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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万历朝鲜战争;小西行长;金应瑞;外交文书;日朝关系
在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六月间，在朝鲜苦心斡旋东亚和平事业的明朝使者沈惟敬收到了如下一封特殊外交文书：
禀天朝游击沈老爷台前：伏闻朝鲜兵马金防御使筑山城守死于宜宁。盖防御使者，四五年之间与小仆相知情素，共论和事，故日本国王与诸大臣皆知之。今者防御使坚守宜宁，欲决雌雄之志云云。夫宜寧，全罗道之要路，日本军兵共力登城，则防御使必守节战死，可不惜哉！愿老爷以此理明言于朝鲜国王，使他将守城于宜宁，防御使同处于老爷之幕下，以补将来和睦之事，可矣。防御使死节以后，使他人更论和事，则必延留日月耳。愿老爷戮力哉！虽远虽近，必成大事，以快平生之辛劳矣。伏惟亮察之。
丁酉五月二十六日 丰臣行长 1
这是一份上行文书禀帖，发件人“丰臣行长”即日将小西行长，收件人“沈老爷”为曾经奉使日本的明朝册封副使沈惟敬，“朝鲜兵马金防御使”系指朝鲜庆尚右道兵马节度使金应瑞，其曾代表朝方与小西行长、沈惟敬一道谋划过东亚和平事业。按当时的情形，因为朝鲜战事迫在眉睫，金应瑞负责坚守宜宁，日军的既定作战方案必须攻下宜宁，小西行长考虑到攻城时金应瑞必定“守节战死”，如此则深可痛惜，他预测日朝双方今后必将重开和谈，担心金应瑞战死之后朝方的“论和事”者因不了解两国交涉情况而使“和事”“延留日月”，故致函沈惟敬希望其为金应瑞求情，说服朝鲜国王撤换金应瑞，保全其性命以备将来和谈之用。
万历朝鲜战争发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其时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朝鲜迅速溃败，濒临亡国，明朝响应朝鲜的请援，以军事、外交方式介入这场战争。战争持续七年，分两个阶段的军事冲突期（1592—1593年、1597—1598年）和持续四年多的外交交涉期（1593—1597年）。在外交交涉期间，明日双方一度达成了由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和平方案，但却在后来的册封活动中告败，朝鲜战事随后再起。按照常理而言，敌对双方的战前规划一般都以高效杀伤对方有生力量为急务，但小西行长却反行其道，敢冒通敌嫌疑致函沈惟敬，希望其能从中斡旋使得敌将金应瑞全活下来。这份文书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外交隐情？
关于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日朝关系，自上村闲堂发表论作以来，迄今已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1但多着眼于朝鲜通信使和朝鲜外交僧惟政的对日外交活动，对同样与日方有过较多外交接触的金应瑞却涉及甚少，管见所及仅韦旭升、金静姬、崔官、塞缪尔·霍利（Samuel Hawley）、北岛万次五人的研究略有涉及。2其中前三者借文学作品叙述历史，史事依据模糊;塞缪尔·霍利的作品系通俗性历史读物，虽在史事叙述上未出现大的问题，但在历史解释上却过于依赖主观臆想，结论缺乏足够证据，稍有失之偏颇之嫌;北岛万次则拘泥于单则史料，对该历史事件的前后承接关系尚未展开进一步考察，但其提出的问题无疑有助于开拓视野，予人以莫大启迪。
本文将针对如上所提问题，主要以《朝鲜王朝实录》中的相关外交文书为基本史料，辅以明鲜外交文书集《事大文轨》中的文书资料以及明鲜两国的时人文集，通过对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小西行长与金应瑞的外交交涉情况探微烛隐，挖掘出这份文书背后的外交隐情，考察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的特殊日朝外交关系。
小西行长致函沈惟敬之前的日朝外交，主要分战争爆发前的通信使外交和战争期间的日朝外交两个阶段。其中通信使的外交活动以及朝鲜外交僧惟政的外交活动，前人研究已经有所涉及，不复赘言。兹先将金应瑞前期的对日外交活动情况略做考述。
金应瑞原以作战勇猛以及收用降倭出名，虽与日将加藤清正曾经有过通书往来，但其实质性对日外交活动则肇始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月与小西行长谋划“咸安会谈”。明朝在此前一度单方面做出了“罢议封贡”、停行交涉的决议。3为求打开外交局面，日方屡次向朝方投书请和，但大多并未得到合理答复。日方与朝方在当时的外交交涉情况概见于万历二十二年八月日将宗义智写给庆尚道观察使韩纯孝的一份外交文书。1据这份外交文书可知，早在战争爆发前的万历十八年（1590年）就有黄允吉、金诚一、许筬三位通信使的使日外交，其后有日方景辙玄苏及柳川调信护送三使回国时与朝方宣慰使吴亿龄、沈喜寿之间的通信外交，在朝鲜朝廷未作应对后又有宗义智与釜山、东莱地方官员之间的通信外交，但朝鲜朝廷均不予以理会。战争爆发后，日方曾向朝方放回在战中被擒译官景应舜以通书讲和，但仍然没有任何后续消息。日方又派景辙玄苏、竹溪宗逸、柳川调信与朝鲜礼曹判书李德馨在大同江舟中讲和，结果也未得要领。宗义智此次通书，是希望朝鲜在日本向明朝请求“开旧贡路”时能够“通一信”，若通过讲和“修旧好”，则“倭兵亦撤去”。在此次通书后，宗义智继续与小西行长、柳川调信等人更加频繁地致函李德馨、韩纯孝以及庆尚道巡边使李薲和金应瑞等朝方高层，希望能够进行外交会谈。日方之所以迫切想与朝方高层进行外交会谈，其原因在于“大明许贡之事已为准定，而闻朝鲜极陈不可之意而更为请兵，故我上官等尤欲见朝鲜上官矣”，2希望通过与朝方“上官”即高层官员的直接会谈，促使朝鲜朝廷不再阻挠明朝对日本的“许贡”。
朝方高层在收到日方书函后虽然有所回复，但真正响应日方要求以会谈形式与之进行实质性外交交涉的却仅有金应瑞一人。金应瑞此后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小西行长在咸安的谷岘进行外交会谈，其会谈记录详载于赵庆南的《乱中杂录》。此次会谈最终以日方向朝方送呈“降书”换取朝鲜“以日本许贡之事奏闻天朝”为结局。3金应瑞在这次对日外交活动中，“牢落气节无异于郭汾阳之入往虏阵”，可谓“罕世之名将”，无疑给日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除在会谈时对之“尊待”、“极尽诚敬”，还在会谈后向其赠送骏马、宝剑以及军粮，认为会谈成效甚为明显。4当事人柳川调信曾在后来写给朝鲜都体察使李元翼的信中回忆称，“去去年，密通卑怀于金防御，防御差李弘发入营少留，以吐露仆胸襟，俾先锋及义智会金防御，则贵国嫌疑瓦解冰消。于是贵国上本成事”，5认为日方与金应瑞会谈颇得要领，使得日本与朝鲜两国“嫌疑瓦解冰消”，误以为会谈后朝鲜又为日本“上本成事”，促成了明朝对日本的“许贡”美事。金应瑞的外交能力无疑获得了日方的认可。 不过，金应瑞的对日外交活动在朝鲜受到的评价却颇为复杂。如日方的评价一样，朝方确有不少人对金应瑞的外交活动给予了认可，如兵曹判书李恒福称其“使唤倭奴，如以饼诱儿”，朝鲜国王认为其“单骑见行长者，是亦非常也”。6但朝鲜朝廷内部却有较多批判的声音，因金应瑞在与小西行长的通书和会谈笔录中均称对方为“大人”，7这在朝鲜朝廷内部颇遭疵垢，不少臣僚认为他“尊贼媚贼，尽输悖逆之情、亲密私昵之状”，“极其諂屈，贻国家无穷之羞”，有“媚贼无君”之罪，要求将之推考论罪。