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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经典古装电视剧《孔雀东南飞》自搬上荧屏以来,在观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本文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其进行诠释,进而阐明:作品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孝道”,更赋予传统“孝道”以崭新的含义;赞美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号召女性联盟追求女性的独立、解放。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诠释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根据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原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改编而成的36集历史经典古装电视剧《孔雀东南飞》自搬上电影荧屏以来,在观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受女性观众的喜爱。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认为电视剧《孔雀东南飞》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杰作。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它是妇女运动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凯特·米勒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女性主义的先驱。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于1949年的《第二性》则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该书严厉抨击了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颠覆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在其发展中广泛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其对父权文化的颠覆性。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核心是性政治,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它探讨了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声讨了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歪曲及压抑、丑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发展,也诞生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全新的研究。男性作家王蒙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和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刘慧英,1995:4)
这段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首先,在中国,其实这也是世界的问题,男性(其实是整个文化)对于男权意识“习焉不察”;其次,男性对男权意识的清算,如果不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重视的话,至少可以使部分男性开始“恍然大悟”。这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所在。
女性主义电影是以女性为其主角,描写一些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与命运抗争求取生存尊严的故事,目的是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颠覆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构建一个有利于两性共同发展的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
二 女性意识的苏醒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在男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实践是通过家庭、教育、语言、媒介等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男性的批判标准通常被作为整个社会的批判标准,又被很多女性自然而然地接受,并用作评判其他女性同伴的标准。这就是男性意识形态运作和实现控制的方式与途径。在现代社会,被剥夺了自我意识的女性任由男人批判,女性成了“被看”和“被玩”的工具,成为男性眼中“女性美”的忠实奴隶,供男性欣赏和享用。
如果女性想要终止被奴化、异化的事实,不再作为对象和他者,她就必须具备克服环境的力量,拥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道路。一旦女性充分意识到自我的真实存在,拒绝男性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意义,重新整合自身的意识行为,并以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向旧有的社会秩序挑战,通过自由选择自身的意义、本质和价值,自主控制自身意义的产生和塑造,实现消解、超越男性霸权意识对女性的控制,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概念秩序,摆脱女性被异化、奴化的意识现状,那么,女性受奴役、被控制、为男性牺牲的历史就会走向终结。
