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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终于发现，装备制造业的水平高低不能单纯用规模来衡量。
作为制造业的核心部分，装备制造业目前领跑中国工业。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较上年提高2.7%。
尽管如此，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仍在“L”型底部盘整，不仅面临外部挑战，行业内部也逐渐两极化：工业机器人、通用航空、卫星导航等高端装备制造保持了强劲的增长。而传统装备制造，如农机等通用类设备，增长则继续放缓。
“装备制造业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导致了很多类似于产能过剩现象的出现。”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吕莹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技术、能力和水平以及我们的发展历程和产业分工处于相对初级阶段。”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破解之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也适用于装备制造业。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型行业，重资产、大规模、多门类、长链条的行业特征，注定装备制造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不平坦。
规模增长与结构失衡
新舊动能转换，是当下中国工业的主要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等单位发布的中经产业景气指数，2016年第四季度装备制造业生产合成指数为109.3，较上季度提高0.3点，比全部工业平均水平高出3.3个百分点，实现连续4个季度上升；汽车、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等行业同比增速持续高位运行，在13%至8%之间。
相比之下，传统工业行业的增速继续回落：三季度采矿业增加值由上半年的0.1%转为同比下降0.4%，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
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2016年9月终于翻红——这是自2012年3月以来的第一次，而12月同比增长已达到5.5%。一年前这个数字还是-5.9%。
虽然整体增速大多是个位数，但这是在主要用户行业投资趋缓、行业总产出增速大幅回落、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的背景下完成的，无疑是中国实体经济中的一大亮点。
新近数据好看，但在经历多年黄金发展之后，装备制造业仍面临较为明显的内部结构失衡问题。
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位于增长头部的行业与消费民生紧密相关：2016年1-11月机械工业全行业平均主营收入增速为7.41%，而汽车制造业的主营收入增速为13.73%，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的增速为12.51%，光伏设备为11.07%，光纤光缆为14.21%，仪器仪表为8.52%，环保设备为7.70%。
与之对应，服务于投资活动的行业增速普遍比较低：机床工具行业的增速为5.42%，石化通用行业为2.74%，而工程机械行业仅有1.22%的增速，重型矿山机械行业也仅有1.74%的增速。
“不少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的是‘大路货’，轻车熟路，门槛也不高。”吕莹说，整个行业表面看产能过剩，背后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供应不足、中端相应饱和、低端过剩。
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多个装备制造业的子行业都跃居全球第一。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产量和销售额在2009年双双跃居全球第一。同年，中国装备制造总产值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而在跃居世界第一若干年后，中国的企业家终于发现，装备制造业的水平高低不能单纯用规模来衡量。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数控机床，“机床是个GDP不大的行业，它不像电子信息行业，动辄上千亿元、万亿元的规模。比如，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也就是100亿元的营收规模。再如，武汉重型机床集团，被称为‘亚洲的明珠’，營业收入一年也就是十几个亿。”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红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然而，在重要性上，‘工业之母’数控机床却是一个战略性行业，始终受到国外的技术封锁。”
“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是时候考虑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了。”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占军说。
一个装备影响一个行业
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重资产、长链条行业，装备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挑战直接而影响巨大。
一个例子来自徐工集团的4000吨级履带吊。这个2013年投入使用的世界最大起重机，其最大意义是改变了许多其他行业的生产方式。
比如化工行业的丙烯反应塔安装作业。丙烯反应塔是一个高压容器，过去因为吊装能力有限，需要分段吊装，然后再室外作业焊装。
“分段吊装的作业质量和在车间里用机器加工的质量有很大区别，现在有了徐工履带吊这样的大型起重机，就能够保证容器有较高的压力，实际上就是缩短了化工产品的生产流程和时间、提高了化工产品的纯度和质量。”吕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可以说，这一个大吨位起重机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化工的流程。
另一个供给侧改革影响一个行业的例子是电动叉车。
随着电商的发展，超大型集中仓储基地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出现。仓储领域传统的柴油叉车从环保角度而言，无法适应这种几万平米的超级仓库，电动叉车的出现，则支持了大型仓库的建设，推动了电商公司的大型化发展。
机床领域同样不乏这样的案例。
陈吉红说，智能手机现在流行使用的金属背壳，必须用数控机床加工。在我国东莞，手机配套企业动辄用几千台、上万台的投资强度购买数控机床。在2016年绝大多数数控机床上市公司亏损的情况下，华中数控等企业正是依托3C等行业的发展，通过高端化的细分市场产品实现了良好效益。
当然，这种结构性改革和转型也有挑战。
“与目前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转型，转得好可能就起来了，但是也有很大风险。”陈吉红说，“比如，3C加工对数控机床的指标要求很高，华中数控盯着3C行业熬了5年，一直到最近两三年随着技术的进步，才转型成功。” 对于更多的装备制造企业而言，“因生存形势所迫，很多企业在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足时去研发高精尖的产品，一旦没有找到好的切入点，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资金投入，最后就有可能打水漂。”陈吉红说。
同样，在工程机械行业，由于采购资金较大、全款购机的可能性比较低，需要像国外一样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这时候，顶層设计和产业政策的介入，导方向、补短板，就显得尤为必要。
