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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 怪胎 乌托邦
这场采访约得旷日持久，因为韩松作为新华社的一员要应对十八大，马伯庸作为外企一员要忙于上班。他们分别经历着这个时代最正统、最主流的生活，却在最忙碌的时刻迸发奇思妙想，并把它们写成晦暗的小说。他们操持起科幻这个小众的题材，无心进入“文坛”，只求文学给予自己一个小小的庇护所。
科幻和乌托邦
“科幻”是韩松文学创作上最醒目的标签，马伯庸也在这个领域有所尝试，和所有热爱科幻的同龄人一样，他们的启蒙读物都是一本叫做《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书。而在如今的他们看来，这本当时预测未来的书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
马伯庸：做“我最早对科幻发生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因为我特别讨厌数学课，一上数学课我就找课外书看，诸如《少年科学》《科学画报》还有广为传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那算是我的科幻启蒙之作，印象很深刻。那时不像现在外界有那么多诱惑，对这些书都是精读，《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看了大概有十多遍。
韩松：很巧，今年春节我还把它重新拿出来看了一遍。
马伯庸：我是去年又看了一遍，看看里面描述的未来现在哪些已经实现了。那个可以看电视的手表，我一想这不就是IPAD嘛！
韩松：我也是这么去看的，天气控制实现了一半，机器人没有实现。
马伯庸：宇宙飞船实现了，家家户户用太阳能，理论上可以，经济性和天气条件不现实。好多东西没实现，但不是不能而是没必要实现。回头再看一遍“小灵通”，有点未来学回顾的意思，一直有人对未来做预测却也一直被推翻，回顾一下能看到当初的思路和现在的思路有什么差别。我觉得叶永烈当时预测的和现在实现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互联网，但就这一个东西使未来和他的预想完全不同。
韩松：对，他的预想中出现了电脑，但没有出现互联网。
马伯庸：由此设身处地想想，我们现在写科幻、预测未来是有其意义还是特别可笑？想想挺有意思的。
韩松：科幻对我的吸引，就在于它描述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未来。就像当时看“小灵通”，它提供了一个跟当时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很神奇。这本书卖了一百五十万册，它给我们这代人带来很大影响，现在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潜意识中按照它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创造出来的。
马伯庸： 科幻有科学的底蕴，有实现的可能，我在看的时候总是会带一点微茫的期待—是不是有一天它能够实现，我能不能看到……就像重看“小灵通”，就是童年的一个疑问，现在想把它解答出来。
韩松：应该说它的预测在大方向上还是挺准的，譬如涉及的基本上都是物质的变化，以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意识形态或者社会的变化。现实业的确如此，在它出版之后30年，中国变成一个崇拜物质的社会，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政治方面的变革被忽略了。
马伯庸： “小灵通”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科幻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带来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模型、科学模型的推断甚至是推翻。在这里想象力是次要的，能够在几十年后依然被人想起，主要还是靠它对未来的预测能力。现在有一股潮流，就是对未来的黑暗预期，反乌托邦。不仅在中国，这些年美国拍的科幻片就跟20世纪世纪80年代拍的科幻片完全不一样，那时的气质是昂扬向上奋勇探索欣欣向荣，现在是阴暗晦涩，动不动就世界末日或者技术恐怖。这可能是人类要经历的必然阶段，就像青春期，必然对世界产生怀疑，引发灰色的想象。
韩松：科幻小说的一种功能可能是我们以前没有在意的，就是它对未来灾难的预测提供了预警。以前我们太强调光明了，现在矫枉过正，呈现出灰暗的态势来。这也跟文学的功能有关，文学天性是批判的而非歌颂的。