8另一方面，金应瑞与日方进行外交会谈系出都元帅权慄的差遣，虽曾多次驰启朝鲜国王，但朝中群臣却多反对这种外交交涉。此外，金应瑞的对日外交在当时还是一种越权行为，因为在明朝的封贡体系之下，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并无与日本进行私下交涉的权利，明朝是否允准日本的“封贡”请求，朝鲜和日本都应该“专意待候”，“不可私自相会”，9两国之间的外交交涉应该首先向明朝汇报，不然将开启明鲜两国的“致疑之端”。10所以，金应瑞的对日外交其实触犯了明朝的禁忌，此事被明方获悉后，朝鲜群臣大多提议要求处罚金应瑞等人，但朝鲜国王却并不想真正处罚金应瑞，仅处以军杖责罚而已，只流于形式以应付明朝。1虽然后来的明日、日朝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金应瑞通过“咸安会谈”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对日外交活动，为将来的和平事业埋下了伏线。
如前所述，在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小西行长特意致函明使沈惟敬，请求其向朝鲜国王为金应瑞说情以帮助金应瑞逃脱“守节战死”的命运。事实上，小西行长与金应瑞在此前的外交接触颇为频繁，早在册封失败消息传入朝鲜后不久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二月，为了避免战争的再次爆发，朝鲜国王就曾传命承政院“令金应瑞、平行长等不可不厚结，若图清正，则许以某事”，2试图利用金应瑞与小西行长之间的交往情谊，授意金应瑞私下联络小西行长，策动其与朝方合谋对付加藤清正。
关于当时小西行长与金应瑞之间的外交往来关系，加拿大学者塞缪尔·霍利在其通俗性历史读物《壬辰战争》第四部分《僵局》的“李舜臣下狱”一节中有所涉及，认为小西行长派“间谍”要时罗向金应瑞提供关于加藤清正船队行进地点和时间等情报实际上是小西别有用心的“计策”，只为“愚弄右兵使金应瑞和汉城政府”，该“计策”最终使得朝鲜名将李舜臣被下狱论罪，进而帮助侵朝日军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彻底摧败朝鲜水军。3但作者并没有提出多少有效的证据，主要以“事实可能正是这样”的主观臆想推导出相应结论。诚如孙卫国的评价，塞缪尔·霍利具备高超的讲故事能力，其著作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因为作者基本上是以二手材料为基础，很少探研原始材料，确有“稍显偏颇”的缺陷，4故而对他的观点需要慎重对待。事实上，在册封失败后的最初阶段，丰臣秀吉并未完全决意再战，其保有“战”、“和”两手准备，小西行长及其讲和集团也并无支持丰臣秀吉再次侵略朝鲜的政治倾向，更无以“计策”陷害李舜臣以扫除后续作战障碍的“深谋远虑”，其当时仍然在努力谋求与明朝和朝鲜讲和集团一起摸索外交修补的种种可能，而挫败加藤清正的再战方案确实是其外交修补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结点所在，小西行长尤其希望能够借朝鲜水军之手重挫加藤清正的再航朝鲜之行以打击加藤清正在日本的公信力，夺回自己在丰臣秀吉面前的发言权，进而将朝鲜局势引向避战趋和的理想轨道上去。北岛万次在其书中对此情况亦已有所指陈。5下文将具体探讨响应朝鲜国王提议的小西行长的“通敌”方案及其他避战措施。
（一）小西行长的“通敌”方案
金应瑞如何联络小西行长因记载的阙如不得其详，但小西行长确曾对之做出了积极响应，并策划过一个与朝方合作争取和平机会的“通敌”方案。这是当时日朝外交的一个重大隐情。据金应瑞写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状启，小西行长在万历二十五年正月通过通事要时罗将加藤清正的军事行动情况告诉了金应瑞，称力主战争的加藤清正“初四日已到对马，顺风则不日当渡”，而近来海面都是顺风，清正很容易渡海入朝，建议朝鲜水军“速进泊巨济岛，窥伺清贼渡海之日”，如果顺风则清正的船队“必向来巨济”，此时朝鲜水军应该截击清正的船队;如果海面吹的是“正东风”，那么清正的船队就会“直向机张、西生之境”，两地与巨济岛相距甚远，朝鲜水军虽然无法有效打击清正的船队，但仍可派遣大批战舰严阵以待，胁迫清正回军日本。因为清正力主战争，在出兵前曾对丰臣秀吉夸下海口，称只要他出兵朝鲜即可“揭一竿而可定朝鲜”，不然则请“尽灭我族”。朝方如果采用小西行长方案的话，清正的船队或被截击受损，或被迫回军日本，其夸口不攻自破，丰臣秀吉必定以“误妄”定罪清正，如此一来，小西行长所主张的“和睦”方案便有被丰臣秀吉采纳的可能。1由此可见，小西行长在当时除了向朝方透露日方的军事行动情况，甚至已经为朝方策划好了对付加藤清正的“通敌”方策，但事态的发展并未如小西行长所设想。庆尚道慰抚使黄慎在当时的状启中向朝鲜国王汇报称，因为朝鲜方面“设不及期”而“致误事机”，加藤清正的船队未遇任何阻力就在朝鲜南部沿海的西生浦、加德岛、多大浦等地顺利登岸，2小西行长的“通敌”以求和平的方案因为朝鲜方面的无所作为而告失败。朝鲜国王在闻知此讯后深为嘅叹，自责“我国诚天下庸劣国也”、“我国劣于行长远矣”
小西行长力主和议，他深知惟有证明加藤清正的主张是错误的，他的主张才有可能被丰臣秀吉所采纳，而借朝鲜之手阻挠加藤清正出兵朝鲜则是较为可行的方案。因此，小西行长违背丰臣秀吉的意愿而私下向金应瑞透露了加藤清正的军事行动计划，并为朝鲜规划了谋求和平的“通敌”方案，但因朝鲜方面的原因而告失败。
（二）小西行长的其他避战措施
小西行长向朝方透露了日方军事行动计划，并为朝方规划截击、胁迫加藤清正船队的“通敌”方案，这些努力虽然最终告败，但其在加藤清正渡海后仍然继续采取了其他一些补救措施以避免或延缓战争的发生。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盛夸朝军声势以震慑在朝日军。
小西行长在渡航朝鲜之后，对在朝日军盛夸朝鲜“久在兵革之间，熟谙用兵之术，多备战舰”，夸张朝方的舟师“几至千余只”，以使日军先自产生惧意，不敢轻举妄动，避免过早发生战争。结果各阵日军“十分详察，敛其管下倭人，使不得恣行，以挑朝鲜之怒”。4小西行长还在事先和朝方沟通，一方面让朝鲜派出船队到釜山炫耀武力，震慑在朝日军，一方面事先向日军透露了朝方“今月（二月）初八九十日间，舟师丁宁进泊釜山前洋，欲为遮绝粮道”的军事行动计划，借以坐实朝鲜水军舰多兵强之说。但朝方最终却并未去认真应对，其在二月初十日虽然响应小西行长派出舟师进泊釜山前洋，但却只有区区六十三艘，因“舟师其数极少”，使得小西行长的“播说”“竟归虚地”，5其夸张朝鲜水军兵力以震慑日军的效果大打折扣。其后小西行长等人仍然继续向丰臣秀吉盛夸朝方的兵势，称朝鲜“今则兵马精强，舟楫甚盛，虽我国之力，恐不能轻当，此非细事，起兵战斗之事，斟酌为之”，6但无疑需要冒涉欺诳丰臣秀吉的政治风险。