《圣经》说上帝先造了亚当,后怕亚当寂寞就造了夏娃。上帝惩罚夏娃: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接受男性的管制是上帝的旨意。“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男性用来奴役女性的一个道德标准。女性就这样默默地、理所当然地被奴役了一千年。女性该清醒了。在电视剧《孔雀东南飞》中,女性已经觉醒。香草开始质问,娘为什么偏心?为什么不让我念书?女人念书有什么不好?这使我们不由想起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培根的名言:“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男人已经意识到读书的力量的强大,只有编出“女子无才便是德”来教化女性了;女性的无知便于男性的控制。
而剧中的女性觉醒了。作为女性的兰芝嫂嫂抱怨:“我就不知道什么蓝红蓝黑的,……我再对他好,他也不会对我好”。她已经意识到女性默默无私的奉献换不来男性的感激和回报;她不会去苦苦哀求男人给她一丝怜悯或同情或可怜。她已经学会泰然处之,静眼旁观。她活得有自尊。她也不会破口大骂男人的不是,因为那样会破坏她的形象与尊严。她学会了对男人“视而不见”。
学会选择自己想要的爱情与婚姻,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自古以来,父母掌控儿女的婚姻大事。女人就应该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遵循所谓的“夫为妻纲”的古训。罗敷的母亲精心为女儿选择丈夫,可罗敷发现自己喜欢的焦仲卿并不爱自己。当她发现自己的好友兰芝与焦仲卿情投意合时,她没有哀求,更没有冷言讥讽或打击报复。她选择了无声息的离开,留尊严给自己。她要的是有自我的、有尊严的爱情与婚姻;失去自我、失去尊严的婚姻她不要。她要给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做主。罗敷坚信,女子为了爱情不能丧失自尊与自信,放弃爱也是一种爱。这里,传统的爱情模式被背叛:“女人寻死觅活地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罗敷勇敢地追求所爱,也能勇地放弃所爱。能学会从容地放弃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也是许许多多的现代女性所缺少的。
我国宋朝大诗人苏轼深信“万恶淫为首”;“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瘠”。在父权文化的眼里,女人是弱智、是残缺不全的“废人”;是“生育与性的工具”;美女是“祸水”,是会带来灾难的(欧阳洁,2000:53)。女人是物品,是男人的娱乐工具。春仙楼就是男性玩弄女性的地方。桃红就是这样一个被玩弄的女子,但是她拒绝顺从。在赵子凌和焦仲卿的帮助下,桃红逃出了春仙楼,留在了焦家,和兰芝、香草一起结伴生活。她们已经意识到,女性不该成为下贱男人的玩具。她们已经付诸于行动了。
三 女性联盟须取代“窝里斗”
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已经使得相当数量的女性迷失自我进而被同化,成为父权社会的“帮凶”,成为父权文化重要的借用力量。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的世界在面对男性社会,却从来都没有统一过。这是女人的不幸(欧阳洁,2000:59-60)。女性挟制女性比男性挟制女性更为挑剔,更为苛刻。
影视剧《孔雀东南飞》给观众演出了一曲曲血淋淋的女人国里的争斗,让女性体验同类相残是多么的可怕。多年的婆婆熬成婆以后,就希望施虐补偿自己早年的被虐,从而形成一代压抑一代的恶性循环。焦母不顾儿子的反对,驱逐刘兰芝回家就是一个例证。究其根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焦、刘两家门户不当;二是刘兰芝未育是借口;三是刘兰芝的“优秀”对婆婆造成威胁是根本原因。为了焦家的利益,焦母与其小姑一起对付兰芝。她们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是被父权制文化内化了的。作为女性,她们自然了解同类的弱点,她们代表父权制文化压制同类。焦母妒忌兰芝的才能(织锦、取名、给老人做寿)和在众乡亲心中的形象,怕兰芝取代了她在众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她要兰芝为焦家续香火,可昼夜让兰芝织锦。事实上,兰芝不生孩子不是主要问题,根源在于婆婆的地位受到威胁,这是婆婆无法容忍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女人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起与男权社会作斗争。刘兰芝的母亲与兰芝的嫂嫂总是站在兰芝一边,为兰芝说话。罗敷帮助兰芝寻找弹琴人,成全了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与婚姻。剧片暗示观众,只要女性觉醒并团结以来,女性的解放才能真正的到来。
四 赋予传统“孝道”以新义
自古以来就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似乎对妻子的“忠”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要对父母“孝”,就须放弃对妻子的“忠”。焦仲卿是传统父权制社会典型的孝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亲和长兄死后,他成为焦家的独子,焦家的香火要他继承。可结婚几年了,却一直没有生子。焦家没有后代,他就是最大的不孝。母亲要撵走刘兰芝,焦仲卿不忍,多次与母亲抗争,气得母亲咬牙切齿。为了巩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焦母不顾兰芝的痛苦,以兰芝未生育为借口,以死威胁儿子,焦仲卿只得忍痛割爱,由兰芝自己回娘家,并誓死不再娶妻。然而,当听到刘兰芝抗婚自尽的消息时,焦仲卿想起昔日两人的缠绵,毅然决定要离母亲和妹妹而去,他要与兰芝双双化成孔雀翩翩飞离人世的残忍,去追随他们美好的爱情世界。他的死对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老母来说无疑是是当头重重的一棒,心中深深的一刺!母亲的心是怎样地被撕裂!任何一个为人父、为人母的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刘兰芝的死也是对孝的打击与不从。父母对她的爱是伟大而神圣的。她是很爱自己的父母的。她与高主薄的婚姻可以给家族带来政治与经济的提升。然而,爱情更伟大!她依然要寻找真爱,决然要离开生她养她爱她的父母。她的父母该有多伤心。他们的晚年注定要在痛苦中煎熬,在思念爱女的痛苦中度过。为了真挚的爱情,他们与传统抗争,抛下了父母。在传统的世俗眼中,他们自私自利,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他们似乎是真正的“大逆不道”!可他们的父母有没有想过,是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建立在儿女们的痛苦之上!
