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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散文诗还可以是什么？怎样才更有质量，还可以是啥模样？类似思考或摸象尝试必然与自觉的写作者长期相伴。在语言这基石之上，每种文体永远都需要优异或反常规的实践者，他们不是维持旧有局面的装修工，而更应是适度的破局及重建者。
翻开通讯录，都是酒友与长官。
最终没有朋友可联系、交谈。老刘打“114”，和电信某某女业务员聊了5分钟。
得寸进尺，要业务员个人手机号，未遂。
之后，记在日记上：
今日，地球依旧空转，我孤坐在上面。
——《杂碎章·一个地球人的周末》
远远的，我高度近视的眼睛，还是清晰地看见您侧着身子，挤过齐鲁之间，挤过冬夏之间，挤过人鬼之间，挤过荣辱之间。
到达了我。
在我手中的《论语》上坐下来。
我想给您捏捏肩，给您点一袋烟，谈一谈沪市的股票行情，以及曲阜高粱酒的价格。
——《杂碎章·孔夫子》
正如在诗歌界，通俗体口语式写作时常挑衅着与传统单纯尚雅的写读习惯，刘川这组《杂碎章》可能在散文诗界会存在异议。它表面看似玩世不恭、反讽自嘲，读之却又不仅令人莞尔，它提醒常见里易被忽视的，它在熟悉的发生里巧妙提炼出亦真亦幻的陌生。如此，或许也是一种提醒：散文诗在形式、内容及传统气息等方面，不仅是也不必是千篇一律的刻板，或一本正经的主观诉求与宣告。人类世界复杂，人类视界芜杂，散文诗怎可都是沉重紧张、悲壮低抑的常见氛围。其实，刘川这类文本本也属于散文诗本来面目，即广义的貌似形散的“随笔”，以及情理兼容的“杂糅”。前者可以归为篇幅，后者可视为对“信息”的采取、融合及有艺术性的再传达结果。
融可融之“人、事、物、情思”为一体的“杂糅”，本来是散文诗的特质与生命力。自白话文运动始，它就与新诗连袂，亦同有起伏;后来，它在不断地收束中且行且窄且相对固化，这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文本的同质化;这个形成原因较多，只是很多时候，相关的研讨少有涉及内因，而将散文诗的问题大多归为外部条件的不顺、不可观。
然而奇怪的是，文本的同质反又使得散文诗保持了相对的长期性的“稳定”。即时常处于外部誤解和内部平滞之中的它，其实又因此自有内部搞活的能力，或一直自有顽强存在的根本。或说，对散文与诗歌文体的包容或兼容功能，其实就至少确保了散文诗立于不败。
在实质上的实践中，肯定不只是散文与诗歌联姻就完成了任务。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只是跨文体，只是叙事与抒情的简单叠加，散文诗可以存在，但不会真正茁壮。本来都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可为什么百年来散文诗没有像新诗那样跌宕起落潮生浪涌，没有像其他文体那样有被广泛公认的代表作者和相当数量的经典文本？若从大面看，原因复杂，似乎也情有可原。与“时代”环境相关，与传播情况有关，更与文体本身囿限有关——但，这些原因同时也是其他文体面临的。那么最后终归是作者的问题。
在解决了文体合法性与身份辩证后，在作者队伍实际上众多的前提下，散文诗更需要经典出现，精英呈现。精英意味着与众不同的优异，以及先锋尺度。多年来，为什么基本没有“先锋散文诗”的说法？想来先是形式方面的成败皆萧何的尴尬，大体上大同的形式（篇幅），如一种长期以制服式体现形象的人类，同比情况下就难以出彩，出奇;而今看，散文诗的突破，形式并非起决定性作用，或它必须与内容并驾齐驱，由此，散文诗可以像诗歌那样，更多鼓励和宽容异样、异质文本的探索实践。
2 ▲ 为什么说终归是作者的问题？如何入门是各自的事情，如何消化修行也是。不科学地说，每个文体正如每个创作者，都会有相对的淡季或瓶颈期？散文诗实则是没有这个大起伏的，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们几乎就未抵达瓶颈？
