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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船上开始，到今天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100年来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人间发展奇迹。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在这里，我们刊发著名传记作家，《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辑，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巡视员汪东林的回忆文章《沙氏兄弟的不凡人生——听史永同志讲革命往事》，希望通过真实的历史浪花使读者感受到曾经的艰难困苦和共产党人的坚强革命意志。
——编者按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浙江省宁波市形成了颇多知名的大家族，祖居宁波鄞州沙村的沙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沙氏家族中，以沙孟海为代表的沙家五兄弟有四个是共产党员，老二沙文求早在1927年广州起义中就英勇牺牲，老三沙文汉、老四沙文威（史永）等长期为党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笔者有幸认识沙家老四沙文威（即史永同志）近40年，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5年，又曾在五七干校同居一屋。“文革”后他又当我的领导，工作上虽未直接领导我，但交往密切，直至他离休乃至后来于1999年以90岁高龄辞世，我同他都未中断联系。
故而，笔者在年已84岁的今天，根据资料、深切追忆写出这篇文章，以记录沙氏家族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寄托笔者对沙文威这位老革命、老同志的哀思。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大庆之际，笔者也以此文对党呈上一片赤诚之心。是为前记。
特殊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
我于1960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工作，两年后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副主席兼秘书长是李维汉。但李维汉此时还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因此主管全国政协机关日常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常务副秘书长张执一。但他也只是经常到机关主持秘书长办公会议，在政协并没有办公室，平时办公仍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而实际天天在全国政协机关主持日常工作、连家都住在政协机关大院内的，就是浙江宁波沙氏大家族的老四沙文威（史永），他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统战部协商处处长（即局长，行政级别9级）。
不过，那时政协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知道史永的本名“沙文威”，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就化名史永，并沿用至今。按当时的傳统习惯，所有干部包括工勤人员都称呼他“史永同志”。让今天的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人员想象不到的是，那时的全国政协机关干部编制只有七八十人，包括偌大的全国政协礼堂和机关的全部工勤人员在内也只有100多人，总数不到今天的全体员工的1/10。所以，20世纪60年代初的全国政协，是名副其实的“大牌子，小机关”。
当时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少，编制也少。在秘书长办公会议之下，设秘书处;处长、副处长之下，有人事保卫科、总务科、财务科、服务科、礼堂管理科，还有一个机关党委办公室，都是科级单位。真正从事人民政协业务工作的只有两个委员会办公室，即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另外设有由14个工作组（如经济组、文化组、医卫组、农业组、国际问题组等，即今天的专门委员会）组成的综合办公室。但排在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办公室是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学委会办公室），在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还设有学习分会办公室。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形势要求，学习工作即思想改造工作，特别是对于非中共党员的全国政协委员来说，是放在首位的工作。包括含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以上，连同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均在内的成员，共200多人，分为十来个学习小组，每周固定学习两至三个半天。内容除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外，还配合报告会、辅导会，同时亦传达有关中央文件，学习中央报刊社论和大文章，还要组织到各地参观学习。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学习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建立新思想。所有这些工作均由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统一出面领导、组织和安排，自1957年至1984年计20余年之间，除“文革”爆发之初一两年以外，从没有中断过，是人民政协历史上最持久的一项重头工作。
史永同志对学习组尤为关注
作为坐镇全国政协机关主持全面工作的史永同志，他的重点工作也是领导主管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综合办公室的工作。1962年初，年仅24岁的我从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组织上就让我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并担任唯一由学委会办公室直接管理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小组秘书，连续20年之久。这个学习组十分与众不同，学习成员除少数几位是中共党员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外，其他都是无党派的全国政协委员，而且都是知名度颇高的各个界别的爱国民主人士。比如，召集人即组长分别为：赵朴初（宗教领袖，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大居士、诗人、书法家）、于树德（中国合作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王芸生（老报人，《大公报》社长兼主笔）、王克俊（军政界名人，傅作义将军的秘书长，随傅将军北平和平起义）、程思远（国民党原代总统李宗仁的秘书，策划、联系并随李宗仁从海外归来）。组员（仅选部分有代表性的人士）有：人文、经济、教育、科技界——马寅初（经济）、梁漱溟（哲学）、向达（历史学）、翁独健（民族）、李建勋（教育）、熊庆来（数学）、邹秉文（农业）、陆殿栋（法律）等;宗教界人士——陈樱宁和黎遇航（道教）、马松亭和刘品一（伊斯兰教）、皮漱石（天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等;伪满洲国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爱新觉罗·溥仪和爱新觉罗·溥杰、唐生明、赵君迈、沈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范汉杰等;特别批准参加人士——周同宇（周恩来之胞弟，国务院水利部参事）、何柱国（国民党军人）、冀贡泉（冀朝鼎和冀朝铸之父，爱国老人）等;三位知名女性——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邓季惺（上海《新民晚报》当家人）、秦德君（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传奇人物）等。 