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应该怎样？丁尼生（Tennyson Alfred， 1809-1892）曾如此展望人类未来：“直到战鼓不再敲击，战旗不再飘舞/ 在人类的议会、世界联邦中。/ 那里，常识会约束人们烦躁的心灵/ 世界应在普世法则下安静地思索。”这种描绘是多么理想，这或许就是世界人所共享的“梦”，一个不再纷争的大同之梦。可问题是，操控战旗者不是我们，操纵战争者更不是我们，当权者为了自己的个人、家庭乃至集团利益，就可以掀起让人家破人亡、世界满目疮痍的残酷战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世界何时就变成这样了呢？或者，世界本来就一直如此，只是我们太过理想主义了？但丁尼生给我们描绘的这个诗意和平秩序真的让人心向往之，人类议会、世界联邦、普世法则，真的能将权力关入牢笼，驯服这千百年来无所不在的“魔”？又或者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已经到了走向世界、趋同普适的时候？
　　信然，即便不说康德、歌德、黑格尔等的世界理想，马克思对于世界市场的揭示已经可以振聋发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可这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如此则印度哲人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 Sarvapalli， 1888-1975）的预言可谓恰当：“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将首次形成一个整体。地球上的每个人、每个地区都会受到其他人和其他地区局势的影响。”这或许已经是对全球化的明确意识，但他又不无悲哀地感叹：“然而，人类应该成为一个整体的意识仍然只是个偶发的奇想，是个茫然的热望。它还没有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明确理想或者迫切的实践需要，这种需要让我们感觉到共同身份的尊严以及共同责任的呼唤。”这不仅符合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而且预见了人类走向大同的必由之路。可即便考虑到“条条大路通罗马”，也仍然有一个路在何方的问题。
　　新加坡人马凯硕（Mahbubani Kishore，1948- ）于是提出了“大融合”，他强调“世界一体论”，那是因为他坚信“万物归一”，这自然让我们想起了老子那著名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反向用之，则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归三，三归二，二归一，一归道”。总结之，正是马凯硕这里强调的“万物归一”。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这个世界正经历着不可逆转的大融合”。融合之后会怎样，现在还很难展望；但至少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识，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所谓的“第三次浪潮”，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甚或“新工业革命”，都意味着世界正面临一个大转折的关头。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马凯硕为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物布置的“作业”，“对于这个星球的伟大思想家而言，除了聚焦于我们如何管理既有的这个小而密且紧密相连的地球村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是啊，我们不仅需要仰望星辰，也还需要脚踏实地。对于生活在现实场域和地球空间的人类来说，生存资源和制度局限，乃是不得不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舍此现实层面考量，则不足以论大势与策对。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世界大国的领袖似乎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克林顿认为：“我们在这个变得越来越小的星球上，拥有共同的未来。”戈尔、布莱尔、布朗诸君也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戈尔指出：“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越来越以完全交融的一体化形式运作，与资本流动、劳动力、消费市场和各国政府有着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关系。”他强调“数字网络连接全世界所有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是最大的希望来源”。相比较以上政治家的敏锐和信心，马凯硕则显得更为感性：“我们对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七十亿居民的道德同情感将会继续扩大。世界将会不断压缩。技术将会消除地理距离。在我们曾经生活于小村庄的时候，我们在村庄里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道德社会，一种村庄道德同情感，一种对待所有其他村民的道德同情感。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我们的村庄是一个世界，但我们的世界绝不是一个村庄。”这段话讲的真是形象，正如他当初将全球各国譬喻成一艘大船的若干船舱而缺乏船长一样，充满了对人类发展的忧思同情，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马凯硕的思考值得引起重视，为什么是新加坡人能够发出如此深刻的思考？或许这尤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泱泱大国如中华，且不说其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即便在现时代，也因日益崛起的经济力量而受到重视，不管是G2的呼吁，还是金砖国家的期许，都使得中国刻不容缓地在走向世界。但我们真能有足够的知识力来支撑吗？我们有这样深刻的哲思追问吗？我们有多少真正有风骨、有学殖操守的学者，有几个有思想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新加坡是亚洲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不仅是说它的经济成绩和国富民安，而且也因为这么小的弹丸之国居然有这样的声誉和思想。这又怎能不让钱学森问出那天问式的“钱学森之问”呢？
　　无论是 “谁若了解自身与他者，自当能明白。东方与西方，永不再分离”，还是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所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这一对永不相遇。/直至天地并立/ 于上帝伟大的审判之位前”，甚或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的必然性，这些，无疑都值得深入探讨。相比较这种执著于东西方之争，乃至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争的思维模式，马凯硕提供的大融合理念无疑值得深究，在此，全球化、全球伦理（global ethic）、全球秩序（global order）、全球治理（global goverance）形成一组有效的概念。“在全球环境中，给新萌芽浇灌更多的水，施更多的肥：这个新萌芽就是‘全球伦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不断增加，我们对其他人的道德义务感，从家庭到更大的氏族，从氏族到部落，从部落到领地，从封地到崭露头角的民族国家不断延伸。当然，这种演进不是直线前进的，且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道德感的规模也在稳步扩展。” 虽然，要想将这样理想的途径落到实处，而不被人简单地指为“乌托邦”，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具体工作要去做。但只要我们想一想德国古典时代精英的思考，就可以明白钱锺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实在不虚。我们只需要稍稍举证即可，康德就明确指出：“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而“在经过许多次改造性的革命之后，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一个基地而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禀赋都将在它那里面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终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经历过跨越时代的大融合之后，席勒借波沙侯爵所表达的那个理想或许不再虚幻：“对于这个世纪来说，我的理想过于早熟。我只能做，未来时代的公民臣属。”大融合的时代已在行进之中，公民身份将指向未来之大同，世界理想或许也未必就是虚空！当然路也正长，正在世界上每个人的脚下！
　　（《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新〕马凯硕著，丰民等译，海南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