在此绝非疑问茬茬前辈的努力，也并非遗憾早期翻译的引进本身也带来未让受者消化解决的局限。一定文化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先行的他们着力于造车筑路及辨识可能的方向、指向，可能少有顾及目标、目的。他们的工作必须肯定和尊重。在此想说的是，现在与后来的我们可能更多地“继承”“拿来”，不知不觉就淡忘了初衷：继承是为了创新发展，拿来是为了扬弃更新。
当然，从各方面看，中国散文诗的面世是一种早熟，而今更已成熟，其普及度之广大也已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是传统概念上的散文诗的胜利，散文诗的壮大过程是一种诸多方面的换血更新，它更多体现于大众式的潜行;这其中，近三十年来众所周知的传播环境的助力是巨大的。仅从队伍与作品数量来看，散文诗的大众基础比之以往其实已经更为夯实，如果说，至今，散文诗完成得最好的任务，是文体建设及巩固和群众性普及，那么，量变必会质变。从今往后，精英应该脱颖而出。
他们必定是能包容、兼容，更是有着全面地融会、融解、融化力的身体力行者，或说是散文诗改革家。
酒，人送哪瓶喝哪瓶。
书，风吹哪页读哪页。
一个存折经常清零，一个公文包经常装烟和扑克牌。
后来，烟戒了，扑克牌扔了。
公文包里偶尔有避孕套。
更多时候，是一本书。
——《杂碎章·自画像》
刘川这组以“杂碎章”为总题的文本，让人想起散文诗鼻祖波德莱尔“更自由、细腻、辛辣”的表现方式。它们看似轻巧，来自我们感同身受的日常却不拘囿于日常，充满着机智的跨界思路与语言整合力。日常不可规避，但文学却可以融之并超越，并使“我”得以在自识中进一步解放，刘川的日常性审美是身段放低的、普通视角的，他不在意中国式写作者常规的、岸然的代言立言状态，并且有效地提出了散文诗本可以有的——“趣”，这与动辄放眼大自然感慨关怀、挺胸天地间言志呐喊，或掮着一大包感情色彩浓得要命的字词的老套表达姿态有别。
另外，如“杂碎章”类体现了对“信息”的多维创意，或说这样的文本尽可能地提供了文学与文化的信息，及其技术组装能力，文本本身也成为了文学与文化的“信息”。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也有，有无在于怎么看，怎么表达以至于情、境、思的和谐。 斧头就是两个人，共同居住的身体。一个尖锐的人，一个迟钝的人，但有时他们会同时抵达，一个相同的目的地。斧头是木头的敌人。……斧头追赶着木头，犹如一种宿命追赶另一种宿命。斧头和木头，两个对头，一对冤家。一个在杀戮，一个在承受。然而，令木头百思不解的是，控制斧头的，恰恰是木头——柄。
就上引唐力《斧头》（选摘）看，皆为旧词，如果刘川体现散文诗内容及题材的多样多面的可能，那么唐力则在传统套路的基础上深入浅出，朴实稳重中又隐现些许先锋感，肉眼看不见的时间与空间竟是那么鲜明。由此可见，文学范畴的“信息”并非就专指新近的、时兴的，更该是指有效用的。与刘川的日常性、生活味及时尚化有别，唐力似乎更擅于对常见、常规之静物、往事进行推陈出新。新瓶装旧酒式的重新发掘也可谓秋后算账式的人生回望反思，生命环境、生活内容动态不已、动感不断，观念的尺度也该像个强伸能缩的精神器官，而并非一成不变。可见，外融与内化的能力体现出唐力刘川们阅读经验、生活经验与写作经验的有机整合。他们并不直接宣示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但文本却可以让受者有所感思。
一个文本所体现的精神境界、感受度和审美观有时确实不在于表面上的站得高，位高也不一定真看得远大，字词句段的正经与华丽宏大，无非也多属于公文式、书面式的普通话。有为的散文诗人当注意规避惯性题材依赖，不断加强对自我之外的现时发生与现实环境的重新关注。
