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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初期的革命历史题材油画创作，诞生了很多表现毛泽东形象的经典优秀作品，它们既是国家意志的集中體现，又体现出美术家的高超创作水平，树立了新的中华民族形象。与此同时，油画创作在经过百年积淀和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走上了民族化的道路。
关键词：毛泽东形象;革命历史题材;油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就别开生面，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在美术工作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正确政治方向和服务对象，美术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初期用图像的形式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和国家建设，必然成为新政权的重要工作，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因此应运而生，而表现和宣传领袖毛泽东的形象是当时美术创作的重点之一。油画作为外来画种，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传入中国，但一直不太受中国观众和画家的青睐。在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油画才真正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备受推崇，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学油画的风潮。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鲜有画家从事油画创作。但新中国成立后，大城市的有着成熟的条件以及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写实风格的油画非常适合于美术创作和文艺宣传。建国初期中国油画经历了融合传统、学习苏联、再到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产生了一大批感情真挚、富有民族特色的经典作品。
辛莽和罗工柳是较早探索用油画语言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毛泽东形象的画家，他们的画风朴素，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绘画色彩。两位画家都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这反映出延安美术传统的延续性。辛莽于1951年完成的《毛泽东在延安著作》，同年罗工柳也创作画完了《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这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油画创作往往采用最质朴的语言，被形象地称为中国的“土油画”。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董希文受委托为中央革命博物馆创作《开国大典》。描绘众多开国元勋和将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正在麦克风前宣读《公告》，城楼上大红灯笼高悬，城楼下彩旗飘飘，蓝天白云，团花锦簇毛泽东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气宇轩昂，神采奕奕。董希文早年留学法国，后又到敦煌研究宗教壁画，注重工笔重彩的传统技法运用。《开国大典》明亮的色彩、宏大的构图、吉庆的场面，象征着新中国的生机勃发和大国风度。“《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它既有利于油画的普及，又是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提高。”[1]29-3050年代初期，在学习苏联的风潮中，新中国的油画几乎全盘“苏化”。1957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展出了420件美术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其中描绘毛泽东形象的有影响力的油画作品就有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和高虹创作的《毛主席在陕北》。《井冈山会师》的画面呈现黄褐色的基调，厚重而又充满着乡土的气息。而《毛主席在陕北》则以轻快的笔触，响亮的色彩，再现了毛泽东在转战途中的形象。这两件作品虽然都明显受到苏联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但由于画家的刻苦与天赋，对油画语言的掌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57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2]254“从艺术发展自身来说，尤其是在油画领域，苏联风格成为一种主导风格，艺术创作出现单一化倾向，‘两结合’的提出无疑找到了一种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的文艺原则，将前阶段文艺界几乎一边倒的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引入到中国的民族化的道路。”[3]159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1958年以后“油画民族化”的呼声逐渐高涨。“民族化”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很快成为美术实践的主要选择，诞生了许多不朽的经典作品。很多画家致力于油画民族化探索与实践，主张向中国画学习技法求取传统艺术精华。1961年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就与十年前创作的《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中国画水墨的笔法和诗意运用到油画中，使画面呈现出一股浓浓的中国味。独坐在井冈山的山水之中的毛泽东，犹如一位哲人，正在思索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充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内容，突出毛泽东建军的历史功绩，同年高虹、彭彬等人创作了《毛主席在文家市》。画面中的毛泽东脚穿草鞋，卷着裤腿，站在路口上面，一手叉腰，一手示意，他正在和撤退集结的起义部队分析武装斗争形势，动员大家放弃攻打城市，改向农村地区转移，提出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该画一改之前油画的灰、暗效果，色调明快，气氛热烈，主题突出。无论是人物的安排，还是环境的处理都有很强的戏剧效果，体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美术的要求。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靳尚谊创作了油画《党的十二月会议》 ，作者在此画的构思上专注于肖像的刻画，选取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的一个挥手动作的瞬间，灰色的棉袄，焕发力量的肤色、暗红色的背景和仰视的视角，表现了果敢、自信的领袖形象，质朴无华而又俊朗高大。靳尚谊从50年代就开始画毛泽东肖像，他将“油画民族化”的理念运用到油画创作中，采用传统艺术中平涂加勾线的形式，弱化体积和空间，强调画面的平面感和色彩的构成感，又不失写实的精神。1963年钟涵的《沿河边上》描绘毛泽东和一位陕北农民边走边谈，表现出领袖对百姓之爱。画面中毛泽东的“背影”是宽厚与慈爱的，他背负着“为人民服务”的信与诚，在金色的夕阳中呈现出一种暖暖的人情味。女油画家赵友萍1963年创作了《听毛主席的话，作革命的接班人》，新社会的青年农民围坐在毛主席的身旁，感觉大家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喜事。