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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区繁华的徐家汇,有一片安静的空间,透着静静书香,那就是1860年修建的藏书楼,令人惊异的是,到今天,这楼还发挥着它的作用,还有些管理它使用它的人,在常人眼里,也许他们只是些怪人,但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生活。
静默的力量让人平静
郭娴,20岁,上海外国语大学3年级学生,2003年12月到徐家汇藏书楼进行实习。以前她来徐家汇,不是随着人流涌入东方商厦,就是钻入张开在路面的地铁通道。几次在藏书楼身边擦肩而过,也没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这样一栋公共图书馆。
“其实我选择藏书楼作为实习单位,就是因为它身处闹市,而独守安静。我性格内向,也知道里面工作人员不多,关系也不复杂,空余还能看看书,拓展知识面。”
郭娴听说,对每个要来藏书楼工作的人,王世芳主任都会首先强调,在这里工作最紧要的是能耐得住寂寞。
等进入藏书楼之后,郭娴才明白那寂寞的含义。
谈起对藏书楼的感受时,郭娴脱口而出,“那儿太安静了。”
藏书楼的在编工作人员只有4人。早上8点半,他们准时上班,然后面对各自的电脑,开始工作。他们很少语言交流,平时除了少数几句关于工作内容的安排,一般都只是为了一本书做动作上的传递。同处一室,也互不搭讪,静止地就像一幅画。郭娴说,实习已过整月,她和有的老师都还没说一句话。
单雪去年刚从上师大古籍专业毕业,负责阅览室的拿书、办证和咨询等服务。郭娴和她几乎就没说过什么话。单雪觉得,同事之间岁数相差大,共同话语自然也就少,“安静也是阅览室的要求吧,读者总是需要安静的。”
读者是一个因素。
通常这里一天只会有2、3个人来。有时,整整一天,阅览室晒在白花花的日光里,空空荡荡。更多时候,单雪候了老半天,推门进来一位读者,她抬头看,还是认识的。“馆里规定20分钟要完成一次服务。”单雪将读者填写的书单交给老王。老王,55岁,会奔跑着到楼上的书库找书,然后捧着书再奔跑着回到二楼。
“藏书楼的电动书梯是新建的,听说能装400斤书,为什么不用?”
“我嫌它慢。”其实,老王只是觉得,在这个楼里稍微有些人走动的声响会好些。
总要不了20分钟,单雪就能把书递给读者,“他们要看总是坐在那里看半天或是一天。”然后单雪会想,可能这一天也候不到新的读者了。如果读者有东西交给她复印,单雪会很愉快,复印机的光亮映在她脸上,一闪一闪,呲啦呲啦的进纸声在屋里乱窜,时间这才有了点“动感”。
如果有4、5个人同时需要借书,那是藏书楼最热闹的时候。单位里所有人都要帮着去提书,找书,送书,单雪说,“那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但这种情况从2003年7月22日对公众开放至今也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次。
选择,还是没有选择
来藏书楼工作的人几乎和郭娴都有着相同的自我认识,觉得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合适,安静、少语,环境又单纯。单雪的唯一条理由是,不想做老师,“我忍受不了台下学生用挑剔的眼光来看我。”读书时,她就用这样的眼神挑剔自己的老师。她也思考过自己的未来,“可实在想不出。”单雪进藏书楼工作多少带着些幸运。“老师推荐我来这里实习,之后我留下了一份简历,毕业时,他们打电话让我来上班。”
