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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征程。
这90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90年、伟大辉煌的90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站立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90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面旗帜，为积弱积贫、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欺凌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它像一声长鸣的号角，警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唤起了几万万同胞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斗争的勇气；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全体党员们，高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它既是一种学说，更是一场有十多亿人口参加的可谓空前绝后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是社会主义，只是这种社会主义，深深打上了中国印记。
毛泽东的探索 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是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呢？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他的战友们反复分析中国的国情，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强调，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历史遗产。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指导，规定了中国的国体、政体，确定了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政策，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8年间，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人民民主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高度的民主。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后，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乡以上行政区域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职权。这套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实现了人民“管天、管地、管自己”的人民民主。
从封建专制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一个质的飞跃。然而，由于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民主阶段，官本位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加之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能不是一个艰难无比的任务。于是，洞悉历史的毛泽东同志就把重点放到了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思想，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他看来，巩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比建立这个制度艰难得多。他特别警惕李自成部队进城就腐败的历史现象。事实上，建国以后，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情绪和胜利以后贪污腐败、进城就换老婆的情况也不断发生，有的人把为人民打天下、为人民服务置身于脑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铁腕治党，杀了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并在全党开展了“三反”、“五反”的教育和斗争，刹住了进城后的奢侈之风。
问题在于：受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官场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意识中的“畏官”心理，以及共产党执政后干部队伍“得胜”的心理，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等现象，可以说，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同这种现象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1957年整风、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用大民主这种方式，发动全党全社会来反修防修，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
这笔伟大的政治遗产，至今光照着神州大地。
28年间，奠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基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当时实际情况是，经过土地改革的东北和西北老根据地，农村中土地买卖、两极分化的现象开始显现，斗倒了老地主、产生新地主的危险性成为可能。在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特别是一些大的资本家，依然采用旧社会那一套管理方式对待工人阶级，劳资矛盾非常突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些黑心的资本家，以次充好，以假冒真，坑害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充分暴露了资本家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如果只是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依然保留旧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人民不会答应”，也完全违背了共产党革命的初衷。因此，在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党引导农民从互助组开始，逐步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到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基本成形。在城市，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奠定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尽一切可能引进国外主要是前苏联的先进技术，建设现代中国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引进苏联技术开始，经过近2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基本建成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边建设、边生产、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大庆油田揭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能源；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国防建设日新月异，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汽车、飞机、轮船、自行车、手表、电视这些产业都有了很好的基础。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新中国的现代工业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几亿人民勒紧裤腰带才搞出来的家当。正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产生了“大庆精神”、“鞍钢宪法”、民主管理等反映现代大工业发展规律的精神文化，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28年间，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体系
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分明白，中国旧时代的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大地主的文化是维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制度文化，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摧毁这种文化体系，建设起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不然，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用了很大的精力，亲自抓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先是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反映广大人民利益的革命文化推向全国，让中国的文化面貌一新，给人民以方向、以振奋、以激励。号召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站稳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大写工农兵，大演工农兵，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赶下舞台，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氛围。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小说、电影、诗歌等文艺作品横空出世，社会主义文化十分繁荣。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以此启动了教育改革。到1966年，我国基本做到了村有小学、区有中学，大学发展也很快，教育毛入学率大幅增长，人民受教育程度大为提高，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断，人民的教育事业将更加繁荣兴旺。
加强科学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课题。党和国家把科研机构的建设放到重要日程，建设了涵盖基础科研、重大应用科研的中国科学院，成为国家科研的核心力量，设立了国家农业机械研究院，在核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建设了配套齐全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科学研究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
28年间，奠定了我国独立自主外交的新格局