马伯庸：写一个伟光正的世界不容易，但如果你要写一个灰暗的世界在创作上就有更大的空间。我心目中的乌托邦就是各种想法都有，每天吵啊闹啊地过日子，而非寂静无声或者每个人都向同一个方向。其实现在有了微博，大家东打西打，热热闹闹，已经接近我的乌托邦了。
韩松：我的乌托邦就是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不愁钱、不愁住的地方，没有房奴，没有贪官，所有人都以劳动为第一需求，按需分配，我想创作就去创作，不用为了挣上班那点钱牺牲那么多时间。
马伯庸：总而言之，大家不用为了生存去奔命，就是乌托邦。
小心地隐藏在人群中
现实生活中，韩松和马伯庸的本职都不是作家，前者在新华社做记者，后者卖变压器，人们都很好奇他们写作的灵感来源，而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利用工作给他们的事业和思维方式。
韩松：尽管对乌托邦的想象很美好，但现实是我很少有时间创作。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审稿、改稿，加上写作，要一直面对电脑，这太反乌托邦了。以前因为我处理工作比较快，还能有一些时间写作，从2008年开始，整个社会节奏加快，大事非常密集，互联网也进入了真正兴旺的阶段，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紊乱的时期，工作变得非常忙，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够用。我一直觉得你很不可思议，你工作也挺忙的，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往今来什么都涉及。
马伯庸：因为有百度啊！
韩松：肯定不完全是百度的功劳，你书中的用词、细节各方面都很周全，我不知道你怎么积累起来的。
马伯庸：不是积累，而是建立了一个搜索系统，许多东西我不一定知道，但我知道需要的时候去哪里可以找到。就像我写民国电报史，最初就是想知道晚清时发一个电报要多少钱，信息越查越多，最后成了一本书。我写作就是图好玩，上班越忙灵感越多，经常一边开着会一边写，有想法的时候就开个头，后来建了个叫“坑”的文件夹，存了二三十个开头，有约稿的时候就打开那个文件夹，如果有合适的就写下去。写作对我来说就像给脑子切换一个频道。
韩松：那太幸福了，我现在是工作内容和兴趣重叠得厉害。工作中我审的稿子都是政治经济类的，很多东西都会引起想法，譬如最近陨石在俄罗斯坠落，还有一颗史上离地球最近的小行星略过，又在春节附近，我想到一个科幻情节：在冥王星上坐下来吃年夜饭；再如领导们年前总要去看望群众，也许以后家家户户团圆饭桌上都会有一个中央领导。这些想法也被我记录下来，或者作为开头，但开头越来越多，觉得时间不够，写不完了，它变得不再好玩，而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 马伯庸：怪不得我总觉得你的科幻小说贴近现实，是一种“科幻现实主义”，现在知道根儿在哪儿了。
韩松：新华社的这份工作给我一个视野，能够观察、接触到很多外界可能不知道的事物，增加对世界的理解。有人说我对大时代的变化很敏感，跟职业有关。这个世界越来越变化莫测，随便一个人预言一件东西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大家平时没有说出来。
马伯庸：卖变压器的工作给我提供了一种工科生的思维方式，以及接触普通人的机会。譬如咱们几个写科幻小说的人提到刘慈欣，觉得怎么可能没有人知道他，但当我说给同事，发现知道他的人非常少。他们知道韩寒、郭敬明就到头了。这种状况随时提醒我，不要以为自己是社会主流，你就是小众，是个怪胎，要小心地隐藏在人群中。我跟他们聊的都是奶粉、团购之类的话题。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角度的刁钻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譬如昨天我们一帮同事聊家庭生活，有个同事说，人家夫妻之间叫“相敬如宾”，我和我老婆是“相敬如杜宾”，因为杜宾狗非常凶，见人就咬。那大哥平时也不爱看书，说话没什么文采，但突然来这么一句很有意思。我写作就给自己一个要求：尽量不要小圈子化，用人民群众活的语言。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跟周围的人永远没法谈论自己脑中最深的想法，譬如机器会不会有灵魂。
写作就是庇护所
尽管写作已经让自己有所收获，但韩松和马伯庸目前都没有将它变成“正职”的想法，毕竟，写作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一种娱乐、一个庇护所，当然也不排除哪天变得大红大紫后开始全职当个作家。
