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国际上形成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大舆论氛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进入2004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依然不减。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各种场合始终用平静的语调传递着同样的声音：
　　2003年9月21日，在迪拜召开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上，周小川表示，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于世界经济是重要的，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应该循序渐进。
　　2004年2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央行工作会议上，周小川强调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04年10月1日，周小川在华盛顿与西方七国集团高级官员会谈后指出，中国没有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改变立场，“改变立场是不可能的。”
　　2004年11月2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20国集团第6次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周小川表态：放开人民币汇率为时过早，中国目前尚未达到汇率调整的具体操作阶段。
　　周小川经常面带笑容，在向世界明确传达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声音的同时，更让人们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充满信心。
　　十年来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保障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同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大趋势。而且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正在逐渐损害中国经济运行的均衡和主动。早在1999年，周小川就在其专著《转轨期间的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中对此作了深入地分析。改革方向在他看来，只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进一步开放和市场化。
　　在周小川和他的学术密友、前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的共同主持下，2004年年中，央行初步完成了汇率改革的具体方案。随后在完善补充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保证该方案顺利实施的应急措施。也就是说，在市场感受“出其不意”之时，汇率改革已经在政策制定上准备了两年有余，理论上的准备则更久。
　　箭在弦上，引而不发。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幅度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2005年5月11日，一则由于翻译错误引发的“预期一个月及一年后人民币将分别升值1.26%或6.03%”的报道，导致当日美元汇率大幅下挫，各地交易员争先恐后地抛出美元买进其他货币，全球外汇市场在此消息见诸交易终端后几分钟内出现大约20亿美元左右的交易额。5月18日，万众瞩目的、被海外媒体预言“人民币会升值”的这一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8个外汇即期交易品种。当日收盘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仍是往常的100美元兑827.65元人民币。
　　中国官员在各个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主要前提是：一个强大的银行系统、一个活跃的二级融资市场、更完善的监管机制。
　　2005年7月21晚，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变盯住美元为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消息迅速成为全球主要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当日全球汇市美元对各主要货币持续走低，而第二天A股市场盘中上涨超过2%，这一现象符合之前的升值效果判断。
　　
　　央行在汇率改革启动后不久，不但将政策越来越透明地传递到市场，而且针对金融机构和企业，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2005年8月，周小川出席央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时，首次透露了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调节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币种：美元、欧元、日元、韩元、新加坡元、英镑、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澳大利亚元、泰国铢、加拿大元等11种货币会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参考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调节的一个参考，在一篮子货币的选取以及权重的确定时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考虑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主要交易国家、地区及其货币。”周小川表示，以着重考虑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权重作为一篮子货币选取及权重确定的基础。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等目前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相应地，美元、欧元、日元、韩元等也自然会成为主要的篮子货币。此外，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比重也较大，这些国家的货币对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也是很重要的。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周小川提及的一篮子货币中未包括港币。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分析说，港币与许多货币一样，实际上都是与美元挂钩的，也可以算是广义的美元货币圈的货币。同时，周小川明确表示：“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盯住一篮子是机械地按篮子汇率指数的变化来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实现名义有效汇率不变，而我们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周小川表示，人民币汇率改革并非迫于国外的压力。他说，“中国此次汇率变动是一种自主决定，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是改革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和其他国家沟通商量之后得出的结果。”西方国家一方面多次对中国的汇率改革表示赞赏，同时也希望这一改革动作再快一点。周小川表示，中国进行汇率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不时看一看前一步的情况和市场的反馈，看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说：“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