这里提及的有30多人，实际名单有40余人，经常能到会参加学习的约25人。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些从民国时期就十分知名的人物，他们跨进新中国，进入新社会，如何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发表何种言论和见解，是很令人关注的。特别是学习组里还有好几位诸如马寅初、梁漱溟、邹秉文这样的人物，是常常发表独到见解甚至不同意见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全国政协学委会直属学习组的学习动态和内容，是特别受到内部（指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机关）关注的。因此，作为在全国政协机关坐镇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史永，就特别关注这个学习组的学习情况和动向。而我作为一名天天在学习组的小组秘书，从第一天工作起就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
这个组的固定小组秘书有两位。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头几个月有位老同志带我们实习，领导看我们还能胜任，便让我们把这个组的全部工作包了下来。我的文字能力还可以，于是明确我的工作重点是作记录、写简报和内参，另一位同事主要负责会务工作。我也自然成了小组秘书的牵头人。20年内另一位小组秘书更换过数次，最忙时还增加工作人员，唯独我一直坚守这个工作岗位。
在担任小组秘书之前，办公室负责人都要与我们认真谈话，除了讲学习工作的重要性——实际是突出学习工作对每个人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之外，还特别介绍学习组成员的情况，尤其是马寅初、梁漱溟、邹秉文这样的人物，告诉我们对他们的发言内容要认真听、尽可能记全，并在会后以最快速度出简报，并半公开地印发有关方面。还有内参（即因为内容特别重要而手写的单份稿件），经办公室负责人审阅后，直接送给实际主管学习工作情况反映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史永同志，由他决定是否再往上呈报。本来这不是我等行政22级小干部能问的事，但不久后我就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份由中央统战部铅印的名副其实的“内参”里有我手写的内容，而且是原文摘录，文后括号里还署有我的名字。我一看心里一跳，更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责任重大。
史永同志找我个别谈话
那时史永同志已是副部级干部，与我等科员级“秘书”相隔好几层级，尽管全国政协机关人员少，大家的活动范围无非就是礼堂、会议室、食堂，常常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也是不大可能有个别谈话的机会的。但或许由于我在重要部门基层第一线工作，我写的材料或长或短，常常能直接送到他手中，所以在我到这个工作岗位任职几个月之后，他就让学委会办公室负责人通知我单独去他办公室。一见我，他就操着一口浓重的宁波口音對我说：“小老乡沙发上请坐。阿拉宁波人，你是江山人！”他说着就从办公桌后走过来，坐在我对面，拿着我手写的材料，指出有几个字看不大清楚，我回答后又让我把原话复述一遍。他听后即说：“你文字能力不错，写材料简练、明确、准确，这是主要的。但字迹潦草，有的看不清楚，这要改正。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但书写要工整、清楚，让人家看着节省时间，更不会看错了、误会了讲话人的意思。”
随后，史永同志又对我说：你才20多岁，旧中国的事没有经历过，最多有点印象。当然你是大学生，书本上的历史知识看过不少，应当知道，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都是比较高层次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旧中国各有影响，在今天也仍有影响。他们过去都同共产党合作过，是共产党的朋友，但他们都来自旧中国，岁数有不少比我还大，从旧社会能不带来旧思想、旧意识以至旧的生活方式？因此都需要通过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包括共产党员也不例外。对待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党是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大的问题，领导层直至中央会把握的。你们是统一战线工作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你们的任务是服务好，认真办事、做事，及时反映各种真实情况，为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好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听了这番话，当即表示一定努力工作，克服自己的不足和缺点。
我正要起身告辞，他又笑着说再坐一下，聊点别的。他先问了我本人和家庭基本情况，然后把话锋一转，说：“我解放前长期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我又是浙江人。你们江山出了戴笠、毛人凤、毛森等一批国民党特务头子，也从江山带出去许多小特务。解放前我认识不少江山人，更重要的我是专搞情报工作的，你们年轻人没有这种经历，做情报工作是绝密的，但进行方式方法上多种多样，有时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正因为此，我才认识一些江山人。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军统特务是重点，他们罪恶大，被枪决了不少。我想打听一个人，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江山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史永同志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是1955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才离开家乡江山的。从1949年到1955年，我在江山读了6年中学，认识的人很有限。”他停了一会儿，回办公桌写了一个条子，递给我看，问道：“王学素，这个名字你在江山听说过吗？”我一看字条，差点大声回答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我总算冷静下来，说：“真是巧了！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大概是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我在江山私立志澄中学（今江山二中）读初中，一天午饭后休息，我们好几个男孩子听见学校围墙外传来一阵阵哭声。因为好奇，就趴墙头往外看。一打听，是一名军统特务上午被枪决了，遗体被拉回家中，停尸在学校围墙外，挽联上写着王学素的名字，而王的家就紧挨着我们学校院墙外边。我的记忆没有错，怎么？史永同志认识他？”停了一会儿，史永同志才缓缓地对我说：“这就同我前面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关。王学素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我认识。在南京解放前夕，他已开始为我们做了工作。镇压反革命是大运动，审判时不可能那么细，所以被处决了。人已死，说别的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临走时，史永同志还关照我，他问王学素的事，对谁也不要说。
五七干校时的自述