第二，协调和平条件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万历朝鲜战争的再战，直接原因在于明朝册封丰臣秀吉的失败。其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此次册封并未协调好明朝封贡体系下的日朝关系。丰臣秀吉的诉求在于使日本确立对朝鲜的优势、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故而单单册封并不能满足其需求。所以在册封后，丰臣秀吉表面上仍然遵奉明朝的权威，避免与之决裂，但却将矛头转向朝鲜，将册封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朝鲜头上，要求朝鲜向日本遣送王子以确保其对朝鲜的特殊优越地位。7但无论是明朝还是朝鲜都不能接受丰臣秀吉的这一要求。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初下达的最终处理方案是，不同意朝鲜向日本遣送王子，但授意可派遣陪臣与之修好。8
既然没法在王子赴日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那是否可以在明神宗所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范围之内，派遣朝鲜陪臣去日本与丰臣秀吉修好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小西行长及其讲和集团在之后确实按照明神宗提出的处理方案，在和平条件的协调上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小西行长麾下的柳川调信在万历二十五年年初与朝方交涉后一度折返日本向丰臣秀吉汇报交涉进展情况，其在三月十五日曾致书金应瑞，称其在与寺泽正成向丰臣秀吉汇报外交交涉情况时，因朝方不肯交出王子，丰臣秀吉“遍问他易之条”，柳川调信虽然没有得到朝鲜朝廷的事先承诺，但先擅自“以岁税若干种数为答”，希望朝方能够在丰臣秀吉答应之后对其所预提的协调方案予以认可。1此后，小西行长在四月二十四日又致书沈惟敬，试图将和平条件协调为“陪臣渡溟日本”、“合礼诸物”两条，即用朝鲜向日本派遣陪臣和向日本赠送礼物取代王子赴日，并已派寺泽正成和柳川调信回日本向丰臣秀吉汇报，期待丰臣秀吉能够同意该方案。小西行长的此次致书，是希望沈惟敬也事先与朝鲜国王做好沟通，“互相勠力，以成大事”，不要因为沟通不畅，使得“朝鲜小违约诺”以“失信”，最终影响到和平大局。
但日本与明鲜的外交在当时出现了诸多乱象。一方面，朝鲜方面派兵攻杀零倭现象时有发生，不但鲜有和谈诚意，而且还有激化双方矛盾、加速战争爆发的可能。小西行长在当年三月十七日曾专就此事致书金应瑞，向其提出警告。3另一方面，驻朝日军内部在此时出现了两个政见各异、互为竞争关系的讲和集团。在上一阶段的外交交涉期，丰臣秀吉曾两次将外交权委托给驻朝日军将领：第一次在文禄二年（1593年）委托给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和小西行长四人，4第二次在文禄四年（1595年）委托给小西行长、寺泽正成两人。5两次被委托的外交代表成员属于同一政治阵营，都以小西行长为核心，外交口径也基本保持一致，在与丰臣秀吉沟通时也不会出现自相矛盾的问题。但在此次外交交涉期，日方出现了以小西行长、寺泽正成为代表和以加藤清正为代表的两个外交集团。两个外交集团有着各自的外交路径，前者延续了之前与明使沈惟敬和朝将金应瑞之间的外交路径，后者则为加藤清正与朝鲜外交僧惟政之间的外交路径。加藤清正甫一登岸即致书朝鲜朝廷，称“受大閤殿下之命再航海……遣使者于朝鲜”，6以丰臣秀吉外交代理人的口吻要求朝方派人过来会谈，随后在当年三月二十一日与朝鲜朝廷所派的惟政开展了正式外交会谈，坚决要求朝方必须满足其所提出的“王子渡海”和“献贡物”两个条件才可避免战争。7这两个外交集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对外交条件的主张各不相同，在向丰臣秀吉汇报外交情况时的口径也并不一致。
沈惟敬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曾授意柳川调信转告小西行长和寺泽正成，希望两人能够“招清正与之相议”，试图协调两个外交集团之间的矛盾，认为“必须三人同心合议”，“三人议合，则大事可完”，“三人不协则此事不成”。但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素来不协，彼此矛盾难以调和，只想让明鲜方出兵截杀加藤清正，根本不肯与之协谋合作。沈惟敬也曾考虑过单独与加藤清正和谈的方案，欲使惟政“通言于清正，听他的主意何样”，计划亲赴庆州与加藤清正直接会谈，但因为朝方的不肯配合，最终未能成行。8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在外交上各行其道，各自派人将其具体的交涉情况向丰臣秀吉做了汇报，但其内容存在较大出入。小西行长在外交上有意对朝鲜做出妥协，主张协调和平条件为“以大臣、出币通好”，但加藤清正却持强硬态度，坚决向朝方要求“王子渡海”和“献贡物”两个条件，并根据其与惟政之间的会谈情况，向丰臣秀吉告称朝鲜方面说“王子、大臣通好之事非我国擅许，都在天朝处分”，指出朝鲜根本不可能答应小西行长的提议，揭发小西行长“受贿赂朝鲜，不敢背恩”、“不以实闻”。因为加藤清正在背后的攻击，再加上当时发生的朝鲜舟师对驻朝日军的“杀掠”之事，豐臣秀吉最终认为小西行长集团欺罔，否决了其协调方案。
总体上看，在册封失败后，小西行长为了促成修补外交的成功，确实做出了较多努力，但其处境颇为艰难，需要与丰臣秀吉和明朝、朝鲜各方同时进行沟通，其一方面擅自向丰臣秀吉汇报朝方事实上尚未承诺的协调方案，有不被朝方追加认可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竞争对手加藤清正在背后的攻击，这最终导致其所主张的协调方案不为丰臣秀吉所认可，小西为协调和平条件所做出的努力最终告败。
小西行长致函沈惟敬后的次月，沈惟敬因为对日外交事业的完全失败而遭到明朝朝廷的拘执，很快就被押解回北京并被下狱论死。2短短一个月内，沈惟敬能否将小西行长所托之事安排妥当？事态的发展最终是否如小西行长之所愿？据忠清道观察使丁允祐写给朝鲜国王的宜宁战况汇报，金应瑞在当时并没有被撤换，但在作战时却“弃城退阵于陕川”。3可见，金应瑞最终弃城避战而并未“守节战死”，其结果与小西行长的期望不谋而合。沈惟敬在被拘执前是否与朝鲜国王做过充分沟通而将小西行长所托之事安排妥当不得而知，但小西行长在致函沈惟敬之后不久也曾以禀帖通书金应瑞，其内容见载于都元帅权慄写给朝鲜国王的秘密状启中：
禀朝鲜兵马金防御使足下：自日本平调信还驾，故即使要时罗，事无巨细，尽闻于足下。又不多日，日本军兵渡溟屯留。日夜痛心，复何益哉！伏惟亮察之。
丁酉六月初三日 丰臣行长 4
小西行长这份禀帖的题署日期为六月初三日，比其致沈惟敬禀帖晚了七天，这份禀帖虽然篇幅甚小，但却透露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在撰写这份禀帖之前，小西行长就已经派遣通事要时罗将日方的军事行动计划尽数告知了金应瑞;小西行长在这份禀帖中表达了自己对“不多日”之后将要实施的日方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深感痛心但却又无能为力的愁苦心境;此次通书的目的显然就是希望金应瑞能够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有所“亮察”，提醒其不要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做无谓的牺牲。金应瑞无疑将小西行长的此次通书情况向都元帅权慄做了汇报，而权慄又辑录这份禀帖的文字内容以秘密状启的形式向朝鲜国王做了汇报。从这份秘密状启在《宣祖实录》里的编次情况来看，其送达朝鲜国王的时间应该在六月十四日之前。