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子女对父母的“孝”,只是传统的“孝”中包含了很多有损女性尊严的成分,这种成分表面上成全了儿子对母亲的“孝”,但实质上是对女性的压制和人格侮辱。现代意义上的“孝”应该具有新的含义:儿子对母亲的孝不能以牺牲媳妇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一代人的幸福不能以另一代人的屈辱为代价。换句话说,儿子对母亲的“孝”不能有损媳妇的尊严。如果这种“孝”有损人类一半人口的女性的自我发展与人格健全,那么,它就不是我们应当发扬广大的“孝道”,而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孝刀”。
注:本文系2010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JK011。
参考文献:
[1] 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3]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版。
[5] 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7]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2年版。
[8]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王烈琴,女,1968—,陕西凤翔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等,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新校区)。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诠释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根据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原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改编而成的36集历史经典古装电视剧《孔雀东南飞》自搬上电影荧屏以来,在观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受女性观众的喜爱。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认为电视剧《孔雀东南飞》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杰作。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它是妇女运动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凯特·米勒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女性主义的先驱。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于1949年的《第二性》则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该书严厉抨击了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颠覆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在其发展中广泛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其对父权文化的颠覆性。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核心是性政治,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它探讨了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声讨了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歪曲及压抑、丑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发展,也诞生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全新的研究。男性作家王蒙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和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刘慧英,1995:4)
这段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首先,在中国,其实这也是世界的问题,男性(其实是整个文化)对于男权意识“习焉不察”;其次,男性对男权意识的清算,如果不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重视的话,至少可以使部分男性开始“恍然大悟”。这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所在。
女性主义电影是以女性为其主角,描写一些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与命运抗争求取生存尊严的故事,目的是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颠覆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构建一个有利于两性共同发展的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
二 女性意识的苏醒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在男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实践是通过家庭、教育、语言、媒介等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男性的批判标准通常被作为整个社会的批判标准,又被很多女性自然而然地接受,并用作评判其他女性同伴的标准。这就是男性意识形态运作和实现控制的方式与途径。在现代社会,被剥夺了自我意识的女性任由男人批判,女性成了“被看”和“被玩”的工具,成为男性眼中“女性美”的忠实奴隶,供男性欣赏和享用。
如果女性想要终止被奴化、异化的事实,不再作为对象和他者,她就必须具备克服环境的力量,拥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道路。一旦女性充分意识到自我的真实存在,拒绝男性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意义,重新整合自身的意识行为,并以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向旧有的社会秩序挑战,通过自由选择自身的意义、本质和价值,自主控制自身意义的产生和塑造,实现消解、超越男性霸权意识对女性的控制,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概念秩序,摆脱女性被异化、奴化的意识现状,那么,女性受奴役、被控制、为男性牺牲的历史就会走向终结。
《圣经》说上帝先造了亚当,后怕亚当寂寞就造了夏娃。上帝惩罚夏娃: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接受男性的管制是上帝的旨意。“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男性用来奴役女性的一个道德标准。女性就这样默默地、理所当然地被奴役了一千年。女性该清醒了。在电视剧《孔雀东南飞》中,女性已经觉醒。香草开始质问,娘为什么偏心?为什么不让我念书?女人念书有什么不好?这使我们不由想起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培根的名言:“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男人已经意识到读书的力量的强大,只有编出“女子无才便是德”来教化女性了;女性的无知便于男性的控制。