如上所述，史永同志对我在全国政协机关的领导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66年“文革”的爆发才中止。1969年，大部分干部转移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办了五七干校。这时候的史永同志也下放到五七干校，与我共同编入二连（政协）二排一班，而且住一个宿舍，开始了两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史永同志从事隐蔽工作20多年，曾因收集到重要情报获得过中央的嘉奖，而且在浙江宁波，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五兄弟也颇有知名度，沙家更是宁波诸多知名大家族之一。但是，由于史永同志一心为党长期做隐蔽工作，严格保密成了习惯，再加上沉默寡言的性格，同他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从来没有听他讲过地下斗争的故事，当然更没有人主动询问他。只有五七干校这样的特殊环境，我才有幸听他讲述了一段往事。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屋子的12人里有4位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其中史永同志的级别最高，而且是全时段做隐蔽工作的，另外3位是局处级干部，都是部队出身;而包括我在内的6位同志，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一般干部;还有两位，排长是通讯员（司机），副排长是打字员（干部待遇）。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在湖北沙洋汉江畔种稻子。白天劳动，一日三餐;晚上睡觉，都在一起。无形中，感觉大家一下子全“平等”了！尽管当时史永同志历史问题还挂着，并没有下结论，但到了干校已无人过问此事，他也就成了“自由人”。
不仅如此，由于史永同志当时年已七旬，又有高血压病，繁重的下田体力劳动怎能挺得住？他自己从来不提，干不了就慢慢干，但大家看在眼里。不少人提出这件事，后经排长报连部，连部又报告校部军代表，最后史永同志得到了照顾：免除下田干重活，每天负责分发全干校各连队的报纸和信件。自此，史永同志便常露笑脸，与大家更加融洽相处。后来由我领头，得空就到河湖逮鱼捉鳖，12个人在屋里“吃小灶”、喝沙洋水（当地白酒），他也参加了。在此情况下，排长带头提出请他讲点地下斗争的故事，他还是摇頭，说：“都过去了，还讲这些干嘛！”一连几次，他都没有答应。忽然有一天，军代表向他正式宣布：你的历史问题，上边批下来了。维持过去组织上作出的结论，没有叛变的问题。自此，史永同志更加笑容满面。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屋里又“吃小灶”，吃着喝着，排长又提出要求。史永同志这回抿抿嘴，笑了笑，说话了：“今天我高兴，大家也为我高兴，我就破个例，讲一个在解放前搞情报工作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冒险传递蒋介石反共的绝密文件
那天天气很冷，野外刮着呼呼的北风，屋里有炉子取暖，大家紧紧围绕着他，静听他一口宁波话讲述故事。有作记录癖的我悄悄拿起笔，事后又数次向他发问，最后写出一篇史永同志当时的自述。以下内容便是这篇自述：
新中国成立前，我连续做党的地下工作20多年，先后在浙江、上海、四川、南京等地工作，的确有不少惊险而成功的故事可讲。但解放20年了，我一直不愿意讲，这是因为一想起许多英勇牺牲的同志心里就难过。到五七干校一年多了，你们都照顾我，大家都相处得融洽，常让我讲点我所经历的地下党工作和斗争的故事，又想到自己身上还背着叛徒的包袱，就更不想多说了。今天好，组织上把我身上的包袱解除了，大家都为我高兴，更不用说我自己了。我要讲的事，是我亲自做成功的，没有牺牲一个人，敌人最终花大力量也没有查出来，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做成功的一件有分量的情报工作——
在讲这件事之前，我得讲一点我们沙家五兄弟的简要情况。我们家在浙江宁波鄞县沙村，书香门第，在宁波也是大家族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大哥沙孟海是国民党的人，文化底子深，书法名气大，他先做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秘书，后来蒋介石把他要到身边，在蒋的侍从室工作。我大哥不是大秘书，准确地讲应该是大文书。蒋看他有文化，更欣赏他的书法，又是宁波同乡，就要用他。蒋介石包括红白喜事在内的各种文字书写应酬，都由我大哥包办代理。同时又让他主持编纂蒋介石规模宏大的家谱和族谱，大哥深得老蒋的信任。但我大哥的四个兄弟却都是共产党员。我二哥沙文求，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27年广州起义时已是团市委秘书长，起义失败后壮烈牺牲。我三哥沙文汉，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历史上担任过诸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是浙江省第一任省长，1957年被划成大右派，名气也比我大得多了。我的弟弟沙文度，也是共产党员，去了延安，但很年轻就去世了。我排行老四，1934年入党（1925年未满16岁曾入党，因整个基层党组织被破坏而失联，这也正是后来组织上审查并作出结论的历史问题）。我的两次入党，都受到我二哥、三哥的影响。但我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党员身份是公开的。二哥沙文求在广州起义中牺牲自不必说，弟弟沙文度奔赴了延安也同样如此，就连三哥沙文汉，长期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也是今天这里、明天那里，东躲西藏的，在囯民党军统局那里是榜上有名的。只有我一个人的中共党员身份是极其秘密的，从头到尾都是单线联系，前期（上线）是潘汉年，后期是刘长胜。我的大哥沙孟海在新中国成立前只知道他的另外三个弟弟都是共产党员，还以为只有老四我沙文威不是，虽然较长时期在他身边，但文化浅、老实人，只能当个国民党机关小职员混饭吃。当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我以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公开露面时，除了若干我的国民党机关的旧同事以外，最大吃一惊的就是我的大哥沙孟海。我补充这些，是与下面我要讲的小故事有关的。
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东南沿海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根据党组织指示，通过我大哥的关系，我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谋到一个差事，是总务部门最低级别的办事员，只分管两个处范围的办公室物品采购、日常生活及清洁卫生等服务工作。做地下工作，首先要取得处长、科长和全体员工的信任。实际上，工作人员中有留洋回来的，也有名牌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最低的。我这个人性格内向，一天不同别人说一句话也可以，对政治问题我从不作任何评论，对同事们的高谈阔论也从不表态，佯装不懂。只知道做好自己的事，替他们服务好。没事就看书，问同事借书、到图书馆借书，坚持除假日外每天晩上下班后都在办公室看书。同事中有约我出去吃喝玩乐的，我都婉拒。久而久之，从领导到同事都公认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大小伙子。在他们的平日谈论中，我可以听到一些动向性的情报，但非常有限，且不完整。我的主要做法是利用搞总务工作的便利条件来做党的工作：办公室里每个人的办公桌和文件柜等都是由我经手购买摆放的，我就把所有购买的桌柜都配了两把钥匙，我手上留一把。在办公室里有好几位“特”字号人物，即军统特务秘密安插在办公室工作的，处科级都有，名单是地下党组织告诉我的。敌人秘密安插军统特务，一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打入重要机关工作，二是为了监督国民党自身出现异己分子。根据需要和指示，我利用晚上在办公室看书的时机，打开他们的办公桌和文件柜，常常可搜集到各种有用的情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1940年夏天，我居然在一位处级“特”字号办公桌里，搜寻到并手抄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打击日军。在两年的时间内，情况较好，战绩增多。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本性不变，自1939年始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直到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本性。但在这之前，蒋介石在重庆，背地里磨刀霍霍布置反共，表面上还继续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谈判抗日事宜。组织上指示，要我设法搞到国民党蒋介石内部指示反共的绝密文件。十分凑巧，当晚我打开处级“特”字号人物的办公桌翻找时，发现压在最底层的一份绝密文件就是发给军统特务高层的蒋介石手令，内容是命令加强清查混进军政机关的“共党”，“抓住一个就可以就地处决，先斩后奏，以突出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文字很短，我立刻在现场抄了一份，将文件放回原处。那时为了使我这类隐蔽很深的情报工作者不被觉察，不允许我们拥有相机，因此传递情报都是手写或见面口头汇报。次日，我将这份情报先送到中共长江局，马上就到了周恩来手里。几天后周就约见蒋，谈到国民党制造摩擦，揭露蒋介石下发绝密文件布置就地秘密杀害共产党人，即当场披露我抄写的文件内容，蒋矢口否认，但神色有异。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大发雷霆，非要查出是哪里失密的，无论何人，格杀勿论！