该画采用新年画的形式与内容，表现喜庆热闹的场面。画面主题突出，几乎没有阴影，色彩明亮，注重线条的刻画，画风朴实，寓意深刻。1964年高虹创作油画《决战前夕》，该画描绘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关键时刻，毛泽东纵观战争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即将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发动战斗决定的历史场景。毛泽东只身一人站在窑洞内，右手叉腰，左手夹着香烟，双目紧紧注视着贴满土壁的军事地图，踌躇满志，有一举定乾坤的气势。该画以“静”致“动”，低调的色彩显得朴实无华，如他朴素的装扮、矫健的身躯一样散发出稳赢的气息和静谧的气氛。蜡烛、地图、书信、烟灰盒、曙光、躺椅等细致入微的环境搭配和细腻的塑造，一起映衬出毛主席运筹帷幄的战略家形象。1964年蔡亮创作的油画《贫农的儿子》入选了庆祝国庆15周年的全国第三届美术展览，该画描绘两个衣衫褴褛的贫农儿子，背着再简单不过的行囊，赶上正在行进的红军队伍，找到部队“首长”（毛泽东）恳求入伍参加革命的故事。画面中一身红军装束的毛泽东正驻足背手低头高兴地“接待”这两个穷人家的孩子，毛泽东和贫农的儿子穿着同样的草鞋，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他面部露出亲切的笑容以及身旁行进中一位红军战士回头的笑脸，可以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毛泽东高大的身躯，两个孩子刚健有力的双腿，他们三人形成金字塔式的、顶天立地的三角构图以及仰视的视角，凸显出在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崇高、伟岸的领袖形象。可以说，《贫农的儿子》是建国初期“两结合”的经典代表性作品，它以现实主义为根据，强调突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树立了美术创作的新标杆。1965年，侯一民、周令钊、邓澍合作完成的大型油画《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该画以毛泽东“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意，来描绘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气象面目一新，祥云溢彩，群英荟萃，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大家意气风发，一起开创新时代的宏大场面。全画7.5米长，3米高，是鸿篇巨制。这幅巨作是油画“民族化”和“双结合”的重要实践，浓墨重彩，喜闻乐见，大国气派。“实际上，新中国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在‘民族化’思潮和‘两结合’方针的推动下，避免了掉入照抄照搬前苏联主题性绘画模式的陷阱中，这是新中国油画家智慧的成果，也是可以提供给当代油画家的有益启示。”[4]393
建国初期的革命历史题材油画创作，诞生了很多表现毛泽东形象的经典优秀作品，它们既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又体现出美术家的高超创作水平，树立了新的中华民族形象。与此同时，油画创作在经过百年积淀和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走上了民族化的道路，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李玉昌，谢善骁编.纪念董希文八十周年文集[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2]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编.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1982.
[3]汪洋.艺术与时代的选择——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张晓凌主编.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毛泽东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7YBA169）
作者简介：赵湘学（1980-），男，汉，湖南湘潭人，天津美术学院硕士，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形象;革命历史题材;油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就别开生面，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在美术工作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正确政治方向和服务对象，美术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初期用图像的形式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和国家建设，必然成为新政权的重要工作，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因此应运而生，而表现和宣传领袖毛泽东的形象是当时美术创作的重点之一。油画作为外来画种，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传入中国，但一直不太受中国观众和画家的青睐。在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油画才真正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备受推崇，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学油画的风潮。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鲜有画家从事油画创作。但新中国成立后，大城市的有着成熟的条件以及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写实风格的油画非常适合于美术创作和文艺宣传。建国初期中国油画经历了融合传统、学习苏联、再到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产生了一大批感情真挚、富有民族特色的经典作品。
辛莽和罗工柳是较早探索用油画语言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毛泽东形象的画家，他们的画风朴素，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绘画色彩。两位画家都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这反映出延安美术传统的延续性。辛莽于1951年完成的《毛泽东在延安著作》，同年罗工柳也创作画完了《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这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油画创作往往采用最质朴的语言，被形象地称为中国的“土油画”。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董希文受委托为中央革命博物馆创作《开国大典》。描绘众多开国元勋和将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正在麦克风前宣读《公告》，城楼上大红灯笼高悬，城楼下彩旗飘飘，蓝天白云，团花锦簇毛泽东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气宇轩昂，神采奕奕。董希文早年留学法国，后又到敦煌研究宗教壁画，注重工笔重彩的传统技法运用。《开国大典》明亮的色彩、宏大的构图、吉庆的场面，象征着新中国的生机勃发和大国风度。“《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它既有利于油画的普及，又是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提高。”[1]29-3050年代初期，在学习苏联的风潮中，新中国的油画几乎全盘“苏化”。