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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8日,北方早已秋凉,南方依然是30℃的溽暑。
55岁的油画家苏新平在他那件没有LOGO的白T恤上加了件黑衬衣,匆匆出现在广东美术馆大厅里。广东美术馆以史无前例的双馆合办的方式,展出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15三个时期风格迥异的作品。成名作系列石版画《寂静的小镇》摆入在相隔不到二百米的风眠艺术空间,而本馆的四个厅则摆放了他自2005年之后创作的著名的《欲望之海》系列,以及最近的《奔波的人》《八个东西》《灰色》系列。
这位八十年代就以版画扬名国际的艺术家,在大厅写着他名字的巨幅招贴画下显得有点呆呆的。他留着从青年时代就有的披肩长发,一张零表情的刀削斧凿西北男人黝黑的脸。这大约也是典型内蒙古汉子办喜事时的态度,心里确实是很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表现,只好讷讷而羞涩地在旁边转来转去。
一屋子的人,有记者有美女有评论家有收藏家当然更有同行,有人笑称这是2015年广东美术界的粉丝见面会,因为几乎整个中国美术圈的当时得令的大佬们都到齐了,刘小东、张晓刚、方力均、粟宪庭、王璜生、邱志杰……甚至连极少露面的大师靳尚谊先生也到场。美术界的人都爱说点俏皮话,刘小东半真半假调侃他的师兄:“苏新平的创作结合了游牧民族的狂野以及个人内在的寂寞……作为他的师弟,我只能祝他身体健康了,因为他已经非常成功了。”
苏新平在一边难得地露出了笑脸。他的朋友评价他“为人宽厚,不善辞令亦不苟言笑,甚而近于木讷,但性情却极温和。每逢对坐,倘有共识之言,亦只会心一笑,随即相顾无言,这颇像蒙古民族的交流方式,我也以为,新平虽非蒙族,却深得蒙古人平淡、寂然的神髓” 。
沉默寡言的人一般没有朋友,但苏新平显然人缘不错,他把自己的好人缘归结为自己爱才。“我面前没有恩怨,也没有高低贵贱,也不分男女,只要有本事的人,我就喜欢。”但就算是一屋子他喜欢的这些有本事的人,就算是已经在这名利场上混了许多年,他也仍然无法在这种名流云集的场合上如鱼得水,脸上始终带着一点尴尬,好像很抱歉自己出现在这里。“这几年已经好多了,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采访时他笑着跟我说。“内蒙古长大的人都这样,那里人少,我喜欢人少的地方。”
说到人少,不得不提到苏新平出生的地方集宁,父母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内蒙古集宁市支边生下他。集宁地属外蒙边界,六十年代是反修前线。 “父亲有枪,家里有报”是苏新平对于早年生活的记忆。后来,父亲成了当地的最高长官,说起来,他不大不小也算是个官二代。但那个年代官员家也不富裕,又有四个孩子,妈妈没有太多精力管他,让他感到温暖的是大他三岁的姐姐。“姐姐从小就护着我,在院里让人揍了,她就过来帮我,晚上我缠着她讲鬼故事,睡觉前蒙着头就在被子里讲,很害怕,但又爱听,一晚上做噩梦出虚汗,醒来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梦还是真实,要想半天。”
集宁虽说是市,但其实也才三万人口,到处都是土坯房,加上地处高原,阳光照射在物体上特别的炫目刺眼,日照特别长,看人看物眼睛总是要眯着,所以苏新平的画里尽是阴影。市里最高的建筑就是他们院里那座四层楼的政府办公楼。“我们家门口有一棵树,记事起我就会每天爬到树上看风景。远处什么也没有,就是地平线,就是荒原,我从小就对荒原感兴趣,除了天就是地,没有人嘛,只有天上的云,乌云翻滚的那种感觉让人迷恋到一塌糊涂。可能一个人待惯了,我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面对陌生环境,无论是部队还是大学,甚至在留校任教多年后都不知道怎么与人打交道。”