　　
　　二、从工程学到经济学：屡经磨砺，柳暗花明
　　
　　
　　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广为人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学者，至于他的身世和业余情趣更是鲜为人知。
　　资料显示，周小川的籍贯是“江苏宜兴”，先祖是魏晋时代“除三害”的大名人周处。据说，宜兴历史上曾出过385个进士、4个状元、10个宰相、8个大将军。周家旧宅所在地宜兴大人巷，过去是官宦聚居之地。据说，当年每当天气好的时候，这里必有很多人家在自家门口晒官帽。
　　在江苏宜兴，周氏是大姓。“周处后代在宜兴分为数支，周小川这一族是其中一支，”原宜兴市档案局局长汤虎君说，周小川的祖父有4个儿子，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排行第三。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历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等职。周小川的母亲杨维哲解放前曾就读武汉大学，解放后在化工部任职。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他说：“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尽管周小川一直被外界视作省部级“海归”的代表，但周本人也经历过国内求学的艰辛。1968年，20岁的周小川与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下乡锻炼，一干就是4年。“4年中，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周小川说这些实践对他后来从事研究工作很有益处。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4年大学生活，除了系统地学习数学、机械、电子、电机、自动化、化工工程以及英语和日语等，他逐渐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两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如果对周小川在经济学研究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1978年应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周小川只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在此之后，周小川开始进入到研究的层面。应该说，这一大的变化与周小川所参与的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有关：“川汉输气工程”与“30万吨乙烯工程”。
　　“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送150亿立方米，甚至还有15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接下来，办公室就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我也被列选其中，去搞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周小川说，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据考察比较，这样的工程，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同样，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也不怎么考虑经济选择原则，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国产化’。结果，费时多年，‘国产化’计划中途夭折。”
　　两次“劳而无功”的经历对周小川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项目之所以劳民伤财半途而废，与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关。恰巧当时，在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有意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小川从那个时期开始从事经济方面的应用开发。
　　1981年初，周小川研究出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构想，对发展、人口、环境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系统化论证。这一做法后来被证明，是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一年，周小川与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网络来描述货币流通的途径以及货币在每个环节滞留的时间，并表明其流向。以通过数量化的模型来描述金融问题的方式，这在国内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周小川在这一时期的表现，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评价很高：“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和许多从工程界转向经济分析的学者一样，他们都是先从结构问题和动态发展，这种数量关系很突出的领域入手的。但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三、从学者到官员：处变不惊，厚积薄发
　　
　　周小川是一个温和而谦逊的人，发表演讲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并面带微笑”。仅仅从外表和谈吐上判断，周小川并不符合官员的特征，倒更符合他学者的身份。从一个学术精英跃进到政治精英，周小川似乎在不断调和身上激进与渐进的矛盾。
　　1985年，周小川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博士毕业，毕业论文是《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毕业之后，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显然这不是一个权力职位，更多的是一个研究平台，周小川与当时中国顶尖的学者挥斥方遒。当时，具有良好经济学素养的吴敬琏，对周小川的知识结构完善很有帮助。渐渐地，他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到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多个层面，在研究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借鉴学习国外的经验，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经验比较的文章。
　　此后，周小川先后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开始担负金融管理的重任。1991年，周小川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91年～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曾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的中国银行，在中国四大专业银行里很有特色。一方面，作为国家专业银行，中国银行当时实行的体制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成份；另一方面，作为外汇专业银行，中国银行在海外有许多分支机构，这需要银行实行一定程度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办法。此时，周小川的学术优势与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他本人也在中国银行的实践中，积累了很多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