韩松：我觉得小众是个挺好的事情，因为我就是要跟你们不一样，反正我不是要靠这个活着，我就要躲到科幻里面去。平时接触的东西太多太杂，我需要一个逃避的小地方。写作的时候我几乎不会想到读者，可能这也是个毛病，造成作品经常发表不了或者在出版社通不过，也可以更通俗一点，但觉得那就不像我了，很别扭。
马伯庸：我是每次写一个通俗的东西之后一定要憋一个小众看着好玩的东西，要不然就觉得内心情绪无处抒发。
韩松：这是特别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把它写好，读过那么多好作品，希望自己写得也像那么一回事，像文学作品。即使达不到也要努力吧。我觉得科幻是当代艺术的先锋形式，它作为文学的一种应该表达更微妙的、隐晦的、变形的东西。你说有什么企图，谈不上，现在不是文学史的时代了，当下能够留下来都很难，死后再留下名字更没什么意义。
马伯庸：如果带着“我一定要写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的想法，估计什么都写不出来。文学还是一种个人表达，得奖是意外，不该是目标。对文学我没有什么野心，就是觉得多认识几个朋友，玩得开心，甚至那种“你怎么能写出这种东西来”的反应也让我高兴。把它当成娱乐就好，能让你一晚上乐不可支就够了。
韩松：越来越多的人抱着你这样的想法，我认识很多写科幻的年轻人，别说获奖，连发表都很难，但他觉得写出来本身已经自我回报了。
马伯庸：人需要有一个庇护所。我认识很多上班族，朝九晚五，回到家也就看看电视；还有个老兄，不看书不看电视，唯一的爱好就是长跑。时间长了就变成橡皮人，麻木迟钝，如果想在这个险恶世界保持生存的能力，还是得有个让自己喘息的地方。
韩松：写作对我来说有点像卡拉OK，周围有几个一块唱的朋友，你也就想唱得好一点，否则就被嘲笑了，但能唱就很满足，没想过要去参加青歌赛，成为专业歌手。其实咱们都算业余选手，对文坛缺乏了解。
马伯庸：当代文学面对一个巨大的变动，互联网的产生让出版门槛变低了。以前你写一个东西，要费很大力气可能还要认识几个编辑，才可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个豆腐块，面对的也不过几十上千个订户，但现在你随时可以发上网，面对的是几十几百万人，如果写得足够好，能迅速受到认同。文学不再是几个人的专利。虽然网络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一百个人出的精品和一百万人出的精品量级是不一样的。互联网不是规定了文学的内容，而是扩展了文学的边界，只看是否可以得到读者认可，有的风格渐渐在网络上消失了，它更像一个商品行为。我相信当代文坛和互联网慢慢结合，会有精品出现。
韩松：可能文学一直是这样的格局，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是手抄本，也有不少人从手抄本中走出来。我也想过成为专业选手，全职写作，解决时间不够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另外的困扰，就是不再接触人接触社会，很难写出有价值的东西。还有一种想法是退休之后全职写作，但未来几年说不准会出什么事，可能写不下去了；另外退休后的感觉还是跟上班不同，现在挖的“坑”到时未必能对得上。我还有太多东西没有想清楚看明白，还是继续工作吧，工作还是有回报的。
马伯庸：如今是下了班把写作当休息，太累就不写，很随意，但全职写作开了电脑就是上班，脑袋运转就在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太可怕了。看造化吧，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大红大紫、不上班也衣食无忧，全职写作也未尝不可，一句话，别给自己设限。
马伯庸
作家，人称“网络鬼才”，作品涵盖历史、科幻、影视评论等诸多领域，主要作品有：《寂静城市》《风雨<洛神赋>》《古董局中局》《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等。
科幻需要电影推动
科幻要发展，还是要靠电影的推动。《三体》要被拍成电影，难度很大，即使在好莱坞也很难，因为它不是一个适合电影的文本，许多文字上的想象没办法用电影表现。中国需要的科幻电影不是那种开创新纪元的精品，而是一个故事通俗、商业成熟、每个节点都在意料之中的作品，就像《星河舰队》，带有科幻背景又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韩松
科幻作家。《新闻周刊》说他“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主要作品有：《宇宙墓碑》、《红色海洋》、《地铁》、《高铁》等。
短期内，中国很难拥有科幻电影