不怎么爱和人打交道,从小就爱画画,父亲看到儿子画的画会说“这个画得很有意思的,将来做个大画家吧”,算是播下了种子。到了上小学,因为字写得挺好,老师让他出黑板报。“巨大的荣耀,相当于把你推到国家主席位置上了。”到了初中,顺理成章进美术组,画石膏,打素描,专业老师带着一帮半大孩子周围写生,也算是有童子功,1977年,一起画画的朋友突然全都当兵走了。“家里不让我当兵,本来就没有朋友,能玩儿到一起的都走了,感觉恐惧,然后我就缠着家人跟武装部说,当了兵。”
“本来是文艺兵,去到部队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分到重机枪连,一班九个人就一挺重机枪,当兵太苦了,前面一个钢板,这么大个钢架子,拆开零件正好八九件,每个人背一件,很重。拉单杠我不行,班长在底下一脚一脚地踢我。但最苦的不是这个,是精神上的迷茫,不让你看书。班长是农村的,可能有妒忌心,一看你拿着书看或者写点什么,就生气,就欺负你。”
当兵第二年得了严重的胃病,调到了电影队,每个月开着车到边境线上给人放电影。一两千公里的路,可能一个人也碰不上,有时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有时地平线卷起一阵烟,定晴一看是几千只迁徙的野生黄羊,场面壮观得不得了。“那时我打过一次猎,手枪几枪打过去,居然羊还跑了一百多米,生命是多么顽强,看着黄羊挣扎赴死的眼神,突然觉得这生命跟你有关系,从此以后,我就不敢杀生了。”
退伍去了文化馆,一心一意考中央美院,可是阴差阳错,进了天津美院。大学四年并不美好,因为不习惯,连恋爱都不敢谈,看见姑娘不知道怎么说话,甚至看见人也不知道怎么说话。“从小生活在相对单纯和淳素的草原,已经习惯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然而转换到大都市,人与人之间互相防备、相互猜忌和勾心斗角,特别不适应。”
大学毕业后他果断回到内蒙古,两年后,考进了中央美院。“多少人中间才选一个,竞争太激烈了,中央美院院长的女儿也在里面,但刚开放那会儿大家都崇尚公平和公正,就算邓小平的女儿成绩上不去也一样刷掉了,中央美院是这样一个地方。”
“那时候美院是精英教育,好几个老师,学生就我一个人。上学时我和尹吉男住一个宿舍,留校后与徐冰住对门,一开门徐冰天天用摄像机拍东西,隔壁是杨飞云、周彦、范迪安。一开电梯门,全是你在杂志上看到的美术界的牛人。和他们待一块儿,不用说什么,就觉得从小建立那种很远的理想对接上了。” “当时所有美院人都知道我很孤独,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天天画画,画了三年。那时候美院老师都没有自己的画室,我有一间木板隔开的四平方米空间,太幸福了。我和人交往不多,因为当时大家都在找方向,正好赶上一个现代转型期,处在异常活跃的氛围和思潮当中,但是经过短暂纠结和犹豫之后,我很快就安静了下来,石版画就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
《寂寞的小镇》是苏新平的成名作,他靠着这批寂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的版画扬名国际画廊。那些沉默的马、人、土房子、阴影与荒原,从某种程度上是历经浩劫后古老国度的写照,这也让他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解决经济问题的画家。“1990年台湾艺术大展,我得了个金奖,稀里哗啦台湾人都过来收藏,日本人也跟进。那会儿中国艺术家根本没有市场,他们一张油画卖三四百美元,我一张版画就卖五六百美元,基本上2/3的作品在欧美,紧接着又是美国的巡回展,美国一下就签了三个画廊,长期跟着,然后澳大利亚有两家,英国还有,有十几年的时间,基本靠卖版画养着自己就行了,每年做十套二十套,生活变得很轻松。”
世界这么大,解决了经济问题的年轻画家苏新平开始到处看看。九十年代中期,他在纽约住了半年,每天看博物馆、画廊,见艺术家,触动很大。一回国,恰好又遇上当年的下海潮,他发现大家都不再比谁画得好,而在比谁卖得好了。“走在大街上看到人们的目光和行走速度显得急切多了”。