从客观事实来看，金应瑞确实回应了小西行长的提醒，其在日军进逼之时并未“守节战死”，而是主动“弃城退阵”。那么，朝鲜国王对权慄的秘密状启反应如何？金应瑞消极应战以求全活的选择是否在事先获得了朝鲜国王的允准？按《宣祖实录》记载，朝鲜司宪府对金应瑞的“弃城退阵”行为做出了极为严厉地谴责，称金应瑞与日军交战时“首自溃遁，无意收拾”，使本国“军心土崩，列镇瓦解”，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其“先逃负国”之状“罪不容诛”，不容“徐议”，向朝鲜国王呈启要求立即将之“依律定罪”。但朝鲜国王却认为金应瑞正与日军对垒，“徐为议罪未晩”。5
沈惟敬在事先是否已将小西行长所托之事转达并说服朝鲜国王保全金应瑞不得而知，但朝鲜国王确曾收到了权慄的秘密状启，其虽然并未撤换金应瑞而“使他将守宜宁”，但无疑默许了金应瑞与小西行长之间的私下交涉，并在金应瑞“弃城退阵”后还特意为其开脱。朝鲜国王的这一举措实属反常，完全可能事出有因——沈惟敬或在事先已经说服了朝鲜国王，或朝鲜国王在收到权慄秘密状启后已经允准金应瑞可以“弃城退阵”。
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此，金应瑞不但有“弃城退阵”的罪行，还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这一指控主要来自明朝，其远比司宪府所说的“弃城退阵”要严重的多。当时在后方负责明朝援朝军务的最高责任人经略邢玠就在其题本中向明神宗如是揭发金应瑞：“总兵金应瑞，该国大将也，闲山水兵将去捣巢，渠两日前即先以书报行长，使渠有备，蹈此重兵而夺其大险。”1同样就此事向明神宗题奏的还有负责在朝鲜前线指挥援朝明军作战的经理杨镐。杨镐的题本被钦命覆议后由兵部出面覆题，称金应瑞的行为系“奸臣卖国”，并怀疑“透情顺倭者不止金应瑞”，题请明神宗下旨向朝鲜“责其君臣以义” ，2由此可见事态的严重程度。
兵部覆题的内容经明神宗下旨批准和兵部移咨这两道程序反馈给经略邢玠，邢玠为此在九月初九日和九月十二日连续两次移咨朝鲜国王责令其作出答复。3朝鲜国王在九月十六日和九月十九日分别接到了邢玠的这两份咨文，其首次回咨在九月二十二日，但只称“闲山之败，实出于妄欲拦截贼船，而一败涂地，此则万悔无及”，4对金应瑞“透情顺倭”的指控刻意规避，不涉一词，数日之后方始再次回咨通告处理方案：
本年九月十九日，准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咨前事……金应瑞则久与贼对垒，熟知本贼畏惮天兵，一闻师期，妄欲假借声威轻行恐胁，其心虽非出于卖国，而漏泄军机则诚有可痛。今革职为兵，戴罪自效。小邦虽甚委靡，亦当略有法纪，苟有逃窜卖国如咨内所云者，则何敢容贷，自弃其社稷？5
朝鲜国王的首次回咨纯粹出于应付目的，是为商议停妥最终处理方案而拖延时间。其确定对金应瑞的“非出于卖国”这一定性以及“革职为兵，戴罪自效”这一处理方案必然经历了一番深思熟虑，而以此向明朝交待其实还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朝鲜国王需要交待的对象并不只有经略邢玠，还得上奏明神宗和移咨礼部、兵部。在上呈明神宗的奏文中，朝鲜国王的措辞亦如给邢玠的第一份回咨，刻意规避对金应瑞处理的解释，只在奏文中坚决否认朝鲜的“甘心为倭之说”，反复哀求明神宗“拯济小邦”，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效顺之心。6朝鲜国王移送礼部、兵部的咨文则在从宽处理金应瑞问题上提出了多方面理由，称金应瑞“漏泄机察”的“实情”在于“布扬天兵声势，要以惮慑贼心”而“别无他情”，又以金应瑞“颇有微劳”，近日“斩获稍多”，且有“弓马小技”为说辞反复开释，7寻找种种理由说明作出从宽处理方案的合理性。
朝鲜国王为金应瑞极力开脱，除了考虑到金应瑞的“微劳”和“弓马小技”，恐怕与其最初试图策动小西行长的对日交涉态度以及金应瑞本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外交活动经验也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是战是和，金应瑞都是朝方有数的难得人才。事实上，在万历二十五年年底的蔚山之战中，明朝经理杨镐就曾授意金应瑞带同降倭到蔚山倭城“开谕祸福”以促降加藤清正，8无疑是认可了金应瑞的外交才能，并试图对之有所借用。倘若金应瑞过早战死，朝方很难再找到像他一样具有丰富对日交涉经验的理想人选，重开外交实现和平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保全金应瑞无疑可为将来的和平事业预留空间。
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朝鲜作为战争的主要受害方，无疑希望能够在最少损失的前提下获得和平，而外交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较为理想的途径，负责对日外交的金应瑞等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加害方的日本，也并非所有的战争参与者都热衷于这场侵略战争，其中的一部分人，如一度负责对明、对朝外交的小西行长也非常渴望用和平手段终结这场战争。金应瑞与小西行长的前期外交交涉虽然在朝鲜朝廷颇遭疵诟，也不合乎明朝方面的规定，但无疑获得了朝鲜国王的默许。金应瑞的外交能力也获得了日方的认可，其外交努力为将来的和平活动埋下了伏线。
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的日朝外交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朝鲜国王在获悉册封失败后授意金应瑞策动小西行长合谋对付加藤清正，小西行长随后做出积极回应，将加藤清正的军事行动计划透露给金应瑞，并向朝方提供“舟师把截之计”，希望借由朝鲜之手重挫加藤清正的再航朝鲜之行，打击加藤清正在日本的公信力，夺回自己在丰臣秀吉面前的发言权，使得自己的主和政见能被丰臣秀吉采纳，进而将朝鲜局势引向避战趋和的理想轨道上去。此后不久，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态势下，小西行长又分别致函沈惟敬和金应瑞，希望金应瑞能够逃脱“守节战死”的命运，为今后日朝重开交涉保留火种。另一方面，金应瑞在万历二十五年七月底向小西行長“漏泄军机”，其目的在于“恐胁”日军，却有着“卖国”的嫌疑;其后金应瑞又在八月初日军进攻宜宁时正面回应了小西行长的两份文书，“弃城退阵”以求全活，使其在明鲜两国遭人不齿，背负“卖国”、“负国”的骂名，但朝鲜国王却出人意料地顶着巨大压力极力为他开脱。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东亚和平力量一直在暗中涌动，一方面不惜以“通敌”这样的非常规手段去推动和平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遭受严重挫折时也倾尽全力去保全这种力量。通过对小西行长这份文书的探微烛隐，可以发现其涵盖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外交隐情，当时的日朝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特殊外交关系。
