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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被“逆全球化”舆论所迷惑，而是要“逆”风而行，抓住全球化“钟摆”中的难得机遇，塑造新型全球化，设立新背景下的新规则，并让新一轮全球化的成果既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又惠及全球。
近年来，舆论普遍认为，“逆全球化”浪潮正在来临，表现在欧美国家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长率下降以及移民政策的收紧等现象。然而，真实数据与理论推导显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变，所谓“逆全球化”存在巨大假象。事实是，全球化进程的动能正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全球化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中国需敢于面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全球化速率下降等挑战，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开放型对外经济政策，必将迎来中国不断走进全球中心的下一次机遇。
不必被“逆全球化”假象所迷惑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逆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以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而出现的大国政策变化与国际舆论反应。除了发生欧美国家的少数“黑天鹅事件”外，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投资低迷、各国移民态度分化、反全球化声音等现象，其实在国际经济理论上早有解释。
早在幾十年前，反全球化运动就此起彼伏，影响世界变迁。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就曾将市场能量释放与国内社会保护视为两类极化的变量，解释全球化的“钟摆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瑞吉也曾以生产、贸易、财政和金融政策的阶段性扩张为目标，解释全球化的规律性特征。由此看，当下所谓“逆全球化”更像是发生在欧美国家、带有地域性、周期性、阶段性特点的现象。尽管欧美国家的影响力足以幅射到全球，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看法并非如此，全球化的趋势也并未被逆转。
从中长期看全球化的各项数据，欧美对全球状态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国际贸易方面，2011年-2015年间全球货物贸易占GDP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尽管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出现小幅下滑，但考虑到美元走强、美国对外能源依赖度下降、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保持低位等因素叠加影响，类似降幅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被证实为“统计假象”。何况，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的7年时间里，全球服务贸易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12.5%到2015年的13%，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
在资本流动方面，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在强劲复苏。尽管在2014年曾降至1.2万亿美元的低点，但很快在2015年回升至1.76万亿美元，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跨国并购方面，企业寻求整合的愿望强烈。2015年全球并购交易规模总计4.9万亿美元，超过了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6万亿美元，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扩张的有力证据。
在人口流动方面，全球移民总数仍保持上升态势。2000年全球移民总数为1.75亿人，到2015年已升至2.32亿。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员要素的并没有受到各国收紧移民政策的影响，人员的自由流动也带动了其他要素的全球化流动。
可见，国际上出现了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行为，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困难和风险，以及难民潮、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与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等社会问题，但全球化并非被逆转，而只是在全球化的结构性舆论博弈中，“全球化输家”的看法在互联网时代被放大了。
所谓“全球化输家”，是指在21世纪初欧美国家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使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地位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被社会所排斥。这个群体通过互联网、选票表现出强烈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其中尤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政策口号为典型。欧美主要国家“逆全球化”异动，是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势微的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寻求自我保护的政策安排。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国家内部矛盾激化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相互叠加。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强调相对收益的竞争逻辑之下，势必产生赢家与输家。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和生产外包体系的建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制造业空心化日益严重，加上技术进步进一步导致中低产阶层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最终沦为“全球化输家”。与此同时，互联网的传导作用成倍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人们的焦虑和愤怒情绪如传染病般蔓延全球，加上欧洲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使得西方主张社会保护、关闭边境等迎合底层民意的民粹主义思想在政治选举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引发美国的忧虑。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迅速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在短短十年内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和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意愿与能力不断增强，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霸权逐渐衰落。在此背景下，美国认为，传统全球化已终结，而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美国不愿中国继续“搭便车”，转而寻求建立对其自身更加有利的区域贸易体系，希冀另辟奚径，防范最终被新兴大国超越。
三是一些欧美国家表现出来的所谓“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试图重塑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全球化。正如美国著名智库学者理查德·哈斯在新著《失序的世界：美国外交与旧秩序危机》中所说，未来的新国际秩序需要国际责任与主权义务的融合。在他们看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治理的自我修复，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全球化怎么走，采取怎样的方式加以执行，必须“采取国家自愿的方式”。哈斯的潜台词无疑是，需要让美国同意才行。