越来越多的慧心今已渐知，散文诗写作并非指采用这一文体就行了，并非写得像散文诗就可以了。关于散文诗文体研究已久，已众，简言之，散，文，诗，保持了这三点，就决定了一个独立自在与众文体有别的散文诗平面;更应该和迫切的事情，是围绕这骨架或坐标进行个人性改造与创新——这时，内容愈发重要。
3 ▲ 而跨文体绝不仅是文体的事情。随着当代文学活动的舒张漫遍，“跨界”概念渐被引入并被共识。似也可说，这也是古已有之，在骚客聚集的唐朝或宋代，常也是一个包括了诗文、书法、音乐、舞蹈及表演艺术的综合审美场景，花前灯影伴夜店，月下不時广场舞，各有千秋。当代诗文类的跨界在约定俗成的层面则主要指涉传播范畴。从内部看，对于主动的、有精英意识的写作者，则指形式与内容同步的集成式融会贯通。
世纪之交以来，散文诗写作的跨界整合与融贯渐多，深度广度并进的前沿性散文诗文本亦有出现。这表明在散文与诗歌联姻之后、在叙事与抒情之外，作为“内容”及深度“信息”的——思想的成分渐重并方向盘般必须。于此，有时方文竹让我想到情理兼容的更多的可能性。作为对生活生存经验始终保持深度探问的学者型散文诗人，让哲理诗化，让诗意叙事化，这使得他在散文诗界略似自成一派。近观其《还在老地方》组章，每节都切题，都可独立，整组文本随着从容把控的节奏跌宕，记忆与时间感、个体经验与本真情感均得以刚柔相济地推送，阅读效果可观。
悲情感、苦难状、抑郁样等散文诗与传统诗歌文本普遍存在的外在的大同气息——这是情感情绪的正常流露，无可厚非，有时还是主导，而内在的哲思及其艺术表达，则需足够的知识储备与消化——融化——散文诗化。方文竹让我们看到，思之状态，以及它与诗文的和谐相嵌，需要有自我超越性的想法与思虑。哲思通常是一个文本的品质的内在支撑，这也是共识。正如崔国发曾认为，一个散文诗人其作品不能只是作简单与浅显的抒情，而要在感性表达中，引申或绵延出“智性”的深度与思想的高度。一个散文诗人，要想做有深度的人，就须在作品中深掘客体内在的本质特征，追求审美与审智的统一，使生命、自然和文化哲学都赋有“散文诗的诗性”。
思之淡薄或难以艺术呈现，或情之浓重过度，或诗、事、思、理等的失衡，是散文诗写作常见之弊，原因有如前述：先行者本身也是阶段性探索实践者，被后人参照的文本亦非完善成品，这会让后学在肯定和沿袭模仿中渐失“自己”。
当然，其他更重要的缘由也还有，譬如，百年来，泊来的散文诗和新诗一样，从进入便一直面临要解决好本土化、中国化的“任务”，这磨合是长期且无标准的，包括后期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等。而散文诗亦喜亦忧的处境，是入境不久便遭遇了以古体诗词为主干的强壮而成熟的本土抒情话语系统。
延绵而健美的古典抒情传统让泊来的散文诗有了中国性。只是，诗词曲赋不仅渐从意境、意象方面将散文诗紧紧拥抱，且直接无偿借用了取之不竭的现成具体的诗词句，古典传统本身的欠缺难免被现当代散文诗一起吸收，成为了主食而未能更妥消化，这也导致了长期来散文诗文本成为浅显情感（抒情）的代名词。至今，仍可常见相当部分散文诗写作自我平滑于“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之间，有真情但缺语言与形式建设能力，或有技术、有形式，却在虚情假义中失真。
当然，一直以来散文诗界也多有敏识和建树之声，如孙玉石、王光明、李标晶、蒋登科等的理论探察，以及柯蓝、耿林莽、语伞等的在场追究。近年来，创作与理论同步的黄恩鹏的《世界散文诗：在思想的隐喻里展开或释放》可谓一部散文诗的中国发生史及鉴赏资料文本。比之其他学者仍然拘于文体身份、散文诗人身份的拉锯和情绪，黄恩鹏的大融大解之大制更富有建设性意义。
谈及“建设”，从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本身也意味着视野、胸怀、观念、比较与再塑——从了解、和解，到理解与融解的思。这并非就是一条轻易通透甚至欢畅轻快的流水线。正如罗伯特·勃莱说“开始写一首散文诗是容易的，然而要使其成为一件艺术品却不是一件易事”，容易之途或无难度的平坦之路，属于大众而非精英。精英必须时刻准备着用心探险，而非岁月静好，饭后百步走走就已足够了。
