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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4年以来，德国通过改革和调整，修改和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全方位调控。这次重大举措令人瞩目，具有以下特点：
针对性强、覆盖面广、成效显著
这次调控主要针对国内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上陷入衰退，比如，经济缺乏活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内需疲软；就业问题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剧增，财政拮据；经济与社会失调，国家已难以承受日益增长的福利支出。二是民众中存在沮丧和疑惑情绪，且呈蔓延之势。他们对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感到忧虑，开始对实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否还行之有效，它能否引导统一后的德国走向新的繁荣，能否确保其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地位产生怀疑。上述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也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德国经济模式的前景。因此，增强经济活力，恢复民众自信心，成为德国朝野政党、政府和议会面临的共同任务和考验。
自2004年起，德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1、税制方面，大幅度减轻纳税人负担，增加其收入。起点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1998年的25.9%和53%降至2005年的15%和42%。2、财政方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扩大其支配能力。从2004年起，联邦政府向乡镇拨款25亿欧元，并减少乡镇上缴的营业税额;自2007年起，增值税从16%提高到19%，乡镇与联邦、州共享。3、就业方面，修改传统就业法规和政策，激活劳动力市场，全力扩宽就业渠道，如谨慎放宽解雇保护，允许企业主在创业初期自主招聘新人，为新创办小企业提供补贴，免除收益低的小企业的税款，取消手工业师傅对学徒的强制性约束，放宽学徒开业限制（危险行业除外）。此外，将联邦劳工署改名为联邦劳动信息局，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和强化服务功能，为失业者尽快重返劳动岗位提供信息。4、社会保障方面，改变某些传统做法，引进竞争机制，增强个人责任。新医保法规定，个人必须支付更多医疗费，同时降低保险费率。职工退休年龄先从60岁提高到63岁，2011年起再提高到67岁。新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推迟到月底发放，还准备减缓养老金增长，进而降低养老金水平。还规定，医生每季必须上缴诊疗费。对失业者的救济和失业保险金的使用作出了更严格规定。5、教育与研发方面，改革现行教育体制，逐步与美英接轨，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促进企业研发，国家增加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如2007年为信息技术研发提供12亿欧元）。6、产业结构方面，加大调整力度，促进创新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化第三产业服务功能，利用地缘优势，加速物流业发展，将德国打造成世界经济枢纽。此外，在人口和人才问题上，放宽移民限制，大力吸纳高科技人才，并为他们入籍提供方便。
此次控制已初见成效，2006年尤为明显，该年度经济增长率为2.7%，创近几年最高水平;就业出现新局面，失业人口由近500万降至400万以下;民众自信心增强，商业信心指数大幅度提升;内需明显好转，购买力上扬;出口继续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确保90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积极从事海外业务，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在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理念与实践上作出新的探讨和尝试
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维护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这次全方位调控的主导思想。各项具体调控措施都有深刻历史背景，显示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思考，已经触及社会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深层次的问题，开始在观念上有所更新和转变。这方面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其一，对社会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问题。首先，必须清醒地防范和应对社会市场经济运行中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危机。社会市场经济虽有一定特殊属性，如较多地强调社会公正，但如同其他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不可能摆脱或由内因或由外因诱发的经济危机。战后德国已发生过几次危机，造成严重经济和政治影响。两位联邦政府总理即社会市场经济的创建人艾哈德和著名经济学家施密特都在危机中下台。其次，要清醒地认识和应对社会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弊端，不断以创新精神加以改革和完善。进入新世纪后，施罗德政府认识到引发的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是内因（如经济缺乏活力、严重失业等），面对强大压力，主动出击，通过一揽子改革计划，赢得了在野党和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其二，市场调节问题。市场自我调节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从现实情况看，放任和无序竞争不可能成为社会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次调控探讨了影响市场调节机制内在活力的原因，认为不合时宜的法规和政策制约着市场调节，影响了自由竞争，尤其是有关劳动就业的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市场调节提供了宽松的法制环境，特别是在激活劳动力市场、广开就业门路、促进手工业发展、鼓励创业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
其三，经济与社会失调问题。造成两者失调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持续滑坡，卖方与买方市场发展失衡，超负荷的福利支出。经济愈滑坡，经济与社会失调愈严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矛盾就越大。近年来，德国有的放矢地采取一系列举措，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修正和改革福利政策，减少或消除社会福利方面的弊端。这次调控打破了社会福利方面长期存在的只增不减、只升不降的传统观念，并通过法律规定，逐步减少国家福利开支，增加个人负担。这一举措得到了民众的解释，为福利改革，也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失调问题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兼顾两个市场，向弱势倾斜，力争总体平衡