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对新中国的成立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不予承认，在国际上不断掀起反华大恶浪，并在中国周边，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威胁新中国的生存。原因无它，就因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清醒地看到，西方资产阶级反华反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方全体人民都反华反社会主义，他们最多占西方人口的5％～10%，西方大多数人民都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同时，受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中小国家人民，占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国际政治斗争的大舞台中，党中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20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同时，中国大力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国际上孤立帝国主义。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国则采取在斗争中求合作的方针，包括使用战争手段反击帝国主义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使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最后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撤出了越南。这两场战争，确立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壮大了新中国的国威，帝国主义企图用武力征服中国的美梦落空。1972年，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随后的中美建交，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新中国的28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既顶住了“老子党”的压力，坚持了中国的自主性，又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封锁、制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强大基础，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新局，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之新局。人民政府、人民警察、人民邮政、人民医院等等，一切皆以人民命名，一切皆为人民服务。试问五千年，中国有过这样的局面么？
然而，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人们对这个新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加之共产党又是在一个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执政，对国内外特别是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急于求成的心理，滋长了党内的左倾情绪，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党和国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小平的探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极左的路线，还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十分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党内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的老同志，怨气冲天，社会上一些人更是掀起了一股反毛、进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浪潮。
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局面，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和气魄，坚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提出了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坚决否定了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调，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后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这一理论基本成形，正式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此，新中国的面貌又为之一新。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如：四项基本原则、共同富裕等。改革开放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在被视为邓小平理论集大成的南巡讲话中，小平同志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3页）。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判断和理论创新
建国以后，邓小平认为：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所忽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多次强调，要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采取与初级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创造。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效仿，只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础上，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错了改回来就是，相信总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应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为补充，通过发挥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通过国家计划进行统筹和协调，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快速的发展，使全体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功，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给了人们以极大的信心。到2005年，全国农民免交公粮，免交农业税，几千年的“皇粮国税”都得以豁免，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
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初期是吸收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放权让利，搞活国有企业，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井喷式发展，年增速都在10%左右，GDP迅速超过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中国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和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以美国为参照系，把美国作为追赶的目标，这一方面提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扩大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眼界和容量，使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了包容一切的气概；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世界的几十年，难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影响。加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急需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来指导，这样，西方经济学被大量引进，一度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想，并得到党内一些没有马列理论根基和历史知识、缺乏对市场经济感性认识的人响应。一时间，社会财富急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达到了0.5的危险边缘，环境资源破坏严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沿海中外资本家抛弃2 000多万农民工落荒而逃，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资本的面目，这一切，引导人们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重新思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论断，为解决新矛盾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实践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亲自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的实践，又身受这个体制之害，对这个体制的利弊得失自有切肤之痛。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政治体制的利弊得失，是正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是邓小平同志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
对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多党制”、“三权鼎立”那一套，多次指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都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目标，都失败了，搞得国家四分五裂。只有搞社会主义，中国才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谈话中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的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5页）。不久，他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4页）。
同时，对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分析其原因，提出改革的意见。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他尖锐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他分析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六种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列举了每种现象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及其严重危害。
针对此，他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改革设想：第一， 修改宪法，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个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第二，设立顾问委员会，逐步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第三，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实行政府工作责任制；第四，逐步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第五，企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第六，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实行票决制，改变个人专断的现象。小平同志说：“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3页）。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稳步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上层建筑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对教育科学文化的改革思想
