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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才俊 藏界翘楚
陈介祺（1813-1884），清末金石学家，著名收藏家。字寿卿、酉生，号簠斋、伯潜。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他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天下”。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1845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 他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
咸丰四年（1854），陈介祺母亲在潍县过世，他借丁母忧，携眷并所藏金石归潍，从此潜心研究金石于白浪河畔，不复出仕。当年陈介祺才四十一岁，以他的出身、学历，正值盛年，官场上前途无量，怎么就这么回归故里了呢？原来，其父陈官俊去世后的第四年（1852，咸丰二年），太平天国越闹越凶，致清廷军需剧增，国库空虚，捉襟见肘。为济一时之穷，清帝命十八家前朝老臣捐钱助饷，陈介祺家在其内，并且要求陈介祺须交纳巨资四万两，交不出就有满门抄斩之险。陈介祺被逼无奈，竭尽全力筹银，卖掉全部店铺，奔波一个月才将这笔巨款筹齐上交。没想到，这“毁家纾难”之举不但保全了身家性命，还意外得到皇上奖赏。咸丰帝为他记了军功，赏戴双眼花翎，给予一串官职和荣誉。
但这徒有虚名的荣耀并未给陈介祺带来多少实在益处，反而使他感受到宦海险恶。为什么别的显贵交几千两、万余两就能过关，独独非要他交4万两不可呢？他知道个中原因是宦场凶险的结果。于是他決心激流勇退。
陈介祺回归故里后，潜心收藏，考古、藏古、释古成就了他金石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其金石收藏之富，鉴别之精，甲于天下，仅举其有铭文者，计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7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泉镜镞各式范1000件。此外，还有秦汉刻石、各种古泉、瓷器，铜器、玺印、石刻、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其研究著述也颇丰。
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古器物收藏家，晚清时期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传拓大家，陈介祺赢得了应有的尊重。《清史稿》称誉他“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鲁迅先生指出：“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先生则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家藏国宝三十载
陈介祺收藏的青铜名器有天亡簋、曾伯簠、兮甲盘、陈侯因资敦等。王国维在《兮甲盘跋》言：“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曾伯簠是东周初年青铜器，为陈介祺早期所藏，陈介祺自号簠斋，即源于此。曾伯簠计有铭文90字（共两器，另一器当时为著名文人阮元收藏，计92字），为青铜簠中铭文最多者，是研究东周史的重要文物。陈侯因资敦是东周晚期青铜器，上面共有铭文8行80字。第一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高祖黄帝”一词，是有关黄帝记载最早的文字证据。
陈介祺最著名的藏品，当推国之重器毛公鼎。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此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所阻，买卖没有做成。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后来此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1000两白银的价格从苏亿年手中购得，运回潍县后，深藏于密室30年，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以40000两白银之价，将此鼎卖给两江总督端方。百多年来，此鼎历经波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十钟山房万印楼