如果有空闲,单雪就会盯着电脑屏幕,在网上找些东西看。虽然她英语不错,但也不爱看这里的书。“我更爱看中文书。而且这里有些书也实在让人不敢看,尤其是外文报纸,都有酸性物质,容易发黄发脆。”有几册老旧的《字林西报》,开本又大,读者看完后走了,书还摊着,单雪去将它合拢,黄色的书页突然裂成许多碎片,落满一地,有的页面中间会裂出很大的缝,“看着让人心疼。”
相对而言,樊兆鸣的主动性更强。他就是要寻一份安静的工作。2001年,在复旦修完世界历史的硕士后,他去考过公务员,找过出版社,最后在网上看到了藏书楼的招聘启事。他懂法语、英语,加上高学历,自然受到领导器重。他被委任开发藏书楼的文献功用。
“也就是对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因为这里收藏着许多解放前的外文报刊和图书。”有许多西方人会打电话,要求查询自己祖父或是曾祖父在上海留有的痕迹,他就去查藏书楼的外文报纸,“这里收藏着关于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有些查询项目很庞大,“比如上海要建立一个铁路博物馆,要求查询所有和吴淞、松沪铁路有关的资料,共有30多款查询项目,又不知道从哪些具体刊物入手。不过一般单位给我们留有的时间还很宽裕,可以慢慢查。”
樊兆鸣觉得这里的节奏是有些像政府机关,但他不认为这工作没前途,“在图书馆有很多资料可用,可以和很多出版社合作出书。”他已经参与出版过2本书了,《中国与世博》和《文化金矿》。“上海图书馆自己也有文献出版社,也是可利用的资源。”
老王叫王惠庆,在藏书楼负责提书,空余时编写书目。他不那么乐观。他在上海图书馆工作20多年,里里外外看得很透彻。他说,图书馆其实和外面的世界隔着挺远,它内在有着一种节奏,人跟着这节奏生活时间长了,自身的竞争力在不自觉中也就没了。“我就已经习惯了规律性的工作,准时上下班,不用深夜加班。而且安静的时间一长,和人交流的欲望、能力也就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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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进当时的复旦大学分校,“现在想想当初我挺幼稚,我的兴趣是中文,却想通过学习图书馆专业来帮助我掌握自习中文的手段。”毕业后,分配进上海图书馆,之后他就再也离不开了。
“很多人在图书馆工作一开始都很不甘心,但真正能跳出去的人又不多,除非个别志向特别强烈。”老王觉得,头5年,人心的浮动尺度最大,5年之后,就有心无力了,“人很容易被环境同化,之后就没得选择。”
老王说,图书馆的收入还不错,加上现在工作又不好找,想进这单位的人还是很多,“还有很多硕士、博士,英语都有8级的。”但老王退休之后是再也不想回图书馆了,他说他还是有他的兴趣要做,“这个兴趣在进图书馆之前就有了,如今只好等到退休再去做。”究竟是什么兴趣,老王始终不肯说。
关于这些郭娴也看得很清楚,“在图书馆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可到藏书楼来的人民又实在太少。”星期二、四、六,她坐在楼下负责接待,孤零零地一人,翻着解放前出版的英文版《简爱》。她倒是比馆里的其他人都爱看这些书,“我已经看了挺多的原版小说。不过旧了点。”偶尔会有人推门进来,没头没脑地问一句,“这里是干什么用的?”