　　原来，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实际上由中国银行来管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储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8条款成员国，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化的程度加深。二是成功渡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在屡获升迁的同时，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其间，周小川还在国外发表了一些英文论文。
　　1998年周小川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当时，建行在前任王岐山行长的管理下已很有起色，而且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程度更高了，学习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经验显得越来越重要。据说，周小川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遗憾的是，周小川在建行任期较短，很快他就调任证监会主席了。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可以说亲身参与制订了中国银行业十年改革历程的每一个关键决策。但奇妙的是，他从未担任过基层领导。
　　中国普通百姓认识“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任上。2000年就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四任主席，周小川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周小川的任命宣布当日，沪深股市大幅高开，以欢迎这位新锐的改革派官员。
　　在2001年《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委员会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周小川所领导的中国证券市场也是争议最多的市场化试验场之一。有人认为，由于周小川的理念与中国现有的法制体系不完全配套，导致了其某些构想和措施显得过于理想，以至于对市场产生较大的震荡。比如：B股市场的突然开放，国有股减持的反复，券商佣金下调等等。批评家们的言论并没有阻止周小川和他的同事们革新的步伐。周小川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却又再平常不过的一句话是：“市场决定的事交由市场决定。”虽然中国的股市付出了下跌40%的代价，然而也及时避免了更多的“不可避免”的损失。
　　“转轨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在证监会主政的时候，周小川因推行“国有股减持”而犯了众怒，只好呈请国务院暂停以致最终停止“国有股减持”。尽管大家都晓得这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集体决策”，但是“流言蜚语”还是扣在了这位“敬爱的周主席”头上。
　　2002年11月，周小川推出了他在证监会主席任上的最后一项重大改革：引入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市场对此反应冷淡。不久后周离任的消息传来，市场却以上涨表示“欢送”。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周小川最大的贡献是为证券市场建立了规则”。
　　同年12月28日，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再次被推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时，新一届政府总理尚未正式出炉，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迫问题。
　　重回央行，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周小川肩上的担子更重。首先，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管部门，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次，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本身的难度加大。再次，资本市场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不必说资本市场影响货币政策的财富效应等机制，单说股票一级市场的申购就会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最后，中国已入世一年，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金融机构调整到位之后可能会发起新一轮攻势。而世界经济则不是当年的亚洲范围的金融危机，而是世界经济的全面不景气。相应地，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新的考验，货币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然而，周小川处变不惊。2002年货币政策的应用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有效地支持了国内经济增长。
　　作为经济专家型人才，周小川既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又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再加上丰富的任职经历，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小川能够很好地把握中国人民银行的航向。
　　
　　四、“挤泡沫”：风雨洗礼，勇敢前行
　　
　　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年均增长近113%，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贷款年均增长超过25%，这种速度世界少有。2003年，房地产业继续延续这种势头，1～4月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高达17.6%。这让刚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嗅到了经济过热的味道，很是不安。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工具作用，改善因金融资源误配而造成的银行系统大量不良资产，尽量避免房地产业高贷款给银行系统带来的风险，就成了周小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003年6月13日，央行下达了被称为“121号文件”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提高房地产贷款门槛，为炮轰房地产业泡沫进行预热。很快，在房地产界引起轩然大波，为十几年来所罕见。周小川对于这样的反响可能不会估计到。为此，周小川被媒体称之为“向房地产开炮的第一人”。
