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领导干部应带头多读书
朱海滔
今年4月23日是第十四个“世界读书日”。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指出，作为领导干部，读书应当是一项基本功，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充实更新知识的重要方式。领导干部应当在学习上用更大的气力，下更多的功夫，带头多读书、读好书，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同日，《济南时报》也报道，在第十九届书博会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宣布，从今年4月至12月，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中广泛开展带头读书学习活动，要求每位领导干部每年至少阅读3至5本图书。
现在，一些领导天天忙于事务性工作，在他们的日程表里开会、视察、应酬是主要的活动，唯独没有读书的计划。去年，一项“百名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也显示，工作太忙、应酬过多正成为影响干部阅读的最主要因素。
由于不注意学习，缺少系统的思考，不少领导干部讲话稿由秘书代劳，自己则成为秘书的传声筒。有的甚至离开发言稿寸步难行，话不成句，让人不忍卒听。更有一些领导干部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乐不思蜀”，热衷于交际和应酬，长期不注重学习和增强自身德性修养，而走向罪恶深渊。
当然，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没有应酬，没有交往，但无论如何必须把握好度。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而现在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分明不是没空读书，而是根本不想读书、不屑于读书。人民公仆孔繁森曾在他的笔记本里写道“如果专家是专门人才，那么一名领导干部就应当是一名。通才’，是知识广博，眼界开阔，思想敏捷，魄力宏大的人。”当今信息时代，世界日新月异，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读书，不及时汲取知识的营养，想有过人的见识和谋略，做个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几乎是不可能的。读书，对领导干部而言，既是提高执政能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自身提升素质、增长才干的内在需要。一个善于从书中吸取智慧的领导干部，才能开拓思维，创造出优异的政绩。而那些整日陷于推杯换盏、疏于读书的干部，长此以往必然粗鄙浅薄，终将贻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读书更是领导干部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理论涵养，为自己筑起防御低级趣味的道德屏障的需要。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读书，既利于身心健康，又利于事业发展，更利于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因此，减少点应酬，多读书、读好书，应是每一名领导干部良好习惯，更应是每天的必修课。网游进教材是
引导还是纵容
欧木华
“如果孩子学习带有网络游戏的教材，那么学生上网成瘾的比例很可能会迅速上升。”著名戒网瘾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通过媒体呼吁，有关“摩尔庄园”游戏被收录进武汉市小学教材的做法是错误的。
2006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小学生上网人数已经达到3000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会玩网络游戏。面对如此庞大的小学生网民，想靠“堵”来隔离网络游戏对小学生的诱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教育工作者没有必要谈“网络游戏”就色变，不正视问题，采取逃避问题的方法，无助于解决问题。
陶教授认为网络游戏进教材，就会让学生成瘾的比例迅速上升，这样的观点没有数据支撑，逻辑上把正确引导网络游戏和催生网瘾混为一谈，否定了教育对儿童玩网络游戏的正面引导作用，属于“想当然”的看法。如同上世纪80年代初，教育工作者谈“性教育”、“生理教育”便色变一般，以为这样的教育会让学生沉迷于“色情”而不能自拔，但事实否定了这种“想当然”的观点。有关专家在研究青少年性犯罪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共通之处是，他们都缺乏了解正确的性知识的渠道。”
网络游戏是把双剑，有利也有弊，这点孩子可能认识不到，但教育工作者应该认识到，而不能片面地把网络游戏当作恶魔。小学生正处于喜爱游戏的年龄，游戏是孩子的权利，虽然我国对中小学生上网吧有严格限制，但并没有否定其在教师和家长引导下，选择健康网络游戏进行娱乐。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教育部门在充分认识到“禁果效应”和孩子的“逆反心理”的情况下，制定了网络游戏分级标准，比如“EC”级就属于“适合三岁以上的儿童，不包括任何可能引起家长反感的内容”这类网络游戏。
其实，很多网瘾少年正是因为得不到有效引导，才会走上成瘾之路。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引导，而不在于“隔离”。对于网络游戏进小学教材，我们要肯定其属于正面引导，而不是纵容，但在做法上，还有许多改进余地。比如，在网络游戏的选择上，是否远离了暴力，是否能体现团队互助协作的精神?在引导孩子认识这个网络游戏的同时，是否还强调培养孩子的自制力?这些，才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建设性问题。
网络举报为何屡战屡胜?