55岁的油画家苏新平在他那件没有LOGO的白T恤上加了件黑衬衣,匆匆出现在广东美术馆大厅里。广东美术馆以史无前例的双馆合办的方式,展出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15三个时期风格迥异的作品。成名作系列石版画《寂静的小镇》摆入在相隔不到二百米的风眠艺术空间,而本馆的四个厅则摆放了他自2005年之后创作的著名的《欲望之海》系列,以及最近的《奔波的人》《八个东西》《灰色》系列。
这位八十年代就以版画扬名国际的艺术家,在大厅写着他名字的巨幅招贴画下显得有点呆呆的。他留着从青年时代就有的披肩长发,一张零表情的刀削斧凿西北男人黝黑的脸。这大约也是典型内蒙古汉子办喜事时的态度,心里确实是很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表现,只好讷讷而羞涩地在旁边转来转去。
一屋子的人,有记者有美女有评论家有收藏家当然更有同行,有人笑称这是2015年广东美术界的粉丝见面会,因为几乎整个中国美术圈的当时得令的大佬们都到齐了,刘小东、张晓刚、方力均、粟宪庭、王璜生、邱志杰……甚至连极少露面的大师靳尚谊先生也到场。美术界的人都爱说点俏皮话,刘小东半真半假调侃他的师兄:“苏新平的创作结合了游牧民族的狂野以及个人内在的寂寞……作为他的师弟,我只能祝他身体健康了,因为他已经非常成功了。”
苏新平在一边难得地露出了笑脸。他的朋友评价他“为人宽厚,不善辞令亦不苟言笑,甚而近于木讷,但性情却极温和。每逢对坐,倘有共识之言,亦只会心一笑,随即相顾无言,这颇像蒙古民族的交流方式,我也以为,新平虽非蒙族,却深得蒙古人平淡、寂然的神髓” 。
沉默寡言的人一般没有朋友,但苏新平显然人缘不错,他把自己的好人缘归结为自己爱才。“我面前没有恩怨,也没有高低贵贱,也不分男女,只要有本事的人,我就喜欢。”但就算是一屋子他喜欢的这些有本事的人,就算是已经在这名利场上混了许多年,他也仍然无法在这种名流云集的场合上如鱼得水,脸上始终带着一点尴尬,好像很抱歉自己出现在这里。“这几年已经好多了,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采访时他笑着跟我说。“内蒙古长大的人都这样,那里人少,我喜欢人少的地方。”
说到人少,不得不提到苏新平出生的地方集宁,父母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内蒙古集宁市支边生下他。集宁地属外蒙边界,六十年代是反修前线。 “父亲有枪,家里有报”是苏新平对于早年生活的记忆。后来,父亲成了当地的最高长官,说起来,他不大不小也算是个官二代。但那个年代官员家也不富裕,又有四个孩子,妈妈没有太多精力管他,让他感到温暖的是大他三岁的姐姐。“姐姐从小就护着我,在院里让人揍了,她就过来帮我,晚上我缠着她讲鬼故事,睡觉前蒙着头就在被子里讲,很害怕,但又爱听,一晚上做噩梦出虚汗,醒来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梦还是真实,要想半天。”
集宁虽说是市,但其实也才三万人口,到处都是土坯房,加上地处高原,阳光照射在物体上特别的炫目刺眼,日照特别长,看人看物眼睛总是要眯着,所以苏新平的画里尽是阴影。市里最高的建筑就是他们院里那座四层楼的政府办公楼。“我们家门口有一棵树,记事起我就会每天爬到树上看风景。远处什么也没有,就是地平线,就是荒原,我从小就对荒原感兴趣,除了天就是地,没有人嘛,只有天上的云,乌云翻滚的那种感觉让人迷恋到一塌糊涂。可能一个人待惯了,我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面对陌生环境,无论是部队还是大学,甚至在留校任教多年后都不知道怎么与人打交道。”