　　2004年，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的“投资过热”。4月11日，周小川领导的央行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原来的7%调高到7.5%。对此，周小川强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主要是针对信贷增长过快采取一些适当的调控措施，希望货币供应量、以及贷款的速度能够适当放慢一些。10月29日，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市场，美元对各种主要货币全面反弹，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的货币如日元、加元、新西兰元等对美元纷纷下跌。受此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欧洲现货、期货、黄金价格也随之下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加息。这是中国九年来第一次加息，而当时刚刚上任两年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是这场加息大戏的执行者。对这次加息，周小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利率调整是为了控制投资过热，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
　　上调存款准备金和加息组合拳连续出击防止经济过热，周小川领导下的央行采用金融、经济手段积极参与宏观调控，改变了我国以往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做法。这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摩根斯丹利经济学家罗奇认为：“通过金融和货币等手段，来对经济进行调控，这将非常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周小川深知房地产业对银行业的良性发展作用非同一般。如何进一步在不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稳固地推进对于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控制？2005年3月，央行宣布提高房贷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率，这两招对炒房者所产生的作用，已不再像首次加息那样仅停留在心理预期上了，而更多地开始从实质上压缩炒房者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抑制市场中过度炒房的行为。虽然未来发展“一切不可预知”，但相信热衷于“挤泡沫”的周小川仍然会乐此不疲。
　　在主政证监会期间，周小川以“大刀阔斧”推进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颇受媒体认可。而在央行行长位置上，周小川则给人以“谨言慎行”的感觉。尽管媒体总是希望在有周小川出现的场合捕捉其有关货币政策，尤其是至今仍属“高度敏感”的汇率机制走向的只言片语，但每每失望而归。有趣的是，周小川在公众场合对敏感话题的刻意回避，使得“物业税”与“金融服务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样与其职责不相干的题目，都曾经成为其演讲的题目。
　　一次，周小川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论坛上的演讲，出乎听众包括诸多财经记者的意料。他演讲的题目是“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面对听众好奇的眼神，周小川娓娓道来：从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些新提法，谈到增值税的转型，谈到个人所得税，再谈到在适当时机选择试点实行物业税的趋势；又从财产税的角度，对比“一次性批租”和“定期评估”两种城市土地管理方式在“财产税”征收方面的异同。最后这位央行行长说，“无论城市设施和房地产都有价格风险，中央的各项政策也强调银行要避免陷入某种泡沫里边，以免未来产生更大的风险。”至此，听众才豁然，原来周小川想通过“从税收改革的趋势看城市土地管理”的论述，分析商业银行土地抵押贷款的风险传导机制。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讲话绕弯子只是一种表述方式，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永远是周小川关心的话题。鉴于货币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作用之大、之深、之远，在讲话内容和方式上必然思之再三。
　　在部分观察家看来，周小川很多举动是效法格林斯潘的。对于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这是效法格林斯潘”，评论者称。在全世界，只有美联储实现分总部制，而美联储的地区总部，譬如地区金融和经济中心的纽约分行甚至是先于美联储存在的。
　　有观点认为，从这次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可以看出，周小川更倾向于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执行能力，将央行打造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但现实不容回避，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无法与美联储真正相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一位研究员说:“独立性要求中央银行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
　　周小川表示，保持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第一位目标，同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要平衡取舍。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改革和货币化不断进行的过程中，随着房改因素、公共服务价格因素等逐步进入指数，我国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像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国家那样，单纯将控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的确，中国的央行需要完成很多目标。中国面临很多非同寻常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不是通过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对于周小川而言，在利率化和汇率市场化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统筹考虑。从这个角度看，现实要求周小川具备更高的金融调控艺术。
　　“从容地调理，引导宏观经济和谐发展，精准地预见，催生稳妥有效货币政策;冷静判断全球大势，科学履行央行职责。”这是周小川获得CCTV2004年度经济人物奖时的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辞。丰富的工作实践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周小川在公众面前的一言一行同时具有作为官员的权威性和作为学者的影响力。诚然，从股市到楼市再到货币政策，周小川永远不乏关注，而这位经济学人，就在是非争议中勇敢地继续前行。
　　
　　五、“解难题”：运筹帷幄，继续领航
　　
　　近年来，周小川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处在激烈的宏观调控政策漩涡的核心。周小川一方面力争用更加灵活的市场化手段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并争取更多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周小川也在按照政府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货币政策整体改革。在接下来的任期中，这些将构成周小川施政的主要特征。
　　在过去五年，中国出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存款额大幅度超过贷款额，从1996年的7000多亿元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四万多亿元，存贷差占GDP总额的比重已达45%。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么大量的资金呢？
