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在6月6日供出的，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窃取国家机密案件之一。他转交给媒体的材料中涉及一个重大项目，关于将美国国内电话记录汇编入数据库，作为反恐和反情报之用。另外还有名为“棱镜”的计划，在法律上准许国家安全局进入主要在线服务提供商（谷歌、脸书、微软）的档案记录，查找有关国外可疑势力的信息，此项计划已经秘密进行了7年。
　　斯诺登原本只是一名普通职员，在为政府雇员布兹·艾伦做起分析师后，他的身份改变了。在美国军方和政府工作人员中，有超过140万人拥有接触绝密情报的许可，斯诺登便在其列。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不会用加密邮件联系媒体或激进分子，从而以公民反抗者的身份发布秘密；极少人愿意在联邦法院的密切监视下，放弃自己的住处、年薪12万美元的工作、女朋友或者人身自由去披露自己参与的秘密——一个经由国会和两届总统建立起来的庞大系统。而斯诺登却与他们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之处，正在悄然改变着一切。
　　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是为了防范外国敌人以及间谍设立的。而像斯诺登这样20来岁的本土计算机极客们，对世界应该如何运行抱有乌托邦式的理想，正在搅乱这一体系。新一代激进的技术让人们相信，透明度和个人隐私是自由社会的基础。因此，保密和监控都是施暴政的手法。在香港接受视频采访时，斯诺登提到了他公开文件的原因是希望推动一场公众辩论，让信息重获自由。
　　3年前，一名22岁的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布拉德利·曼宁被指控将大量保密文件发送给维基解密网，他给出了几乎同样的辩词：“我希望人们知道真相，如果没有信息，公众就不能先知情再做决定。”曼宁和斯诺登都在“9·11事件”后的国家安全压制环境中成长，他们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在聊天室和虚拟社区中，一种新兴的反权威、倡导自由数据的价值观日益根深蒂固。
　　近几年来，一个名为Anonymous的黑客活动组织认定，诸如万事达卡、美国电影协会这样的公司反对信息公开，应该被指控。该组织还攻击了旧金山湾区的轨道交通系统，以抗议当地政府关闭手机通讯网络。2011年，Anonymous更是窃取了7700万索尼PlayStation的账号，使网络关闭了一个月，以抗议索尼强制安装在设备固件上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黑客将目标锁定在了学术和法律界。
　　在斯诺登泄密的几天后，包括4chan、Reedit以及BoingBoing在内的86个组织签署了一份公开请愿书，认为棱镜计划是“违宪的监视项目”；一份向白宫投递的关于赦免斯诺登的请愿书，在3天之内收到了6万人的签名；激进改革运动委员会为斯诺登建立了一个法律保护基金；还有一些自由派记者发起了“我是布拉德利·曼宁”的社交媒体声援活动，宣称曼宁只不过是一名应该免于起诉的告密者。
　　政府却不这么认为，将斯诺登视为大肆破坏国家安全的冷战间谍，司法部也已经着手对加密信息的披露进行调查。在曼宁事件后，情报机构、国务院以及军方试图重新制定办公程序，防止泄密事件再次发生。很明显，未来将会有更多防泄密措施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