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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长期以来都是国企改革的难点。近年出现的高管天价薪酬，不断挑战公众敏感的神经，使得高管薪酬改革成为政府监管机构及社会大众不能再回避的话题、当下，我国政府力图通过对高管薪酬管控范围的持续“扩容”逐步改善高管的激励体制。此举是否奏效，我们拭目以待
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话题一直比较敏感。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薪酬、福利科目复杂，内部层级差距不合理等现象让国企高管年薪制度备受争议。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有垄断企业高管收入更是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进入2009年，国企降薪的消息频现媒体。河北国企领导带头降薪超过20％：上汽集团等9家沪上大型国有企业高层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到40％；吉林国企老总年薪48万封顶，属全国最低……
在博鳌亚洲论坛闭幕式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提出，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退去，在企业经营困难的特殊时期，高管人员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假设要减薪的话，应该从高管人员开始。作为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代表，李荣融主任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基本观点，一种基本要求和趋势，其间包含更多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和全民所有，无论是竞争型国企还是垄断型国企，相对来说都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受到外部环境冲击下，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作为国企领导人，有必要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表现出与企业、员工共度危机的决心和气魄。正如李荣融主任强调的，在企业遇到困难时，要减薪首先从高管开始，而不是马上对员工减薪。
裁员对于企业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被裁员的家庭来说，则是灾难性的，因此企业尽可能不裁员。这也是对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在特定复杂的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基本要求。
高管薪酬之所以惹人关注，也与高管薪酬制度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有关。无论哪种性质的经济组织，领导人的收入都必须跟业绩挂钩。如果企业效益好，较高的薪酬理所应当。但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很多企业经营业绩下滑，高管薪酬自然也应该下降。另外给高管减薪，或者高管主动降薪，有利于在公司内部形成上下一心、共同应对危机的氛围，更有利于在危机时期提升员工士气。
面对李荣融主任的呼吁，或许很多高管并不完全认同，加之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企业还是有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高管层独立地做出决策，搞一刀切并不合适。其实李荣融主任的话并没有抹煞企业高管层的权力。他们有权力、也有责任做出独立决策。如果企业要降薪，应该先降谁?这本质是一个优先次序问题，而这种优先次序反映的是种社会责任。
另外，高管降薪也涉及一个大小环境的问题。世界范围内任何
个企业，要想获得经营上的成功，首要点是必须适应社会的宏观环境。我们都知道，世界保险业巨头美国AIG公司，在第一次获得美联储注资后数天就组织优秀的保险经纪人到加利福尼亚州度假修指甲、做美容、享受按摩，支出大约44万美元，引发媒体和政界一片哗然。然而奢侈消费并没有就此停止，当第二次获得政府注资后，AIG部分高管花费数万美元前往英国狩猎，年终还发放巨额奖金。AIG的行为再一次引起纳税人的讨伐。
从大环境来看，AIG的高管们逻辑实在是太荒唐。当世界眼光盯着华尔街高管高薪以及个人生活的节骨眼上，公司集体奢侈消费无异于顶风作案；但是放在公司的小环境层面看，也没有什么错，因为这是他们高管的权力，为了留住人才，留住客户，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也有可能是公司很早就确定的内部活动，不便变更。可见同一件事情，在小环境中是可行的，
而一旦放在大环境中它就是错误的。AIG的高管们正是忽略了这个问题而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无论是国外的企业还是国内的企业，都必须服从外部的大环境。由于我国目前特殊的国情，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洞察尤为重要。
举个例子，2008年，由于国内外航空需求的大幅下滑和燃油套保的巨额账面浮亏，东航出现巨亏，资不抵债，净资产亏到只能买一架飞机，一度面临退市风险。如果东航是一个纯粹市场化运作的公司，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我们想想它的信誉等级会是怎样?还有哪家银行会继续贷款?由于它是国有控股企业，政府不能坐视不管、见死不救，加之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4万亿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所以银行对东航有信心，继续给予贷款，国家继续注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特殊的经营环境下，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必须审时度势，在大环境和公司小环境之间，永远要服从大环境，企业决不可逆势而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李荣融主任的讲话确实是给企业个很重要的信号，也相当于含蓄的提醒：在中国做企业，首先要考虑大环境，然后再考虑自己企业内部的规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摆正，也就是说企业经营决策必须符合大的社会环境。
当然，也有人会担忧，国家的这种号召可能会导致一种后果，即央企的高级管理人才面临降薪的状况，他也许不能接受，不能认同，很可能出现人才流失。毕竟，著名的外企及其他企业高管层的重用程度和薪酬体系，相对国企而言，都是相对偏高的。如果再让国企高管接受减薪，那么会不会出现高级管理人才的流失呢?目前正是央企大力发展、广泛用人之际，会不会削弱央企的竞争力呢?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企业永远都存在人员流动问题，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应该说金融危机环境下，人员流动的概率要低。市场上的高级职位供求关系明显可见，企业大都在裁员、减薪，你要走出去，得有人要你。所以，在整个市场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国企高管降薪的原则和做法不会导致这种结果。我们看到，从世界各大金融机构出来的中高级人才都在寻找工作，他们想换一个薪水更高的工作，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这个时候，宜动不如宜静，宜静静在哪里呢?还是原单位为好。
李荣融主任这个讲话还有另一层含义，不是每家企业都必须降薪。其实金融危机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受到影响，也有企业受的影响很小，或者几乎不受影响。毕竟企业运营还得依靠市场机制，国资委主任也不能代替各家企业的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作决策。所以我认为，李荣融主任提出的这种要求，更多体现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措施。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长期以来都是国企改革的难点。近年出现的高管天价薪酬，不断挑战公众敏感的神经，使得高管薪酬改革成为政府监管机构及社会大众不能再回避的话题、当下，我国政府力图通过对高管薪酬管控范围的持续“扩容”逐步改善高管的激励体制。此举是否奏效，我们拭目以待