周恩来同志谈判时使用了我抄写的文件一事，是不久后组织上秘密口头传达表彰时我才得知的。但我在办公室一直留意观察这位处级“特”字号人物的动静。头几天没有什么，进办公室照样轻轻吟唱京剧段子——他是一个京戏迷。但不久，吟唱声没有了，常常铁青着脸，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谈话，就是没有找我谈话。我琢磨肯定是有不高兴的事情发生了。我自然装作没有任何觉察，继续做我的事情，看我的书报。有一天是星期天，我去一个宁波老乡兼亲戚家串门，他与我大哥要好，同我关系也很熟。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处长，也是“特”字号的人物。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他当然不知道我的身份。那天在他家吃午饭，还喝了点老酒，饭后他就拉我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聊天。他让我靠近他，轻轻对我说：“老沙，不得了啦！共产党都打进我们的内部了！”我说：“什么事这么严重呀，我可没有听说。”他声音更轻地对我说：“你一个小办事员怎么会知道？老蒋亲自下令的绝密文件都被‘共党’盗走，给了周恩来，这怎么得了呀！这种要杀头的事，国民党还有人敢干吗？百分之一百是‘共党’打进了我们内部的重要部门盗走的。”我说：“您说得对，那肯定是‘共党’干的，国民党谁有这么大的胆子！”他像是一下子悟过来不该说这类事，又关照我：“我刚才说的事，你可不能跟别人讲呵！”我即说：“那当然，你还不信我吗？”他便笑着说：“信！我还信不过你这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书呆子吗？”我回到自己的单位后，好长时间没有动静，慢慢我们那个处级“特”字号上班进门又开始哼京戏了。我是当事人，却没有任何人怀疑过我，这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无头案，蒋介石就是跳得再高也无济于事。抗战胜利后，我又随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转回南京，一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我以中共南京巿委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公开出现，我的那些没有跑到台湾去的机关同事能不大吃一惊吗！包括我的沙孟海大哥……
史永同志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全屋子鸦雀无声。是的，在湖北沙洋的广袤大地上，在这间砖木结构自建的拥挤的房间里，听着这位其貌不扬、寡言少语、不久前还被审查批斗的老同志讲着当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不为人知的战斗故事，除了肃然起敬，还能再说什么呢？
关于史永同志的大哥沙孟海、三哥沙文汉及其他
1972年，史永同志从湖北沙洋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回北京之后，由于全国政协的工作始终没有开展，他高血压病和冠心病缠身，基本上在家休息，经常上医院看病。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初召开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邓小平任全国政协主席，史永同志才又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由于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便没有在政协机关主持全面工作，而是兼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负责政协文史工作。
由于我是老政协工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又参与《人民政协报》的工作，后来自己也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自史永同志回到政协工作直至离休以后，我始终没有中断同他的联系。不过这个时期已没有机会像五七干校那样听他讲故事了，但仍有一些机会听史永同志谈及自己和大哥沙孟海、三哥沙文汉的往事。我现在综合回忆如下：
第一，关于沙孟海。作为浙江人，我当然早就知道书法大家沙孟海的大名，看过他高挂在庙宇和其他建筑物上的刚劲有力的大字，但对其他事却一无所知。史永同志告诉我，作为书法家，他大哥成名是很早的。还在二哥、三哥和他自己求学的时代，家里经济十分拮据，他大哥就大量卖字，以贴补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哥从年轻时在他们几个弟弟心目中威望就很高，无论做人做事，都是表率。他不但是书法家，还是一个文化人，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不但精通，而且身体力行。
沙孟海后来是蒋介石身边的人，蒋也信任他，但他依据传统道德观念，以文字和书法为蒋做事，对当官没有兴趣。他在大学教过书，做过博物馆、文史馆和书法协会的负责人，当过西泠印社社长。他后来当过秘书，也是以文和字为当官的做事。他对政治党派之争没有兴趣，当然他也没有脱离政治。史永同志常说：他20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但我有形无形地受到他的保护。我进入国民党重要机关工作与他有关，我搞情报有各种人际关系而不受怀疑，也与他和国民党、蒋介石关系密切有关。史永同志还告诉我，他大哥做人坦荡而刚直。二哥沙文汉后来被划为右派，他大哥不了解内情，什么话也没有说过。不料竟有人株連到他身上，把他题写的杭州灵隐寺匾额落款处的名字刮掉了。后来有高层领导知道此事，指示浙江方面恢复落款，找到他大哥补写，他大哥说要写就连匾带落款重写重做，不能单写落款，顶了回去。后来这事怎么解决的，我已记不清了，好像史永同志没有跟我说过。
第二，关于沙文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包括在五七干校朝夕相处的日子，既没有人询问史永同志有关沙文汉成了右派之事，他更没有同别人主动说起过。我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听到史永同志谈过这件事。问题就在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央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拨乱反正工作，绝大部分都在1980年、1981年两年间完成了，而沙文汉的问题却一直到1982年才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在别人的询问下，史永同志才说，他三哥的事情比较复杂。
上海方面先把他的三嫂即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打成右派（她当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宣传部部长），而后再把他的三哥沙文汉打成右派。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全部人员中，他的三哥是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位。其实他的三哥三嫂都是老知识分子，而且党龄很长，在中共隐蔽战线上担任过不少领导职务，为中共地下斗争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南京解放之前，陈修良就已秘密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若干年，这在中共女干部中是少有的。