“市场为主导的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需要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行为为主，转向通过培育市场机制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同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吴占军说。
产业政策发力点
装备制造业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支撑体系？
常规的政策发力点并不难找，比如普惠性的财税优惠。
机器人是装备制造业的典型代表行业，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总裁曲道奎称之为“供给侧改革中需要补短板的重中之重”。
随着我国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构建以智能制造为根本特征的新型制造体系迫在眉睫，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将呈现大幅增长。同时，老龄化社会服务、医疗康复、救灾救援、公共安全、教育娱乐、重大科学研究等领域，对服务机器人的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近年来，国家针对机器人行业出台了众多规划和扶持政策，对此，曲道奎认为，在规划行业的同时，还应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结合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减税范围和强度。
金融方面的支持是另一个显著的发力点。
在当下经济背景下，装备制造业内部存在一种声音，“中央对制造业很支持，也希望银行金融部门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但政策往往落不了地。”
“银行一看报表，甚至一听在这个产业，就不愿意贷款。国家的产业扶持基金也较少涉及，金融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一位受访者如此说，“其他支持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免税、减税在我们行业极少出现，但是金融支持制造业是实实在在的。只有金融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把实体经济做起来。”
在优化企业金融环境、降低行业杠杆率方面，曲道奎认为，鼓励政府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基金，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成为世界级企业。同时，可以通过差别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的支持力度。
在吕莹看来，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体系必须科学设计，才能应对现实的复杂性。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补一降”的要求下，从工程机械行业来看，早几年杠杆率用得有点过多，造成了市场透支，而同时要注意到，国外工程机械整机的销售70%通过银行按揭。
此外，由于行业特殊，除了常规的财税金融政策发力点，甚至于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领域的政策体系，也深刻影响着装备制造业。
例如，常用于隧道挖掘的盾构机，装载在运输车辆上，体积往往就超过了2016年9月实施的新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以致企业只能把刀片拆分成4片，一片一片运输。成本高不说，结构强度也发生变化了。安装周期长了，出现一系列问题，企业叫苦不迭。”吕莹说，一些工程机械产品体积大，但重量并不超载，应该为此开开绿灯。
（本文選自：财经国家周刊 2017年04期）
作为制造业的核心部分，装备制造业目前领跑中国工业。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较上年提高2.7%。
尽管如此，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仍在“L”型底部盘整，不仅面临外部挑战，行业内部也逐渐两极化：工业机器人、通用航空、卫星导航等高端装备制造保持了强劲的增长。而传统装备制造，如农机等通用类设备，增长则继续放缓。
“装备制造业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导致了很多类似于产能过剩现象的出现。”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吕莹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技术、能力和水平以及我们的发展历程和产业分工处于相对初级阶段。”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破解之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也适用于装备制造业。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型行业，重资产、大规模、多门类、长链条的行业特征，注定装备制造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不平坦。
规模增长与结构失衡
新舊动能转换，是当下中国工业的主要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等单位发布的中经产业景气指数，2016年第四季度装备制造业生产合成指数为109.3，较上季度提高0.3点，比全部工业平均水平高出3.3个百分点，实现连续4个季度上升；汽车、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等行业同比增速持续高位运行，在13%至8%之间。
相比之下，传统工业行业的增速继续回落：三季度采矿业增加值由上半年的0.1%转为同比下降0.4%，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
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2016年9月终于翻红——这是自2012年3月以来的第一次，而12月同比增长已达到5.5%。一年前这个数字还是-5.9%。
虽然整体增速大多是个位数，但这是在主要用户行业投资趋缓、行业总产出增速大幅回落、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的背景下完成的，无疑是中国实体经济中的一大亮点。
新近数据好看，但在经历多年黄金发展之后，装备制造业仍面临较为明显的内部结构失衡问题。
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位于增长头部的行业与消费民生紧密相关：2016年1-11月机械工业全行业平均主营收入增速为7.41%，而汽车制造业的主营收入增速为13.73%，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的增速为12.51%，光伏设备为11.07%，光纤光缆为14.21%，仪器仪表为8.52%，环保设备为7.70%。
与之对应，服务于投资活动的行业增速普遍比较低：机床工具行业的增速为5.42%，石化通用行业为2.74%，而工程机械行业仅有1.22%的增速，重型矿山机械行业也仅有1.74%的增速。
“不少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的是‘大路货’，轻车熟路，门槛也不高。”吕莹说，整个行业表面看产能过剩，背后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供应不足、中端相应饱和、低端过剩。