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要强调物质文明建设，更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建设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他认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只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大众，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迷失方向。他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成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他要求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我国教育、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改革的思想，基于两个基本判断：一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是，知识分子已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一个判断，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个判断阐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一样，都是社会生产力的促进者，而不是独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异己力量。这两个判断，说清楚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及由谁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指明了方向。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使我们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一下子清晰起来、生动起来、鲜明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国外一切可能引进的先进技术，包括初级技术、中级技术和高级技术，首先解决我国很多技术的有无问题。结果，几年之间，解决了我国日用工业品的短缺问题，并开始出口。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总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但中国已经掌握了门类齐全、非常庞大的基础技术，为自主创新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的教育思想非常明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5～106页）。“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页）。邓小平同志这些话，既阐明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又阐明了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还阐明了教育改革的方法，就是“三个面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大发展，特别是大学教育、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突飞猛进，人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是中华民族继续腾飞的可靠保障。
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最带有根本性质的方面，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坚定信仰和一以贯之的探索精神。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极端低潮和困难时期，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一起拯救了社会主义，并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内容和新的生命力。这种新的内容和新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坚定性、特殊性、包容性和群众性。
坚定性 是指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坚信不疑。这是共产党人最可贵的品质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特殊性 是讲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判断中国的国情，并从这种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熊复同志曾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现在要探讨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就是探讨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有旧时代的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而带来的特殊历史条件，而且有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带来的新的历史条件。简言之，就是一个经济地位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规律问题。”（《人民论坛》1995年第9期《我哭熊复》）。
包容性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很长一个时期来，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以对资本主义的仇恨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与借鉴，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结果苏联搞垮台了，东欧剧变了。中国实行大开放，敞开大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引进他们的资金、技术乃至思想文化成果，结果我们是经济发展了，思想丰富了，鉴别能力增强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不可怕，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善于把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人类辉煌无比的业绩来。
群众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亿、十几亿中国人创造的。建国以来，几千万城里人到农村去，几代、几亿农民背井离乡到沿海打工，上千万的城市工人为改变中国科技、工业落后的面貌，到西部、到丛山峻岭中打拼，献了青春献子孙，几千万职工为了国企改革经历阵痛再出发，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伟大画卷。正是这一种声势磅礴的群众参与，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深厚最有力量的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与倡导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领导者和指导者，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是紧密相关的，党的自身建设如何，又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的成败得失。可以这么说：成，在于党的建设；败，也在于党的建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建设处于三重包围之中：一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我们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都是在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地会影响我们。二是国内市场经济的包围。我们党和政府掌握各种资源，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争取的对象。三是腐朽落后社会思潮的包围。封建的官场文化，人身依附、卖身投靠、拉帮结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腐朽的享乐文化等，逐步解除了思想武装，不少干部就是从战战兢兢进舞厅、偷偷摸摸搞按摩走到光明正大养情妇、拉帮结伙受贿赂这条不归路的。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同国外打交道，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我们放松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和教育；也放松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和批判，削弱了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锋芒。而国外和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却肆无忌惮地批判社会主义、批判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丑化为“专制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为“专制制度”，鼓噪所谓“颜色革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切，极大地搞乱了党内的思想，涣散了党的人心，有数十万共产党员、上万领导干部、上千高级干部成为腐化堕落分子，走到了与人民的对立面，真是触目惊心。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则是这些人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此，建议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教育，发动全党就这一重大无比的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式的、平等的讨论和争论，把观点摊开、说透，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共识，统一全党的思想，形成全党的合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个研究教育，可先在中高级干部中进行，取得经验，再向全党推广。
建立和完善党内的民主制度，实行民主治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体共产党员的党，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的战斗力之所在。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是当今时代给党的建设提出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我们党是在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国家执政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历史经验看，每个朝代刚建立的时候都是比较清廉的，对官员贪腐保持了一种高压姿态。但第二代、第三代之后，贪腐之风日盛。以君治吏，以吏治吏，然君腐臣贪，体制内反腐形同虚设。我们党内现在的腐败现象，带有很强的封建官场色彩。很多人没当官前谈民主，一当官后怕民主，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来对待党员行使民主权利，把自己领导和管理的地方当成自己的“领地”，为所欲为，贪得无厌，变着法子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进个人的腰包。党内民主是反对封建官场文化、反对贪腐的强大武器。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什么害怕党内民主呢？
