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追讨年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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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元月,“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旗下的大冶铁矿有1300多名工人为厂方无理取消年终奖而自发进行“合理追索”行动,在遭到厂方与警方联手暴力行为后,仍不退缩;坚持与厂方、官府开展斗智斗勇合理而又符合法理的斗争,终于达到了保护自己劳动成果的目的… …
  无理克扣员工年红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系中国最早的官方钢铁联合企业。早在1890年,清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经奏请清廷获准,在湖北汉阳大别山(今武汉市龟山)开始动工兴建湖北铁厂。同年5月17日,张之洞致电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决定开办大冶铁矿。1893年年初,大冶铁矿基建工程竣工。同年9月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企业诞生的汉阳铁厂亦竣工投产。1908年,时任经理的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正式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该公司系中国有史以来的首家钢铁托拉斯,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当时,该公司员工有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进入民国后,该公司名号不变,不但照常运转,而且实力、产量、质量都明显提升。1938年,由于抗日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大部设备运往重庆,另立新厂。新中国建立后,该公司改称“重庆钢铁集团”。
  九十年前被《中央日报》报道而全国皆知的“追讨年红事件”,就发生在汉冶萍公司下辖的大冶铁矿。
  舊时企业每到年底,也向员工发放年终奖,当时称为“年红”。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早在清末组建伊始,就规定每年农历年终前须向全公司员工发放年红,数额多少则视公历上一年度所获得的生产利润决定。进入民国后,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继续施行这一惯例,不过年红金额多少改由下辖各厂矿根据本年度的收入盈亏自行决定。1928年1月发生“追讨年红事件”的大冶铁厂,多年来一直是把年红金额定在每个工人壹拾伍圆这个标准上。当时的物价低,该事件发生地湖北省的平均物价大致上是:大米每斤陆分,猪肉每斤壹角伍分,棉布每市尺壹角叁分,白糖每斤壹角,植物油每斤壹角伍分,食盐每斤叁分。这个时期的壹圆大洋可折合现今人民币多少,我们只要大致上测算一下就知道了。因此,壹拾伍圆对于每个工人及其家庭来说,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年还没进入公历新年时,大冶铁矿的一些工人就已在议论发放年红之事。进入公历1928年1月后,全矿1300多名工人几乎人人都在关注年红会发多少。工人们对此不敢抱较大的奢望,因为该矿1927年的第一季度因故停产,全年只生产了九个月,所以大伙儿都担心年红会少发,可能会扣去第一季度停产的那四分之一,那以前一贯的壹拾伍圆就要打七五折了。1月6日,大冶铁矿的工人获悉一个消息:同样辖属于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与大冶铁矿并列的象鼻山炼铁厂当天已经发了年红,数额和以前一样,也是壹拾伍圆。这下,大伙儿悬在心上的石头总算落了下来:象鼻山炼铁厂跟大冶铁矿一样,上一年度中第一季度也是停产,他们的年红没打折减少,那么大冶铁矿也不会打折的。
  哪知,次日矿上忽然宣布:鉴于第一季度停产,故今年的年红取消了。这下,全矿工人都想不通了:第一季度停产,那应该扣除第一季度的年红份额,怎么可以把其余正常生产并有利润赚进的其余三个季度的年红份额都给扣去了呢?于是,先是群情激愤议论纷纷,然后三五成群前往矿部提出质问,要求对取消年红事作出合理解释。有人还叫出了“不发年红就罢工”的口号。而工人中那些在后勤岗位干活的伙夫、杂务工则已经开始消极怠工,变相停止了对矿部高层的后勤服务。
  于是,矿部在经过一番密议后,发声说让工人推选代表去见矿长,特地强调这不是谈判,而是让代表当面听矿长对不发年红之事做出解释。工人不知是计,推选了五名代表去见矿长。结果,大伙儿发觉上当了:代表不但没见到矿长,反而随即给矿警抓捕后解送大冶县警察局,罪名是“共党分子”。
  当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还不到一年,全国各地都在捕杀共产党。各省各市县都成立了“清乡委员会”,该机构不但可以任意逮捕百姓,而且拥有随意处置的权力,对被捕者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只要报个“共党分子”或者“匪盗”的罪名就是。然后,矿上张贴告示,称如若再有人提出索讨年红,一律以“共党分子”论处。
  这下,大伙儿傻眼了,他们没想到矿上竟然这样不讲道理。不过,大伙儿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再说五名代表还押在牢里,必须把他们救出来。铁矿这边的态度已经明朗,大家不敢再去质问、请愿什么的了,罢工那就更是不敢了。但总不能就此罢休,于是自发经过一番商量后,想出了一个主意:去向政府讨个说法!