1957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展出了420件美术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其中描绘毛泽东形象的有影响力的油画作品就有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和高虹创作的《毛主席在陕北》。《井冈山会师》的画面呈现黄褐色的基调，厚重而又充满着乡土的气息。而《毛主席在陕北》则以轻快的笔触，响亮的色彩，再现了毛泽东在转战途中的形象。这两件作品虽然都明显受到苏联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但由于画家的刻苦与天赋，对油画语言的掌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57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2]254“从艺术发展自身来说，尤其是在油画领域，苏联风格成为一种主导风格，艺术创作出现单一化倾向，‘两结合’的提出无疑找到了一种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的文艺原则，将前阶段文艺界几乎一边倒的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引入到中国的民族化的道路。”[3]159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1958年以后“油画民族化”的呼声逐渐高涨。“民族化”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很快成为美术实践的主要选择，诞生了许多不朽的经典作品。很多画家致力于油画民族化探索与实践，主张向中国画学习技法求取传统艺术精华。1961年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就与十年前创作的《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中国画水墨的笔法和诗意运用到油画中，使画面呈现出一股浓浓的中国味。独坐在井冈山的山水之中的毛泽东，犹如一位哲人，正在思索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充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内容，突出毛泽东建军的历史功绩，同年高虹、彭彬等人创作了《毛主席在文家市》。画面中的毛泽东脚穿草鞋，卷着裤腿，站在路口上面，一手叉腰，一手示意，他正在和撤退集结的起义部队分析武装斗争形势，动员大家放弃攻打城市，改向农村地区转移，提出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该画一改之前油画的灰、暗效果，色调明快，气氛热烈，主题突出。无论是人物的安排，还是环境的处理都有很强的戏剧效果，体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美术的要求。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靳尚谊创作了油画《党的十二月会议》 ，作者在此画的构思上专注于肖像的刻画，选取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的一个挥手动作的瞬间，灰色的棉袄，焕发力量的肤色、暗红色的背景和仰视的视角，表现了果敢、自信的领袖形象，质朴无华而又俊朗高大。靳尚谊从50年代就开始画毛泽东肖像，他将“油画民族化”的理念运用到油画创作中，采用传统艺术中平涂加勾线的形式，弱化体积和空间，强调画面的平面感和色彩的构成感，又不失写实的精神。1963年钟涵的《沿河边上》描绘毛泽东和一位陕北农民边走边谈，表现出领袖对百姓之爱。画面中毛泽东的“背影”是宽厚与慈爱的，他背负着“为人民服务”的信与诚，在金色的夕阳中呈现出一种暖暖的人情味。女油画家赵友萍1963年创作了《听毛主席的话，作革命的接班人》，新社会的青年农民围坐在毛主席的身旁，感觉大家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喜事。该画采用新年画的形式与内容，表现喜庆热闹的场面。画面主题突出，几乎没有阴影，色彩明亮，注重线条的刻画，画风朴实，寓意深刻。1964年高虹创作油画《决战前夕》，该画描绘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关键时刻，毛泽东纵观战争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即将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发动战斗决定的历史场景。毛泽东只身一人站在窑洞内，右手叉腰，左手夹着香烟，双目紧紧注视着贴满土壁的军事地图，踌躇满志，有一举定乾坤的气势。该画以“静”致“动”，低调的色彩显得朴实无华，如他朴素的装扮、矫健的身躯一样散发出稳赢的气息和静谧的气氛。蜡烛、地图、书信、烟灰盒、曙光、躺椅等细致入微的环境搭配和细腻的塑造，一起映衬出毛主席运筹帷幄的战略家形象。1964年蔡亮创作的油画《贫农的儿子》入选了庆祝国庆15周年的全国第三届美术展览，该画描绘两个衣衫褴褛的贫农儿子，背着再简单不过的行囊，赶上正在行进的红军队伍，找到部队“首长”（毛泽东）恳求入伍参加革命的故事。画面中一身红军装束的毛泽东正驻足背手低头高兴地“接待”这两个穷人家的孩子，毛泽东和贫农的儿子穿着同样的草鞋，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他面部露出亲切的笑容以及身旁行进中一位红军战士回头的笑脸，可以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毛泽东高大的身躯，两个孩子刚健有力的双腿，他们三人形成金字塔式的、顶天立地的三角构图以及仰视的视角，凸显出在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崇高、伟岸的领袖形象。可以说，《贫农的儿子》是建国初期“两结合”的经典代表性作品，它以现实主义为根据，强调突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树立了美术创作的新标杆。1965年，侯一民、周令钊、邓澍合作完成的大型油画《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该画以毛泽东“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意，来描绘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气象面目一新，祥云溢彩，群英荟萃，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大家意气风发，一起开创新时代的宏大场面。全画7.5米长，3米高，是鸿篇巨制。这幅巨作是油画“民族化”和“双结合”的重要实践，浓墨重彩，喜闻乐见，大国气派。“实际上，新中国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在‘民族化’思潮和‘两结合’方针的推动下，避免了掉入照抄照搬前苏联主题性绘画模式的陷阱中，这是新中国油画家智慧的成果，也是可以提供给当代油画家的有益启示。”[4]393
建国初期的革命历史题材油画创作，诞生了很多表现毛泽东形象的经典优秀作品，它们既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又体现出美术家的高超创作水平，树立了新的中华民族形象。与此同时，油画创作在经过百年积淀和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走上了民族化的道路，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李玉昌，谢善骁编.纪念董希文八十周年文集[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2]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编.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1982.
[3]汪洋.艺术与时代的选择——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张晓凌主编.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毛泽东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7YBA169）
作者简介：赵湘学（1980-），男，汉，湖南湘潭人，天津美术学院硕士，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