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舆论热点都聚焦在“天津大妈摆气球射击摊获刑三年半”一事。天津大妈作为弱势群体，谋生不易，而此次判刑更是让她原本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大妈说，“如果真的知道是真有杀伤力的枪，我肯定不会摆这个摊。”
　　另一宗舆论热点是内蒙古收玉米大叔的故事。大叔因倒卖玉米而获刑。大叔平时种地，农闲时想贴补点家用，不知道无证贩卖玉米属于非法经营罪。在收到警方拘捕令后，大叔反复强调一句话：“干这行的，有一千多人，都没有证啊。想凭自己的辛苦，挣点钱维持生活，没想到成了犯罪人员。”
　　无论是天津大妈和内蒙古大叔，“无心法盲”是大家同情的起因，他们不知道违法，更别说犯罪，一切都源于生活常识与经验，这类“无心法盲”确实很无心，也很无奈。社会怎么帮到弱势群体？
　　另一则被网友热赞的新闻发生在泸州古蔺街头，一位老人坐在地上，摆摊叫卖，突然，城管来了，大家顿时为老人捏一把汗，可这名城管并没驱赶老人，而是现场帮老人叫卖起来，并陪老人半小时，帮老人把菜卖完后，叮嘱老人安全回家。该城管被赞为“中国好城管”。
　　以上三宗热点事件引申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性化执法？
　　有句古语叫“不知者无罪”，但是在刑法这里是行不通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其情节，适当减轻其刑，否则，那些低收入人群成了“无心法盲”或迫于生计“冒险违规”，他们被大量绳之于法势必引发一连串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怎么依法治国？法律必须机械执行吗？首先，法律不可能一次性完善到位，任何法规都有不完善之处，这也是修正案的必要性。其次，普法是个浩大工程，不可能让所有人群尤其是边缘人群知晓，对于初犯者是否网开一面。第三，法理之外，尚有人情。
　　1935年冬，纽约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因盗窃面包被告上法庭。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因为饥饿，更需要面包来喂养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听了老太太陈情，旁听席上响起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法官敲了一下木槌，严肃判决，“被告，我必须秉公办事，执行法律。你有两种选择：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的表情，她面对法官，为难地说：“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愿意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我愿意拘役10天，可我那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呢？”这时候，从旁听席上站起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说道：“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片刻，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地起立，每个人都静静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
　　资本主义社会尚且可以如此，何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执法的关键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毕竟弱势群体都不容易，都是为了生计。上海陈阿大在里弄做葱油饼几十年，身有残疾。2016年9月27日，“阿大葱油饼”因证照不全被叫停，随后有关部门助其重新选址并协助办理证照。10月28日，“阿大葱油饼”老店新开，不少食客看到告示后赶来捧场，食客排起数十米长队，“阿大”人气依旧。过去“阿大葱油饼”是常年不换的“老油”，进货来源也不规范，存在着诸多食品安全问题。重新开业后，在黄浦区监管部门引导下，其卫生标准大幅提高。
　　黄浦区监管部门帮其规范生意，办上合法执照，而不是一罚了之，一关了之，可作借鉴。类似“弄堂美食”能否获得合法“身份证”？对无证小餐饮，上海市曾屡次整治取缔，但往往反复回潮。市食药监管局调查后发现，一方面是市民对这些小餐饮店有刚需；另一方面，无证餐饮一旦被简单取缔，店主就失去生存依靠。“需要制度创新，给他们一个出路。”当地黄浦区监管部门正探索一条分类分层监管道路。经过反复调研，有关部门提出了“备案纳管”的思路：对暂时无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且食品安全卫生要求达标、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小餐饮，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办理临时备案，发放临时经营公示卡。
　　上海“阿大蔥油饼”给出了一个什么是人性化执法的现实样本，只要一切为民所想，总是有办法的。参照“阿大葱油饼”案例，上述天津大妈和内蒙古大叔的案件是否能有个更圆满的处理？既严格了法规、规范了经营，又给弱势群体一条生路，让其在阳光下经营，以体现公平公正社会的正能量。
　　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广开门路，激活全社会的活力才是最重要的。要引导大家守法，才是善法，而不是一关了之。法治更应该是“善治”，因为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
　　（本文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