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先生的新著《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是一部奇书。我说它“奇”，倒也不是指它内容有什么特别，而是指它的书写形式。最初，它是一份学术采访——一个正在撰写《老舍传》的著作者向另一位童年时代与老舍（舒公公）和赵清阁（赵姨）有过交往、后来又一度成为赵清阁忘年交的美国作家（韩秀）请教有关传记的细节;一个虚心请教，一个坦率相告，如此而已。这两位通信人都是文字工作者，他们的交流是用书信（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些书信又不似一般的电子邮件简短而直接，两人在书信里交流的内容逐步深入，远远超出了学术采访的内容，发展成为对人生、历史、社会、文学等方面广泛而有趣的交流，真挚、坦率、友谊，竟建构起了这个纸上的“书信世界”。
　　再发展下去，书信变成了目前的散文叙事：傅光明成为这部书的叙事人，他给韩秀的书信内容经过他的叙述，转换为散文叙事;而韩秀——那位会说一口京腔的美国作家，她给傅光明的信件经过收信人的精心编辑整理，成为散文叙事中的一个特殊文本。这就是我们正在翻阅的这部“奇书”——从学术采访到书信再到目前的叙事形式，文体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也蕴含了内涵的变化：关于赵清阁与老舍的故事，在书信里已经变得不很重要。
　　这本书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从2009年底到2011年初这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它见证了一种普通人之间能够坦诚相见、互相信任、惺惺相惜进而发展起来的感人的忘年友谊。傅光明和韩秀至今还没有见过一次面，仅仅是为了讨论老舍传记里的一个细节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友谊，在今天到处流行着为争夺利益而分分合合、斤斤计较，不择手段的利用、欺骗、攻击、背叛、造谣、匿名信以及人际的冷漠和隔阂等等恶俗风气下，这部散文叙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的故事，愈加显得珍贵和清爽。读了这部书稿，我第一个感受就仿佛在清晨步出户外，深深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听到了第一声欢乐的鸟鸣，看到了沉沉天云外一道微微的金色晨曦。
　　这两位通信者并非生活在君子国或者温柔乡，他们在各自生活中都遇到难以言说的困境。韩秀两岁时从美国到中国接受中文教育，一直到中学毕业，上山下乡运动时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文革”浩劫中又亡命新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吃尽苦头，直到“文革”结束后回到美国，后来又随着外交官的丈夫游走于世界各地，也包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返北京，与居住在上海的赵清阁重新续上童年时代的情缘。在她的中国经验里肯定有许多不愉快的记忆。而傅光明先生虽然小韩秀近二十岁，生活在比较幸运的“太平犬”时代，但是他的发展似乎也不是世俗眼睛里的“很顺”，尤其在2008年他从复旦做完博士后研究报告出站以后，可能是原先有些期待落了空，腹中自有块垒，这在他给韩秀的信中也略有倾吐。但是他们都没有因为有不愉快的经验而影响了世界观——我指的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与事的真诚信任。韩秀的经验成就了她的创作，而傅光明先生在某些方面的失落，可能会转换成另外一些方面的精神财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丧失了基本做人道德规范的世道里，所有的人伦关系似乎都可以转换为物质利益进行等价交换，所以，能在致命而炫目的权欲、物欲以及各种感官享乐的诱惑面前，要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及其内在操守变得非常困难。我试着想，假如傅光明先生少年得志，名利双收，整天作为一个名流这里开会演讲，那里宴席招待，满耳都是阿谀赞词，到处都是重酬邀约，顺顺利利，也许会享受到一些人生精彩的荣耀，但是这样的话，他绝不会有时间安心下来写一部《老舍传》，就是写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查阅一个细节而远隔重洋反复写信求教，更不会有时间在上班、写作、家务之余，静静地坐在电脑前与一个不相识的异国友人倾吐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感受。谁都说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手机短信可以取代一切，但是表述感情的形式改变了，人类复杂而丰富的感情世界就会变得单调而粗陋，会慢慢失去品嚼、体会、倾吐和表达内心感受的能力，如果一个民族对感情的表达仅限于电视娱乐搞笑节目或者宴席上闹酒的水平，那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状。所以我答应为傅光明先生这部书稿写序，看重的是光明先生这种化委屈为淡定、化块垒为清流的人生态度，而这种内心转化过程中，异国的韩秀的温馨关爱和侠义支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部散文叙事所讲述的老舍与赵清阁之间的感情故事，本来就不是秘密，只是同代人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不愿意去谈论。