民主治党，首先要充分发挥7 000多万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发挥共产党员在各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强调党员对党组织的服从，这当然是必需的，但对发挥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显然重视不够，致使绝大多数党员只是被动地参加一些党组织的活动，其主动性、积极性远没有发挥出来，党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远没有形成，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有所削弱。事实上，在我们党内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思想力量，党内也凝聚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人才，通过党内的民主制度建设，广设议题、广开言路，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研究和探讨党和国家发展重大问题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党智、凝聚党心，使中央的决策真正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这个党才是不可战胜的。
民主治党，重点是民主治领导干部。要把各级党委成员候选人、拟推荐出任政府首长候选人的提名权交给广大党员，先可采取党员提名和组织提名相结合的办法，提出候选人；党委成员候选人及被推荐出任政府首长候选人，应先向党代会报告自己的施政理念，党委成员由党代会差额选出，被推荐出任政府首长候选人由党代会投票推荐，增加选人用人的透明度；建立党委成员、政府首长向党代会或党的全委会述职制度，接受党组织的质询、批评和监督；要赋予党员对党委成员、政府首长提出依法罢免的权利。把用人这一块搞透明了，施政自然也会逐步透明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党员领导干部的变质和贪腐行为。
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党的政治纪律。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党团结统一、有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中，有些人把改革开放同加强党的纪律对立起来，要求在纪律上“松绑”，遭到陈云同志的严厉批评。邓小平同志曾经严肃地指出过党组织的涣散软弱问题。在这过程中，党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新的纪律，如：领导干部的配偶和子女不得经商办企业，党内交往中不得请客送礼，共产党员不得接受异性按摩等不下数百条，涉及到方方面面，规定甚为全面，要求甚为严格。从现在揭露的大量事实看，这些纪律被党内的腐败势力践踏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和一些党的组织，带头违反党的纪律，堕落为贪污腐败分子和贪腐组织，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极大地败坏了党纪的权威，涣散了党的组织。从实际经验看，加强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组织纪律教育与整顿，实乃党建中的迫切课题。要改变“领导干部犯错，全党吃药”的现象，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组织松驰、纪律涣散的问题。
说到纪律，就不能不特别提到政治纪律问题。政治纪律是维护党团结统一的强大武器。我们党对此有一整套规定和要求。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共产党员打着“学术探讨”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公开发表一些歪曲党的历史、反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决议，公开鼓吹改旗易帜的言论，甚至签署反党文件，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鉴于历史的教训，我们党曾以一套极“左”的方式对待党内不同意见，轻率地给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戴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以专政的方式处理之，伤害了许多同志。但绝不能因此放纵一些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戴着“共产党员”的帽子来公开从事反共的活动，造成党的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混乱。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60年多了，经历其过程的已经有几代人，其间的艰难困苦、苦苦求索，给每个阶段、每个年代都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毕竟才有60年多一点的历史，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处在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苛责前人，而应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和智慧，把我们眼前的事情做得更好。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虽然只有60年多一点的历史，却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中国再不是那个积弱积贫、任人欺负的“东亚病夫”，而是屹立于世界东方、自豪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得到更多人民的认同，自觉地聚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
对此，我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教授级高工）（责任编辑：罗志荣）
这90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90年、伟大辉煌的90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站立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90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面旗帜，为积弱积贫、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欺凌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它像一声长鸣的号角，警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唤起了几万万同胞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斗争的勇气；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全体党员们，高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它既是一种学说，更是一场有十多亿人口参加的可谓空前绝后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是社会主义，只是这种社会主义，深深打上了中国印记。
毛泽东的探索 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是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呢？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他的战友们反复分析中国的国情，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强调，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历史遗产。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指导，规定了中国的国体、政体，确定了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政策，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8年间，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人民民主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高度的民主。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后，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乡以上行政区域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职权。这套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实现了人民“管天、管地、管自己”的人民民主。
从封建专制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一个质的飞跃。然而，由于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民主阶段，官本位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加之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能不是一个艰难无比的任务。于是，洞悉历史的毛泽东同志就把重点放到了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思想，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他看来，巩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比建立这个制度艰难得多。他特别警惕李自成部队进城就腐败的历史现象。事实上，建国以后，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情绪和胜利以后贪污腐败、进城就换老婆的情况也不断发生，有的人把为人民打天下、为人民服务置身于脑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铁腕治党，杀了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并在全党开展了“三反”、“五反”的教育和斗争，刹住了进城后的奢侈之风。
问题在于：受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官场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意识中的“畏官”心理，以及共产党执政后干部队伍“得胜”的心理，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等现象，可以说，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同这种现象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1957年整风、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用大民主这种方式，发动全党全社会来反修防修，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
这笔伟大的政治遗产，至今光照着神州大地。