陈介祺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书斋名为“十钟山房”。计有井仁汝钟、兮仲钟、纪侯钟、虔秉钟、虢叔旅钟、许倪编钟等，多为礼器。体量最大者是井仁汝钟，最著名的是虢叔旅钟和楚公钟。又因集藏三代及秦汉印约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
同治十年（1871）是对簠斋打击巨大的一年。正月里原配夫人李氏去世，五月间年仅38岁的长子陈厚钟病亡。年近花甲的陈介祺遭此重创痛苦不堪。也许是为了摆脱亲人远去造成的抑郁心绪，陈介祺于次年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启动了浩繁庞大的《十钟山房印举》的辑拓工作。他在光绪九年的自序中曾如此记录：“辛未春，李淑人卒，夏热无以自遣，复检金文读之，又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传，遂试拓墨。”
据商务印书馆石印本《簠斋尺牍》中同治十二年簠斋致吴云信札所叙，年前“高要何昆玉携潘氏看篆楼古印、叶氏平安馆节署烬余古印来，方出旧藏，盖以东武李氏爱吾鼎斋藏印、海丰吴氏双虞壶斋藏印，子年（鲍康）、竹朋（李佐贤）各数印，名曰十钟山房印举。”这是簠斋本人关于同治十一年开始辑拓的《十钟山房印举》收印情况比较准确的描述。
何昆玉，字伯瑜。广东高要人。斋堂为百举斋、吉金斋、乐石斋。性嗜古，喜藏古铜印。曾客陈介祺家，赏奇析疑，见闻日广，遂精鉴别。曾参与《十钟山房印举》编次钤拓。何昆玉在其《簠斋藏古玉印》的序中详细谈到为簠斋钤拓《十钟山房印举》的情况以及壬申本成谱数量：“壬申秋，寿翁闻之，致函张酉山中丞，与昆熟商，属携所得古铜印二千七百余事，并十钟山房所藏古铜印共七千余事往潍水，而赵印亦归寿翁秘籍矣。寿翁喜昆所拓之《吉金斋古铜印谱》式，分门别类，可作为印举部，每部凡六十本，取元吾子行《三十五举》之意，欲驾前明顾氏《印薮》之上，诚一巨观也。昆于是自备纸本、印泥、苦工为其手拓各印年余，惜寿翁数易其稿，未得成谱，其初稿已成谱者广纸十部，苏纸改稿未成谱者亦十部。”
陈介祺藏镜
陈介祺藏镜镜种丰富，一百八十二面铜镜，贯穿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个时代，而重点在两汉。其中西汉镜五十多面，东汉镜八十多面。陈介祺藏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一百八十二面铜镜中，不仅有不少纪年镜，而且至少有二十面为不见任何著录的孤品。
五十多面西汉镜中，有保留着先汉镜遗风的蟠螭纹镜、蟠虺纹镜、四叶镜。在这三个镜种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两面“四叶心思君王镜”。此镜曾被梁上椿《岩窟藏镜》等许多镜书所著录，这是两件保留有先汉遗风的名品。有开创汉镜新面貌的草叶镜、日光连弧镜、昭明连弧镜、铜华连弧镜、连弧铭文带镜等。有大量的四神禽兽镜，鸟纹镜、兽纹镜、蜂蝶纹镜、长乐未央镜、君宜高官镜、长宜子孙镜、富贵镜，也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佳作。 精于传拓
陈介祺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钟鼎彝器、陶文、封泥、古泉、瓦当、石刻造像等拓片，当时即享有盛名。更为后世海内外藏家学者所重。
陈介祺制作的全形拓，首先绘画取形，参考西洋透视法，完成准确的图稿。摹形于图稿上，再在器物上依形分别拓制各部，最后据图纸严合而成，称分纸法全形拓。由于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又有西洋透视基础，所制全形拓造型准确，效果逼真，令人赏心悦目，别具韵味，至今被拓者视为圭臬。他的人面淡墨拓，面部的五官细节清晰可辨，服饰及车马部分则用乌金拓，产生了层次不同的墨色效果，可谓墨分五色，增加了拓片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陈介祺常与拓工彻夜制拓，共同研究实践传拓之法， 乐此不疲，沉迷其间，传拓之声经夜不息。著有《簋斋传古别录》载其传拓之法。
古器物因时代变化，多毁损而不易保存。簠斋在潍县老家时，长期雇请多名拓工，为其传拓。所以簠斋所制拓本，流传甚广。很多古器物已湮没无踪，全赖拓本留存，给后世以学习研究之机会，其传拓之功，善莫大焉。
谈笑皆鸿儒
陈介祺的交往人群中，有饱读诗书的鸿儒，也有古物收藏家、鉴赏家。阮元（1764—1849），为清代前中期一代学宗。他竭力倡导收集研究金石文物，把金石学研究推向高潮，在其周围聚集了一个以官员和学者为中心的金石圈。他主持撰写《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的金石学兴盛贡献颇巨。阮元提督山东学政之时，收陈官俊为门生。陈介祺得以此机缘求教阮元，阮元赞其“天机清妙”，并給予诸多指教。陈介祺在数十年后给友朋信中时不时提及阮元的教诲，其金石缘师生情分非比一般。