翻开通讯录，都是酒友与长官。
最终没有朋友可联系、交谈。老刘打“114”，和电信某某女业务员聊了5分钟。
得寸进尺，要业务员个人手机号，未遂。
之后，记在日记上：
今日，地球依旧空转，我孤坐在上面。
——《杂碎章·一个地球人的周末》
远远的，我高度近视的眼睛，还是清晰地看见您侧着身子，挤过齐鲁之间，挤过冬夏之间，挤过人鬼之间，挤过荣辱之间。
到达了我。
在我手中的《论语》上坐下来。
我想给您捏捏肩，给您点一袋烟，谈一谈沪市的股票行情，以及曲阜高粱酒的价格。
——《杂碎章·孔夫子》
正如在诗歌界，通俗体口语式写作时常挑衅着与传统单纯尚雅的写读习惯，刘川这组《杂碎章》可能在散文诗界会存在异议。它表面看似玩世不恭、反讽自嘲，读之却又不仅令人莞尔，它提醒常见里易被忽视的，它在熟悉的发生里巧妙提炼出亦真亦幻的陌生。如此，或许也是一种提醒：散文诗在形式、内容及传统气息等方面，不仅是也不必是千篇一律的刻板，或一本正经的主观诉求与宣告。人类世界复杂，人类视界芜杂，散文诗怎可都是沉重紧张、悲壮低抑的常见氛围。其实，刘川这类文本本也属于散文诗本来面目，即广义的貌似形散的“随笔”，以及情理兼容的“杂糅”。前者可以归为篇幅，后者可视为对“信息”的采取、融合及有艺术性的再传达结果。
融可融之“人、事、物、情思”为一体的“杂糅”，本来是散文诗的特质与生命力。自白话文运动始，它就与新诗连袂，亦同有起伏;后来，它在不断地收束中且行且窄且相对固化，这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文本的同质化;这个形成原因较多，只是很多时候，相关的研讨少有涉及内因，而将散文诗的问题大多归为外部条件的不顺、不可观。
然而奇怪的是，文本的同质反又使得散文诗保持了相对的长期性的“稳定”。即时常处于外部誤解和内部平滞之中的它，其实又因此自有内部搞活的能力，或一直自有顽强存在的根本。或说，对散文与诗歌文体的包容或兼容功能，其实就至少确保了散文诗立于不败。
在实质上的实践中，肯定不只是散文与诗歌联姻就完成了任务。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只是跨文体，只是叙事与抒情的简单叠加，散文诗可以存在，但不会真正茁壮。本来都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可为什么百年来散文诗没有像新诗那样跌宕起落潮生浪涌，没有像其他文体那样有被广泛公认的代表作者和相当数量的经典文本？若从大面看，原因复杂，似乎也情有可原。与“时代”环境相关，与传播情况有关，更与文体本身囿限有关——但，这些原因同时也是其他文体面临的。那么最后终归是作者的问题。
在解决了文体合法性与身份辩证后，在作者队伍实际上众多的前提下，散文诗更需要经典出现，精英呈现。精英意味着与众不同的优异，以及先锋尺度。多年来，为什么基本没有“先锋散文诗”的说法？想来先是形式方面的成败皆萧何的尴尬，大体上大同的形式（篇幅），如一种长期以制服式体现形象的人类，同比情况下就难以出彩，出奇;而今看，散文诗的突破，形式并非起决定性作用，或它必须与内容并驾齐驱，由此，散文诗可以像诗歌那样，更多鼓励和宽容异样、异质文本的探索实践。
2 ▲ 为什么说终归是作者的问题？如何入门是各自的事情，如何消化修行也是。不科学地说，每个文体正如每个创作者，都会有相对的淡季或瓶颈期？散文诗实则是没有这个大起伏的，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们几乎就未抵达瓶颈？