　　周小川说，中国的存款资源，他个人认为不宜用存款大于贷款这样的说法来简单衡量。过去，金融业务范围很窄，基本上就是存款和贷款。现在情况不同，银行业务有很多不同的品种，贷款只是其中一个主要业务，而存款这个业务会通过银行体系、保险体系、非银行金融体系等资本市场的各个渠道得到配置，就是金融体系需要把金融以及其他机构的储蓄更好地配置到国民经济中去。这个过程需要有好的组织结构，需要有好的信息系统，需要有好的会计准则，同时要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以使金融机构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动力去把存款资源有效地配置到资源上去。中国吸收外资数量较大，其中一部分外资是带管理带技术引进的，外资到中国投资，是因为看到了投资机会，而国内投资者却没有看到机会，国内金融机构也没有看到机会。周小川表示，他相信，国内金融机构会慢慢从中看到更多对存款资源进行配置的机会。
　　谈到中国农户和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周小川回应道，众所周知，金融业对农民的贷款以及小企业的贷款历来难度较大，世界上真正搞得好的国家也不多，批评声音也很强。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主要是对这些客户进行贷款支持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小型的农户和小型企业财务的信息透明程度较差，银行的业务操作并不容易。
　　周小川说，首先，组织形式需要不断探索。这跟准入政策有关，准入政策之所以比较谨慎，是由于过去造成了大量的亏损，使得政府以及监管部门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担忧。其次，跟价格的决定有关。对于风险偏高类别的企业进行贷款，应该在价格上覆盖这种风险，但是我们曾对价格有较多人为限制，使一些金融机构亏损。农村金融机构数量非常大，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非常多，亏损面更是相当大，造成他们进一步发展和扩张都有一定难度。
　　早在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周小川就首次提出要“改善金融生态”。随后，他在多种场合阐述这个概念。现在，“金融生态”已逐渐形成统一认识。“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周小川是在深刻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前提下提出“改善金融生态”的思想的。
　　周小川为“改善金融生态”开的药方:一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其中《破产法》至关重要，它涉及贷款人能否运用最后手段，使破产起诉成为制约借款人的最终底线；二是要加快企业客户包括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信用数据的积累；四是要提高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等标准；五是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周小川说，改善金融生态好比是“化学变化”，不过不是金融机构内部的“化学变化”，而是内部和外部混合的“化学变化”。这一“化学变化”发生得不会非常快，是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在谈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时，周小川说，尽管从总体上看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错，但是忧虑也比较多，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能源价格高涨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另外，房地产价格在一些国家走高，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居民的财富感增加从而过度消费，并引发经济过热和经常项目赤字进一步增加。
　　周小川还指出，随着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会不断出现变化，需要解决的风险隐患也不断出现变化。他将中国的金融风险概括为9个方面：储蓄率和M2持续攀升导致大量的风险集中于银行业;币值稳定仍旧面临很大的潜在压力；财政赤字往往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汇率制度僵化和国际收支失衡严重蕴含巨大的风险；银行业客户和银企关系蕴含着的显著风险；公司治理中若干问题不解决可能面临需要国家再度救助的风险；金融机构缺乏自主定价的环境和科学定价能力蕴涵的重大金融风险;缺乏金融创新体制蕴涵金融僵化的竞争力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等。
　　在周小川眼里，银行改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不良资产今后会不会再大规模地产生，是银行业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但即便是在管理和信贷非常健全的制度下，也会有较小比例的信贷和资产会产生风险。不良资产的产生是无法完全规避的，因此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也就是通过拨备、核销的手段来消化不良资产，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这个角度，拨备制度是（银行业）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
　　“尽管这些年有了很多的改进，但是我们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认识这些差距才能改进。这些差距首先是要看，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需要拨备？对哪一类资产进行拨备？应该拨备多少？应该根据什么样的规则进行拨备？拨备应该在多大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安排？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地研究和改进，同时要缩短和国际规则的差距。”周小川还指出，一定要研究究竟哪些可以在税前拨备，哪些应该在税后拨备，其中也涉及到成本和利润的相互关系。
　　对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周小川说，2003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在整个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人民银行非常重视加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和改进，同时抓紧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此外，人民银行还加大了金融产品创新的力度，健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的机制，扩大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周小川强调，人民银行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央行行长的位置，原本是一个远离“公众”的角色，而周小川却一次次成为“公众人物”。可以期待的是，有着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多重经历，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的周小川,一定会把央行管理得井井有条，并灵活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将继续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