对此，中国不能被“逆全球化”舆论所迷惑，而是要“逆”风而行，抓住全球化“钟摆”中的难得机遇，塑造新型全球化，设立新背景下的新规则，并让新一轮全球化的成果既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又惠及全球。
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
社会生产力与科技的进步决定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性。然而，由于各国国家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的差异，诸多负面影响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而来，全球化的旧有制度性安排，即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因此，推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转型升级，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 可喜的是，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化已进入全球治理进程的新阶段，东方和西方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共享全球治理的成果。中国是第一个最有可能成功实现引领全球化进程的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其中的核心意思就体现了中国版“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思路：
一、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解决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把握好智能化的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机遇，创造更多的就业，让各国人民重拾对全球化的信心；
二、以协同联动的合作模式，打破目前全球各国发展失衡的难题。这需要通过更频繁的多边沟通，并在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网路）互联互通，防止各国政策的孤立性、封闭化的趋势，进而让各国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考虑自身利益；
三、以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搭建和巩固共商、共建的平台和机制。这就需要超越过往国强必霸的历史定律，摆脱大国欺欠小国的宿命，让各个国家不分大小平等参与全球规则的决策；
四、以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弥补目前发展成果不能普及全民的困境。这就需要在国与国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平衡，并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化的成果更加普惠、可及。
当然，建立在传统全球化废墟之上的“新型全球化”，并不容易，至少要解决急迫的两大难题。首先，要解决全球治理理念落后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呼唤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以解决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困境、全球公共产品匮乏、全球共同利益与国别利益错配等一系列难题。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治理议题泛化，恐怖主义泛滥、能源和粮食安全、传染性疾病跨境蔓延等非传统威胁外溢，而现有多边体系与双边、联盟形式的应对方式并存却互不兼容，呈“碎片化”态势，导致各种风险积聚，危机四伏。基于此，這是一个呼唤大思想、大理念的时代。
其次，要解决全球治理机制失灵的问题。旧有的全球安全、贸易、金融机制如联合国、WTO、IMF等在面临危机防范、危机管理时明显变得捉襟见肘，这就需要改革原有的机制，重塑全球治理规则，按照最新的国际权力结构，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总体话语权、决策权，最终捍卫全球机制的执行力与权威性。
中国如何抓住新机遇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得益于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事实上，当前全球化变局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国引领构建“新型全球化”，全面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重大机遇期。中国应当拿出逆转“逆全球化”的勇气，阻挡“逆全球化铁幕”的降临，在打造“新型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中不断注入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和展现大国担当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从G20杭州峰会到APEC利马峰会，再到即将于今年5月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商界精英、智库学者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场合劝导西方要对全球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
一、推进“平等、开放、合作、共享”为基本价值观念的中国式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的中国式全球治理规则。“新型全球化”强调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均有平等参与全球化这一开放式进程以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各国通过贸易往来与投资合作，共享全球化发展的正向成果。全球治理应在规则、理念上合理反映各方诉求，大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各国公平分享成果和收益。可以预见，西方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态度将会趋于谨慎，但“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抛开西方，也不能让西方大国偏居一隅。因此，中国要加强与美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逐步化解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阻力，推动从全球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迈进，实现“全球良治”。
二、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着眼于国内发展，同时兼顾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因此是中国打造“新型全球化”、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主要抓手，也充分体现了21世纪中国的国家意志。在基建、电子商务、农业、智能技术等领域拓展中国对全球的实际贡献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公共产品匮乏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向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构成新时期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主要思路和抓手。
三、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在当前困顿的世界经济中犹如一股清流，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国内治理模式的成功。近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逐步放开资本管制、放宽外资机构准入门槛、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主动推进与欧美发达经济体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谈判。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高水平的开放标准将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这就要求中国继续保持改革的动力和定力，坚定不移奉行对外开放政策，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美国学者麦吉利弗雷（MacGillivray）在《全球化简史》中曾说过，过去五年前曾有过三段不等的技术引爆点，推进新一轮的全球化。1500年前后，以伊比利亚瓜分世界进而逐渐引过机械化革命的殖民主义；1890年前后，以英国获得全球权力制高点为标志的电力化革命；1960年前后，以人造卫星的大国竞争引发的信息化革命；2005年前后，以中国崛起为世界新推动力的智能化革命。坦然面对所谓的“逆全球化”，中国全面引领新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近年来，舆论普遍认为，“逆全球化”浪潮正在来临，表现在欧美国家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长率下降以及移民政策的收紧等现象。然而，真实数据与理论推导显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变，所谓“逆全球化”存在巨大假象。事实是，全球化进程的动能正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全球化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中国需敢于面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全球化速率下降等挑战，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开放型对外经济政策，必将迎来中国不断走进全球中心的下一次机遇。