一、前言
在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六月间，在朝鲜苦心斡旋东亚和平事业的明朝使者沈惟敬收到了如下一封特殊外交文书：
禀天朝游击沈老爷台前：伏闻朝鲜兵马金防御使筑山城守死于宜宁。盖防御使者，四五年之间与小仆相知情素，共论和事，故日本国王与诸大臣皆知之。今者防御使坚守宜宁，欲决雌雄之志云云。夫宜寧，全罗道之要路，日本军兵共力登城，则防御使必守节战死，可不惜哉！愿老爷以此理明言于朝鲜国王，使他将守城于宜宁，防御使同处于老爷之幕下，以补将来和睦之事，可矣。防御使死节以后，使他人更论和事，则必延留日月耳。愿老爷戮力哉！虽远虽近，必成大事，以快平生之辛劳矣。伏惟亮察之。
丁酉五月二十六日 丰臣行长 1
这是一份上行文书禀帖，发件人“丰臣行长”即日将小西行长，收件人“沈老爷”为曾经奉使日本的明朝册封副使沈惟敬，“朝鲜兵马金防御使”系指朝鲜庆尚右道兵马节度使金应瑞，其曾代表朝方与小西行长、沈惟敬一道谋划过东亚和平事业。按当时的情形，因为朝鲜战事迫在眉睫，金应瑞负责坚守宜宁，日军的既定作战方案必须攻下宜宁，小西行长考虑到攻城时金应瑞必定“守节战死”，如此则深可痛惜，他预测日朝双方今后必将重开和谈，担心金应瑞战死之后朝方的“论和事”者因不了解两国交涉情况而使“和事”“延留日月”，故致函沈惟敬希望其为金应瑞求情，说服朝鲜国王撤换金应瑞，保全其性命以备将来和谈之用。
万历朝鲜战争发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其时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朝鲜迅速溃败，濒临亡国，明朝响应朝鲜的请援，以军事、外交方式介入这场战争。战争持续七年，分两个阶段的军事冲突期（1592—1593年、1597—1598年）和持续四年多的外交交涉期（1593—1597年）。在外交交涉期间，明日双方一度达成了由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和平方案，但却在后来的册封活动中告败，朝鲜战事随后再起。按照常理而言，敌对双方的战前规划一般都以高效杀伤对方有生力量为急务，但小西行长却反行其道，敢冒通敌嫌疑致函沈惟敬，希望其能从中斡旋使得敌将金应瑞全活下来。这份文书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外交隐情？
关于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日朝关系，自上村闲堂发表论作以来，迄今已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1但多着眼于朝鲜通信使和朝鲜外交僧惟政的对日外交活动，对同样与日方有过较多外交接触的金应瑞却涉及甚少，管见所及仅韦旭升、金静姬、崔官、塞缪尔·霍利（Samuel Hawley）、北岛万次五人的研究略有涉及。2其中前三者借文学作品叙述历史，史事依据模糊;塞缪尔·霍利的作品系通俗性历史读物，虽在史事叙述上未出现大的问题，但在历史解释上却过于依赖主观臆想，结论缺乏足够证据，稍有失之偏颇之嫌;北岛万次则拘泥于单则史料，对该历史事件的前后承接关系尚未展开进一步考察，但其提出的问题无疑有助于开拓视野，予人以莫大启迪。
本文将针对如上所提问题，主要以《朝鲜王朝实录》中的相关外交文书为基本史料，辅以明鲜外交文书集《事大文轨》中的文书资料以及明鲜两国的时人文集，通过对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小西行长与金应瑞的外交交涉情况探微烛隐，挖掘出这份文书背后的外交隐情，考察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的特殊日朝外交关系。
二、金应瑞与小西行长的前期外交交涉
小西行长致函沈惟敬之前的日朝外交，主要分战争爆发前的通信使外交和战争期间的日朝外交两个阶段。其中通信使的外交活动以及朝鲜外交僧惟政的外交活动，前人研究已经有所涉及，不复赘言。兹先将金应瑞前期的对日外交活动情况略做考述。
金应瑞原以作战勇猛以及收用降倭出名，虽与日将加藤清正曾经有过通书往来，但其实质性对日外交活动则肇始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月与小西行长谋划“咸安会谈”。明朝在此前一度单方面做出了“罢议封贡”、停行交涉的决议。3为求打开外交局面，日方屡次向朝方投书请和，但大多并未得到合理答复。日方与朝方在当时的外交交涉情况概见于万历二十二年八月日将宗义智写给庆尚道观察使韩纯孝的一份外交文书。1据这份外交文书可知，早在战争爆发前的万历十八年（1590年）就有黄允吉、金诚一、许筬三位通信使的使日外交，其后有日方景辙玄苏及柳川调信护送三使回国时与朝方宣慰使吴亿龄、沈喜寿之间的通信外交，在朝鲜朝廷未作应对后又有宗义智与釜山、东莱地方官员之间的通信外交，但朝鲜朝廷均不予以理会。战争爆发后，日方曾向朝方放回在战中被擒译官景应舜以通书讲和，但仍然没有任何后续消息。日方又派景辙玄苏、竹溪宗逸、柳川调信与朝鲜礼曹判书李德馨在大同江舟中讲和，结果也未得要领。宗义智此次通书，是希望朝鲜在日本向明朝请求“开旧贡路”时能够“通一信”，若通过讲和“修旧好”，则“倭兵亦撤去”。在此次通书后，宗义智继续与小西行长、柳川调信等人更加频繁地致函李德馨、韩纯孝以及庆尚道巡边使李薲和金应瑞等朝方高层，希望能够进行外交会谈。日方之所以迫切想与朝方高层进行外交会谈，其原因在于“大明许贡之事已为准定，而闻朝鲜极陈不可之意而更为请兵，故我上官等尤欲见朝鲜上官矣”，2希望通过与朝方“上官”即高层官员的直接会谈，促使朝鲜朝廷不再阻挠明朝对日本的“许贡”。
朝方高层在收到日方书函后虽然有所回复，但真正响应日方要求以会谈形式与之进行实质性外交交涉的却仅有金应瑞一人。金应瑞此后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小西行长在咸安的谷岘进行外交会谈，其会谈记录详载于赵庆南的《乱中杂录》。此次会谈最终以日方向朝方送呈“降书”换取朝鲜“以日本许贡之事奏闻天朝”为结局。3金应瑞在这次对日外交活动中，“牢落气节无异于郭汾阳之入往虏阵”，可谓“罕世之名将”，无疑给日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除在会谈时对之“尊待”、“极尽诚敬”，还在会谈后向其赠送骏马、宝剑以及军粮，认为会谈成效甚为明显。4当事人柳川调信曾在后来写给朝鲜都体察使李元翼的信中回忆称，“去去年，密通卑怀于金防御，防御差李弘发入营少留，以吐露仆胸襟，俾先锋及义智会金防御，则贵国嫌疑瓦解冰消。于是贵国上本成事”，5认为日方与金应瑞会谈颇得要领，使得日本与朝鲜两国“嫌疑瓦解冰消”，误以为会谈后朝鲜又为日本“上本成事”，促成了明朝对日本的“许贡”美事。金应瑞的外交能力无疑获得了日方的认可。 不过，金应瑞的对日外交活动在朝鲜受到的评价却颇为复杂。如日方的评价一样，朝方确有不少人对金应瑞的外交活动给予了认可，如兵曹判书李恒福称其“使唤倭奴，如以饼诱儿”，朝鲜国王认为其“单骑见行长者，是亦非常也”。6但朝鲜朝廷内部却有较多批判的声音，因金应瑞在与小西行长的通书和会谈笔录中均称对方为“大人”，7这在朝鲜朝廷内部颇遭疵垢，不少臣僚认为他“尊贼媚贼，尽输悖逆之情、亲密私昵之状”，“极其諂屈，贻国家无穷之羞”，有“媚贼无君”之罪，要求将之推考论罪。8另一方面，金应瑞与日方进行外交会谈系出都元帅权慄的差遣，虽曾多次驰启朝鲜国王，但朝中群臣却多反对这种外交交涉。此外，金应瑞的对日外交在当时还是一种越权行为，因为在明朝的封贡体系之下，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并无与日本进行私下交涉的权利，明朝是否允准日本的“封贡”请求，朝鲜和日本都应该“专意待候”，“不可私自相会”，9两国之间的外交交涉应该首先向明朝汇报，不然将开启明鲜两国的“致疑之端”。10所以，金应瑞的对日外交其实触犯了明朝的禁忌，此事被明方获悉后，朝鲜群臣大多提议要求处罚金应瑞等人，但朝鲜国王却并不想真正处罚金应瑞，仅处以军杖责罚而已，只流于形式以应付明朝。1虽然后来的明日、日朝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金应瑞通过“咸安会谈”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对日外交活动，为将来的和平事业埋下了伏线。