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多个装备制造业的子行业都跃居全球第一。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产量和销售额在2009年双双跃居全球第一。同年，中国装备制造总产值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而在跃居世界第一若干年后，中国的企业家终于发现，装备制造业的水平高低不能单纯用规模来衡量。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数控机床，“机床是个GDP不大的行业，它不像电子信息行业，动辄上千亿元、万亿元的规模。比如，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也就是100亿元的营收规模。再如，武汉重型机床集团，被称为‘亚洲的明珠’，營业收入一年也就是十几个亿。”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红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然而，在重要性上，‘工业之母’数控机床却是一个战略性行业，始终受到国外的技术封锁。”
“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是时候考虑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了。”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占军说。
一个装备影响一个行业
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重资产、长链条行业，装备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挑战直接而影响巨大。
一个例子来自徐工集团的4000吨级履带吊。这个2013年投入使用的世界最大起重机，其最大意义是改变了许多其他行业的生产方式。
比如化工行业的丙烯反应塔安装作业。丙烯反应塔是一个高压容器，过去因为吊装能力有限，需要分段吊装，然后再室外作业焊装。
“分段吊装的作业质量和在车间里用机器加工的质量有很大区别，现在有了徐工履带吊这样的大型起重机，就能够保证容器有较高的压力，实际上就是缩短了化工产品的生产流程和时间、提高了化工产品的纯度和质量。”吕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可以说，这一个大吨位起重机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化工的流程。
另一个供给侧改革影响一个行业的例子是电动叉车。
随着电商的发展，超大型集中仓储基地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出现。仓储领域传统的柴油叉车从环保角度而言，无法适应这种几万平米的超级仓库，电动叉车的出现，则支持了大型仓库的建设，推动了电商公司的大型化发展。
机床领域同样不乏这样的案例。
陈吉红说，智能手机现在流行使用的金属背壳，必须用数控机床加工。在我国东莞，手机配套企业动辄用几千台、上万台的投资强度购买数控机床。在2016年绝大多数数控机床上市公司亏损的情况下，华中数控等企业正是依托3C等行业的发展，通过高端化的细分市场产品实现了良好效益。
当然，这种结构性改革和转型也有挑战。
“与目前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转型，转得好可能就起来了，但是也有很大风险。”陈吉红说，“比如，3C加工对数控机床的指标要求很高，华中数控盯着3C行业熬了5年，一直到最近两三年随着技术的进步，才转型成功。” 对于更多的装备制造企业而言，“因生存形势所迫，很多企业在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足时去研发高精尖的产品，一旦没有找到好的切入点，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资金投入，最后就有可能打水漂。”陈吉红说。
同样，在工程机械行业，由于采购资金较大、全款购机的可能性比较低，需要像国外一样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这时候，顶層设计和产业政策的介入，导方向、补短板，就显得尤为必要。
“市场为主导的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需要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行为为主，转向通过培育市场机制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同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吴占军说。
产业政策发力点
装备制造业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支撑体系？
常规的政策发力点并不难找，比如普惠性的财税优惠。
机器人是装备制造业的典型代表行业，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总裁曲道奎称之为“供给侧改革中需要补短板的重中之重”。
随着我国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构建以智能制造为根本特征的新型制造体系迫在眉睫，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将呈现大幅增长。同时，老龄化社会服务、医疗康复、救灾救援、公共安全、教育娱乐、重大科学研究等领域，对服务机器人的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近年来，国家针对机器人行业出台了众多规划和扶持政策，对此，曲道奎认为，在规划行业的同时，还应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结合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减税范围和强度。
金融方面的支持是另一个显著的发力点。
在当下经济背景下，装备制造业内部存在一种声音，“中央对制造业很支持，也希望银行金融部门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但政策往往落不了地。”
“银行一看报表，甚至一听在这个产业，就不愿意贷款。国家的产业扶持基金也较少涉及，金融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一位受访者如此说，“其他支持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免税、减税在我们行业极少出现，但是金融支持制造业是实实在在的。只有金融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把实体经济做起来。”
在优化企业金融环境、降低行业杠杆率方面，曲道奎认为，鼓励政府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基金，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成为世界级企业。同时，可以通过差别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的支持力度。
在吕莹看来，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体系必须科学设计，才能应对现实的复杂性。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补一降”的要求下，从工程机械行业来看，早几年杠杆率用得有点过多，造成了市场透支，而同时要注意到，国外工程机械整机的销售70%通过银行按揭。
此外，由于行业特殊，除了常规的财税金融政策发力点，甚至于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领域的政策体系，也深刻影响着装备制造业。
例如，常用于隧道挖掘的盾构机，装载在运输车辆上，体积往往就超过了2016年9月实施的新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以致企业只能把刀片拆分成4片，一片一片运输。成本高不说，结构强度也发生变化了。安装周期长了，出现一系列问题，企业叫苦不迭。”吕莹说，一些工程机械产品体积大，但重量并不超载，应该为此开开绿灯。
（本文選自：财经国家周刊 2017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