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经是一片稻田。春播时节，总可以看见满稻田里忙碌的农人，弓着腰，身边明晃晃的水面倒映着他们的身影，微风吹起，一圈一圈地荡漾。后来这里就变成了“开发区”，稻田被一一填平。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一栋栋楼房便耸立了起来：加油站、职业中学、宾馆、文体中心、自来水公司、交警大队、中医院、广电大楼、电信公司、菜市场、公共汽车站、音乐广场……在这些楼宇耸立起来之前，一条笔直的大道首先在稻田中间铺陈出来，站在城边的高山上俯瞰，恍惚觉着是谁冷不丁往稻田身上砍了一刀过后留下的伤口，巨大而醒目，永不会愈合。大道最初没有名字，两边的楼宇一栋栋耸立起来之后，大道的名字也随即起好了，就叫向阳大道。听起来，有一股扑面而来的诗意，很容易就让人记住了。事实上，所以给大道起这么个名字，仅仅是因为它的所在叫向阳村。但在人们的话语里，依然由着自己的性子，叫这里“开发区”。有一次，我从老城区打车回居于大道旁的家，师傅是个外地人，操着隆重的外地口音问我到哪里，我脱口而出“开发区”，师傅也没再问，径直将我载到了宿舍区门口。
　　从我寄居的宿舍区出来，是一个十字街口，“十”字横着的那一笔便是向阳大道。大道这边分别是一家星级宾馆和我供职的中医院，宾馆的名字响当当的，叫二郎山宾馆，对面则是交警大队和自来水公司。靠近中医院这边的街角矗立着一座邮亭，亭身后面是医院大门前广阔的草坪，几棵小树错落在绿油油的草间，从栽种下它们的时候起，它们就是现在的样子，四季都擎着碧绿的枝叶，却似乎从来就没有生长拔节过。
　　邮亭现在的老板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我开始在邮亭订阅杂志的时候，老板是位中年男人，秃顶，光亮可鉴的前额，不高的个头，浑圆的肚皮，一说话，喉间就发出轰隆轰隆的喘鸣，偏偏他还喜欢笑，笑起来的时候喉间的喘鸣就更加的响亮。我每次去取杂志，他总是笑呵呵的，双眼几乎眯成一块了。我好几次对他说，你该减减肥了。他知道我是个医生，却总是笑着，对我的话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我按着杂志到来的时间去邮亭，却只见邮亭的卷帘门四下里紧锁着——中年男人死了，就在头一天，快临近十二点的时候，在送杂志上一栋楼的途中。那个订户住在八楼，中年男人爬到七层的时候突然感觉胸口痛，停下来休息，却不见疼痛有任何缓解，于是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可还没说出一句话就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那是在六月。邮亭因此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订阅的当年余下的杂志也因此断了档。邮亭重开的时候，主人就换成了现在的年轻夫妇。邮亭重开的当天，我特意跑去问过他们我订阅的那些杂志还拿得到不，他们很惊奇地盯着我，大约是觉着我这个人有些莫名其妙，却没说出来。片刻之后，他们微笑着不约而同地回答：可以啊，補订吧。我无声地看了夫妇俩一眼，逃也似地离开了邮亭。随后，我就为自己的沉默付出了代价——因为接下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无新杂志可读，我越来越强烈地觉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窘境。像身体里隐约存在的痒，挠不着，却又无休无止。终于熬到了这年的十一月，我迫不及待地跑去邮亭，微笑着要年轻夫妇帮忙订阅来年的杂志，付钱之前，我小心翼翼地和他们谈条件，说，等拿到杂志再付钱，拿几本付几本的钱，行不？却没想，年轻夫妇相互对了一下眼，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让我更没想到的是，此后每当有新杂志来，夫妇俩总是第一时间通知我，有时候还特地送到我的办公室里。一期也没落下过。
　　医院外的十字街口往上，还有两个十字街口，再往上便是旧城区；往下，过一个十字街口便是龙尾大桥。因此也可以说，整条向阳大道的长度，其实就是整个开发区的长度。随着大道两旁的高楼不断林立而起，开发区不断扩张，横跨向阳大道的路连续筑成，本就热闹的开发区更显出繁华来了。
　　站在医院外的十字街口，抬眼就能看到不远处的广电大楼。那是县电视台的所在。我每天在电视里观看的本地新闻，就是从那栋大楼里制作并传送出来的。对于新闻节目的制作和播出，我一直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有一次和曾经在广电局工作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无意中说起，朋友几乎是脱口而出：一二三噻，就像你们医生看病一样的，不也有个一二三么？我恍然。朋友的话自然是没错的，世上所有事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应这个规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已经忘了具体的时间和背景，只一直记着朋友说这话时的表情，很有些顺理成章、不以为然的样子。尽管如此，依然没能彻底消解掉我心底里的好奇，我依然不时想象着，有一天跨进那栋大楼，亲眼看看楼内的情景。