记得近二十年前，诗人牛汉正主编《新文学史料》，一次他来上海看望我的恩师贾植芳先生，我在场陪着两个老人聊天，牛汉先生曾经说起过老舍准备在新加坡买房接赵清阁出去团聚的事情，牛汉说当时老舍给赵清阁的有些信件是通过文协梅林转的，所以梅林都了解其中曲折。我当时年轻，觉得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些不可理解，既然两人相爱，老舍也主动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而且连梅林都知道这个方案，可见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赵清阁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国呢？他们都不是左翼作家，也没有承担什么必须留在国内的义务，老舍的朋友如林语堂等都在国外，老舍本人无顾忌，反倒是赵清阁犹豫了。这个谜团，直到这次在书稿中读了赵清阁的散文《落叶无限愁》，才有了一点点理解赵清阁的性格。从这个角度看，韩秀回忆中外婆对老舍的指责，其实是有误解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会成为后来老舍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我在为傅光明先生的另一本著作《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写的序里曾经含蓄地提出过这一点，老舍在“文革”发生前不久对巴金说自己是个“正派”人，隐含了当时有人诬陷他“不正派”的威胁，但这样的威胁肯定不是来自家庭的倒戈，因为家庭矛盾不可能影响到社会层面，只有当这样的“威胁”在社会层面上损害了好面子的老舍的声望，才可能使他感到严重性和真正的沮丧。在一个大的残酷时代里，个人的某些行为可能会直接导致周围人的命运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仍然在社会大环境，甚至连这些个人行为本身，也是这个残酷时代的产物。要不，四十年代的导火线怎么会在六十年代才爆发？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把注意力放在个人的行为作用，那反倒会转移了对时代责任和真正元凶的追究。
　　我不想对赵、舒之恋做什么评论，只能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尊重个人隐私、只会炒作揭秘之类的文化环境、对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既缺乏同情理解、更不可能用审美态度去接受的恶俗社会里，对待这样的事情，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最好还是沉默相守，因为两个人的情事只有两个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好与不好，应该与不应该，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旁人无从评说，更何况我们都属于后来者，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大变化，我们根本就无权评论这些历史现象。当然，从人的感情世界的进化历程而言，可能真正的变化并不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前人的感情世界。那么，就让我们用美好的心灵去接近他们，从历史人物的感情世界中，获取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精神营养吧。
　　还有一点体会，本书附录赵清阁晚年与韩秀的通信，以及最后两人还是以隔阂而沉默相待，活生生地揭示出赵清阁这一代老知识分子晚年的现实处境、精神追求以及风骨所在，他们通信的这一段时期，正是我的学术成长时期，我接触过不少老知识分子在大劫以后壮心不已、执笔奋起的精神状态，但是随着时代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真正能够在晚年获得社会承认并且走红的老人（后来有一个名词来形容他们：文化老人）并不多，大多数还是在寂寞中默默奉献，了此一生。我的忘年交老人、翻译家毕修勺晚年曾经守着一大堆无法出版的译稿，只说了八个字：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而赵清阁晚年不断写作，力求开拓，希望海外出版她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追求。她晚年几次与病魔顽疾作生死搏斗，最后一封给韩秀的信里说：“我去年因患肾功能不全病住院八月之久，一度严重，经治疗，病情稳定，今年春出院，在家疗养。虽不见大好，总算还能起坐，又给你写信了。不过岁逾八旬，也衰老不堪了，写作已停，视力、体力不济，写信也很维艰！为让你知道我还活着，勉强书此短笺。以后可能联系少了！”读之让人动容。
　　“为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这是老人最后对这个世界的遗言。她没有失望，傅光明先生的这本散文叙事就是一个“活着”的证明，同时赵清阁为文坛所奉献的许多剧本、小说、诗歌本身，仍然会继续“活”下去，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