在此绝非疑问茬茬前辈的努力，也并非遗憾早期翻译的引进本身也带来未让受者消化解决的局限。一定文化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先行的他们着力于造车筑路及辨识可能的方向、指向，可能少有顾及目标、目的。他们的工作必须肯定和尊重。在此想说的是，现在与后来的我们可能更多地“继承”“拿来”，不知不觉就淡忘了初衷：继承是为了创新发展，拿来是为了扬弃更新。
当然，从各方面看，中国散文诗的面世是一种早熟，而今更已成熟，其普及度之广大也已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是传统概念上的散文诗的胜利，散文诗的壮大过程是一种诸多方面的换血更新，它更多体现于大众式的潜行;这其中，近三十年来众所周知的传播环境的助力是巨大的。仅从队伍与作品数量来看，散文诗的大众基础比之以往其实已经更为夯实，如果说，至今，散文诗完成得最好的任务，是文体建设及巩固和群众性普及，那么，量变必会质变。从今往后，精英应该脱颖而出。
他们必定是能包容、兼容，更是有着全面地融会、融解、融化力的身体力行者，或说是散文诗改革家。
酒，人送哪瓶喝哪瓶。
书，风吹哪页读哪页。
一个存折经常清零，一个公文包经常装烟和扑克牌。
后来，烟戒了，扑克牌扔了。
公文包里偶尔有避孕套。
更多时候，是一本书。
——《杂碎章·自画像》
刘川这组以“杂碎章”为总题的文本，让人想起散文诗鼻祖波德莱尔“更自由、细腻、辛辣”的表现方式。它们看似轻巧，来自我们感同身受的日常却不拘囿于日常，充满着机智的跨界思路与语言整合力。日常不可规避，但文学却可以融之并超越，并使“我”得以在自识中进一步解放，刘川的日常性审美是身段放低的、普通视角的，他不在意中国式写作者常规的、岸然的代言立言状态，并且有效地提出了散文诗本可以有的——“趣”，这与动辄放眼大自然感慨关怀、挺胸天地间言志呐喊，或掮着一大包感情色彩浓得要命的字词的老套表达姿态有别。
另外，如“杂碎章”类体现了对“信息”的多维创意，或说这样的文本尽可能地提供了文学与文化的信息，及其技术组装能力，文本本身也成为了文学与文化的“信息”。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也有，有无在于怎么看，怎么表达以至于情、境、思的和谐。 斧头就是两个人，共同居住的身体。一个尖锐的人，一个迟钝的人，但有时他们会同时抵达，一个相同的目的地。斧头是木头的敌人。……斧头追赶着木头，犹如一种宿命追赶另一种宿命。斧头和木头，两个对头，一对冤家。一个在杀戮，一个在承受。然而，令木头百思不解的是，控制斧头的，恰恰是木头——柄。
就上引唐力《斧头》（选摘）看，皆为旧词，如果刘川体现散文诗内容及题材的多样多面的可能，那么唐力则在传统套路的基础上深入浅出，朴实稳重中又隐现些许先锋感，肉眼看不见的时间与空间竟是那么鲜明。由此可见，文学范畴的“信息”并非就专指新近的、时兴的，更该是指有效用的。与刘川的日常性、生活味及时尚化有别，唐力似乎更擅于对常见、常规之静物、往事进行推陈出新。新瓶装旧酒式的重新发掘也可谓秋后算账式的人生回望反思，生命环境、生活内容动态不已、动感不断，观念的尺度也该像个强伸能缩的精神器官，而并非一成不变。可见，外融与内化的能力体现出唐力刘川们阅读经验、生活经验与写作经验的有机整合。他们并不直接宣示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但文本却可以让受者有所感思。
一个文本所体现的精神境界、感受度和审美观有时确实不在于表面上的站得高，位高也不一定真看得远大，字词句段的正经与华丽宏大，无非也多属于公文式、书面式的普通话。有为的散文诗人当注意规避惯性题材依赖，不断加强对自我之外的现时发生与现实环境的重新关注。
越来越多的慧心今已渐知，散文诗写作并非指采用这一文体就行了，并非写得像散文诗就可以了。关于散文诗文体研究已久，已众，简言之，散，文，诗，保持了这三点，就决定了一个独立自在与众文体有别的散文诗平面;更应该和迫切的事情，是围绕这骨架或坐标进行个人性改造与创新——这时，内容愈发重要。