薛世君
网络举报之所以会成为“路径依赖”，归根结底是因为常规举报渠道不畅。只有疏通常规举报渠道，使社情民意的诉求能够顺利表达，才是根本之计。
近日，发生在山东郓城的一起举报事件因其一波三折而广受关注。先是一篇网帖以35名民警的名义举报县委书记；接着郓城县方面回应称帖子不属实，35名民警多是冒名：然后是记者通过调查核实发现，“冒名”是真，但部分举报内容也确实是当地积压多年的问题。至于最终真相，有关联合调查组“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谁举报的?举报内容是否属实?最终答案尚不得而知，但由此事反映的一个社会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那就是为什么发帖“举报”几乎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其他常规举报渠道反而有备受冷落之嫌?我们可以发现，近期的一些热点事件，比如出国考察团事件、河南“王帅案”和内蒙古“吴保全案”等，皆由网上发帖举报而起。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在新增的举报渠道中，网络也是其一。
当然，举报者青睐网络跟其传播特性有关，门槛低、成本低、关注度高等，能够弥补常规举报渠道的不足，或者说规避常规举报渠道的风险。一项调查就显示，公众对有效举报方式的排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本应成为举报受理方的公权部门，却成为次要选择，这无疑反映了常规举报渠道的不足，既是举报机制之失，也是权利救济机制之失。
从以往的举报经验来看，我们既不缺少举报热情，也不缺少举报渠道，关键是渠道不通畅，机制不完善。比如，举报材料被辗转至被举报人手中，而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事情屡见不鲜：再比如，对于上访者而言，有参加“培训班”的风险，有成为“精神病人”的可能，也有被打击报复的危险。
如果举报者选择这些常规渠道，也就必须面临一个不幸的事实举报了不一定就能获得关注，获得关注了不一定就能解决，解决了之后也不一定能保证不被打击报复。多重风险叠加之后，“两害相权取其轻”，举报者自然会选择成本低而又可以匿名的发帖举报。网络发帖举报最大的优点，就是匿名性和放大效应，这既能保护举报人的安全，也可以广而告之，避免事件石沉大海。这也是为什么上述调查中，举报者首选网络和媒体进行举报的原因。
既然如此，对于山东郓城一事而言，如果有关调查组的主要调查方向是谁在冒名发帖，这无疑有点避重就轻的意味了，中国自古就有“风闻言事”的传统，与其调查谁发的帖，不如去彻查一番，看看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如果属实后该如何处理。
而此事也可以让我们理清一个现实，那就是网络举报之所以会成为“路径依赖”，归根结底是因为常规举报渠道不畅。只有疏通常规举报渠道，让执法、纪检机关发挥应有之效，使社情民意的诉求能够顺利表达，才是根本之计。
朱海滔
今年4月23日是第十四个“世界读书日”。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指出，作为领导干部，读书应当是一项基本功，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充实更新知识的重要方式。领导干部应当在学习上用更大的气力，下更多的功夫，带头多读书、读好书，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同日，《济南时报》也报道，在第十九届书博会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宣布，从今年4月至12月，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中广泛开展带头读书学习活动，要求每位领导干部每年至少阅读3至5本图书。
现在，一些领导天天忙于事务性工作，在他们的日程表里开会、视察、应酬是主要的活动，唯独没有读书的计划。去年，一项“百名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也显示，工作太忙、应酬过多正成为影响干部阅读的最主要因素。
由于不注意学习，缺少系统的思考，不少领导干部讲话稿由秘书代劳，自己则成为秘书的传声筒。有的甚至离开发言稿寸步难行，话不成句，让人不忍卒听。更有一些领导干部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乐不思蜀”，热衷于交际和应酬，长期不注重学习和增强自身德性修养，而走向罪恶深渊。
当然，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没有应酬，没有交往，但无论如何必须把握好度。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而现在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分明不是没空读书，而是根本不想读书、不屑于读书。人民公仆孔繁森曾在他的笔记本里写道“如果专家是专门人才，那么一名领导干部就应当是一名。通才’，是知识广博，眼界开阔，思想敏捷，魄力宏大的人。”当今信息时代，世界日新月异，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读书，不及时汲取知识的营养，想有过人的见识和谋略，做个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几乎是不可能的。读书，对领导干部而言，既是提高执政能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自身提升素质、增长才干的内在需要。一个善于从书中吸取智慧的领导干部，才能开拓思维，创造出优异的政绩。而那些整日陷于推杯换盏、疏于读书的干部，长此以往必然粗鄙浅薄，终将贻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读书更是领导干部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理论涵养，为自己筑起防御低级趣味的道德屏障的需要。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读书，既利于身心健康，又利于事业发展，更利于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因此，减少点应酬，多读书、读好书，应是每一名领导干部良好习惯，更应是每天的必修课。网游进教材是