平时寡言少语的史永同志在讲到他的三哥三嫂遭此冤枉之灾时，是颇为不平的。好在后来这些都得到了拨乱反正，他的三哥三嫂党籍和名誉都得到了恢复。如此，1964年55岁就病故的沙文汉同志地下有知，也可以释然了。而以97岁高龄于1998年病故的陈修良同志，更是亲眼看到了这一改变，看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繁荣富强！
如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沙家故居和纪念馆已成为革命教育基地之一，继续对世人讲述着这些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
——编者按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浙江省宁波市形成了颇多知名的大家族，祖居宁波鄞州沙村的沙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沙氏家族中，以沙孟海为代表的沙家五兄弟有四个是共产党员，老二沙文求早在1927年广州起义中就英勇牺牲，老三沙文汉、老四沙文威（史永）等长期为党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笔者有幸认识沙家老四沙文威（即史永同志）近40年，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5年，又曾在五七干校同居一屋。“文革”后他又当我的领导，工作上虽未直接领导我，但交往密切，直至他离休乃至后来于1999年以90岁高龄辞世，我同他都未中断联系。
故而，笔者在年已84岁的今天，根据资料、深切追忆写出这篇文章，以记录沙氏家族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寄托笔者对沙文威这位老革命、老同志的哀思。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大庆之际，笔者也以此文对党呈上一片赤诚之心。是为前记。
特殊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
我于1960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工作，两年后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副主席兼秘书长是李维汉。但李维汉此时还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因此主管全国政协机关日常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常务副秘书长张执一。但他也只是经常到机关主持秘书长办公会议，在政协并没有办公室，平时办公仍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而实际天天在全国政协机关主持日常工作、连家都住在政协机关大院内的，就是浙江宁波沙氏大家族的老四沙文威（史永），他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统战部协商处处长（即局长，行政级别9级）。
不过，那时政协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知道史永的本名“沙文威”，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就化名史永，并沿用至今。按当时的傳统习惯，所有干部包括工勤人员都称呼他“史永同志”。让今天的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人员想象不到的是，那时的全国政协机关干部编制只有七八十人，包括偌大的全国政协礼堂和机关的全部工勤人员在内也只有100多人，总数不到今天的全体员工的1/10。所以，20世纪60年代初的全国政协，是名副其实的“大牌子，小机关”。
当时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少，编制也少。在秘书长办公会议之下，设秘书处;处长、副处长之下，有人事保卫科、总务科、财务科、服务科、礼堂管理科，还有一个机关党委办公室，都是科级单位。真正从事人民政协业务工作的只有两个委员会办公室，即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另外设有由14个工作组（如经济组、文化组、医卫组、农业组、国际问题组等，即今天的专门委员会）组成的综合办公室。但排在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办公室是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学委会办公室），在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还设有学习分会办公室。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形势要求，学习工作即思想改造工作，特别是对于非中共党员的全国政协委员来说，是放在首位的工作。包括含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以上，连同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均在内的成员，共200多人，分为十来个学习小组，每周固定学习两至三个半天。内容除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外，还配合报告会、辅导会，同时亦传达有关中央文件，学习中央报刊社论和大文章，还要组织到各地参观学习。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学习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建立新思想。所有这些工作均由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统一出面领导、组织和安排，自1957年至1984年计20余年之间，除“文革”爆发之初一两年以外，从没有中断过，是人民政协历史上最持久的一项重头工作。
史永同志对学习组尤为关注
作为坐镇全国政协机关主持全面工作的史永同志，他的重点工作也是领导主管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综合办公室的工作。1962年初，年仅24岁的我从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组织上就让我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并担任唯一由学委会办公室直接管理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小组秘书，连续20年之久。这个学习组十分与众不同，学习成员除少数几位是中共党员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外，其他都是无党派的全国政协委员，而且都是知名度颇高的各个界别的爱国民主人士。比如，召集人即组长分别为：赵朴初（宗教领袖，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大居士、诗人、书法家）、于树德（中国合作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王芸生（老报人，《大公报》社长兼主笔）、王克俊（军政界名人，傅作义将军的秘书长，随傅将军北平和平起义）、程思远（国民党原代总统李宗仁的秘书，策划、联系并随李宗仁从海外归来）。组员（仅选部分有代表性的人士）有：人文、经济、教育、科技界——马寅初（经济）、梁漱溟（哲学）、向达（历史学）、翁独健（民族）、李建勋（教育）、熊庆来（数学）、邹秉文（农业）、陆殿栋（法律）等;宗教界人士——陈樱宁和黎遇航（道教）、马松亭和刘品一（伊斯兰教）、皮漱石（天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等;伪满洲国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爱新觉罗·溥仪和爱新觉罗·溥杰、唐生明、赵君迈、沈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范汉杰等;特别批准参加人士——周同宇（周恩来之胞弟，国务院水利部参事）、何柱国（国民党军人）、冀贡泉（冀朝鼎和冀朝铸之父，爱国老人）等;三位知名女性——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邓季惺（上海《新民晚报》当家人）、秦德君（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传奇人物）等。 这里提及的有30多人，实际名单有40余人，经常能到会参加学习的约25人。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些从民国时期就十分知名的人物，他们跨进新中国，进入新社会，如何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发表何种言论和见解，是很令人关注的。特别是学习组里还有好几位诸如马寅初、梁漱溟、邹秉文这样的人物，是常常发表独到见解甚至不同意见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全国政协学委会直属学习组的学习动态和内容，是特别受到内部（指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机关）关注的。因此，作为在全国政协机关坐镇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史永，就特别关注这个学习组的学习情况和动向。而我作为一名天天在学习组的小组秘书，从第一天工作起就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