李璋煜（1784—1857），陈介祺的岳父。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他是京城金石学界活跃的人物，主持校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李璋煜与陈介祺父子同为京官又是同乡。李璋煜非常赏识陈介祺的才学，对其酷爱金石尤为赞赏。后来，李璋煜将女儿许配给陈介祺。对于陈介祺，李璋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多个层面都为这位女婿帮助极大。
陈介祺二十二岁便随从著名古物鉴赏家、金石学家吴式芬游学，考证金石研究古文字，并开始收藏金石古物 。陈介祺当时收藏了古玺印2503方，并在金石好友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的帮助下拓印了《簠斋印集》十二册。 吴式芬去世后，陈介祺敦促其长子吴重周邀请他的老师许瀚，整理校勘吴式芬遗著，将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等著作付梓刊印。陈介祺将吴式芬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并入该书合编并考校，于光绪三十年刊印成书《封泥考略》。
王懿荣比陈介祺小32岁，他是经鲍康和潘祖荫介绍，于同治十二年才开始与陈介祺通信交往的。之后陈、王频频传书探讨金石文物，交流鉴赏心得，两人遂成忘年之交。两人往复信函，互赠搨本达240多封，可见情谊之深。光绪七年（1881）二月，王懿荣由故里返京途中经潍县，特意拜访陈介祺，在陈家住宿三日，尽赏簠斋金石巨藏，与陈介祺交流请益。这都为王懿荣日后发现殷商甲骨文，多有益处。
吴大徵，字清卿，官至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职。晚清著名金石家。撰有《说文古籀补》。陈介祺和吴大澂的外祖父韩崇是至交，故此影响吴大澂对金石的喜好。后来与陈介祺成为至交。两人仅以书信进行交流，生前并未谋面。两人互赠古器物的文字拓片，互为欣赏。有时一月之中就有数信往来，多至万言。
陈介祺与许瀚、鲍康、吴云、潘祖荫、何绍基、刘喜海等诸多金石家、文人交流亦频繁。探究古物，各有建树，推动和引领了当时研究收藏金石之风气。
陈介祺（1813-1884），清末金石学家，著名收藏家。字寿卿、酉生，号簠斋、伯潜。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他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天下”。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1845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 他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
咸丰四年（1854），陈介祺母亲在潍县过世，他借丁母忧，携眷并所藏金石归潍，从此潜心研究金石于白浪河畔，不复出仕。当年陈介祺才四十一岁，以他的出身、学历，正值盛年，官场上前途无量，怎么就这么回归故里了呢？原来，其父陈官俊去世后的第四年（1852，咸丰二年），太平天国越闹越凶，致清廷军需剧增，国库空虚，捉襟见肘。为济一时之穷，清帝命十八家前朝老臣捐钱助饷，陈介祺家在其内，并且要求陈介祺须交纳巨资四万两，交不出就有满门抄斩之险。陈介祺被逼无奈，竭尽全力筹银，卖掉全部店铺，奔波一个月才将这笔巨款筹齐上交。没想到，这“毁家纾难”之举不但保全了身家性命，还意外得到皇上奖赏。咸丰帝为他记了军功，赏戴双眼花翎，给予一串官职和荣誉。
但这徒有虚名的荣耀并未给陈介祺带来多少实在益处，反而使他感受到宦海险恶。为什么别的显贵交几千两、万余两就能过关，独独非要他交4万两不可呢？他知道个中原因是宦场凶险的结果。于是他決心激流勇退。
陈介祺回归故里后，潜心收藏，考古、藏古、释古成就了他金石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其金石收藏之富，鉴别之精，甲于天下，仅举其有铭文者，计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7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泉镜镞各式范1000件。此外，还有秦汉刻石、各种古泉、瓷器，铜器、玺印、石刻、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其研究著述也颇丰。