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是藏书楼免费对外开放参观的日子,郭娴负责接待,“如果有5、6个人就已经是很多了。”有些人住在附近,拎着从超市里买的菜,飞快地在楼里转一圈,一边说着“好看好看”,前脚已经跨出了大门。“也有来这里的学者和少数外国人,他们看的时间会长一些,外国人兴奋了还会大呼小叫。因为这里是全世界三大天主教信息收藏中心之一。”郭娴觉得也只有这时候,那些外来者的喧哗能打破这栋建筑的沉默。“但他们走了,这里就更冷清了。”
忠实的坚持者
星期五,直到下午四点,徐家汇藏书楼的阅览室里还只有两人。第一排扑着个俄国姑娘,最后一排是个老人。图书管理员说,他们都是常客,老人每星期来两次。俄国姑娘是华师大的老师,前两个月天天来。
一般来这里的有三种人,学者、外国人和离休干部。王惠庆说,1980年代,施蛰存有段时间天天来这儿看自己年轻时编的文学杂志《现代》。而前些日子他还看到有人专门来看英文版的《四书》,“其实他们才是藏书楼的权威。”
最后一排的那个老人叫张宏道,73岁,退休前是上海华美药房的支部书记。他说自己也不是什么权威,只是不相信社会上那些所谓的权威,“杂志、图书、报纸,甚至是那些百年老店的宣传材料都是错误百出。很多都是他们凭空想的,或是随便从某本书上引用的。”关于那些历史人名、地名、事件,他只相信自己查到的,“顺着历史,你查到它的源头,那才是权威。”
张宏道1989年退休后参与编写黄浦区医药志。如果不是因为编写行业志,他可能至今还不知道有徐家汇藏书楼。而如果不去藏书楼查阅那些发黄发脆的文献资料,他也不会产生修正社会权威的兴趣。
当初参与编写的共有3人,张宏道年龄最小,而且懂英文,就负责资料收集工作。在书店,他能买到的只有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上海近代医学史》,但里面的资料少而不全,他需要从《申报》和《字林西报》——一份在中国创刊最早的英文报纸上,摘录更多和黄浦区医药行业有关的信息。
他开始进出各类图书馆,从区里的到市里的,但能看到的也只是不齐全的《申报》,和为数不多的英文资料。
他去档案馆,被拒之门外,“里面的资料不对市民开放。”即使商委开的介绍信也没用,更何况能代表张宏道身份的只是一张退休证。他和里面的接待人员绕了很久,说了很多好话,都没用。那时,他发现民间身份和权威资料之间的距离。
张宏道又回上海市图书馆。偶然中,他看到有人还了一本上海最早的《字林西报》。他想看,工作人员说,这是孤本,普通市民不能看。
张宏道又开始和工作人员绕。
“你是怎么绕的?”
“就是说好话,不停地说,不停地解释。我跟他说,我只看一会儿。他摇头。我说,1分钟,我只看看目录。”
最后张宏道看了2个多小时,抄了密密麻麻地好几张白纸。“抄了那么多,真的很开心。后来他们跟我说,这样的报纸在徐家汇藏书楼还有很多。”
于是1990年,他找到了徐家汇藏书楼,这才有了和藏书楼的一段“缘分”。在那个灰扑扑的空间里,他看到了全套的《申报》、19世纪《字林西报》的前身《北华捷报》,还有西方传教士编制的行名录。他说当时他真没想到,只需要一张单位介绍信,就可以阅览这些资料了。他开始每天去,“就像上班一样。”从南市区老西门到徐家汇坐42路公车需要1小时。9点,张宏道准时等着藏书楼开门,5点,他同馆里人员一块下班。中午他吃自己带的面包、冷饭、煎馒头。但不能喝水。“水洒了,会把书弄坏。”如今他的血脂很高,医生说这和他少喝水有关。
当初,阅览室在一楼,“来的都是中国人,不像现在,外国人比中国人来得多。”他们很多都是为了修志。藏书楼曾是上海收集地方志最全的图书馆,省、府、厅、州、县志2100余种。“而到了下雨天,就只有我1个人了。”
在藏书楼,他主要查阅西方人编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行名录》。他准备了三四十本活页小册子,先用背面有字的白纸抄下他需要的医药史料,回家后再整理、归类,编制在活页本里。他边抄嘴里边念。这种习惯沿袭至今,“这样在抄写时也可以减少错误。”张宏道发音纯正,是一种典型的老克勒口音。他说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念书,多是些西方老师,平时交谈也用英语,连数学、物理课本都是用英语编写。他对英语有种亲近感。
权威没有声音
在藏书楼的那段日子,他对所谓的社会权威发生了质疑。当时他需要查找上海市第一家药房的资料,“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上海近代医学史》第22页写着,上海第一家外商药房是1850年由英国人设立的大英医院(药房),地址在外滩外洋泾桥,近延安东路。结果我在藏书楼查行名录时,发现有很多疑问。”在1866年1867年的行名录上都没有大英医院的记载,到1868年的行名录上才有大英药房的记录,而且地址是在四川路37号。然后,张宏道又去查1850年出版的《北华捷报》——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报纸里有一张1850年所有在沪外商的目录。上面也没有那个英国人和他大英医院的记录。”