这个组的固定小组秘书有两位。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头几个月有位老同志带我们实习，领导看我们还能胜任，便让我们把这个组的全部工作包了下来。我的文字能力还可以，于是明确我的工作重点是作记录、写简报和内参，另一位同事主要负责会务工作。我也自然成了小组秘书的牵头人。20年内另一位小组秘书更换过数次，最忙时还增加工作人员，唯独我一直坚守这个工作岗位。
在担任小组秘书之前，办公室负责人都要与我们认真谈话，除了讲学习工作的重要性——实际是突出学习工作对每个人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之外，还特别介绍学习组成员的情况，尤其是马寅初、梁漱溟、邹秉文这样的人物，告诉我们对他们的发言内容要认真听、尽可能记全，并在会后以最快速度出简报，并半公开地印发有关方面。还有内参（即因为内容特别重要而手写的单份稿件），经办公室负责人审阅后，直接送给实际主管学习工作情况反映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史永同志，由他决定是否再往上呈报。本来这不是我等行政22级小干部能问的事，但不久后我就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份由中央统战部铅印的名副其实的“内参”里有我手写的内容，而且是原文摘录，文后括号里还署有我的名字。我一看心里一跳，更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责任重大。
史永同志找我个别谈话
那时史永同志已是副部级干部，与我等科员级“秘书”相隔好几层级，尽管全国政协机关人员少，大家的活动范围无非就是礼堂、会议室、食堂，常常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也是不大可能有个别谈话的机会的。但或许由于我在重要部门基层第一线工作，我写的材料或长或短，常常能直接送到他手中，所以在我到这个工作岗位任职几个月之后，他就让学委会办公室负责人通知我单独去他办公室。一见我，他就操着一口浓重的宁波口音對我说：“小老乡沙发上请坐。阿拉宁波人，你是江山人！”他说着就从办公桌后走过来，坐在我对面，拿着我手写的材料，指出有几个字看不大清楚，我回答后又让我把原话复述一遍。他听后即说：“你文字能力不错，写材料简练、明确、准确，这是主要的。但字迹潦草，有的看不清楚，这要改正。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但书写要工整、清楚，让人家看着节省时间，更不会看错了、误会了讲话人的意思。”
随后，史永同志又对我说：你才20多岁，旧中国的事没有经历过，最多有点印象。当然你是大学生，书本上的历史知识看过不少，应当知道，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都是比较高层次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旧中国各有影响，在今天也仍有影响。他们过去都同共产党合作过，是共产党的朋友，但他们都来自旧中国，岁数有不少比我还大，从旧社会能不带来旧思想、旧意识以至旧的生活方式？因此都需要通过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包括共产党员也不例外。对待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党是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大的问题，领导层直至中央会把握的。你们是统一战线工作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你们的任务是服务好，认真办事、做事，及时反映各种真实情况，为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好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听了这番话，当即表示一定努力工作，克服自己的不足和缺点。
我正要起身告辞，他又笑着说再坐一下，聊点别的。他先问了我本人和家庭基本情况，然后把话锋一转，说：“我解放前长期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我又是浙江人。你们江山出了戴笠、毛人凤、毛森等一批国民党特务头子，也从江山带出去许多小特务。解放前我认识不少江山人，更重要的我是专搞情报工作的，你们年轻人没有这种经历，做情报工作是绝密的，但进行方式方法上多种多样，有时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正因为此，我才认识一些江山人。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军统特务是重点，他们罪恶大，被枪决了不少。我想打听一个人，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江山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史永同志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是1955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才离开家乡江山的。从1949年到1955年，我在江山读了6年中学，认识的人很有限。”他停了一会儿，回办公桌写了一个条子，递给我看，问道：“王学素，这个名字你在江山听说过吗？”我一看字条，差点大声回答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我总算冷静下来，说：“真是巧了！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大概是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我在江山私立志澄中学（今江山二中）读初中，一天午饭后休息，我们好几个男孩子听见学校围墙外传来一阵阵哭声。因为好奇，就趴墙头往外看。一打听，是一名军统特务上午被枪决了，遗体被拉回家中，停尸在学校围墙外，挽联上写着王学素的名字，而王的家就紧挨着我们学校院墙外边。我的记忆没有错，怎么？史永同志认识他？”停了一会儿，史永同志才缓缓地对我说：“这就同我前面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关。王学素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我认识。在南京解放前夕，他已开始为我们做了工作。镇压反革命是大运动，审判时不可能那么细，所以被处决了。人已死，说别的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临走时，史永同志还关照我，他问王学素的事，对谁也不要说。
五七干校时的自述
如上所述，史永同志对我在全国政协机关的领导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66年“文革”的爆发才中止。1969年，大部分干部转移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办了五七干校。这时候的史永同志也下放到五七干校，与我共同编入二连（政协）二排一班，而且住一个宿舍，开始了两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史永同志从事隐蔽工作20多年，曾因收集到重要情报获得过中央的嘉奖，而且在浙江宁波，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五兄弟也颇有知名度，沙家更是宁波诸多知名大家族之一。但是，由于史永同志一心为党长期做隐蔽工作，严格保密成了习惯，再加上沉默寡言的性格，同他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从来没有听他讲过地下斗争的故事，当然更没有人主动询问他。只有五七干校这样的特殊环境，我才有幸听他讲述了一段往事。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屋子的12人里有4位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其中史永同志的级别最高，而且是全时段做隐蔽工作的，另外3位是局处级干部，都是部队出身;而包括我在内的6位同志，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一般干部;还有两位，排长是通讯员（司机），副排长是打字员（干部待遇）。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在湖北沙洋汉江畔种稻子。白天劳动，一日三餐;晚上睡觉，都在一起。无形中，感觉大家一下子全“平等”了！尽管当时史永同志历史问题还挂着，并没有下结论，但到了干校已无人过问此事，他也就成了“自由人”。
