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剧有其“声音的戏剧”特长和优势，若充分发挥以语言塑造人物、以声音展现画面的能力，则可将听众的意念当舞台，以听众的想象为舞美，营造出不亚于舞台甚至不亚于影视的效果，在听众的脑中呈现出一个现实而又理想的世界。
　　一
　　由上海、西藏两地广播电台首次合作的广播剧《种子方舟》于2019年国际劳动节首播。五月的上海，蓝天白云，其澄明、美丽和高远与西藏最相近，又被飞扬其间的电波维系得更紧密。通过聆听，听众得以将悠悠此心，放飞在蓝天白云，不管身处狭窄的办公室或舒适的家中，还是静谧的乡间或纷杂的路上。
　　该剧演绎复旦大学教授、“时代楷模”钟扬从38岁至53岁的工作和生命轨迹。为在电波里塑造好这位英年早逝的植物学家，两地主创人员辗转近万里，耗时一年多，采访他的家人、同事、学生和朋友，寻访他的实验室、观测站和种子采集地，以期得到最生动的细节和最感人的场面，从而将他的高远理想、高尚人格与高度繁重的科研及教学工作，作一次既富有生活质感，又充满哲理思考和艺术魅力的再现。
　　在该剧之前，有相同题材的话剧《种子飞扬》《种子天堂》创演。与视听兼备的舞台艺术相比，广播剧的创作难度显然更大些。但广播剧自有其“声音的戏剧”特长和优势，若充分发挥以语言塑造人物、以声音展现画面的能力，则可将听众的意念当舞台，以听众的想象为舞美，营造出不亚于舞台甚至不亚于影视的效果，在听众的脑中呈现出一个现实而又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现实的，那便是钟扬勤奋工作了十六年的生态西藏;这个世界是理想的，那就是钟扬立志为之奋斗终生而不悔的人类希望。这两个戏剧世界与钟扬本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微妙的对应——虽然他从事的工作是鲜为人知的，但他奋斗的目标却是尽人皆知的。更重要的是，钟扬不是困坐书斋的书生，也不是抱残守缺的学究，更不是故弄玄虚的“专家”，他是那么的务实、求真、亲力亲为，即使撇开专业不谈，他是那么的谦和、平易、亲切亲和，是一位体贴的丈夫、亲切的父亲、宽厚的朋友。如此纯粹而又丰富的人物，为创作提供了显见的和潜在的戏剧性动因，难得又那样的真实和那么的扎实。鉴于此，《种子方舟》采用传统的线性结构，以时间为主线，以事件作串联，以钟扬的藏族学生扎西的娓娓道来，把深奥的学问隐藏在平实的演说中，把深沉的情感植根在平和的言谈中，把深刻的哲理寄寓在平淡的故事中——初到西藏，为高原珍稀而丰饶的生态资源所震撼，立志在藏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为此不惜抛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多年的专业研究，无论是从“高端”到“基层”，还是从“个人”到“团队”;以及病后到藏，以加倍的付出和惊人的效率，将藏大的生态学科推上国际一流水准，从“打基础”到“树高端”……剧情是散点的，内容是递进的，因而主题是凝聚的。钟扬最核心的事迹、最突出的贡献和最具震撼力的精神，被这一质朴、流畅、有层次的戏剧结构充分展现了出来。全剧的最亮点是，在钟扬采集的4000种植物4000万粒种子中，选出了三种植物及种子，附著在钟扬的艺术形象上——巨柏高大挺拔，象征他识见的宽度;拟南芥含蓄蕴藉，象征他感情的深度;鼠麯雪兔子（雪莲花）是世界上最高的花，象征他人格的高度。而那些为雪莲花攀援向上铺路搭桥的小草，则象征他锲而不舍的精神、默默奉献的境界。
　　全剧还在一头一尾展开了藏波罗花的意象。16年前，钟扬将在自己的最爱——不畏艰难、卓然盛开的藏波罗花献给了心爱的妻子和初生的孩子;16年后，取材于藏族民谣并编曲、填词的《藏波罗花》响起，讴歌极端严酷环境中顽强的生命和生命对自然的回报与奉献。音乐的空灵、纯净、优美是全剧的一个亮点，藏族女声的呢喃吟唱，令人置身青藏高原美丽而又艰辛的自然环境，强烈的地域色彩呈现为普遍的审美效果;汉族男声则带有几丝焦虑、几分坚毅、几许期待，对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很好的喻示、烘托作用。至此，全剧标示的人生价值、开掘的生命意义、讴歌的奉献精神，已超越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范畴，令所有的听众感动、感悟和得到感召。
　　二
　　近年来，以科学工作者为主人公、以科研工作为题材的戏剧作品频频问世，如描写敦煌学研究工作者的沪剧《敦煌女儿》，描写国产大飞机工程师的话剧《追梦云天》。它们与广播剧《种子方舟》同样，都赞美了科学工作者博大的家国情怀与忘我牺牲的奉献精神，都表现了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风貌和时代发展。行业戏向来是文艺创作尤其是戏剧创作的难点和痛点，尤以科研行业戏为最难点和最痛点。但如今，戏剧创作者纷纷知难而进，其中原因很多，从稍早看，思想观念的解放（比如可以多写失败和矛盾）、创作思路的拓宽（比如可以多写情感和家庭）、艺术手法的突破（比如可以运用视听奇观）等，都为科研行业戏的呈现提供了软硬件的支持和支撑。从稍近看，是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科技兴国、科学教育所形成的时代进步趋势、社会发展格局对戏剧创作的召唤和要求。而当下戏剧创作的回应，正是优秀文化传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时代映现，也正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