28年间，奠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基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当时实际情况是，经过土地改革的东北和西北老根据地，农村中土地买卖、两极分化的现象开始显现，斗倒了老地主、产生新地主的危险性成为可能。在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特别是一些大的资本家，依然采用旧社会那一套管理方式对待工人阶级，劳资矛盾非常突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些黑心的资本家，以次充好，以假冒真，坑害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充分暴露了资本家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如果只是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依然保留旧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人民不会答应”，也完全违背了共产党革命的初衷。因此，在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党引导农民从互助组开始，逐步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到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基本成形。在城市，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奠定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尽一切可能引进国外主要是前苏联的先进技术，建设现代中国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引进苏联技术开始，经过近2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基本建成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边建设、边生产、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大庆油田揭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能源；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国防建设日新月异，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汽车、飞机、轮船、自行车、手表、电视这些产业都有了很好的基础。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新中国的现代工业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几亿人民勒紧裤腰带才搞出来的家当。正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产生了“大庆精神”、“鞍钢宪法”、民主管理等反映现代大工业发展规律的精神文化，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28年间，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体系
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分明白，中国旧时代的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大地主的文化是维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制度文化，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摧毁这种文化体系，建设起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不然，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用了很大的精力，亲自抓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先是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反映广大人民利益的革命文化推向全国，让中国的文化面貌一新，给人民以方向、以振奋、以激励。号召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站稳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大写工农兵，大演工农兵，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赶下舞台，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氛围。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小说、电影、诗歌等文艺作品横空出世，社会主义文化十分繁荣。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以此启动了教育改革。到1966年，我国基本做到了村有小学、区有中学，大学发展也很快，教育毛入学率大幅增长，人民受教育程度大为提高，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断，人民的教育事业将更加繁荣兴旺。
加强科学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课题。党和国家把科研机构的建设放到重要日程，建设了涵盖基础科研、重大应用科研的中国科学院，成为国家科研的核心力量，设立了国家农业机械研究院，在核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建设了配套齐全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科学研究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
28年间，奠定了我国独立自主外交的新格局
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对新中国的成立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不予承认，在国际上不断掀起反华大恶浪，并在中国周边，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威胁新中国的生存。原因无它，就因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清醒地看到，西方资产阶级反华反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方全体人民都反华反社会主义，他们最多占西方人口的5％～10%，西方大多数人民都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同时，受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中小国家人民，占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国际政治斗争的大舞台中，党中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20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同时，中国大力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国际上孤立帝国主义。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国则采取在斗争中求合作的方针，包括使用战争手段反击帝国主义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使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最后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撤出了越南。这两场战争，确立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壮大了新中国的国威，帝国主义企图用武力征服中国的美梦落空。1972年，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随后的中美建交，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新中国的28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既顶住了“老子党”的压力，坚持了中国的自主性，又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封锁、制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强大基础，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新局，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之新局。人民政府、人民警察、人民邮政、人民医院等等，一切皆以人民命名，一切皆为人民服务。试问五千年，中国有过这样的局面么？
然而，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人们对这个新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加之共产党又是在一个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执政，对国内外特别是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急于求成的心理，滋长了党内的左倾情绪，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党和国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小平的探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极左的路线，还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十分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党内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的老同志，怨气冲天，社会上一些人更是掀起了一股反毛、进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浪潮。
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局面，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和气魄，坚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提出了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坚决否定了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调，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后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这一理论基本成形，正式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此，新中国的面貌又为之一新。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如：四项基本原则、共同富裕等。改革开放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在被视为邓小平理论集大成的南巡讲话中，小平同志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3页）。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判断和理论创新
建国以后，邓小平认为：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所忽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多次强调，要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采取与初级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创造。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效仿，只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础上，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错了改回来就是，相信总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应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为补充，通过发挥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通过国家计划进行统筹和协调，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快速的发展，使全体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功，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给了人们以极大的信心。到2005年，全国农民免交公粮，免交农业税，几千年的“皇粮国税”都得以豁免，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