不仅如此，由于史永同志当时年已七旬，又有高血压病，繁重的下田体力劳动怎能挺得住？他自己从来不提，干不了就慢慢干，但大家看在眼里。不少人提出这件事，后经排长报连部，连部又报告校部军代表，最后史永同志得到了照顾：免除下田干重活，每天负责分发全干校各连队的报纸和信件。自此，史永同志便常露笑脸，与大家更加融洽相处。后来由我领头，得空就到河湖逮鱼捉鳖，12个人在屋里“吃小灶”、喝沙洋水（当地白酒），他也参加了。在此情况下，排长带头提出请他讲点地下斗争的故事，他还是摇頭，说：“都过去了，还讲这些干嘛！”一连几次，他都没有答应。忽然有一天，军代表向他正式宣布：你的历史问题，上边批下来了。维持过去组织上作出的结论，没有叛变的问题。自此，史永同志更加笑容满面。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屋里又“吃小灶”，吃着喝着，排长又提出要求。史永同志这回抿抿嘴，笑了笑，说话了：“今天我高兴，大家也为我高兴，我就破个例，讲一个在解放前搞情报工作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冒险传递蒋介石反共的绝密文件
那天天气很冷，野外刮着呼呼的北风，屋里有炉子取暖，大家紧紧围绕着他，静听他一口宁波话讲述故事。有作记录癖的我悄悄拿起笔，事后又数次向他发问，最后写出一篇史永同志当时的自述。以下内容便是这篇自述：
新中国成立前，我连续做党的地下工作20多年，先后在浙江、上海、四川、南京等地工作，的确有不少惊险而成功的故事可讲。但解放20年了，我一直不愿意讲，这是因为一想起许多英勇牺牲的同志心里就难过。到五七干校一年多了，你们都照顾我，大家都相处得融洽，常让我讲点我所经历的地下党工作和斗争的故事，又想到自己身上还背着叛徒的包袱，就更不想多说了。今天好，组织上把我身上的包袱解除了，大家都为我高兴，更不用说我自己了。我要讲的事，是我亲自做成功的，没有牺牲一个人，敌人最终花大力量也没有查出来，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做成功的一件有分量的情报工作——
在讲这件事之前，我得讲一点我们沙家五兄弟的简要情况。我们家在浙江宁波鄞县沙村，书香门第，在宁波也是大家族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大哥沙孟海是国民党的人，文化底子深，书法名气大，他先做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秘书，后来蒋介石把他要到身边，在蒋的侍从室工作。我大哥不是大秘书，准确地讲应该是大文书。蒋看他有文化，更欣赏他的书法，又是宁波同乡，就要用他。蒋介石包括红白喜事在内的各种文字书写应酬，都由我大哥包办代理。同时又让他主持编纂蒋介石规模宏大的家谱和族谱，大哥深得老蒋的信任。但我大哥的四个兄弟却都是共产党员。我二哥沙文求，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27年广州起义时已是团市委秘书长，起义失败后壮烈牺牲。我三哥沙文汉，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历史上担任过诸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是浙江省第一任省长，1957年被划成大右派，名气也比我大得多了。我的弟弟沙文度，也是共产党员，去了延安，但很年轻就去世了。我排行老四，1934年入党（1925年未满16岁曾入党，因整个基层党组织被破坏而失联，这也正是后来组织上审查并作出结论的历史问题）。我的两次入党，都受到我二哥、三哥的影响。但我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党员身份是公开的。二哥沙文求在广州起义中牺牲自不必说，弟弟沙文度奔赴了延安也同样如此，就连三哥沙文汉，长期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也是今天这里、明天那里，东躲西藏的，在囯民党军统局那里是榜上有名的。只有我一个人的中共党员身份是极其秘密的，从头到尾都是单线联系，前期（上线）是潘汉年，后期是刘长胜。我的大哥沙孟海在新中国成立前只知道他的另外三个弟弟都是共产党员，还以为只有老四我沙文威不是，虽然较长时期在他身边，但文化浅、老实人，只能当个国民党机关小职员混饭吃。当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我以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公开露面时，除了若干我的国民党机关的旧同事以外，最大吃一惊的就是我的大哥沙孟海。我补充这些，是与下面我要讲的小故事有关的。
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东南沿海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根据党组织指示，通过我大哥的关系，我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谋到一个差事，是总务部门最低级别的办事员，只分管两个处范围的办公室物品采购、日常生活及清洁卫生等服务工作。做地下工作，首先要取得处长、科长和全体员工的信任。实际上，工作人员中有留洋回来的，也有名牌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最低的。我这个人性格内向，一天不同别人说一句话也可以，对政治问题我从不作任何评论，对同事们的高谈阔论也从不表态，佯装不懂。只知道做好自己的事，替他们服务好。没事就看书，问同事借书、到图书馆借书，坚持除假日外每天晩上下班后都在办公室看书。同事中有约我出去吃喝玩乐的，我都婉拒。久而久之，从领导到同事都公认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大小伙子。在他们的平日谈论中，我可以听到一些动向性的情报，但非常有限，且不完整。我的主要做法是利用搞总务工作的便利条件来做党的工作：办公室里每个人的办公桌和文件柜等都是由我经手购买摆放的，我就把所有购买的桌柜都配了两把钥匙，我手上留一把。在办公室里有好几位“特”字号人物，即军统特务秘密安插在办公室工作的，处科级都有，名单是地下党组织告诉我的。敌人秘密安插军统特务，一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打入重要机关工作，二是为了监督国民党自身出现异己分子。根据需要和指示，我利用晚上在办公室看书的时机，打开他们的办公桌和文件柜，常常可搜集到各种有用的情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1940年夏天，我居然在一位处级“特”字号办公桌里，搜寻到并手抄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打击日军。在两年的时间内，情况较好，战绩增多。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本性不变，自1939年始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直到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本性。但在这之前，蒋介石在重庆，背地里磨刀霍霍布置反共，表面上还继续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谈判抗日事宜。组织上指示，要我设法搞到国民党蒋介石内部指示反共的绝密文件。十分凑巧，当晚我打开处级“特”字号人物的办公桌翻找时，发现压在最底层的一份绝密文件就是发给军统特务高层的蒋介石手令，内容是命令加强清查混进军政机关的“共党”，“抓住一个就可以就地处决，先斩后奏，以突出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文字很短，我立刻在现场抄了一份，将文件放回原处。那时为了使我这类隐蔽很深的情报工作者不被觉察，不允许我们拥有相机，因此传递情报都是手写或见面口头汇报。次日，我将这份情报先送到中共长江局，马上就到了周恩来手里。几天后周就约见蒋，谈到国民党制造摩擦，揭露蒋介石下发绝密文件布置就地秘密杀害共产党人，即当场披露我抄写的文件内容，蒋矢口否认，但神色有异。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大发雷霆，非要查出是哪里失密的，无论何人，格杀勿论！