不必被“逆全球化”假象所迷惑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逆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以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而出现的大国政策变化与国际舆论反应。除了发生欧美国家的少数“黑天鹅事件”外，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投资低迷、各国移民态度分化、反全球化声音等现象，其实在国际经济理论上早有解释。
早在幾十年前，反全球化运动就此起彼伏，影响世界变迁。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就曾将市场能量释放与国内社会保护视为两类极化的变量，解释全球化的“钟摆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瑞吉也曾以生产、贸易、财政和金融政策的阶段性扩张为目标，解释全球化的规律性特征。由此看，当下所谓“逆全球化”更像是发生在欧美国家、带有地域性、周期性、阶段性特点的现象。尽管欧美国家的影响力足以幅射到全球，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看法并非如此，全球化的趋势也并未被逆转。
从中长期看全球化的各项数据，欧美对全球状态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国际贸易方面，2011年-2015年间全球货物贸易占GDP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尽管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出现小幅下滑，但考虑到美元走强、美国对外能源依赖度下降、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保持低位等因素叠加影响，类似降幅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被证实为“统计假象”。何况，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的7年时间里，全球服务贸易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12.5%到2015年的13%，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
在资本流动方面，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在强劲复苏。尽管在2014年曾降至1.2万亿美元的低点，但很快在2015年回升至1.76万亿美元，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跨国并购方面，企业寻求整合的愿望强烈。2015年全球并购交易规模总计4.9万亿美元，超过了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6万亿美元，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扩张的有力证据。
在人口流动方面，全球移民总数仍保持上升态势。2000年全球移民总数为1.75亿人，到2015年已升至2.32亿。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员要素的并没有受到各国收紧移民政策的影响，人员的自由流动也带动了其他要素的全球化流动。
可见，国际上出现了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行为，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困难和风险，以及难民潮、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与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等社会问题，但全球化并非被逆转，而只是在全球化的结构性舆论博弈中，“全球化输家”的看法在互联网时代被放大了。
所谓“全球化输家”，是指在21世纪初欧美国家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使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地位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被社会所排斥。这个群体通过互联网、选票表现出强烈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其中尤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政策口号为典型。欧美主要国家“逆全球化”异动，是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势微的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寻求自我保护的政策安排。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国家内部矛盾激化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相互叠加。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强调相对收益的竞争逻辑之下，势必产生赢家与输家。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和生产外包体系的建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制造业空心化日益严重，加上技术进步进一步导致中低产阶层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最终沦为“全球化输家”。与此同时，互联网的传导作用成倍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人们的焦虑和愤怒情绪如传染病般蔓延全球，加上欧洲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使得西方主张社会保护、关闭边境等迎合底层民意的民粹主义思想在政治选举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引发美国的忧虑。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迅速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在短短十年内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和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意愿与能力不断增强，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霸权逐渐衰落。在此背景下，美国认为，传统全球化已终结，而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美国不愿中国继续“搭便车”，转而寻求建立对其自身更加有利的区域贸易体系，希冀另辟奚径，防范最终被新兴大国超越。
三是一些欧美国家表现出来的所谓“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试图重塑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全球化。正如美国著名智库学者理查德·哈斯在新著《失序的世界：美国外交与旧秩序危机》中所说，未来的新国际秩序需要国际责任与主权义务的融合。在他们看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治理的自我修复，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全球化怎么走，采取怎样的方式加以执行，必须“采取国家自愿的方式”。哈斯的潜台词无疑是，需要让美国同意才行。
对此，中国不能被“逆全球化”舆论所迷惑，而是要“逆”风而行，抓住全球化“钟摆”中的难得机遇，塑造新型全球化，设立新背景下的新规则，并让新一轮全球化的成果既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又惠及全球。