引导还是纵容
欧木华
“如果孩子学习带有网络游戏的教材，那么学生上网成瘾的比例很可能会迅速上升。”著名戒网瘾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通过媒体呼吁，有关“摩尔庄园”游戏被收录进武汉市小学教材的做法是错误的。
2006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小学生上网人数已经达到3000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会玩网络游戏。面对如此庞大的小学生网民，想靠“堵”来隔离网络游戏对小学生的诱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教育工作者没有必要谈“网络游戏”就色变，不正视问题，采取逃避问题的方法，无助于解决问题。
陶教授认为网络游戏进教材，就会让学生成瘾的比例迅速上升，这样的观点没有数据支撑，逻辑上把正确引导网络游戏和催生网瘾混为一谈，否定了教育对儿童玩网络游戏的正面引导作用，属于“想当然”的看法。如同上世纪80年代初，教育工作者谈“性教育”、“生理教育”便色变一般，以为这样的教育会让学生沉迷于“色情”而不能自拔，但事实否定了这种“想当然”的观点。有关专家在研究青少年性犯罪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共通之处是，他们都缺乏了解正确的性知识的渠道。”
网络游戏是把双剑，有利也有弊，这点孩子可能认识不到，但教育工作者应该认识到，而不能片面地把网络游戏当作恶魔。小学生正处于喜爱游戏的年龄，游戏是孩子的权利，虽然我国对中小学生上网吧有严格限制，但并没有否定其在教师和家长引导下，选择健康网络游戏进行娱乐。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教育部门在充分认识到“禁果效应”和孩子的“逆反心理”的情况下，制定了网络游戏分级标准，比如“EC”级就属于“适合三岁以上的儿童，不包括任何可能引起家长反感的内容”这类网络游戏。
其实，很多网瘾少年正是因为得不到有效引导，才会走上成瘾之路。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引导，而不在于“隔离”。对于网络游戏进小学教材，我们要肯定其属于正面引导，而不是纵容，但在做法上，还有许多改进余地。比如，在网络游戏的选择上，是否远离了暴力，是否能体现团队互助协作的精神?在引导孩子认识这个网络游戏的同时，是否还强调培养孩子的自制力?这些，才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建设性问题。
网络举报为何屡战屡胜?
薛世君
网络举报之所以会成为“路径依赖”，归根结底是因为常规举报渠道不畅。只有疏通常规举报渠道，使社情民意的诉求能够顺利表达，才是根本之计。
近日，发生在山东郓城的一起举报事件因其一波三折而广受关注。先是一篇网帖以35名民警的名义举报县委书记；接着郓城县方面回应称帖子不属实，35名民警多是冒名：然后是记者通过调查核实发现，“冒名”是真，但部分举报内容也确实是当地积压多年的问题。至于最终真相，有关联合调查组“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谁举报的?举报内容是否属实?最终答案尚不得而知，但由此事反映的一个社会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那就是为什么发帖“举报”几乎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其他常规举报渠道反而有备受冷落之嫌?我们可以发现，近期的一些热点事件，比如出国考察团事件、河南“王帅案”和内蒙古“吴保全案”等，皆由网上发帖举报而起。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在新增的举报渠道中，网络也是其一。
当然，举报者青睐网络跟其传播特性有关，门槛低、成本低、关注度高等，能够弥补常规举报渠道的不足，或者说规避常规举报渠道的风险。一项调查就显示，公众对有效举报方式的排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本应成为举报受理方的公权部门，却成为次要选择，这无疑反映了常规举报渠道的不足，既是举报机制之失，也是权利救济机制之失。
从以往的举报经验来看，我们既不缺少举报热情，也不缺少举报渠道，关键是渠道不通畅，机制不完善。比如，举报材料被辗转至被举报人手中，而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事情屡见不鲜：再比如，对于上访者而言，有参加“培训班”的风险，有成为“精神病人”的可能，也有被打击报复的危险。
如果举报者选择这些常规渠道，也就必须面临一个不幸的事实举报了不一定就能获得关注，获得关注了不一定就能解决，解决了之后也不一定能保证不被打击报复。多重风险叠加之后，“两害相权取其轻”，举报者自然会选择成本低而又可以匿名的发帖举报。网络发帖举报最大的优点，就是匿名性和放大效应，这既能保护举报人的安全，也可以广而告之，避免事件石沉大海。这也是为什么上述调查中，举报者首选网络和媒体进行举报的原因。
既然如此，对于山东郓城一事而言，如果有关调查组的主要调查方向是谁在冒名发帖，这无疑有点避重就轻的意味了，中国自古就有“风闻言事”的传统，与其调查谁发的帖，不如去彻查一番，看看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如果属实后该如何处理。
而此事也可以让我们理清一个现实，那就是网络举报之所以会成为“路径依赖”，归根结底是因为常规举报渠道不畅。只有疏通常规举报渠道，让执法、纪检机关发挥应有之效，使社情民意的诉求能够顺利表达，才是根本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