不怎么爱和人打交道,从小就爱画画,父亲看到儿子画的画会说“这个画得很有意思的,将来做个大画家吧”,算是播下了种子。到了上小学,因为字写得挺好,老师让他出黑板报。“巨大的荣耀,相当于把你推到国家主席位置上了。”到了初中,顺理成章进美术组,画石膏,打素描,专业老师带着一帮半大孩子周围写生,也算是有童子功,1977年,一起画画的朋友突然全都当兵走了。“家里不让我当兵,本来就没有朋友,能玩儿到一起的都走了,感觉恐惧,然后我就缠着家人跟武装部说,当了兵。”
“本来是文艺兵,去到部队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分到重机枪连,一班九个人就一挺重机枪,当兵太苦了,前面一个钢板,这么大个钢架子,拆开零件正好八九件,每个人背一件,很重。拉单杠我不行,班长在底下一脚一脚地踢我。但最苦的不是这个,是精神上的迷茫,不让你看书。班长是农村的,可能有妒忌心,一看你拿着书看或者写点什么,就生气,就欺负你。”
当兵第二年得了严重的胃病,调到了电影队,每个月开着车到边境线上给人放电影。一两千公里的路,可能一个人也碰不上,有时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有时地平线卷起一阵烟,定晴一看是几千只迁徙的野生黄羊,场面壮观得不得了。“那时我打过一次猎,手枪几枪打过去,居然羊还跑了一百多米,生命是多么顽强,看着黄羊挣扎赴死的眼神,突然觉得这生命跟你有关系,从此以后,我就不敢杀生了。”
退伍去了文化馆,一心一意考中央美院,可是阴差阳错,进了天津美院。大学四年并不美好,因为不习惯,连恋爱都不敢谈,看见姑娘不知道怎么说话,甚至看见人也不知道怎么说话。“从小生活在相对单纯和淳素的草原,已经习惯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然而转换到大都市,人与人之间互相防备、相互猜忌和勾心斗角,特别不适应。”
大学毕业后他果断回到内蒙古,两年后,考进了中央美院。“多少人中间才选一个,竞争太激烈了,中央美院院长的女儿也在里面,但刚开放那会儿大家都崇尚公平和公正,就算邓小平的女儿成绩上不去也一样刷掉了,中央美院是这样一个地方。”
“那时候美院是精英教育,好几个老师,学生就我一个人。上学时我和尹吉男住一个宿舍,留校后与徐冰住对门,一开门徐冰天天用摄像机拍东西,隔壁是杨飞云、周彦、范迪安。一开电梯门,全是你在杂志上看到的美术界的牛人。和他们待一块儿,不用说什么,就觉得从小建立那种很远的理想对接上了。” “当时所有美院人都知道我很孤独,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天天画画,画了三年。那时候美院老师都没有自己的画室,我有一间木板隔开的四平方米空间,太幸福了。我和人交往不多,因为当时大家都在找方向,正好赶上一个现代转型期,处在异常活跃的氛围和思潮当中,但是经过短暂纠结和犹豫之后,我很快就安静了下来,石版画就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
《寂寞的小镇》是苏新平的成名作,他靠着这批寂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的版画扬名国际画廊。那些沉默的马、人、土房子、阴影与荒原,从某种程度上是历经浩劫后古老国度的写照,这也让他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解决经济问题的画家。“1990年台湾艺术大展,我得了个金奖,稀里哗啦台湾人都过来收藏,日本人也跟进。那会儿中国艺术家根本没有市场,他们一张油画卖三四百美元,我一张版画就卖五六百美元,基本上2/3的作品在欧美,紧接着又是美国的巡回展,美国一下就签了三个画廊,长期跟着,然后澳大利亚有两家,英国还有,有十几年的时间,基本靠卖版画养着自己就行了,每年做十套二十套,生活变得很轻松。”
世界这么大,解决了经济问题的年轻画家苏新平开始到处看看。九十年代中期,他在纽约住了半年,每天看博物馆、画廊,见艺术家,触动很大。一回国,恰好又遇上当年的下海潮,他发现大家都不再比谁画得好,而在比谁卖得好了。“走在大街上看到人们的目光和行走速度显得急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