　　听众在听了《种子方舟》后，理应感到大批科学工作者正为人类的未来而艰辛求索，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钟扬是其中一员和佼佼者、一位平凡而又不凡的英雄，值得全社会的尊敬和有志者的追随。然而，也很有可能出现其他的状况。尽管创作审美作出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要与接受审美达成高度的一致仍有一定的空间。在长期的物质功利主义氛围中，社会集体意识逐渐变得只承认、接受和追捧文艺作品里的虚假的英雄，导致了明明真实存在的英雄一旦进入了文艺作品，也会被惯性地以为虚假，甚至出现与前者的认同态度相反的加以排斥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创作者的努力没有很大的关系，更不是现实主义创作及其精神本身的问题。创作者不能迁就这种普遍见识，而是要通过坚持，将现实的本质揭示出来，将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将理想的追求昭示出来，力求用感性与理性兼具的作品来改变这种普遍见识。一切的前提，在于要將人的复杂性和丰富多样性表现出来，以独特、精湛的艺术表现人物的真实性、提升情节的可信度。《种子方舟》的主创说，钟扬的性格和经历就像他所热爱的高原生物一样，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鲜明的多样性。这也许就是人与环境的活态共存关系所致。但事实上，该剧仍将主要的力量用在了人物作为科学家的责任担当和敬业精神上，而对人物不被规则束缚、不走寻常路的性格特征以及幽默、诙谐的言行风格稍欠表达。概言之，由于未能以更多的笔墨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多样性，该剧塑造“无私而有趣的灵魂”的完成度，要比对塑造“高尚而低调的人生”的完成度略低些。
　　若问笔者听了《种子方舟》的最大收获，则是感到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正以科学题材为依托、为载体，向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悲剧精神发起新的探索。《种子方舟》无疑是一部悲剧。生命的戛然中止，令人错愕和惊异，揭示了生命的脆弱、现实的无常和命运的残酷。听众在唏嘘慨叹的同时，理应想到，即便钟扬不是英年早逝，其奋斗的理想、追求的事业也是极为遥远的，个体的寿命实在太短，而为人类生存、为自然和谐奋斗的工作实在太多，过程实在太长，由此很容易想到西方的悲剧。
　　西方古典悲剧表现人类为实现自身的自由和世界的完美而思考、抗争乃至牺牲，由此激发出令人感奋的积极的力量。而西方现代派悲剧则注重人类消亡的必然性及人生的无意义，用言行的无目的、行为的非理性予以消极的抗争，这就决定了其非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性质。两类悲剧的相同处，是均具“原罪”的宗教文化底蕴，有强烈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的烙印。而中国悲剧的不同处，则从人性本真本善本美、世界向真向善向美的传统理念出发，避免涉及人类的终极命运，着重关注命运的无限希望，表现为代代相传的延续、生生不息的执著，传达出永不消沉的意志、昂扬奋发的乐观主义精神。广播剧《种子方舟》便弘扬了这一从古到今的乐观主义精神，因而尽管会令听众惋惜甚至悲伤，却不会绝望而致沉沦，反而能以更强大的自觉和更充沛的自信投入现实和面对未来。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科学题材的进入，正在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悲剧创作不断地注入能量与底气，就像无数支撑藏波罗花攀援的小草，为乐观主义精神之花的开放提供着保障，从而为避免曾经的口号式宣传、惯用的盲目性乐观创造了条件。受众则更可能通过欣赏作品，将悠悠此心放飞在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虽然高远，但它们永远是看得到、感得到、呼吸得到的，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说，又是最亲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