　　广电大楼的楼顶上架着一架巨大的钟。每到整点的时候，就发出咚——咚——咚的钟声，引得四下里发出远远近近的回声，悠扬而绵长。站在向阳大道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钟上滴滴嗒嗒不停滚动的指针。我一直不喜欢戴手表，最初寄居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没能力购买手机，家里也没来得及安装挂钟，什么时候我需要知道时间，就推开窗户或者抬起头来，一望便知。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2008年5月12日便戛然而止了。确切地说，是持续到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那场举世皆惊的大地震。大地震的震中在汶川，这个小城是地震波及到的地区之一。那天早上，我照例到单位上班，查房，为我的患者们开具了当天的处方，然后换药。中午十二点，回家为孩子做好了午饭，之后例行午睡。我是在睡梦中被巨大的震波荡醒的。和往常一样，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一醒来，双耳便充斥着天崩地裂山呼海啸般的声响。是爆裂，是撞击，是破碎。沙发旁的地板上四处散落着玻璃灯罩的碎屑，就连四四方方的电视机也仰面躺在那里。客厅的天花板光秃秃的，只剩下几根残缺的金属线，电视柜上原本只摆放电视机，因为电视机的突然离场陡然变得单调和空旷……我一下就懵了。朦朦胧胧中，我努力着，试图站起身，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却发现楼房在不住地摇摆，脚底像踩着滚滚涌动的波浪，怎么也站不稳，更不要说挪动步子了。那一刻，我像一个四肢笨拙的溺水者，四周的惊涛骇浪不断向我涌来，我拼着命，想做些什么，却发现什么也做不了，只好就那么呆坐在沙发里，任由铺天盖地的无助和绝望汹涌着，一点点，把我淹没……记不清过了多久，也已记不清是怎么赶到医院的了，只记得赶到医院以后，病房里早已是空空荡荡的；向阳大道和医院门前的草坪上聚满了人，我的病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坪上。到处是惊魂未定的面孔，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呼喊；可怜的是那些青草和那几棵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小树，在一双双大脚的踩踏下，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纷纷呈现出一种病恹恹的疲态……时至今日，那些青草和小树早已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重又变得绿意盎然的了。每次打草坪边经过，我眼前还不时浮现出当时的情形，像一场无声的黑白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中重放。有一丝油然而生的虚幻感，且略略的失真。 　　但我清楚地知道，那一切都是曾经真真切切地发生和存在过的。就像广电大楼上的大钟。那一刻过后，大钟的指针便停止了跳动，永远地停留在了14点28分，它悠扬绵长的钟声，也彻底地从小城上空消失了。据说，有关部门曾经专门请人来修理过，却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修好。有关部门的领导于是灵机一动，索性让它保持现在的样子，静立在广电大楼高高的楼顶上。但凡经过向阳大道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大约是为了方便进出宾馆和中医院的人通行，“开发区”的设计者们特地在十字街口靠近邮亭的一侧辟出了一片开阔地，呈扇形，紧紧攀附着笔直的向阳大道，总让我联想到某个人的肠道上赘生的巨大突起——突起的顶端连着“十”字竖着的一端，我寄居的宿舍就在离交叉点不远的一栋大楼里——从交付使用的那一天起，开阔地上就从没空闲过。出租，人力三轮，贩卖蔬菜、水果和鲜花的临时摊点，横七竖八地拥塞在那里；如果是在清晨，则是一溜的早点摊子。摊主大多是这个小城周边的居民，一张张都是似曾相识的面孔，似曾相识的笑容。
　　有时候为了赶时间，我会偶尔光顾那些早点摊子。我几乎吃过那里的所有早点：豆浆油条、锅盔、卤鸡蛋、馒头什么的。每次我一走近，他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便会渐渐高亢起来，隔着越来越近的距离，杂乱无章地窜入耳道。因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我走近他们的时候，心里就无端地生出些不知所措来。