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初期是吸收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放权让利，搞活国有企业，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井喷式发展，年增速都在10%左右，GDP迅速超过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中国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和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以美国为参照系，把美国作为追赶的目标，这一方面提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扩大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眼界和容量，使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了包容一切的气概；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世界的几十年，难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影响。加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急需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来指导，这样，西方经济学被大量引进，一度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想，并得到党内一些没有马列理论根基和历史知识、缺乏对市场经济感性认识的人响应。一时间，社会财富急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达到了0.5的危险边缘，环境资源破坏严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沿海中外资本家抛弃2 000多万农民工落荒而逃，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资本的面目，这一切，引导人们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重新思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论断，为解决新矛盾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实践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亲自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的实践，又身受这个体制之害，对这个体制的利弊得失自有切肤之痛。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政治体制的利弊得失，是正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是邓小平同志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
对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多党制”、“三权鼎立”那一套，多次指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都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目标，都失败了，搞得国家四分五裂。只有搞社会主义，中国才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谈话中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的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5页）。不久，他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4页）。
同时，对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分析其原因，提出改革的意见。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他尖锐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他分析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六种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列举了每种现象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及其严重危害。
针对此，他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改革设想：第一， 修改宪法，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个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第二，设立顾问委员会，逐步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第三，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实行政府工作责任制；第四，逐步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第五，企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第六，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实行票决制，改变个人专断的现象。小平同志说：“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3页）。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稳步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上层建筑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对教育科学文化的改革思想
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要强调物质文明建设，更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建设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他认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只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大众，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迷失方向。他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成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他要求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我国教育、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改革的思想，基于两个基本判断：一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是，知识分子已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一个判断，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个判断阐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一样，都是社会生产力的促进者，而不是独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异己力量。这两个判断，说清楚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及由谁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指明了方向。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使我们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一下子清晰起来、生动起来、鲜明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国外一切可能引进的先进技术，包括初级技术、中级技术和高级技术，首先解决我国很多技术的有无问题。结果，几年之间，解决了我国日用工业品的短缺问题，并开始出口。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总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但中国已经掌握了门类齐全、非常庞大的基础技术，为自主创新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的教育思想非常明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5～106页）。“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页）。邓小平同志这些话，既阐明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又阐明了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还阐明了教育改革的方法，就是“三个面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大发展，特别是大学教育、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突飞猛进，人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是中华民族继续腾飞的可靠保障。
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最带有根本性质的方面，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坚定信仰和一以贯之的探索精神。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极端低潮和困难时期，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一起拯救了社会主义，并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内容和新的生命力。这种新的内容和新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坚定性、特殊性、包容性和群众性。
坚定性 是指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坚信不疑。这是共产党人最可贵的品质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特殊性 是讲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判断中国的国情，并从这种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熊复同志曾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现在要探讨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就是探讨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有旧时代的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而带来的特殊历史条件，而且有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带来的新的历史条件。简言之，就是一个经济地位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规律问题。”（《人民论坛》1995年第9期《我哭熊复》）。