之后,他将《上海近代医学史》中记载的历史材料都查了一遍,发现错误很多。“每查到一条,我都会开心一下。在藏书楼坐了一天,眼睛发酸发痛的时候,我边揉心里边想,用我查阅的资料编出的志是最过硬的。这时候,心里就一松。”
查阅过程中,他看到黄浦区其他行业的资料,有时也会记一笔。如今,他几十本活页册里记满了百货、五金、中药、文化等各行业的历史资料10多万条。张宏道从中发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错误百出的世界中。
以前,张宏道看见错误,会给媒体写信,他给出版社写过,给杂志写过,给报纸写过,都石沉大海。只有一次,张宏道给《少年报》写信,指出他们把puma翻译成美洲狮,而应该是美洲豹,他得到了编辑的回复。
之后,张宏道也不投稿了,也不再希望通过媒体发声音。他又回到安静少人的藏书楼,独自翻看资料。
1997年,行业志编好之后,他忽然发现去图书馆查资料成了他一种生活。
“为什么,你现在还会去那些查资料呢?”
“当初,修志时,遗留下一些问题,生活中也会遇到些问题,它们绕在心里,不解开,就不舒服。”
“辛苦得到的权威信息,没人采纳,不让你感到寂寞?”
“也无所谓了,找到一个答案,或是解开一个谜,我觉得开心,就可以了。我也没什么其他爱好,电视节目的格调也不高,我也不爱看,搓麻将也感到无聊。”
但偶尔,张宏道也会露一手他的权威信息。不知道怎么,张宏道和档案馆的马处长相熟起来。他在那里的墙上看到一张很大的黑白照,内容是清朝一个亲王在如今的南京路上。照片底下注明日期是1900年以前。档案馆悬挂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南京路繁荣的历史悠久。张宏道对马处长说,这张照片不宜悬挂,第一它的拍摄日期应该是在1901年,第二那张照片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清政府为八国联军战败,那个亲王是去德国赔礼,途中路过南京路。这是个耻辱。过几天,张宏道再去的时候,发现那张照片不见了。他承认,那个时候他很开心。
“藏书楼关闭后,我就到图书馆去看资料。隔一段日子,我就问他们,藏书楼开放了没有。”他也没想到,这一问,就问了10多年。
以前在藏书楼叫张宏道老张老张的管理员都调到了总馆,还有些已经过世了。现在的这些人,他是一个都不认识。
“你现在在查什么?”
“上海第一家药房大英药房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还是没查出来。还有些其他问题,我都抄在了小本子上。”
“你整理的四十本活页册将来怎么处理?”
“他们让我捐给档案馆,我也不知道,这问题还没想过。”
在张宏道的桌子上有一副老花镜,和一把放大镜,他说这些是他最近买的,不用这个,就没法看那些英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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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楼历史
1842年西方传教士重来中国,其文化重心由北京移至上海徐家汇地区,并建造了藏书楼。它包括两幢大楼,一幢为四层西式大楼,建于1867年 ;另一幢为两层楼房,后建于1897年。四层西式大楼原叫“神父楼”,是当时神职人员的生活区域。而两层楼房,用于藏书。一楼为中文书库,采用天一阁样式,藏书约12万册,志书2100余种,还有全国各地有名的碑帖。二楼为西文书库,采用欧洲拜占庭式,多为希腊文、法文、英文、德文版图书,约有8万余册。全部书籍编有卡片目录,为当时的传教士服务。它是上海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1956年,徐家汇藏书楼被并入上海图书馆。
1994年,徐家汇藏书楼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2003年7月22日,经上海图书馆重新整理后,收藏了解放前在上海的所有外文书。有部分图书并供开架阅览。
2003年底,徐家汇藏书楼被列为上海市区级文物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