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
社会生产力与科技的进步决定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性。然而，由于各国国家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的差异，诸多负面影响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而来，全球化的旧有制度性安排，即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因此，推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转型升级，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 可喜的是，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化已进入全球治理进程的新阶段，东方和西方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共享全球治理的成果。中国是第一个最有可能成功实现引领全球化进程的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其中的核心意思就体现了中国版“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思路：
一、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解决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把握好智能化的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机遇，创造更多的就业，让各国人民重拾对全球化的信心；
二、以协同联动的合作模式，打破目前全球各国发展失衡的难题。这需要通过更频繁的多边沟通，并在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网路）互联互通，防止各国政策的孤立性、封闭化的趋势，进而让各国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考虑自身利益；
三、以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搭建和巩固共商、共建的平台和机制。这就需要超越过往国强必霸的历史定律，摆脱大国欺欠小国的宿命，让各个国家不分大小平等参与全球规则的决策；
四、以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弥补目前发展成果不能普及全民的困境。这就需要在国与国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平衡，并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化的成果更加普惠、可及。
当然，建立在传统全球化废墟之上的“新型全球化”，并不容易，至少要解决急迫的两大难题。首先，要解决全球治理理念落后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呼唤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以解决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困境、全球公共产品匮乏、全球共同利益与国别利益错配等一系列难题。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治理议题泛化，恐怖主义泛滥、能源和粮食安全、传染性疾病跨境蔓延等非传统威胁外溢，而现有多边体系与双边、联盟形式的应对方式并存却互不兼容，呈“碎片化”态势，导致各种风险积聚，危机四伏。基于此，這是一个呼唤大思想、大理念的时代。
其次，要解决全球治理机制失灵的问题。旧有的全球安全、贸易、金融机制如联合国、WTO、IMF等在面临危机防范、危机管理时明显变得捉襟见肘，这就需要改革原有的机制，重塑全球治理规则，按照最新的国际权力结构，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总体话语权、决策权，最终捍卫全球机制的执行力与权威性。
中国如何抓住新机遇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得益于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事实上，当前全球化变局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国引领构建“新型全球化”，全面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重大机遇期。中国应当拿出逆转“逆全球化”的勇气，阻挡“逆全球化铁幕”的降临，在打造“新型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中不断注入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和展现大国担当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从G20杭州峰会到APEC利马峰会，再到即将于今年5月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商界精英、智库学者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场合劝导西方要对全球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
一、推进“平等、开放、合作、共享”为基本价值观念的中国式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的中国式全球治理规则。“新型全球化”强调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均有平等参与全球化这一开放式进程以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各国通过贸易往来与投资合作，共享全球化发展的正向成果。全球治理应在规则、理念上合理反映各方诉求，大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各国公平分享成果和收益。可以预见，西方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态度将会趋于谨慎，但“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抛开西方，也不能让西方大国偏居一隅。因此，中国要加强与美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逐步化解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阻力，推动从全球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迈进，实现“全球良治”。
二、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着眼于国内发展，同时兼顾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因此是中国打造“新型全球化”、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主要抓手，也充分体现了21世纪中国的国家意志。在基建、电子商务、农业、智能技术等领域拓展中国对全球的实际贡献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公共产品匮乏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向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构成新时期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主要思路和抓手。
三、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在当前困顿的世界经济中犹如一股清流，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国内治理模式的成功。近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逐步放开资本管制、放宽外资机构准入门槛、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主动推进与欧美发达经济体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谈判。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高水平的开放标准将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这就要求中国继续保持改革的动力和定力，坚定不移奉行对外开放政策，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美国学者麦吉利弗雷（MacGillivray）在《全球化简史》中曾说过，过去五年前曾有过三段不等的技术引爆点，推进新一轮的全球化。1500年前后，以伊比利亚瓜分世界进而逐渐引过机械化革命的殖民主义；1890年前后，以英国获得全球权力制高点为标志的电力化革命；1960年前后，以人造卫星的大国竞争引发的信息化革命；2005年前后，以中国崛起为世界新推动力的智能化革命。坦然面对所谓的“逆全球化”，中国全面引领新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