包容性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很长一个时期来，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以对资本主义的仇恨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与借鉴，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结果苏联搞垮台了，东欧剧变了。中国实行大开放，敞开大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引进他们的资金、技术乃至思想文化成果，结果我们是经济发展了，思想丰富了，鉴别能力增强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不可怕，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善于把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人类辉煌无比的业绩来。
群众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亿、十几亿中国人创造的。建国以来，几千万城里人到农村去，几代、几亿农民背井离乡到沿海打工，上千万的城市工人为改变中国科技、工业落后的面貌，到西部、到丛山峻岭中打拼，献了青春献子孙，几千万职工为了国企改革经历阵痛再出发，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伟大画卷。正是这一种声势磅礴的群众参与，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深厚最有力量的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与倡导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领导者和指导者，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是紧密相关的，党的自身建设如何，又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的成败得失。可以这么说：成，在于党的建设；败，也在于党的建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建设处于三重包围之中：一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我们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都是在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地会影响我们。二是国内市场经济的包围。我们党和政府掌握各种资源，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争取的对象。三是腐朽落后社会思潮的包围。封建的官场文化，人身依附、卖身投靠、拉帮结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腐朽的享乐文化等，逐步解除了思想武装，不少干部就是从战战兢兢进舞厅、偷偷摸摸搞按摩走到光明正大养情妇、拉帮结伙受贿赂这条不归路的。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同国外打交道，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我们放松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和教育；也放松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和批判，削弱了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锋芒。而国外和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却肆无忌惮地批判社会主义、批判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丑化为“专制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为“专制制度”，鼓噪所谓“颜色革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切，极大地搞乱了党内的思想，涣散了党的人心，有数十万共产党员、上万领导干部、上千高级干部成为腐化堕落分子，走到了与人民的对立面，真是触目惊心。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则是这些人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此，建议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教育，发动全党就这一重大无比的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式的、平等的讨论和争论，把观点摊开、说透，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共识，统一全党的思想，形成全党的合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个研究教育，可先在中高级干部中进行，取得经验，再向全党推广。
建立和完善党内的民主制度，实行民主治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体共产党员的党，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的战斗力之所在。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是当今时代给党的建设提出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我们党是在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国家执政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历史经验看，每个朝代刚建立的时候都是比较清廉的，对官员贪腐保持了一种高压姿态。但第二代、第三代之后，贪腐之风日盛。以君治吏，以吏治吏，然君腐臣贪，体制内反腐形同虚设。我们党内现在的腐败现象，带有很强的封建官场色彩。很多人没当官前谈民主，一当官后怕民主，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来对待党员行使民主权利，把自己领导和管理的地方当成自己的“领地”，为所欲为，贪得无厌，变着法子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进个人的腰包。党内民主是反对封建官场文化、反对贪腐的强大武器。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什么害怕党内民主呢？
民主治党，首先要充分发挥7 000多万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发挥共产党员在各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强调党员对党组织的服从，这当然是必需的，但对发挥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显然重视不够，致使绝大多数党员只是被动地参加一些党组织的活动，其主动性、积极性远没有发挥出来，党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远没有形成，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有所削弱。事实上，在我们党内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思想力量，党内也凝聚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人才，通过党内的民主制度建设，广设议题、广开言路，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研究和探讨党和国家发展重大问题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党智、凝聚党心，使中央的决策真正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这个党才是不可战胜的。
民主治党，重点是民主治领导干部。要把各级党委成员候选人、拟推荐出任政府首长候选人的提名权交给广大党员，先可采取党员提名和组织提名相结合的办法，提出候选人；党委成员候选人及被推荐出任政府首长候选人，应先向党代会报告自己的施政理念，党委成员由党代会差额选出，被推荐出任政府首长候选人由党代会投票推荐，增加选人用人的透明度；建立党委成员、政府首长向党代会或党的全委会述职制度，接受党组织的质询、批评和监督；要赋予党员对党委成员、政府首长提出依法罢免的权利。把用人这一块搞透明了，施政自然也会逐步透明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党员领导干部的变质和贪腐行为。
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党的政治纪律。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党团结统一、有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中，有些人把改革开放同加强党的纪律对立起来，要求在纪律上“松绑”，遭到陈云同志的严厉批评。邓小平同志曾经严肃地指出过党组织的涣散软弱问题。在这过程中，党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新的纪律，如：领导干部的配偶和子女不得经商办企业，党内交往中不得请客送礼，共产党员不得接受异性按摩等不下数百条，涉及到方方面面，规定甚为全面，要求甚为严格。从现在揭露的大量事实看，这些纪律被党内的腐败势力践踏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和一些党的组织，带头违反党的纪律，堕落为贪污腐败分子和贪腐组织，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极大地败坏了党纪的权威，涣散了党的组织。从实际经验看，加强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组织纪律教育与整顿，实乃党建中的迫切课题。要改变“领导干部犯错，全党吃药”的现象，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组织松驰、纪律涣散的问题。
说到纪律，就不能不特别提到政治纪律问题。政治纪律是维护党团结统一的强大武器。我们党对此有一整套规定和要求。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共产党员打着“学术探讨”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公开发表一些歪曲党的历史、反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决议，公开鼓吹改旗易帜的言论，甚至签署反党文件，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鉴于历史的教训，我们党曾以一套极“左”的方式对待党内不同意见，轻率地给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戴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以专政的方式处理之，伤害了许多同志。但绝不能因此放纵一些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戴着“共产党员”的帽子来公开从事反共的活动，造成党的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混乱。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60年多了，经历其过程的已经有几代人，其间的艰难困苦、苦苦求索，给每个阶段、每个年代都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毕竟才有60年多一点的历史，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处在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苛责前人，而应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和智慧，把我们眼前的事情做得更好。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虽然只有60年多一点的历史，却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中国再不是那个积弱积贫、任人欺负的“东亚病夫”，而是屹立于世界东方、自豪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得到更多人民的认同，自觉地聚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
对此，我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教授级高工）（责任编辑：罗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