三、再战前夜的小西行长
如前所述，在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小西行长特意致函明使沈惟敬，请求其向朝鲜国王为金应瑞说情以帮助金应瑞逃脱“守节战死”的命运。事实上，小西行长与金应瑞在此前的外交接触颇为频繁，早在册封失败消息传入朝鲜后不久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二月，为了避免战争的再次爆发，朝鲜国王就曾传命承政院“令金应瑞、平行长等不可不厚结，若图清正，则许以某事”，2试图利用金应瑞与小西行长之间的交往情谊，授意金应瑞私下联络小西行长，策动其与朝方合谋对付加藤清正。
关于当时小西行长与金应瑞之间的外交往来关系，加拿大学者塞缪尔·霍利在其通俗性历史读物《壬辰战争》第四部分《僵局》的“李舜臣下狱”一节中有所涉及，认为小西行长派“间谍”要时罗向金应瑞提供关于加藤清正船队行进地点和时间等情报实际上是小西别有用心的“计策”，只为“愚弄右兵使金应瑞和汉城政府”，该“计策”最终使得朝鲜名将李舜臣被下狱论罪，进而帮助侵朝日军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彻底摧败朝鲜水军。3但作者并没有提出多少有效的证据，主要以“事实可能正是这样”的主观臆想推导出相应结论。诚如孙卫国的评价，塞缪尔·霍利具备高超的讲故事能力，其著作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因为作者基本上是以二手材料为基础，很少探研原始材料，确有“稍显偏颇”的缺陷，4故而对他的观点需要慎重对待。事实上，在册封失败后的最初阶段，丰臣秀吉并未完全决意再战，其保有“战”、“和”两手准备，小西行长及其讲和集团也并无支持丰臣秀吉再次侵略朝鲜的政治倾向，更无以“计策”陷害李舜臣以扫除后续作战障碍的“深谋远虑”，其当时仍然在努力谋求与明朝和朝鲜讲和集团一起摸索外交修补的种种可能，而挫败加藤清正的再战方案确实是其外交修补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结点所在，小西行长尤其希望能够借朝鲜水军之手重挫加藤清正的再航朝鲜之行以打击加藤清正在日本的公信力，夺回自己在丰臣秀吉面前的发言权，进而将朝鲜局势引向避战趋和的理想轨道上去。北岛万次在其书中对此情况亦已有所指陈。5下文将具体探讨响应朝鲜国王提议的小西行长的“通敌”方案及其他避战措施。
（一）小西行长的“通敌”方案
金应瑞如何联络小西行长因记载的阙如不得其详，但小西行长确曾对之做出了积极响应，并策划过一个与朝方合作争取和平机会的“通敌”方案。这是当时日朝外交的一个重大隐情。据金应瑞写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状启，小西行长在万历二十五年正月通过通事要时罗将加藤清正的军事行动情况告诉了金应瑞，称力主战争的加藤清正“初四日已到对马，顺风则不日当渡”，而近来海面都是顺风，清正很容易渡海入朝，建议朝鲜水军“速进泊巨济岛，窥伺清贼渡海之日”，如果顺风则清正的船队“必向来巨济”，此时朝鲜水军应该截击清正的船队;如果海面吹的是“正东风”，那么清正的船队就会“直向机张、西生之境”，两地与巨济岛相距甚远，朝鲜水军虽然无法有效打击清正的船队，但仍可派遣大批战舰严阵以待，胁迫清正回军日本。因为清正力主战争，在出兵前曾对丰臣秀吉夸下海口，称只要他出兵朝鲜即可“揭一竿而可定朝鲜”，不然则请“尽灭我族”。朝方如果采用小西行长方案的话，清正的船队或被截击受损，或被迫回军日本，其夸口不攻自破，丰臣秀吉必定以“误妄”定罪清正，如此一来，小西行长所主张的“和睦”方案便有被丰臣秀吉采纳的可能。1由此可见，小西行长在当时除了向朝方透露日方的军事行动情况，甚至已经为朝方策划好了对付加藤清正的“通敌”方策，但事态的发展并未如小西行长所设想。庆尚道慰抚使黄慎在当时的状启中向朝鲜国王汇报称，因为朝鲜方面“设不及期”而“致误事机”，加藤清正的船队未遇任何阻力就在朝鲜南部沿海的西生浦、加德岛、多大浦等地顺利登岸，2小西行长的“通敌”以求和平的方案因为朝鲜方面的无所作为而告失败。朝鲜国王在闻知此讯后深为嘅叹，自责“我国诚天下庸劣国也”、“我国劣于行长远矣”
小西行长力主和议，他深知惟有证明加藤清正的主张是错误的，他的主张才有可能被丰臣秀吉所采纳，而借朝鲜之手阻挠加藤清正出兵朝鲜则是较为可行的方案。因此，小西行长违背丰臣秀吉的意愿而私下向金应瑞透露了加藤清正的军事行动计划，并为朝鲜规划了谋求和平的“通敌”方案，但因朝鲜方面的原因而告失败。
（二）小西行长的其他避战措施
小西行长向朝方透露了日方军事行动计划，并为朝方规划截击、胁迫加藤清正船队的“通敌”方案，这些努力虽然最终告败，但其在加藤清正渡海后仍然继续采取了其他一些补救措施以避免或延缓战争的发生。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盛夸朝军声势以震慑在朝日军。
小西行长在渡航朝鲜之后，对在朝日军盛夸朝鲜“久在兵革之间，熟谙用兵之术，多备战舰”，夸张朝方的舟师“几至千余只”，以使日军先自产生惧意，不敢轻举妄动，避免过早发生战争。结果各阵日军“十分详察，敛其管下倭人，使不得恣行，以挑朝鲜之怒”。4小西行长还在事先和朝方沟通，一方面让朝鲜派出船队到釜山炫耀武力，震慑在朝日军，一方面事先向日军透露了朝方“今月（二月）初八九十日间，舟师丁宁进泊釜山前洋，欲为遮绝粮道”的军事行动计划，借以坐实朝鲜水军舰多兵强之说。但朝方最终却并未去认真应对，其在二月初十日虽然响应小西行长派出舟师进泊釜山前洋，但却只有区区六十三艘，因“舟师其数极少”，使得小西行长的“播说”“竟归虚地”，5其夸张朝鲜水军兵力以震慑日军的效果大打折扣。其后小西行长等人仍然继续向丰臣秀吉盛夸朝方的兵势，称朝鲜“今则兵马精强，舟楫甚盛，虽我国之力，恐不能轻当，此非细事，起兵战斗之事，斟酌为之”，6但无疑需要冒涉欺诳丰臣秀吉的政治风险。
第二，协调和平条件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万历朝鲜战争的再战，直接原因在于明朝册封丰臣秀吉的失败。其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此次册封并未协调好明朝封贡体系下的日朝关系。丰臣秀吉的诉求在于使日本确立对朝鲜的优势、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故而单单册封并不能满足其需求。所以在册封后，丰臣秀吉表面上仍然遵奉明朝的权威，避免与之决裂，但却将矛头转向朝鲜，将册封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朝鲜头上，要求朝鲜向日本遣送王子以确保其对朝鲜的特殊优越地位。7但无论是明朝还是朝鲜都不能接受丰臣秀吉的这一要求。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初下达的最终处理方案是，不同意朝鲜向日本遣送王子，但授意可派遣陪臣与之修好。8