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古器物收藏家，晚清时期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传拓大家，陈介祺赢得了应有的尊重。《清史稿》称誉他“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鲁迅先生指出：“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先生则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家藏国宝三十载
陈介祺收藏的青铜名器有天亡簋、曾伯簠、兮甲盘、陈侯因资敦等。王国维在《兮甲盘跋》言：“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曾伯簠是东周初年青铜器，为陈介祺早期所藏，陈介祺自号簠斋，即源于此。曾伯簠计有铭文90字（共两器，另一器当时为著名文人阮元收藏，计92字），为青铜簠中铭文最多者，是研究东周史的重要文物。陈侯因资敦是东周晚期青铜器，上面共有铭文8行80字。第一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高祖黄帝”一词，是有关黄帝记载最早的文字证据。
陈介祺最著名的藏品，当推国之重器毛公鼎。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此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所阻，买卖没有做成。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后来此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1000两白银的价格从苏亿年手中购得，运回潍县后，深藏于密室30年，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以40000两白银之价，将此鼎卖给两江总督端方。百多年来，此鼎历经波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十钟山房万印楼
陈介祺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书斋名为“十钟山房”。计有井仁汝钟、兮仲钟、纪侯钟、虔秉钟、虢叔旅钟、许倪编钟等，多为礼器。体量最大者是井仁汝钟，最著名的是虢叔旅钟和楚公钟。又因集藏三代及秦汉印约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
同治十年（1871）是对簠斋打击巨大的一年。正月里原配夫人李氏去世，五月间年仅38岁的长子陈厚钟病亡。年近花甲的陈介祺遭此重创痛苦不堪。也许是为了摆脱亲人远去造成的抑郁心绪，陈介祺于次年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启动了浩繁庞大的《十钟山房印举》的辑拓工作。他在光绪九年的自序中曾如此记录：“辛未春，李淑人卒，夏热无以自遣，复检金文读之，又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传，遂试拓墨。”
据商务印书馆石印本《簠斋尺牍》中同治十二年簠斋致吴云信札所叙，年前“高要何昆玉携潘氏看篆楼古印、叶氏平安馆节署烬余古印来，方出旧藏，盖以东武李氏爱吾鼎斋藏印、海丰吴氏双虞壶斋藏印，子年（鲍康）、竹朋（李佐贤）各数印，名曰十钟山房印举。”这是簠斋本人关于同治十一年开始辑拓的《十钟山房印举》收印情况比较准确的描述。
何昆玉，字伯瑜。广东高要人。斋堂为百举斋、吉金斋、乐石斋。性嗜古，喜藏古铜印。曾客陈介祺家，赏奇析疑，见闻日广，遂精鉴别。曾参与《十钟山房印举》编次钤拓。何昆玉在其《簠斋藏古玉印》的序中详细谈到为簠斋钤拓《十钟山房印举》的情况以及壬申本成谱数量：“壬申秋，寿翁闻之，致函张酉山中丞，与昆熟商，属携所得古铜印二千七百余事，并十钟山房所藏古铜印共七千余事往潍水，而赵印亦归寿翁秘籍矣。寿翁喜昆所拓之《吉金斋古铜印谱》式，分门别类，可作为印举部，每部凡六十本，取元吾子行《三十五举》之意，欲驾前明顾氏《印薮》之上，诚一巨观也。昆于是自备纸本、印泥、苦工为其手拓各印年余，惜寿翁数易其稿，未得成谱，其初稿已成谱者广纸十部，苏纸改稿未成谱者亦十部。”
陈介祺藏镜
陈介祺藏镜镜种丰富，一百八十二面铜镜，贯穿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个时代，而重点在两汉。其中西汉镜五十多面，东汉镜八十多面。陈介祺藏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一百八十二面铜镜中，不仅有不少纪年镜，而且至少有二十面为不见任何著录的孤品。
