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文学评论中有一种叫做“印象派评论”，那么这篇拙作就算是这种体裁的模仿吧。因为，张天翼同志的《洋泾浜奇侠》我手头既没有；这部小说在三十年代的《现代》月刊上连载后有没有出过单行本，甚至小说是否写完，我都忘记了。但小说给我的印象甚深，我常常想到它，近来更由于许多原因，还想谈谈它。
　　《洋泾浜奇侠》发表的那个时代，报纸上常可以看到年轻人逃出家庭，离乡背井，要到峨嵋山之类的名山去访道求仙找剑侠的新闻。张天翼同志写这本小说的用意，我当时想，当然是通过写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唐·吉诃德》，讽刺武侠小说迷的办法，来描写旧中国的混乱和某些阶层的愚昧吧。小说写得很生动有趣，主要描写的是一个上了武侠小说的当，真想成剑侠的、不懂事的第三流公子哥儿，几个骗子手，另外是周围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女。
　　这个题材本身就非常妙，与作者所擅长的拉布雷式“谑而近虐”的笔调相得益彰，使我至今认为这是中国新文学中一部不同凡，响的，也可说是突破框框的作品。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很少为人提及。不管是为什么吧，我觉得这不但有欠公允，并且还埋没了这部小说所包含的另一种重大意义。
　　这部小说很深刻地描写了当时现实中很少人注意的一个侧面；而且，正因为敏感地捉住了现实中的那些现象，还具有“预言”的性质。
　　我这句话，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因为我有亲身的感受。
　　解放前夕，遍及蒋管区各地，从大城市一直到穷乡僻壤，特别是曾经敌伪盘踞的地方，各种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活动十分猖獗，实际上成为一支反革命的别动队。在四十年代后期会道门最为活跃的时候，有一次我由于好奇，走进一处离我住处不远的道坛去看了一看。这个道坛占了一幢相当大的洋楼，外面挂着“某某教上海分会”的大招牌，香火很盛，善男信女川流不息。当时，我还远远没有了解这种会道门的性质，只是把它看作是骗钱的勾当。我进去想看的，也只是想看看他们怎样行骗而已。
　　进去一看，大厅里陈设得富丽豪华，善男信女们的虔诚表现，整个气氛令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压迫感。这些都还在其次，最使我吃惊，也是给了我一种深刻启发的是：道坛上正在作法的那个满脸横肉、一股杀气、留着长须、道士打扮的所谓“仙师”，却是一个我认识的人。这人我十年前曾在一位好客的办报的朋友那里见过几次。那时他还只二十多岁，说是曾找某名山的一个老和尚为师，还拿出老和尚的六寸大的相片给人看；他说他是访师学道、“结交天下豪杰”到上海来的。不知他通过什么人的介绍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小报馆里当食客，那显然是找错了门路，后来就不知去向了。当时的上海滩上，什么人都有，事后我全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更不想一想是个什么问题，连这人的来历底细我也没有打听。万万想不到，十年之后他又窜到上海，并且以这样的面貌出现；这真使我大开眼界，对事情多了一层深刻的新看法：这一切真不象是二十世纪在上海发生的事，倒象是回到了《儒林外史》的时代；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在那时真不只是未散的阴魂，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现实。
　　看见这位“仙师”，我也就立刻联想到《洋泾浜奇侠》里的人物。所以，我要说《洋泾浜奇侠》是一部预言性的小说。它预示了整个愚昧落后因而反动的封建主义还远远不是一只死老虎，它还要披上各种不同戏装，在历史舞台上出场表演。
　　文学作品作为“预言”在某种事件发生前若干年就敏感地描述了事件的萌芽，在世界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诗人和作家不是象海燕一样能预示暴风雨的来临吗？他们常常预言为人引颈期望的革命；他们有时也预报灾祸的来临。预报灾祸正是作家的神圣责任，这可以使人知道避免它。人总是为了将来而生存着的。
　　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预言小说之一，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一八五九年刚从流放地回彼得堡后写的一个中篇《斯捷潘切科沃庄和其中的人物》(这是陀氏最好的作品之一，有些批评家甚至把这部作品置于几部长篇小说之上；但似乎尚无中译本)。如果有一个人完全不知道陀氏的生卒年份，看了这个中篇，多半会认为小说中的福马·福米奇·奥庇斯金的模特儿就是“人妖”拉斯普丁——在俄国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得宠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罪恶累累的大骗子、大权奸。实则陀斯妥也夫斯基写成这本小说的时候拉普斯丁还未出生，离他出现在沙皇的后宫时还有半个世纪。
　　陀斯妥也夫斯基写他那本小说时决不会想到五十年之后会有那么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只不过看到一些在俄国各地利用地主贵族和无知农民的愚昧而行骗的骗子而已；然而，他以一个大作家所具有的敏感，把这些现象加以抽象概括，然后再赋予具体的形象，写出了这样一部有预言意义的杰作。
　　亨利希·曼的《顺民》(一九一四年)预示了纳粹党的兴起；托马斯·曼的中篇《马里奥和魔术师》(一九二九年)预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最终灭亡。美国奥尼尔在二十年代有一个剧本《琼斯皇帝》，这出戏里的那个暴君赫然竟象是阿明和博卡萨之流的前身(顺便在此一提，《琼斯皇帝》对中国三十年代的剧作家发生过影响)。这些作品都可以算是有意或无意的不同程度的“预言”。当然，所谓“预言”，并不是真正的未卜先知，但也决不是纯属偶然的巧合。所谓“预言”，乃是推理的一种独特方式。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作家，对现实观察和体会得深刻，对未来事物的萌芽自然会产生一种敏感。以这种敏感来创作，所创作的作品就能成为某种程度的预言。
　　《洋泾浜奇侠》之所以可称为预言性小说，就因为它所选取的主题是在旧中国社会里潜藏着还有充分活力的一股反动的破坏性封建势力。这股破坏力却又很不受人注意，以为那只是一些江湖骗子，没有什么了不得。而后来的事实都证明并非如此，反动会道门及各种反动帮会组织，解放前无恶不作，解放后还蠢蠢欲动；直到现在是否完全清除干净，还未可断言。《洋泾浜奇侠》这样的小说，不能说今天已没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了。
　　突然想谈谈《洋泾浜奇侠》这部几乎已被人遗忘的出版物，有一个直接原因是近来看到一些香港出版物，略知“现代化的”香港目前还有比《江湖奇侠传》更荒唐不经的武侠小说，比《火烧红莲寺》更低级的电影，其风行情况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在上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香港的事情不是我想谈的，问题是香港近在咫尺，风很容易吹来。杞人忧天，便不由得怀念起中国三十年代的塞万提斯了。
　　当然象还珠楼主那样的武侠小说不大会再在我们的出版界出现了，然而安知不会有某种不健康的东西以通俗的或不通俗的形式慢慢露头，甚至风行呢？当然通俗文学不容一笔抹杀，这个方面我们也是讨论的不够的。这个问题需要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谈才行；从《洋泾浜奇侠》所产生的感想，说到这里就结束吧。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