，通过自由选择自身的意义、本质和价值，自主控制自身意义的产生和塑造，实现消解、超越男性霸权意识对女性的控制，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概念秩序，摆脱女性被异化、奴化的意识现状，那么，女性受奴役、被控制、为男性牺牲的历史就会走向终结。
《圣经》说上帝先造了亚当，后怕亚当寂寞就造了夏娃。上帝惩罚夏娃：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接受男性的管制是上帝的旨意。“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男性用来奴役女性的一个道德标准。女性就这样默默地、理所当然地被奴役了一千年。女性该清醒了。在电视剧《孔雀东南飞》中，女性已经觉醒。香草开始质问，娘为什么偏心？为什么不让我念书？女人念书有什么不好？这使我们不由想起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培根的名言：“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男人已经意识到读书的力量的强大，只有编出“女子无才便是德”来教化女性了；女性的无知便于男性的控制。
而剧中的女性觉醒了。作为女性的兰芝嫂嫂抱怨：“我就不知道什么蓝红蓝黑的，……我再对他好，他也不会对我好”。她已经意识到女性默默无私的奉献换不来男性的感激和回报；她不会去苦苦哀求男人给她一丝怜悯或同情或可怜。她已经学会泰然处之，静眼旁观。她活得有自尊。她也不会破口大骂男人的不是，因为那样会破坏她的形象与尊严。她学会了对男人“视而不见”。
学会选择自己想要的爱情与婚姻，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自古以来，父母掌控儿女的婚姻大事。女人就应该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遵循所谓的“夫为妻纲”的古训。罗敷的母亲精心为女儿选择丈夫，可罗敷发现自己喜欢的焦仲卿并不爱自己。当她发现自己的好友兰芝与焦仲卿情投意合时，她没有哀求，更没有冷言讥讽或打击报复。她选择了无声息的离开，留尊严给自己。她要的是有自我的、有尊严的爱情与婚姻；失去自我、失去尊严的婚姻她不要。她要给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做主。罗敷坚信，女子为了爱情不能丧失自尊与自信，放弃爱也是一种爱。这里，传统的爱情模式被背叛：“女人寻死觅活地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罗敷勇敢地追求所爱，也能勇地放弃所爱。能学会从容地放弃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也是许许多多的现代女性所缺少的。
我国宋朝大诗人苏轼深信“万恶淫为首”；“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瘠”。在父权文化的眼里，女人是弱智、是残缺不全的“废人”；是“生育与性的工具”；美女是“祸水”，是会带来灾难的（欧阳洁，2000：53）。女人是物品，是男人的娱乐工具。春仙楼就是男性玩弄女性的地方。桃红就是这样一个被玩弄的女子，但是她拒绝顺从。在赵子凌和焦仲卿的帮助下，桃红逃出了春仙楼，留在了焦家，和兰芝、香草一起结伴生活。她们已经意识到，女性不该成为下贱男人的玩具。她们已经付诸于行动了。
三 女性联盟须取代“窝里斗”
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已经使得相当数量的女性迷失自我进而被同化，成为父权社会的“帮凶”，成为父权文化重要的借用力量。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的世界在面对男性社会，却从来都没有统一过。这是女人的不幸（欧阳洁，2000：59-60）。女性挟制女性比男性挟制女性更为挑剔，更为苛刻。
影视剧《孔雀东南飞》给观众演出了一曲曲血淋淋的女人国里的争斗，让女性体验同类相残是多么的可怕。多年的婆婆熬成婆以后，就希望施虐补偿自己早年的被虐，从而形成一代压抑一代的恶性循环。焦母不顾儿子的反对，驱逐刘兰芝回家就是一个例证。究其根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焦、刘两家门户不当；二是刘兰芝未育是借口；三是刘兰芝的“优秀”对婆婆造成威胁是根本原因。为了焦家的利益，焦母与其小姑一起对付兰芝。她们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是被父权制文化内化了的。作为女性，她们自然了解同类的弱点，她们代表父权制文化压制同类。焦母妒忌兰芝的才能（织锦、取名、给老人做寿）和在众乡亲心中的形象，怕兰芝取代了她在众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她要兰芝为焦家续香火，可昼夜让兰芝织锦。事实上，兰芝不生孩子不是主要问题，根源在于婆婆的地位受到威胁，这是婆婆无法容忍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女人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起与男权社会作斗争。刘兰芝的母亲与兰芝的嫂嫂总是站在兰芝一边，为兰芝说话。罗敷帮助兰芝寻找弹琴人，成全了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与婚姻。剧片暗示观众，只要女性觉醒并团结以来，女性的解放才能真正的到来。
四 赋予传统“孝道”以新义
自古以来就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似乎对妻子的“忠”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要对父母“孝”，就须放弃对妻子的“忠”。焦仲卿是传统父权制社会典型的孝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亲和长兄死后，他成为焦家的独子，焦家的香火要他继承。可结婚几年了，却一直没有生子。焦家没有后代，他就是最大的不孝。母亲要撵走刘兰芝，焦仲卿不忍，多次与母亲抗争，气得母亲咬牙切齿。为了巩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焦母不顾兰芝的痛苦，以兰芝未生育为借口，以死威胁儿子，焦仲卿只得忍痛割爱，由兰芝自己回娘家，并誓死不再娶妻。然而，当听到刘兰芝抗婚自尽的消息时，焦仲卿想起昔日两人的缠绵，毅然决定要离母亲和妹妹而去，他要与兰芝双双化成孔雀翩翩飞离人世的残忍，去追随他们美好的爱情世界。他的死对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老母来说无疑是是当头重重的一棒，心中深深的一刺！母亲的心是怎样地被撕裂！任何一个为人父、为人母的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刘兰芝的死也是对孝的打击与不从。父母对她的爱是伟大而神圣的。她是很爱自己的父母的。她与高主薄的婚姻可以给家族带来政治与经济的提升。然而，爱情更伟大！她依然要寻找真爱，决然要离开生她养她爱她的父母。她的父母该有多伤心。他们的晚年注定要在痛苦中煎熬，在思念爱女的痛苦中度过。为了真挚的爱情，他们与传统抗争，抛下了父母。在传统的世俗眼中，他们自私自利，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他们似乎是真正的“大逆不道”！可他们的父母有没有想过，是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建立在儿女们的痛苦之上！
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子女对父母的“孝”，只是传统的“孝”中包含了很多有损女性尊严的成分，这种成分表面上成全了儿子对母亲的“孝”，但实质上是对女性的压制和人格侮辱。现代意义上的“孝”应该具有新的含义：儿子对母亲的孝不能以牺牲媳妇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一代人的幸福不能以另一代人的屈辱为代价。换句话说，儿子对母亲的“孝”不能有损媳妇的尊严。如果这种“孝”有损人类一半人口的女性的自我发展与人格健全，那么，它就不是我们应当发扬广大的“孝道”，而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孝刀”。
注：本文系2010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JK011。
参考文献：
[1] 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3]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版。
[5] 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7]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2年版。
[8]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王烈琴，女，1968—，陕西凤翔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等，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新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