　　春天的时候，早点摊子新增了一个陌生面孔。十七八岁的样子，两只眼圈总是乌黑阴沉，活像脑外伤过后的“熊猫眼”。他卖的是锅盔。他把锅盔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玻璃柜子里，玻璃柜子横搁在三轮车上，柜子向外的一面用红油漆刷着六个醒目的大字：“山西帅哥锅盔”。柜子上放着一只小喇叭，扩音器总是朝向中医院和宾馆所在的方向张着。我隔三差五才光顾一次摊点，时间长些之后，我注意到他并不是每天都出现在这里。他出现在摊点的时候，老远就能听到小喇叭里传出的声音：“锅盔，山西，帅哥锅盔——”典型的本地口音，拖着长长的尾音，弯弯绕绕的，一遍又一遍。这样一来，他就无需和其他人一样，张开嘴高声叫卖了，只站在三轮车旁，顾主光临，他就伸手推开带滚珠的玻璃柜子，取出锅盔，收钱。那天我实在想不到要吃什么，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他的玻璃柜子前，他也没问我是否要买，就哗啦一下推开了玻璃柜子。递给我锅盔的时候，他点了一下头，脸上晃过一丝微微的笑意。我看着他，在他找零的当口开始啃食手里的锅盔。刚咬了一口，我就险些被噎住了。大约是出锅时间过长，锅盔早已变冷，硬梆梆的，像嚼冰渣子，我试了几次，都无法顺利吞进肚子里。他递过钱来，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又一次无声地笑了。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在有线电视播出的本地新闻和市报关于他的长篇报道里看到了他。他是报道的主角。电视新闻和报纸上满是他的图片和镜头，尽管图像拍摄的是他的裸体，脸部还被处理成了马赛克，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看上去，他比我在十字街口看到时更加瘦削，整个一副皮包骨头的样子。裸露的皮肤上，到处都是伤痕，新伤叠着旧伤，老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瘦骨嶙峋的身体俨然就是一张画布，上面画下的全是伤疤，一道道，清晰而醒目。
　　报道说，他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绛县，16岁，叫高雷雷。雇用他的是一个本地人。和高雷雷一起被雇用的还有一位13岁的少年，高雷雷同一个村子的老乡。今年春节后，他们一起“流窜”到这个小城，而后被老板雇用。他每天制作并贩卖400个锅盔，他的同伴200个；如果未按时完成工作量，等待他们的便是擀面杖、钢管、螺纹钢……这是雇用他们的老板给他们安排的基本任务。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他们每天很早就起床，骑着三轮车，先到小城周边的村镇，然后回到城里。老板至今未付过分文工资，他们的伙食就是每日卖剩下的锅盔，并被老板严格限量……報道发出的时候，高雷雷已被送进医院，“经检查，全身90%以上软组织挫伤，两处以上骨折，体内出血，肾功能出现衰竭，已于当日下午转往市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救治……”怵目惊心，令人发指。这是电视报道里反复用到的八个字。电视新闻所配的背景画面，就是高雷雷的裸体图像，和他曾经贩卖过锅盔的地点，出现最多的便是邮亭旁边的十字街口。
　　那些时间里，我每次上街总会听到人们的议论声。有惊奇，有叹息，也有愤恨。此时，这个小城已再也见不到高雷雷的身影。但生活总在继续。和往常一样，我还会偶尔光顾一下早点摊子。摊主们见了我，脸上就浮现出似曾相识的笑容，仿佛他们已经认识我很久了。
　　因为是宽阔的四车道，且路线笔直，视野开阔，这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的神经。寻常时日里，人们驾车打向阳大道经过，速度总是不觉间变得很快。走在路旁的人行道上，远远就听得见车身划破宁静的空气发出的刺耳声响，配合着不时鸣响的喇叭声，让人平生出不寒而栗的恐怖感觉。
　　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不时发生的车祸。因为有中医院和宾馆，出入医院外十字街口的人和车自然都多，意外便随之不时发生了。有人做过不完全的统计，整个向阳大道，平均每月就有一次车祸发生，而发生率最高的，就是中医院外的十字街口；有时候这边的血迹尚未完全风干，另一起更加严重的车祸又在那边发生了。一天傍晚，我刚刚下班回到家中，便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朋友是位有着近二十年驾龄的货车司机。电话里，朋友慌里慌张地问我在哪里，语气是我从没听见过的紧张和急切。朋友开车经过医院外的十字街口时，一辆摩托车突然从医院对面的街角飞快地窜出来，硬生生地撞上了朋友的车身，人和摩托车一起反弹而起，重重地跌落在地。摩托车当即变得没了完整的形状，驾驶摩托车的人失声惨叫着躺在地上，腿上皮肉绽开，血肉模糊，白生生的骨头树杈一样斜刺着。幸好救治及时，那个摩托车驾驶者的腿倒是保住了，却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多才渐渐好起来。
　　为了规范人们通行，医院外的十字街口不久之后便装上了红绿灯。红绿灯安装在高高的水泥杆子上，不管是步行还是驾车，打老远就能看到。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红绿灯的存在，但交通规则不管这个，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人们的行车，直到养成良好的习惯。闯过红灯的人后来都一一收到了交警寄出的罚单，再经过时速度也就很自觉地控制着，走到红绿灯下也是当停则停，当行方行了。步行的人们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被撞得血肉模糊，甚或变成车轮下的无辜祭品。 　　自从有了红绿灯，医院外的十字街口发生的车祸确是越发减少，几近于无了。但是，不少驾车的人，远远看到红绿灯上不断变小的数字，总想赶着，在红绿变换之前冲过去，以免停在街口，无所事事地等待那六十秒的时间。他们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踏在油门上的脚掌暗地里使着劲，车子于是风驰电掣地飞奔起来。大多数时候也确是如他们所愿，有时候，邻近的十字街口免不了有人交叉而行，可驾车的人们却目不斜视，心无旁骛，时不我待的样子。于是，以前医院外不时发生的惨剧又在邻近的十字街口发生了，其频率似乎更甚，结果也更凄惨。