3 ▲ 而跨文体绝不仅是文体的事情。随着当代文学活动的舒张漫遍，“跨界”概念渐被引入并被共识。似也可说，这也是古已有之，在骚客聚集的唐朝或宋代，常也是一个包括了诗文、书法、音乐、舞蹈及表演艺术的综合审美场景，花前灯影伴夜店，月下不時广场舞，各有千秋。当代诗文类的跨界在约定俗成的层面则主要指涉传播范畴。从内部看，对于主动的、有精英意识的写作者，则指形式与内容同步的集成式融会贯通。
世纪之交以来，散文诗写作的跨界整合与融贯渐多，深度广度并进的前沿性散文诗文本亦有出现。这表明在散文与诗歌联姻之后、在叙事与抒情之外，作为“内容”及深度“信息”的——思想的成分渐重并方向盘般必须。于此，有时方文竹让我想到情理兼容的更多的可能性。作为对生活生存经验始终保持深度探问的学者型散文诗人，让哲理诗化，让诗意叙事化，这使得他在散文诗界略似自成一派。近观其《还在老地方》组章，每节都切题，都可独立，整组文本随着从容把控的节奏跌宕，记忆与时间感、个体经验与本真情感均得以刚柔相济地推送，阅读效果可观。
悲情感、苦难状、抑郁样等散文诗与传统诗歌文本普遍存在的外在的大同气息——这是情感情绪的正常流露，无可厚非，有时还是主导，而内在的哲思及其艺术表达，则需足够的知识储备与消化——融化——散文诗化。方文竹让我们看到，思之状态，以及它与诗文的和谐相嵌，需要有自我超越性的想法与思虑。哲思通常是一个文本的品质的内在支撑，这也是共识。正如崔国发曾认为，一个散文诗人其作品不能只是作简单与浅显的抒情，而要在感性表达中，引申或绵延出“智性”的深度与思想的高度。一个散文诗人，要想做有深度的人，就须在作品中深掘客体内在的本质特征，追求审美与审智的统一，使生命、自然和文化哲学都赋有“散文诗的诗性”。
思之淡薄或难以艺术呈现，或情之浓重过度，或诗、事、思、理等的失衡，是散文诗写作常见之弊，原因有如前述：先行者本身也是阶段性探索实践者，被后人参照的文本亦非完善成品，这会让后学在肯定和沿袭模仿中渐失“自己”。
当然，其他更重要的缘由也还有，譬如，百年来，泊来的散文诗和新诗一样，从进入便一直面临要解决好本土化、中国化的“任务”，这磨合是长期且无标准的，包括后期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等。而散文诗亦喜亦忧的处境，是入境不久便遭遇了以古体诗词为主干的强壮而成熟的本土抒情话语系统。
延绵而健美的古典抒情传统让泊来的散文诗有了中国性。只是，诗词曲赋不仅渐从意境、意象方面将散文诗紧紧拥抱，且直接无偿借用了取之不竭的现成具体的诗词句，古典传统本身的欠缺难免被现当代散文诗一起吸收，成为了主食而未能更妥消化，这也导致了长期来散文诗文本成为浅显情感（抒情）的代名词。至今，仍可常见相当部分散文诗写作自我平滑于“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之间，有真情但缺语言与形式建设能力，或有技术、有形式，却在虚情假义中失真。
当然，一直以来散文诗界也多有敏识和建树之声，如孙玉石、王光明、李标晶、蒋登科等的理论探察，以及柯蓝、耿林莽、语伞等的在场追究。近年来，创作与理论同步的黄恩鹏的《世界散文诗：在思想的隐喻里展开或释放》可谓一部散文诗的中国发生史及鉴赏资料文本。比之其他学者仍然拘于文体身份、散文诗人身份的拉锯和情绪，黄恩鹏的大融大解之大制更富有建设性意义。
谈及“建设”，从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本身也意味着视野、胸怀、观念、比较与再塑——从了解、和解，到理解与融解的思。这并非就是一条轻易通透甚至欢畅轻快的流水线。正如罗伯特·勃莱说“开始写一首散文诗是容易的，然而要使其成为一件艺术品却不是一件易事”，容易之途或无难度的平坦之路，属于大众而非精英。精英必须时刻准备着用心探险，而非岁月静好，饭后百步走走就已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