周恩来同志谈判时使用了我抄写的文件一事，是不久后组织上秘密口头传达表彰时我才得知的。但我在办公室一直留意观察这位处级“特”字号人物的动静。头几天没有什么，进办公室照样轻轻吟唱京剧段子——他是一个京戏迷。但不久，吟唱声没有了，常常铁青着脸，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谈话，就是没有找我谈话。我琢磨肯定是有不高兴的事情发生了。我自然装作没有任何觉察，继续做我的事情，看我的书报。有一天是星期天，我去一个宁波老乡兼亲戚家串门，他与我大哥要好，同我关系也很熟。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处长，也是“特”字号的人物。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他当然不知道我的身份。那天在他家吃午饭，还喝了点老酒，饭后他就拉我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聊天。他让我靠近他，轻轻对我说：“老沙，不得了啦！共产党都打进我们的内部了！”我说：“什么事这么严重呀，我可没有听说。”他声音更轻地对我说：“你一个小办事员怎么会知道？老蒋亲自下令的绝密文件都被‘共党’盗走，给了周恩来，这怎么得了呀！这种要杀头的事，国民党还有人敢干吗？百分之一百是‘共党’打进了我们内部的重要部门盗走的。”我说：“您说得对，那肯定是‘共党’干的，国民党谁有这么大的胆子！”他像是一下子悟过来不该说这类事，又关照我：“我刚才说的事，你可不能跟别人讲呵！”我即说：“那当然，你还不信我吗？”他便笑着说：“信！我还信不过你这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书呆子吗？”我回到自己的单位后，好长时间没有动静，慢慢我们那个处级“特”字号上班进门又开始哼京戏了。我是当事人，却没有任何人怀疑过我，这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无头案，蒋介石就是跳得再高也无济于事。抗战胜利后，我又随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转回南京，一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我以中共南京巿委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公开出现，我的那些没有跑到台湾去的机关同事能不大吃一惊吗！包括我的沙孟海大哥……
史永同志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全屋子鸦雀无声。是的，在湖北沙洋的广袤大地上，在这间砖木结构自建的拥挤的房间里，听着这位其貌不扬、寡言少语、不久前还被审查批斗的老同志讲着当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不为人知的战斗故事，除了肃然起敬，还能再说什么呢？
关于史永同志的大哥沙孟海、三哥沙文汉及其他
1972年，史永同志从湖北沙洋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回北京之后，由于全国政协的工作始终没有开展，他高血压病和冠心病缠身，基本上在家休息，经常上医院看病。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初召开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邓小平任全国政协主席，史永同志才又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由于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便没有在政协机关主持全面工作，而是兼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负责政协文史工作。
由于我是老政协工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又参与《人民政协报》的工作，后来自己也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自史永同志回到政协工作直至离休以后，我始终没有中断同他的联系。不过这个时期已没有机会像五七干校那样听他讲故事了，但仍有一些机会听史永同志谈及自己和大哥沙孟海、三哥沙文汉的往事。我现在综合回忆如下：
第一，关于沙孟海。作为浙江人，我当然早就知道书法大家沙孟海的大名，看过他高挂在庙宇和其他建筑物上的刚劲有力的大字，但对其他事却一无所知。史永同志告诉我，作为书法家，他大哥成名是很早的。还在二哥、三哥和他自己求学的时代，家里经济十分拮据，他大哥就大量卖字，以贴补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哥从年轻时在他们几个弟弟心目中威望就很高，无论做人做事，都是表率。他不但是书法家，还是一个文化人，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不但精通，而且身体力行。
沙孟海后来是蒋介石身边的人，蒋也信任他，但他依据传统道德观念，以文字和书法为蒋做事，对当官没有兴趣。他在大学教过书，做过博物馆、文史馆和书法协会的负责人，当过西泠印社社长。他后来当过秘书，也是以文和字为当官的做事。他对政治党派之争没有兴趣，当然他也没有脱离政治。史永同志常说：他20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但我有形无形地受到他的保护。我进入国民党重要机关工作与他有关，我搞情报有各种人际关系而不受怀疑，也与他和国民党、蒋介石关系密切有关。史永同志还告诉我，他大哥做人坦荡而刚直。二哥沙文汉后来被划为右派，他大哥不了解内情，什么话也没有说过。不料竟有人株連到他身上，把他题写的杭州灵隐寺匾额落款处的名字刮掉了。后来有高层领导知道此事，指示浙江方面恢复落款，找到他大哥补写，他大哥说要写就连匾带落款重写重做，不能单写落款，顶了回去。后来这事怎么解决的，我已记不清了，好像史永同志没有跟我说过。
第二，关于沙文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包括在五七干校朝夕相处的日子，既没有人询问史永同志有关沙文汉成了右派之事，他更没有同别人主动说起过。我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听到史永同志谈过这件事。问题就在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央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拨乱反正工作，绝大部分都在1980年、1981年两年间完成了，而沙文汉的问题却一直到1982年才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在别人的询问下，史永同志才说，他三哥的事情比较复杂。
上海方面先把他的三嫂即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打成右派（她当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宣传部部长），而后再把他的三哥沙文汉打成右派。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全部人员中，他的三哥是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位。其实他的三哥三嫂都是老知识分子，而且党龄很长，在中共隐蔽战线上担任过不少领导职务，为中共地下斗争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南京解放之前，陈修良就已秘密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若干年，这在中共女干部中是少有的。
平时寡言少语的史永同志在讲到他的三哥三嫂遭此冤枉之灾时，是颇为不平的。好在后来这些都得到了拨乱反正，他的三哥三嫂党籍和名誉都得到了恢复。如此，1964年55岁就病故的沙文汉同志地下有知，也可以释然了。而以97岁高龄于1998年病故的陈修良同志，更是亲眼看到了这一改变，看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繁荣富强！
如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沙家故居和纪念馆已成为革命教育基地之一，继续对世人讲述着这些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