长期以来，由于执政理念的差异，基民盟和社民党推行了利益取向有所不同的经济政策，前者偏向于以企业主为主体的卖方市场，后者偏向以消费者为主体的买方市场，对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次调控在税收、财政、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兼顾了两个市场的利益，减少了政党政治的局限性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有利于两个市场协调发展。
向低收入职业、小型企业和财政困难的乡镇三大弱势群体倾斜，是这次调控的一大亮点。在税收、投资、创业、就业等方面充分考虑到了职工和小企业的利益，而财政改革的重点则是解决乡镇支出的困难。主要措施是联邦政府增加对乡镇的拨款，减少其上缴营业税，乡镇与联邦、州共享增值税，以有利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促进中小学现代化。
从已经付诸实施的各项措施看，这次调控贯穿着总体经济社会平衡的精神。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不能没有它，否则调控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求得经济与社会平衡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削减已经享有的社会福利，触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被迫采取的举措，需要慎之又慎，且应给予必要补偿，以达到此消彼长，取得新的平衡，这恰恰是此次调控未引起强烈负面反响的妙门所在。
凝聚朝野主要政党共识，共同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半个世纪前，执政的基民盟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德国建立和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10年后，面对社会市场经济创造的经济奇迹，社民党认同了这一经济模式。上世纪60年代，德国遭遇第一次经济危机时，基民盟和社民党曾组成大联合政府，但很快分道扬镳。对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民盟强调市场竞争多一些，社民党强调社会公正多一些。面对德国统一后的复杂形势，长期执政的科尔政府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构想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使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逐渐失去昔日的光环和吸引力。
20世纪末，社民党上台后，踌躇满志的施罗德政府企望在发展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方面有新的建树，但未如愿。蝉联执政后，施罗德政府在充满变革激情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对德国现行经济和社会模式的任何调整和改革，如得不到曾长期执政的基民盟的支持，是难有作为的。面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两个长期对立政党的领导人终于以民族利益为重，坐到一起，经过反复商讨，就德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即“2010议程”，达成共识，开创了朝野主要政党携手合作的新局面。同时，两党控制的议会也顺利通过了相关的各项法律。
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社民党大联合政府在继续贯彻“2010议程”的同时，不断采取新的措施加以补充和完善。
这次经济和社会调控凝聚了德国两个主要政党及广大专家学者的共识，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它为德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构想和法制框架，为深化改革和调整迈出了决定性一步，也为统一的德国创造新的经济奇迹展现了一线曙光，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但两个主要政党能否继续求同存异，顾全大局，为共谋德国崛起大业而长期携手合作，仍令人关注。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针对性强、覆盖面广、成效显著
这次调控主要针对国内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上陷入衰退，比如，经济缺乏活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内需疲软；就业问题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剧增，财政拮据；经济与社会失调，国家已难以承受日益增长的福利支出。二是民众中存在沮丧和疑惑情绪，且呈蔓延之势。他们对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感到忧虑，开始对实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否还行之有效，它能否引导统一后的德国走向新的繁荣，能否确保其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地位产生怀疑。上述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也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德国经济模式的前景。因此，增强经济活力，恢复民众自信心，成为德国朝野政党、政府和议会面临的共同任务和考验。
自2004年起，德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1、税制方面，大幅度减轻纳税人负担，增加其收入。起点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1998年的25.9%和53%降至2005年的15%和42%。2、财政方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扩大其支配能力。从2004年起，联邦政府向乡镇拨款25亿欧元，并减少乡镇上缴的营业税额;自2007年起，增值税从16%提高到19%，乡镇与联邦、州共享。3、就业方面，修改传统就业法规和政策，激活劳动力市场，全力扩宽就业渠道，如谨慎放宽解雇保护，允许企业主在创业初期自主招聘新人，为新创办小企业提供补贴，免除收益低的小企业的税款，取消手工业师傅对学徒的强制性约束，放宽学徒开业限制（危险行业除外）。此外，将联邦劳工署改名为联邦劳动信息局，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和强化服务功能，为失业者尽快重返劳动岗位提供信息。4、社会保障方面，改变某些传统做法，引进竞争机制，增强个人责任。新医保法规定，个人必须支付更多医疗费，同时降低保险费率。职工退休年龄先从60岁提高到63岁，2011年起再提高到67岁。新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推迟到月底发放，还准备减缓养老金增长，进而降低养老金水平。还规定，医生每季必须上缴诊疗费。对失业者的救济和失业保险金的使用作出了更严格规定。5、教育与研发方面，改革现行教育体制，逐步与美英接轨，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促进企业研发，国家增加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如2007年为信息技术研发提供12亿欧元）。6、产业结构方面，加大调整力度，促进创新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化第三产业服务功能，利用地缘优势，加速物流业发展，将德国打造成世界经济枢纽。此外，在人口和人才问题上，放宽移民限制，大力吸纳高科技人才，并为他们入籍提供方便。
此次控制已初见成效，2006年尤为明显，该年度经济增长率为2.7%，创近几年最高水平;就业出现新局面，失业人口由近500万降至400万以下;民众自信心增强，商业信心指数大幅度提升;内需明显好转，购买力上扬;出口继续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确保90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积极从事海外业务，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在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理念与实践上作出新的探讨和尝试