而剧中的女性觉醒了。作为女性的兰芝嫂嫂抱怨:“我就不知道什么蓝红蓝黑的,……我再对他好,他也不会对我好”。她已经意识到女性默默无私的奉献换不来男性的感激和回报;她不会去苦苦哀求男人给她一丝怜悯或同情或可怜。她已经学会泰然处之,静眼旁观。她活得有自尊。她也不会破口大骂男人的不是,因为那样会破坏她的形象与尊严。她学会了对男人“视而不见”。
学会选择自己想要的爱情与婚姻,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自古以来,父母掌控儿女的婚姻大事。女人就应该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遵循所谓的“夫为妻纲”的古训。罗敷的母亲精心为女儿选择丈夫,可罗敷发现自己喜欢的焦仲卿并不爱自己。当她发现自己的好友兰芝与焦仲卿情投意合时,她没有哀求,更没有冷言讥讽或打击报复。她选择了无声息的离开,留尊严给自己。她要的是有自我的、有尊严的爱情与婚姻;失去自我、失去尊严的婚姻她不要。她要给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做主。罗敷坚信,女子为了爱情不能丧失自尊与自信,放弃爱也是一种爱。这里,传统的爱情模式被背叛:“女人寻死觅活地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罗敷勇敢地追求所爱,也能勇地放弃所爱。能学会从容地放弃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也是许许多多的现代女性所缺少的。
我国宋朝大诗人苏轼深信“万恶淫为首”;“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瘠”。在父权文化的眼里,女人是弱智、是残缺不全的“废人”;是“生育与性的工具”;美女是“祸水”,是会带来灾难的(欧阳洁,2000:53)。女人是物品,是男人的娱乐工具。春仙楼就是男性玩弄女性的地方。桃红就是这样一个被玩弄的女子,但是她拒绝顺从。在赵子凌和焦仲卿的帮助下,桃红逃出了春仙楼,留在了焦家,和兰芝、香草一起结伴生活。她们已经意识到,女性不该成为下贱男人的玩具。她们已经付诸于行动了。
三 女性联盟须取代“窝里斗”
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已经使得相当数量的女性迷失自我进而被同化,成为父权社会的“帮凶”,成为父权文化重要的借用力量。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的世界在面对男性社会,却从来都没有统一过。这是女人的不幸(欧阳洁,2000:59-60)。女性挟制女性比男性挟制女性更为挑剔,更为苛刻。
影视剧《孔雀东南飞》给观众演出了一曲曲血淋淋的女人国里的争斗,让女性体验同类相残是多么的可怕。多年的婆婆熬成婆以后,就希望施虐补偿自己早年的被虐,从而形成一代压抑一代的恶性循环。焦母不顾儿子的反对,驱逐刘兰芝回家就是一个例证。究其根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焦、刘两家门户不当;二是刘兰芝未育是借口;三是刘兰芝的“优秀”对婆婆造成威胁是根本原因。为了焦家的利益,焦母与其小姑一起对付兰芝。她们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是被父权制文化内化了的。作为女性,她们自然了解同类的弱点,她们代表父权制文化压制同类。焦母妒忌兰芝的才能(织锦、取名、给老人做寿)和在众乡亲心中的形象,怕兰芝取代了她在众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她要兰芝为焦家续香火,可昼夜让兰芝织锦。事实上,兰芝不生孩子不是主要问题,根源在于婆婆的地位受到威胁,这是婆婆无法容忍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女人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起与男权社会作斗争。刘兰芝的母亲与兰芝的嫂嫂总是站在兰芝一边,为兰芝说话。罗敷帮助兰芝寻找弹琴人,成全了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与婚姻。剧片暗示观众,只要女性觉醒并团结以来,女性的解放才能真正的到来。
四 赋予传统“孝道”以新义
自古以来就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似乎对妻子的“忠”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要对父母“孝”,就须放弃对妻子的“忠”。焦仲卿是传统父权制社会典型的孝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亲和长兄死后,他成为焦家的独子,焦家的香火要他继承。可结婚几年了,却一直没有生子。焦家没有后代,他就是最大的不孝。母亲要撵走刘兰芝,焦仲卿不忍,多次与母亲抗争,气得母亲咬牙切齿。为了巩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焦母不顾兰芝的痛苦,以兰芝未生育为借口,以死威胁儿子,焦仲卿只得忍痛割爱,由兰芝自己回娘家,并誓死不再娶妻。然而,当听到刘兰芝抗婚自尽的消息时,焦仲卿想起昔日两人的缠绵,毅然决定要离母亲和妹妹而去,他要与兰芝双双化成孔雀翩翩飞离人世的残忍,去追随他们美好的爱情世界。他的死对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老母来说无疑是是当头重重的一棒,心中深深的一刺!母亲的心是怎样地被撕裂!任何一个为人父、为人母的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刘兰芝的死也是对孝的打击与不从。父母对她的爱是伟大而神圣的。她是很爱自己的父母的。她与高主薄的婚姻可以给家族带来政治与经济的提升。然而,爱情更伟大!她依然要寻找真爱,决然要离开生她养她爱她的父母。她的父母该有多伤心。他们的晚年注定要在痛苦中煎熬,在思念爱女的痛苦中度过。为了真挚的爱情,他们与传统抗争,抛下了父母。在传统的世俗眼中,他们自私自利,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他们似乎是真正的“大逆不道”!可他们的父母有没有想过,是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建立在儿女们的痛苦之上!
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子女对父母的“孝”,只是传统的“孝”中包含了很多有损女性尊严的成分,这种成分表面上成全了儿子对母亲的“孝”,但实质上是对女性的压制和人格侮辱。现代意义上的“孝”应该具有新的含义:儿子对母亲的孝不能以牺牲媳妇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一代人的幸福不能以另一代人的屈辱为代价。换句话说,儿子对母亲的“孝”不能有损媳妇的尊严。如果这种“孝”有损人类一半人口的女性的自我发展与人格健全,那么,它就不是我们应当发扬广大的“孝道”,而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孝刀”。
注:本文系2010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JK011。
参考文献:
[1] 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3]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版。
[5] 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7]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2年版。
[8]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王烈琴,女,1968—,陕西凤翔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等,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新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