  冲破阻挠反映情况
  大冶铁矿的1300多名员工中,也有少数人由于种种原因,尽管关注年红发放动向,但不敢跟“闹事”的员工一起行动。这少数人中,有个别跟矿上甚至公司高层有关系的。矿上就暗中指使他们注意基层动向,有动静随时密报,立功者有奖赏。因此,“闹事”员工准备反映情况之事很快就被高层掌握了。
  矿上高层当然不希望发生反映情况,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取消年红发放的决定不但不得人心,还可能会由此引发严重事端。尽管大冶县府和警察局是支持他们这种胡作非为的,但是如果工人们反映情况的话,再被新闻媒体特别是洋人在华的报纸一披露,那上边儿只怕就要出面“纠偏纠错”了。因此,矿上在获知工人们准备反映情况后,随即作出反映。当然,高层心虚,不敢出面去跟下面沟通,而是悄然致电县警察局,说了说情况后,要求警方出面予以制止。县警察局于是派了一个巡官,来大冶铁矿,由矿警保护着去跟工人开“见面会”。但工人因为已有五名代表被抓的先例,根本不愿意露面。于是,巡官就让矿上以县警察局的名义出具了一份通告,声称经警方审讯,被捕的工人代表已经供认此次“追讨年红事件”系由共产党策划,阴谋借机发动暴动;现政府已经有所准备,县清乡委员会已经急电请调国军第七师一部星夜驰援,不日即至大冶。政府察知此系共党阴谋,铁矿员工十有八九均系蒙蔽受骗,故尽管国家颁有清乡条例对此等劣行一律严惩,格杀勿论,但念各位均有家小,决定法外施仁,凡迷途知返者一律宽宥。现勒令全矿员工立即听命行事,勿作营救歹徒(按:指被捕者)、鸣冤叫屈、追讨年红之想,积极劳作,政府与矿上也就不予追究,云云。   铁矿员工中有亲戚在县城闻知矿上高层已经派员在城里“富春酒楼”与特地约请前来的匪首“鬼见愁”相谈,如若铁矿员工不听劝阻,继续实施反映情况,将请“鬼见愁”派遣手下土匪出面武力阻止,见一杀一,毁尸灭迹。参与“闹事”的铁矿员工接到上述情报后,紧急商议应对办法。最后决定由部分人出面去县城开展募捐,用于保释被捕者;同时组织被捕者家属向警察局要求准予保释以及探视被捕亲人。以此举蒙蔽矿上,让高层以为员工已经被警方的《通告》吓住,放弃反映情况了。同时则密派九名代表分头从三条路径反映情况。这样,即使遭到土匪拦截、杀害,三拨人员中有希望一拨能够突破拦截,成功反映情况。
  这个连环计起到了蒙蔽对手的作用,三拨反映情况代表途中都未遭到拦截,最后顺利抵达南京。
  之所以不去省城武汉而要奔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反映情况,那是因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自1908年以来已由原先的“官督商办”(按:“官督”指“政府监督”:“商办”指“民商投资”,整个意思就是:由政府监督下的民营企业)变为纯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但是,该公司因自清末初创阶段以来一直拖欠日本的债务,每年都被迫把铁矿砂、煤炭低于市场价供应日本借以折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意识到长此以往不能维系,于是就组建了一个整顿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组织、管理、债务等问题的机构,叫作“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简称“整委会”)。“整委会”隶属于交通部,级别比较高,其主任由交通部次长兼任。现在,大冶铁矿的员工代表奔南京就是去向“整委会”反映情况。
  “整委会”负责日常工作的专任常务委员是著名地质学博士谌湛溪。谌氏名祖恩,字湛溪,1882年生于平远州(今贵州省织金县)一著名书香世家,少有“神童”之誉,12岁中秀才,州知府闻讯有疑,亲自当面复试,对其文章大为赞赏,亲自定为第一名。然后,轮到省学台(省教育厅长)起疑了,召见后当场口试,给予“秀才中的秀才”之罕见评价。四年后,谌湛溪考入著名的贵阳贵山书院(1902年改建为贵州大学堂,系现在的国家重点211工程高校贵州大学前身)。不到一年,贵州省巡抚鉴于谌湛溪的超群优异,专呈礼部保送入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在清末1898年至1911年间的曾用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1904年,谌湛溪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矿冶系博士学位,被英国皇家学院评为世界探矿专家之一,并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09年谌湛溪回国后,受清廷之命考察各省矿源。