五十多面西汉镜中，有保留着先汉镜遗风的蟠螭纹镜、蟠虺纹镜、四叶镜。在这三个镜种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两面“四叶心思君王镜”。此镜曾被梁上椿《岩窟藏镜》等许多镜书所著录，这是两件保留有先汉遗风的名品。有开创汉镜新面貌的草叶镜、日光连弧镜、昭明连弧镜、铜华连弧镜、连弧铭文带镜等。有大量的四神禽兽镜，鸟纹镜、兽纹镜、蜂蝶纹镜、长乐未央镜、君宜高官镜、长宜子孙镜、富贵镜，也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佳作。 精于传拓
陈介祺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钟鼎彝器、陶文、封泥、古泉、瓦当、石刻造像等拓片，当时即享有盛名。更为后世海内外藏家学者所重。
陈介祺制作的全形拓，首先绘画取形，参考西洋透视法，完成准确的图稿。摹形于图稿上，再在器物上依形分别拓制各部，最后据图纸严合而成，称分纸法全形拓。由于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又有西洋透视基础，所制全形拓造型准确，效果逼真，令人赏心悦目，别具韵味，至今被拓者视为圭臬。他的人面淡墨拓，面部的五官细节清晰可辨，服饰及车马部分则用乌金拓，产生了层次不同的墨色效果，可谓墨分五色，增加了拓片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陈介祺常与拓工彻夜制拓，共同研究实践传拓之法， 乐此不疲，沉迷其间，传拓之声经夜不息。著有《簋斋传古别录》载其传拓之法。
古器物因时代变化，多毁损而不易保存。簠斋在潍县老家时，长期雇请多名拓工，为其传拓。所以簠斋所制拓本，流传甚广。很多古器物已湮没无踪，全赖拓本留存，给后世以学习研究之机会，其传拓之功，善莫大焉。
谈笑皆鸿儒
陈介祺的交往人群中，有饱读诗书的鸿儒，也有古物收藏家、鉴赏家。阮元（1764—1849），为清代前中期一代学宗。他竭力倡导收集研究金石文物，把金石学研究推向高潮，在其周围聚集了一个以官员和学者为中心的金石圈。他主持撰写《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的金石学兴盛贡献颇巨。阮元提督山东学政之时，收陈官俊为门生。陈介祺得以此机缘求教阮元，阮元赞其“天机清妙”，并給予诸多指教。陈介祺在数十年后给友朋信中时不时提及阮元的教诲，其金石缘师生情分非比一般。
李璋煜（1784—1857），陈介祺的岳父。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他是京城金石学界活跃的人物，主持校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李璋煜与陈介祺父子同为京官又是同乡。李璋煜非常赏识陈介祺的才学，对其酷爱金石尤为赞赏。后来，李璋煜将女儿许配给陈介祺。对于陈介祺，李璋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多个层面都为这位女婿帮助极大。
陈介祺二十二岁便随从著名古物鉴赏家、金石学家吴式芬游学，考证金石研究古文字，并开始收藏金石古物 。陈介祺当时收藏了古玺印2503方，并在金石好友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的帮助下拓印了《簠斋印集》十二册。 吴式芬去世后，陈介祺敦促其长子吴重周邀请他的老师许瀚，整理校勘吴式芬遗著，将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等著作付梓刊印。陈介祺将吴式芬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并入该书合编并考校，于光绪三十年刊印成书《封泥考略》。
王懿荣比陈介祺小32岁，他是经鲍康和潘祖荫介绍，于同治十二年才开始与陈介祺通信交往的。之后陈、王频频传书探讨金石文物，交流鉴赏心得，两人遂成忘年之交。两人往复信函，互赠搨本达240多封，可见情谊之深。光绪七年（1881）二月，王懿荣由故里返京途中经潍县，特意拜访陈介祺，在陈家住宿三日，尽赏簠斋金石巨藏，与陈介祺交流请益。这都为王懿荣日后发现殷商甲骨文，多有益处。
吴大徵，字清卿，官至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职。晚清著名金石家。撰有《说文古籀补》。陈介祺和吴大澂的外祖父韩崇是至交，故此影响吴大澂对金石的喜好。后来与陈介祺成为至交。两人仅以书信进行交流，生前并未谋面。两人互赠古器物的文字拓片，互为欣赏。有时一月之中就有数信往来，多至万言。
陈介祺与许瀚、鲍康、吴云、潘祖荫、何绍基、刘喜海等诸多金石家、文人交流亦频繁。探究古物，各有建树，推动和引领了当时研究收藏金石之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