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话题一直比较敏感。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薪酬、福利科目复杂，内部层级差距不合理等现象让国企高管年薪制度备受争议。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有垄断企业高管收入更是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进入2009年，国企降薪的消息频现媒体。河北国企领导带头降薪超过20％：上汽集团等9家沪上大型国有企业高层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到40％；吉林国企老总年薪48万封顶，属全国最低……
在博鳌亚洲论坛闭幕式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提出，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退去，在企业经营困难的特殊时期，高管人员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假设要减薪的话，应该从高管人员开始。作为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代表，李荣融主任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基本观点，一种基本要求和趋势，其间包含更多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和全民所有，无论是竞争型国企还是垄断型国企，相对来说都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受到外部环境冲击下，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作为国企领导人，有必要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表现出与企业、员工共度危机的决心和气魄。正如李荣融主任强调的，在企业遇到困难时，要减薪首先从高管开始，而不是马上对员工减薪。
裁员对于企业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被裁员的家庭来说，则是灾难性的，因此企业尽可能不裁员。这也是对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在特定复杂的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基本要求。
高管薪酬之所以惹人关注，也与高管薪酬制度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有关。无论哪种性质的经济组织，领导人的收入都必须跟业绩挂钩。如果企业效益好，较高的薪酬理所应当。但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很多企业经营业绩下滑，高管薪酬自然也应该下降。另外给高管减薪，或者高管主动降薪，有利于在公司内部形成上下一心、共同应对危机的氛围，更有利于在危机时期提升员工士气。
面对李荣融主任的呼吁，或许很多高管并不完全认同，加之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企业还是有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高管层独立地做出决策，搞一刀切并不合适。其实李荣融主任的话并没有抹煞企业高管层的权力。他们有权力、也有责任做出独立决策。如果企业要降薪，应该先降谁?这本质是一个优先次序问题，而这种优先次序反映的是种社会责任。
另外，高管降薪也涉及一个大小环境的问题。世界范围内任何
个企业，要想获得经营上的成功，首要点是必须适应社会的宏观环境。我们都知道，世界保险业巨头美国AIG公司，在第一次获得美联储注资后数天就组织优秀的保险经纪人到加利福尼亚州度假修指甲、做美容、享受按摩，支出大约44万美元，引发媒体和政界一片哗然。然而奢侈消费并没有就此停止，当第二次获得政府注资后，AIG部分高管花费数万美元前往英国狩猎，年终还发放巨额奖金。AIG的行为再一次引起纳税人的讨伐。
从大环境来看，AIG的高管们逻辑实在是太荒唐。当世界眼光盯着华尔街高管高薪以及个人生活的节骨眼上，公司集体奢侈消费无异于顶风作案；但是放在公司的小环境层面看，也没有什么错，因为这是他们高管的权力，为了留住人才，留住客户，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也有可能是公司很早就确定的内部活动，不便变更。可见同一件事情，在小环境中是可行的，
而一旦放在大环境中它就是错误的。AIG的高管们正是忽略了这个问题而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无论是国外的企业还是国内的企业，都必须服从外部的大环境。由于我国目前特殊的国情，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洞察尤为重要。
举个例子，2008年，由于国内外航空需求的大幅下滑和燃油套保的巨额账面浮亏，东航出现巨亏，资不抵债，净资产亏到只能买一架飞机，一度面临退市风险。如果东航是一个纯粹市场化运作的公司，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我们想想它的信誉等级会是怎样?还有哪家银行会继续贷款?由于它是国有控股企业，政府不能坐视不管、见死不救，加之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4万亿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所以银行对东航有信心，继续给予贷款，国家继续注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特殊的经营环境下，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必须审时度势，在大环境和公司小环境之间，永远要服从大环境，企业决不可逆势而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李荣融主任的讲话确实是给企业个很重要的信号，也相当于含蓄的提醒：在中国做企业，首先要考虑大环境，然后再考虑自己企业内部的规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摆正，也就是说企业经营决策必须符合大的社会环境。
当然，也有人会担忧，国家的这种号召可能会导致一种后果，即央企的高级管理人才面临降薪的状况，他也许不能接受，不能认同，很可能出现人才流失。毕竟，著名的外企及其他企业高管层的重用程度和薪酬体系，相对国企而言，都是相对偏高的。如果再让国企高管接受减薪，那么会不会出现高级管理人才的流失呢?目前正是央企大力发展、广泛用人之际，会不会削弱央企的竞争力呢?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企业永远都存在人员流动问题，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应该说金融危机环境下，人员流动的概率要低。市场上的高级职位供求关系明显可见，企业大都在裁员、减薪，你要走出去，得有人要你。所以，在整个市场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国企高管降薪的原则和做法不会导致这种结果。我们看到，从世界各大金融机构出来的中高级人才都在寻找工作，他们想换一个薪水更高的工作，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这个时候，宜动不如宜静，宜静静在哪里呢?还是原单位为好。
李荣融主任这个讲话还有另一层含义，不是每家企业都必须降薪。其实金融危机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受到影响，也有企业受的影响很小，或者几乎不受影响。毕竟企业运营还得依靠市场机制，国资委主任也不能代替各家企业的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作决策。所以我认为，李荣融主任提出的这种要求，更多体现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