先后任湖南板硒锑矿总工程师、长沙华昌公司总工程师、唐山煤矿局长、井径煤矿局长及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萍乡矿务局长、焦作煤矿工程师、烟筒山铁矿和石景山矿总工程师。1935年,任贵州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当时,蒋介石为追剿红军到贵阳召集会议,顺便接见省府官员,谌湛溪也在被接见行列之中。他在接见会上依然嘴含烟斗,跷着二郎腿,一副不把蒋当回事的样子。蒋介石对黔地矿产发表见解时,谌予以纠错。蒋介石要面子,对他说“你不懂”。谌博士大恼,厉声驳斥:“我搞了二十多年!我不懂?”一时让老蒋下不了台。此举当时即成了国民党大员私下的头号新闻,谌湛溪也为此丢了官。新中国成立后,谌氏系贵州大学、昆明工学院教授。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来自大冶铁矿的员工代表,自是会认真对待。谌湛溪亲自安排代表的食宿。然后,亲自听取代表关于大冶铁矿发生了追讨年红事件的陈述。谌是矿务专家中的大腕,又当过总工程师、矿务局长,对各类矿务生产经营管理的情况一应了如指掌。当下听了陈述,收下了材料,表示一定会迅速进行核查,如代表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则一定能够讨回公道。谈话结束后,谌湛溪就悄然派人连夜动身,前往大冶了解相关情况;并以“整委会”的名义向汉冶萍公司总部调取大冶铁矿该年度的生产、经营材料。
  从速处置解决
  1月20日,谌湛溪在听取已完成使命返回南京的赴鄂调查人员的汇报后,并调阅、研究了相关资料,向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整理漢冶萍委员会主席李仲公(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打了一份报告,当面陈述了大冶铁矿发生的追讨年红事件情况,提出召开“整委会”常委会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李仲公看了报告并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谌湛溪的建议,指定谌负责做好常委会议的一应准备工作。
  1928年1月26日(年初四)下午2时,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在南京市锏银巷十四号会所举行“整委会”第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研究解决“年红事件”的对策。李仲公对该事件非常重视,推掉了其他公务,特地到会并亲自主持。“整委会”专任常务委员谌湛溪向会议报告大冶铁厂工人“追讨年红事件”以及他调查到的一些相关情况。据同年2月1日《中央日报》报道,谌湛溪在会上“谓冶地每至年终,工人各给年红十五元,象鼻山官厂本年已发,冶厂则称,奉厂矿长令,宣布撤销,有请求者,以共产党论。工人历年恃此款度岁,今忽取消,与官厂相形,尤足使工人愤激,该厂矿长已以共产党犯为由,送工人数人交大冶县押管。再查冶厂十六年份(按:即民国十六年——1927年)交日本铁矿二十四万余吨,每吨据公司人说,日本交现金四元八角,合华银五元余,计共合一百二十万余元,该矿停工时,维持支销每月约二万元,计一月至三月停工支销发合六万元。四月一日开工,至年底,共九个月,每月约支七万元,计六十三万元。全年支销,发共七十万元,实余五十余万元,此项年红总数只约两万元,该公司竟破例取消;坏地租接之湖北政府官矿所不为者,该公司竟悍然为之。为民众解除痛苦之革命政府,对此究当如何?”
  谌湛溪临末又对他所负责日常工作的“整委会”因为没有及时整顿汉冶萍公司的组织、管理而造成这种情况表示内疚——“吾人准备延迟,未能及时接管(按,此指改组厂矿领导班子,下同),思之汗颜!”
  然后,会议讨论应该如何解决这起不该发生的事件,一番发言后,李仲公作出结论——“谓只有从速准备接管,别无他法援助工人”。于是,会议讨论接管后的职员任用标准和薪俸等问题,发现比较复杂。于是,主席(李仲公)“即宣布现在已无时间,职员任用与薪俸等级案,俟下次当会再讨论,即行散会”。
  当天散会后,谌湛溪立刻带了随从奔下关码头搭乘客轮前往汉口,抵达后马不停蹄转赴大冶。抵达大冶铁厂后先解除了矿长之职务,并以“中华民国交通部整理汉冶萍委员会”名义直接宣布:①按往年惯例发放年红,当天必须让每个工人都收到;②以铁矿名义通知县警察局立刻释放那几名被拘捕的工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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