既然没法在王子赴日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那是否可以在明神宗所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范围之内，派遣朝鲜陪臣去日本与丰臣秀吉修好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小西行长及其讲和集团在之后确实按照明神宗提出的处理方案，在和平条件的协调上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小西行长麾下的柳川调信在万历二十五年年初与朝方交涉后一度折返日本向丰臣秀吉汇报交涉进展情况，其在三月十五日曾致书金应瑞，称其在与寺泽正成向丰臣秀吉汇报外交交涉情况时，因朝方不肯交出王子，丰臣秀吉“遍问他易之条”，柳川调信虽然没有得到朝鲜朝廷的事先承诺，但先擅自“以岁税若干种数为答”，希望朝方能够在丰臣秀吉答应之后对其所预提的协调方案予以认可。1此后，小西行长在四月二十四日又致书沈惟敬，试图将和平条件协调为“陪臣渡溟日本”、“合礼诸物”两条，即用朝鲜向日本派遣陪臣和向日本赠送礼物取代王子赴日，并已派寺泽正成和柳川调信回日本向丰臣秀吉汇报，期待丰臣秀吉能够同意该方案。小西行长的此次致书，是希望沈惟敬也事先与朝鲜国王做好沟通，“互相勠力，以成大事”，不要因为沟通不畅，使得“朝鲜小违约诺”以“失信”，最终影响到和平大局。
但日本与明鲜的外交在当时出现了诸多乱象。一方面，朝鲜方面派兵攻杀零倭现象时有发生，不但鲜有和谈诚意，而且还有激化双方矛盾、加速战争爆发的可能。小西行长在当年三月十七日曾专就此事致书金应瑞，向其提出警告。3另一方面，驻朝日军内部在此时出现了两个政见各异、互为竞争关系的讲和集团。在上一阶段的外交交涉期，丰臣秀吉曾两次将外交权委托给驻朝日军将领：第一次在文禄二年（1593年）委托给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和小西行长四人，4第二次在文禄四年（1595年）委托给小西行长、寺泽正成两人。5两次被委托的外交代表成员属于同一政治阵营，都以小西行长为核心，外交口径也基本保持一致，在与丰臣秀吉沟通时也不会出现自相矛盾的问题。但在此次外交交涉期，日方出现了以小西行长、寺泽正成为代表和以加藤清正为代表的两个外交集团。两个外交集团有着各自的外交路径，前者延续了之前与明使沈惟敬和朝将金应瑞之间的外交路径，后者则为加藤清正与朝鲜外交僧惟政之间的外交路径。加藤清正甫一登岸即致书朝鲜朝廷，称“受大閤殿下之命再航海……遣使者于朝鲜”，6以丰臣秀吉外交代理人的口吻要求朝方派人过来会谈，随后在当年三月二十一日与朝鲜朝廷所派的惟政开展了正式外交会谈，坚决要求朝方必须满足其所提出的“王子渡海”和“献贡物”两个条件才可避免战争。7这两个外交集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对外交条件的主张各不相同，在向丰臣秀吉汇报外交情况时的口径也并不一致。
沈惟敬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曾授意柳川调信转告小西行长和寺泽正成，希望两人能够“招清正与之相议”，试图协调两个外交集团之间的矛盾，认为“必须三人同心合议”，“三人议合，则大事可完”，“三人不协则此事不成”。但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素来不协，彼此矛盾难以调和，只想让明鲜方出兵截杀加藤清正，根本不肯与之协谋合作。沈惟敬也曾考虑过单独与加藤清正和谈的方案，欲使惟政“通言于清正，听他的主意何样”，计划亲赴庆州与加藤清正直接会谈，但因为朝方的不肯配合，最终未能成行。8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在外交上各行其道，各自派人将其具体的交涉情况向丰臣秀吉做了汇报，但其内容存在较大出入。小西行长在外交上有意对朝鲜做出妥协，主张协调和平条件为“以大臣、出币通好”，但加藤清正却持强硬态度，坚决向朝方要求“王子渡海”和“献贡物”两个条件，并根据其与惟政之间的会谈情况，向丰臣秀吉告称朝鲜方面说“王子、大臣通好之事非我国擅许，都在天朝处分”，指出朝鲜根本不可能答应小西行长的提议，揭发小西行长“受贿赂朝鲜，不敢背恩”、“不以实闻”。因为加藤清正在背后的攻击，再加上当时发生的朝鲜舟师对驻朝日军的“杀掠”之事，豐臣秀吉最终认为小西行长集团欺罔，否决了其协调方案。
总体上看，在册封失败后，小西行长为了促成修补外交的成功，确实做出了较多努力，但其处境颇为艰难，需要与丰臣秀吉和明朝、朝鲜各方同时进行沟通，其一方面擅自向丰臣秀吉汇报朝方事实上尚未承诺的协调方案，有不被朝方追加认可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竞争对手加藤清正在背后的攻击，这最终导致其所主张的协调方案不为丰臣秀吉所认可，小西为协调和平条件所做出的努力最终告败。
四、再战初期的金应瑞
小西行长致函沈惟敬后的次月，沈惟敬因为对日外交事业的完全失败而遭到明朝朝廷的拘执，很快就被押解回北京并被下狱论死。2短短一个月内，沈惟敬能否将小西行长所托之事安排妥当？事态的发展最终是否如小西行长之所愿？据忠清道观察使丁允祐写给朝鲜国王的宜宁战况汇报，金应瑞在当时并没有被撤换，但在作战时却“弃城退阵于陕川”。3可见，金应瑞最终弃城避战而并未“守节战死”，其结果与小西行长的期望不谋而合。沈惟敬在被拘执前是否与朝鲜国王做过充分沟通而将小西行长所托之事安排妥当不得而知，但小西行长在致函沈惟敬之后不久也曾以禀帖通书金应瑞，其内容见载于都元帅权慄写给朝鲜国王的秘密状启中：
禀朝鲜兵马金防御使足下：自日本平调信还驾，故即使要时罗，事无巨细，尽闻于足下。又不多日，日本军兵渡溟屯留。日夜痛心，复何益哉！伏惟亮察之。
丁酉六月初三日 丰臣行长 4
小西行长这份禀帖的题署日期为六月初三日，比其致沈惟敬禀帖晚了七天，这份禀帖虽然篇幅甚小，但却透露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在撰写这份禀帖之前，小西行长就已经派遣通事要时罗将日方的军事行动计划尽数告知了金应瑞;小西行长在这份禀帖中表达了自己对“不多日”之后将要实施的日方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深感痛心但却又无能为力的愁苦心境;此次通书的目的显然就是希望金应瑞能够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有所“亮察”，提醒其不要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做无谓的牺牲。金应瑞无疑将小西行长的此次通书情况向都元帅权慄做了汇报，而权慄又辑录这份禀帖的文字内容以秘密状启的形式向朝鲜国王做了汇报。从这份秘密状启在《宣祖实录》里的编次情况来看，其送达朝鲜国王的时间应该在六月十四日之前。