　　一天清早，广电楼下赫然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影，四周是一摊凝固的血迹。那时候，县城里的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睡梦之中，整条向阳大道，除了晨练的老人和远处几个早点摊，再见不到更多的人了。死者是什么时间遭遇到的不测？死者又是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不测？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发现在早些时候的晚上，曾有一辆中型货运车以很快的速度驶过，在行驶到广电楼下的时候，车辆停了一下，随后以更快的速度驶离了向阳大道。因为光线太暗，更因为货运车长期从事煤炭运输，煤屑掩盖住了车身上悬挂的车牌，监控录像里根本没法看清，但在相距很短时间的另外一个监控里，却看到了驾驶员的脸。人找到了，车随之被锁定。真相于是大白于天下：原来，就在早些时间的晚上，死者和几个朋友喝了酒，回家时已是夜深人静的凌晨了，街道上空无一人，死者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着，压根就没注意到不远处正有一辆车疾驰而来……事情迅速传遍了县城，人们无不对肇事逃逸的车主嗤之以鼻，而对死者则报以一声声深长的叹息，叹息中，不少人的脸上挂着潺潺的泪水，仿佛意外殒命的是自己的亲人。
　　又一天的傍晚，雪梅骑着自行车路过广电楼下，打算去对面的街上办事。雪梅是一位年近中年的女性，戴一副度数不低的近视眼镜，因此她出门一向是小心翼翼的。走到十字街口就要过街时，雪梅停了下来，打算推着车走过去。雪梅耳闻目睹过向阳大道上的多起车祸，知道不久前曾经有个人命丧于此，在她看来，推着车一步步看得清清楚楚才走过去，远比骑在车上双脚离地强。她下了车，扶着车把手，左右看了看，确定无误之后，才终于迈开步子。可她稳健的步子没迈出多远，就听见耳旁一阵剧烈的轰鸣，等她想再躲闪的时候，已仰躺在冰凉的马路上，动弹不得。离她不远的地方，同时躺着一个青年摩托车手。青年在地上挣扎了几下，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而后去搬起远处的摩托车，除了车把歪斜之外，全金属制作的摩托车居然也是无大伤大碍。雪梅躺在一旁，也挣扎了几下，可她怎么也站不起身，她想到了大喊，张着嘴，发出的却不过是蚊蝇一样的呻吟。
　　我見到雪梅的时候，是在医院的病房里。雪梅的脸肿胀如瓜，双唇厚实，胜过非洲的黑人美女。见到我们，她连摇头加摆手，示意我们坐。我认识雪梅已经不下十年，我知道她一定是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可是下颌部的骨折和肿胀的双唇，让她成了一个无话可说的人。
　　转眼又是冬天。一到中午，向阳大道上就停满了车，清一色的大货车，一辆挨着一辆，首尾相接，像一条长龙摊在向阳大道上，只留下一半的路面，供过路的车辆和行人通行。黄昏来临，长龙依然没见蠕动的迹象，焦急的喇叭声划破夜色，四面八方传送。据说，这和这个冬天长江枯水有关——因为枯水，运载油料的大型油轮无法通行。没有了燃料，汽车司机们自然也就只能接受油料紧缺的现实了。
　　川西南崇山峻岭中的这个小城，竟然和滚滚长江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这是我从没想到过的。我猜这也是那些司机们没有想到的；要不，他们就不会在夜晚来临时纷纷摁响汽车喇叭，徒劳地宣泄他们心里的焦急。
　　傍晚时分，我去向阳大道散步。出门的时候，我走的是与向阳大道并行的滨河路，走到滨河路末端与向阳大道相交的地方，折身走上向阳大道，最后经过十字街口回家。这是我散步时习惯行走的路线。但今天到十字街口的时候便遇上了麻烦：无所事事的司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汽车头尾相接的地方，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边大声抱怨着该死的天气。浓密的烟雾袅娜着，在他们的头顶升起，很快隐没在越来越深的夜色里。从十字街口这头走到那头，我来回寻视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找到一个空隙，于是飞快地冲了过去。
　　冲过去就是邮亭，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宿舍区大门了。站在邮亭旁边，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会回不了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