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维护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这次全方位调控的主导思想。各项具体调控措施都有深刻历史背景，显示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思考，已经触及社会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深层次的问题，开始在观念上有所更新和转变。这方面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其一，对社会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问题。首先，必须清醒地防范和应对社会市场经济运行中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危机。社会市场经济虽有一定特殊属性，如较多地强调社会公正，但如同其他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不可能摆脱或由内因或由外因诱发的经济危机。战后德国已发生过几次危机，造成严重经济和政治影响。两位联邦政府总理即社会市场经济的创建人艾哈德和著名经济学家施密特都在危机中下台。其次，要清醒地认识和应对社会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弊端，不断以创新精神加以改革和完善。进入新世纪后，施罗德政府认识到引发的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是内因（如经济缺乏活力、严重失业等），面对强大压力，主动出击，通过一揽子改革计划，赢得了在野党和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其二，市场调节问题。市场自我调节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从现实情况看，放任和无序竞争不可能成为社会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次调控探讨了影响市场调节机制内在活力的原因，认为不合时宜的法规和政策制约着市场调节，影响了自由竞争，尤其是有关劳动就业的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市场调节提供了宽松的法制环境，特别是在激活劳动力市场、广开就业门路、促进手工业发展、鼓励创业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
其三，经济与社会失调问题。造成两者失调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持续滑坡，卖方与买方市场发展失衡，超负荷的福利支出。经济愈滑坡，经济与社会失调愈严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矛盾就越大。近年来，德国有的放矢地采取一系列举措，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修正和改革福利政策，减少或消除社会福利方面的弊端。这次调控打破了社会福利方面长期存在的只增不减、只升不降的传统观念，并通过法律规定，逐步减少国家福利开支，增加个人负担。这一举措得到了民众的解释，为福利改革，也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失调问题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兼顾两个市场，向弱势倾斜，力争总体平衡
长期以来，由于执政理念的差异，基民盟和社民党推行了利益取向有所不同的经济政策，前者偏向于以企业主为主体的卖方市场，后者偏向以消费者为主体的买方市场，对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次调控在税收、财政、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兼顾了两个市场的利益，减少了政党政治的局限性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有利于两个市场协调发展。
向低收入职业、小型企业和财政困难的乡镇三大弱势群体倾斜，是这次调控的一大亮点。在税收、投资、创业、就业等方面充分考虑到了职工和小企业的利益，而财政改革的重点则是解决乡镇支出的困难。主要措施是联邦政府增加对乡镇的拨款，减少其上缴营业税，乡镇与联邦、州共享增值税，以有利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促进中小学现代化。
从已经付诸实施的各项措施看，这次调控贯穿着总体经济社会平衡的精神。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不能没有它，否则调控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求得经济与社会平衡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削减已经享有的社会福利，触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被迫采取的举措，需要慎之又慎，且应给予必要补偿，以达到此消彼长，取得新的平衡，这恰恰是此次调控未引起强烈负面反响的妙门所在。
凝聚朝野主要政党共识，共同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半个世纪前，执政的基民盟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德国建立和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10年后，面对社会市场经济创造的经济奇迹，社民党认同了这一经济模式。上世纪60年代，德国遭遇第一次经济危机时，基民盟和社民党曾组成大联合政府，但很快分道扬镳。对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民盟强调市场竞争多一些，社民党强调社会公正多一些。面对德国统一后的复杂形势，长期执政的科尔政府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构想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使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逐渐失去昔日的光环和吸引力。
20世纪末，社民党上台后，踌躇满志的施罗德政府企望在发展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方面有新的建树，但未如愿。蝉联执政后，施罗德政府在充满变革激情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对德国现行经济和社会模式的任何调整和改革，如得不到曾长期执政的基民盟的支持，是难有作为的。面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两个长期对立政党的领导人终于以民族利益为重，坐到一起，经过反复商讨，就德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即“2010议程”，达成共识，开创了朝野主要政党携手合作的新局面。同时，两党控制的议会也顺利通过了相关的各项法律。
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社民党大联合政府在继续贯彻“2010议程”的同时，不断采取新的措施加以补充和完善。
这次经济和社会调控凝聚了德国两个主要政党及广大专家学者的共识，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它为德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构想和法制框架，为深化改革和调整迈出了决定性一步，也为统一的德国创造新的经济奇迹展现了一线曙光，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但两个主要政党能否继续求同存异，顾全大局，为共谋德国崛起大业而长期携手合作，仍令人关注。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