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飞机，出了海关就看到学院的司机举着牌子来接我们，帮我们拿行李，把我们送到公寓，非常热心。师傅一度把我家孩子爹叫做“夏老师”，大概看着我蓬头垢面地哄孩子，又是个年轻女人，实在不像海归的大学教授。车子开进学校家属区，开过一个很大的院子，师傅说：“这就是照澜院，可方便啦，里面什么都有，菜场，超市，食堂，饭馆……咱们学校好吧？老师们都不用出校园。” “菜市场都有这么讲究的名字，中国第一名校真不是吹牛啊。”我心想。
　　后来看何兆武的《上学记》，里面屡次提到照澜院，忍不住觉得与有荣焉。在我短短几年不成功的海归生涯中，照澜院的确是我觉得最宾至如归的地方。所以有些人注定在职场上叱咤风云，有些人注定在菜场流连忘返，很多事情，真是命里注定。
　　照澜院外围是杂货店，不是那种店里只有一个收银台的自选超市，是上世纪80年代全中国从大城市到小乡镇无处不见的杂货铺，一溜玻璃柜台，分成好几个区，每个区的柜台后面都站着个售货员。回国之前恨不得什么都打包，怕安顿下来之前没有工夫购物，回国后发现该带的还是没带，照澜院的杂货店此时对我来说就像雪中送炭的恩人一样存在着。菜下锅了才想起来没酱油，洗过脸才想起没有面霜，其他甚至于橡皮筋啊，头绳啊，方便面啊，奶粉啊，扫帚啊，都是些用的时候才想起来需要，没有又完全行不通的东西。
　　我记得八九十年代国营百货商店店员的态度一直是计划经济下大众诟病最多的话题，可是照澜院杂货店的店员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光顾最多的是卖锅碗瓢盆的柜台，柜台上是位扎着马尾辫的大姐，戴着蓝袖套，蓝罩衫，这身装扮简直就是国营商店服务员的制服。我跟某人一起去买火锅，两个人刚拌了嘴，脸色郁郁的，谁都不搭理谁，只跟大姐说话。大姐看看我，看看他，说：“怎么啦？拌嘴了？两口子不能老吵架……”语重心长地，说得我们俩都不好意思绷着了。


　　照澜院的中心地带是菜市场，头上有顶棚，门口有帘子。冬天挂着厚厚的军绿的棉布帘子，还是挡不住北京夹着雪和沙子的冷风。小贩们都穿得鼓鼓厚厚的，抄着手，有客人来了才把红彤彤长着冻疮裂了口的手伸出来招呼客人。我喜欢吃零食，常常去买核桃花生瓜子。核桃是带壳的，有一两个敲开了，薄皮儿大仁地摆在那里招揽顾客。我跟卖炒货的大妈抱怨说：“您这核桃买回去还得敲，多麻烦呐。”大妈说：“小姑娘，这么着，我帮你敲，你只管拿回去吃，好不好？”那天我扎着马尾辫，素面朝天，一声热乎乎的“小姑娘”听得我心花怒放，顿时觉得自己青春洋溢，快乐了很久。
　　有一次买菜还没进门，发现门帘子外站着个小男孩，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大，穿着鼓鼓的棉袄，油渍麻花的罩衫，头上戴着绒线帽子，脸蛋儿冻得通红，脏兮兮的看着让人心疼。周围一个大人都没有，我说你站这儿干嘛呢？他不说话只是笑，然后迈腿就走。我掀开帘子冲里面吼了一声：“这是谁家的孩子啊，在外面乱走。”靠近门的水果摊主冲出去，把孩子拖回来，一边拖一边数落孩子：“乱跑，看我怎么收拾你”，一边眉花眼笑地跟我道谢，还抓了串葡萄非要塞给我“尝尝”。后来每次去照澜院，路过他们摊子，他们总要塞点水果给我，表示谢意，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不过是做母亲的本能，没想到他们老记在心上。之后几乎所有水果我都上他们家买，他们算账的时候也总是坚持要给我抹去零头，有时候还会热心地建议我：“ 今天我们家橘子不好，隔壁那家的好，你去他们那儿买，我们跟他们熟，信得过。”
　　一次回家的时候还见过他们，拉着大板车在家门口卸货，孩子坐在板车上，还是穿得鼓鼓的，油渍麻花的罩衫，脏兮兮的小脸，没心没肺地傻乐。原来他们就住在教师宿舍楼旁边的平房里，跟我们还是邻居。


　　夏天带孩子回美国过暑假，一个半月后返校，回照澜院买菜。军绿色的棉布帘子换成了透明的塑料帘子，一掀帘子走进去，水果摊主一眼就认出了我，热情地招呼：“夏老师您回来啦，我们还以为您不回来了呢”，然后又顺手塞给我几个草莓，非要我带回去“给孩子尝尝”。
　　卖卤菜的是湖北来的小两口，长相和作风都是南方人才有的干净利索，招呼客人特别殷勤。他们家的鸭头又辣又鲜，不像著名的周黑鸭带点甜味，很合我的口味。切菜收钱的都是妻子，戴着手套，用一个小镊子夹钱。鸭头一切两半，鸭脖子切成几段，我说放辣一点哦，她说好，记得的。顺手把鸭头鸭脖子递到老公的案板上：“我让他来调味，他手艺比我好。”暑假回来，柜台后的小两口只剩一个了。那天生意冷清，小伙子坐在那里翻看一本破了封面的书。我说：“买鸭头。”他抬起头来冲我一笑：“你回来了，好久不见，鸭头要切两半对吧？还要特别辣。”我问他太太呢，他说回湖北了，孩子初三了，陪孩子准备中考呢。
　　实际上，暑假返校，系里的同事看到我都是一愣，好像要思考半天才记得起来我是谁，照澜院的小贩跟我倒像是亲人相逢。卖水产的姑娘四季都是一双长筒靴一身皮围裙，英姿飒爽，是照澜院的女侠。我路过水产摊子，本来没有打算停留，她高声招呼我：“回来啦？你妈妈呢？以前她老上我这儿买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