从客观事实来看，金应瑞确实回应了小西行长的提醒，其在日军进逼之时并未“守节战死”，而是主动“弃城退阵”。那么，朝鲜国王对权慄的秘密状启反应如何？金应瑞消极应战以求全活的选择是否在事先获得了朝鲜国王的允准？按《宣祖实录》记载，朝鲜司宪府对金应瑞的“弃城退阵”行为做出了极为严厉地谴责，称金应瑞与日军交战时“首自溃遁，无意收拾”，使本国“军心土崩，列镇瓦解”，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其“先逃负国”之状“罪不容诛”，不容“徐议”，向朝鲜国王呈启要求立即将之“依律定罪”。但朝鲜国王却认为金应瑞正与日军对垒，“徐为议罪未晩”。5
沈惟敬在事先是否已将小西行长所托之事转达并说服朝鲜国王保全金应瑞不得而知，但朝鲜国王确曾收到了权慄的秘密状启，其虽然并未撤换金应瑞而“使他将守宜宁”，但无疑默许了金应瑞与小西行长之间的私下交涉，并在金应瑞“弃城退阵”后还特意为其开脱。朝鲜国王的这一举措实属反常，完全可能事出有因——沈惟敬或在事先已经说服了朝鲜国王，或朝鲜国王在收到权慄秘密状启后已经允准金应瑞可以“弃城退阵”。
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此，金应瑞不但有“弃城退阵”的罪行，还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这一指控主要来自明朝，其远比司宪府所说的“弃城退阵”要严重的多。当时在后方负责明朝援朝军务的最高责任人经略邢玠就在其题本中向明神宗如是揭发金应瑞：“总兵金应瑞，该国大将也，闲山水兵将去捣巢，渠两日前即先以书报行长，使渠有备，蹈此重兵而夺其大险。”1同样就此事向明神宗题奏的还有负责在朝鲜前线指挥援朝明军作战的经理杨镐。杨镐的题本被钦命覆议后由兵部出面覆题，称金应瑞的行为系“奸臣卖国”，并怀疑“透情顺倭者不止金应瑞”，题请明神宗下旨向朝鲜“责其君臣以义” ，2由此可见事态的严重程度。
兵部覆题的内容经明神宗下旨批准和兵部移咨这两道程序反馈给经略邢玠，邢玠为此在九月初九日和九月十二日连续两次移咨朝鲜国王责令其作出答复。3朝鲜国王在九月十六日和九月十九日分别接到了邢玠的这两份咨文，其首次回咨在九月二十二日，但只称“闲山之败，实出于妄欲拦截贼船，而一败涂地，此则万悔无及”，4对金应瑞“透情顺倭”的指控刻意规避，不涉一词，数日之后方始再次回咨通告处理方案：
本年九月十九日，准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咨前事……金应瑞则久与贼对垒，熟知本贼畏惮天兵，一闻师期，妄欲假借声威轻行恐胁，其心虽非出于卖国，而漏泄军机则诚有可痛。今革职为兵，戴罪自效。小邦虽甚委靡，亦当略有法纪，苟有逃窜卖国如咨内所云者，则何敢容贷，自弃其社稷？5
朝鲜国王的首次回咨纯粹出于应付目的，是为商议停妥最终处理方案而拖延时间。其确定对金应瑞的“非出于卖国”这一定性以及“革职为兵，戴罪自效”这一处理方案必然经历了一番深思熟虑，而以此向明朝交待其实还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朝鲜国王需要交待的对象并不只有经略邢玠，还得上奏明神宗和移咨礼部、兵部。在上呈明神宗的奏文中，朝鲜国王的措辞亦如给邢玠的第一份回咨，刻意规避对金应瑞处理的解释，只在奏文中坚决否认朝鲜的“甘心为倭之说”，反复哀求明神宗“拯济小邦”，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效顺之心。6朝鲜国王移送礼部、兵部的咨文则在从宽处理金应瑞问题上提出了多方面理由，称金应瑞“漏泄机察”的“实情”在于“布扬天兵声势，要以惮慑贼心”而“别无他情”，又以金应瑞“颇有微劳”，近日“斩获稍多”，且有“弓马小技”为说辞反复开释，7寻找种种理由说明作出从宽处理方案的合理性。
朝鲜国王为金应瑞极力开脱，除了考虑到金应瑞的“微劳”和“弓马小技”，恐怕与其最初试图策动小西行长的对日交涉态度以及金应瑞本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外交活动经验也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是战是和，金应瑞都是朝方有数的难得人才。事实上，在万历二十五年年底的蔚山之战中，明朝经理杨镐就曾授意金应瑞带同降倭到蔚山倭城“开谕祸福”以促降加藤清正，8无疑是认可了金应瑞的外交才能，并试图对之有所借用。倘若金应瑞过早战死，朝方很难再找到像他一样具有丰富对日交涉经验的理想人选，重开外交实现和平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保全金应瑞无疑可为将来的和平事业预留空间。
五、结语
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朝鲜作为战争的主要受害方，无疑希望能够在最少损失的前提下获得和平，而外交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较为理想的途径，负责对日外交的金应瑞等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加害方的日本，也并非所有的战争参与者都热衷于这场侵略战争，其中的一部分人，如一度负责对明、对朝外交的小西行长也非常渴望用和平手段终结这场战争。金应瑞与小西行长的前期外交交涉虽然在朝鲜朝廷颇遭疵诟，也不合乎明朝方面的规定，但无疑获得了朝鲜国王的默许。金应瑞的外交能力也获得了日方的认可，其外交努力为将来的和平活动埋下了伏线。
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的日朝外交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朝鲜国王在获悉册封失败后授意金应瑞策动小西行长合谋对付加藤清正，小西行长随后做出积极回应，将加藤清正的军事行动计划透露给金应瑞，并向朝方提供“舟师把截之计”，希望借由朝鲜之手重挫加藤清正的再航朝鲜之行，打击加藤清正在日本的公信力，夺回自己在丰臣秀吉面前的发言权，使得自己的主和政见能被丰臣秀吉采纳，进而将朝鲜局势引向避战趋和的理想轨道上去。此后不久，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态势下，小西行长又分别致函沈惟敬和金应瑞，希望金应瑞能够逃脱“守节战死”的命运，为今后日朝重开交涉保留火种。另一方面，金应瑞在万历二十五年七月底向小西行長“漏泄军机”，其目的在于“恐胁”日军，却有着“卖国”的嫌疑;其后金应瑞又在八月初日军进攻宜宁时正面回应了小西行长的两份文书，“弃城退阵”以求全活，使其在明鲜两国遭人不齿，背负“卖国”、“负国”的骂名，但朝鲜国王却出人意料地顶着巨大压力极力为他开脱。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东亚和平力量一直在暗中涌动，一方面不惜以“通敌”这样的非常规手段去推动和平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遭受严重挫折时也倾尽全力去保全这种力量。通过对小西行长这份文书的探微烛隐，可以发现其涵盖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外交隐情，当时的日朝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特殊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