中国拍纯粹的幻想片是有成功的例子的，譬如《大话西游》及最近的《西游降魔篇》，但一旦说到科幻电影，马上就短路。科幻电影需要一种独特的思维，有理工科背景，以及对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敏感，但我们的导演和制片人没有，要短期拥有也有难度。
这场采访约得旷日持久，因为韩松作为新华社的一员要应对十八大，马伯庸作为外企一员要忙于上班。他们分别经历着这个时代最正统、最主流的生活，却在最忙碌的时刻迸发奇思妙想，并把它们写成晦暗的小说。他们操持起科幻这个小众的题材，无心进入“文坛”，只求文学给予自己一个小小的庇护所。
科幻和乌托邦
“科幻”是韩松文学创作上最醒目的标签，马伯庸也在这个领域有所尝试，和所有热爱科幻的同龄人一样，他们的启蒙读物都是一本叫做《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书。而在如今的他们看来，这本当时预测未来的书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
马伯庸：做“我最早对科幻发生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因为我特别讨厌数学课，一上数学课我就找课外书看，诸如《少年科学》《科学画报》还有广为传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那算是我的科幻启蒙之作，印象很深刻。那时不像现在外界有那么多诱惑，对这些书都是精读，《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看了大概有十多遍。
韩松：很巧，今年春节我还把它重新拿出来看了一遍。
马伯庸：我是去年又看了一遍，看看里面描述的未来现在哪些已经实现了。那个可以看电视的手表，我一想这不就是IPAD嘛！
韩松：我也是这么去看的，天气控制实现了一半，机器人没有实现。
马伯庸：宇宙飞船实现了，家家户户用太阳能，理论上可以，经济性和天气条件不现实。好多东西没实现，但不是不能而是没必要实现。回头再看一遍“小灵通”，有点未来学回顾的意思，一直有人对未来做预测却也一直被推翻，回顾一下能看到当初的思路和现在的思路有什么差别。我觉得叶永烈当时预测的和现在实现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互联网，但就这一个东西使未来和他的预想完全不同。
韩松：对，他的预想中出现了电脑，但没有出现互联网。
马伯庸：由此设身处地想想，我们现在写科幻、预测未来是有其意义还是特别可笑？想想挺有意思的。
韩松：科幻对我的吸引，就在于它描述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未来。就像当时看“小灵通”，它提供了一个跟当时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很神奇。这本书卖了一百五十万册，它给我们这代人带来很大影响，现在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潜意识中按照它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创造出来的。
马伯庸： 科幻有科学的底蕴，有实现的可能，我在看的时候总是会带一点微茫的期待—是不是有一天它能够实现，我能不能看到……就像重看“小灵通”，就是童年的一个疑问，现在想把它解答出来。
韩松：应该说它的预测在大方向上还是挺准的，譬如涉及的基本上都是物质的变化，以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意识形态或者社会的变化。现实业的确如此，在它出版之后30年，中国变成一个崇拜物质的社会，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政治方面的变革被忽略了。
马伯庸： “小灵通”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科幻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带来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模型、科学模型的推断甚至是推翻。在这里想象力是次要的，能够在几十年后依然被人想起，主要还是靠它对未来的预测能力。现在有一股潮流，就是对未来的黑暗预期，反乌托邦。不仅在中国，这些年美国拍的科幻片就跟20世纪世纪80年代拍的科幻片完全不一样，那时的气质是昂扬向上奋勇探索欣欣向荣，现在是阴暗晦涩，动不动就世界末日或者技术恐怖。这可能是人类要经历的必然阶段，就像青春期，必然对世界产生怀疑，引发灰色的想象。
韩松：科幻小说的一种功能可能是我们以前没有在意的，就是它对未来灾难的预测提供了预警。以前我们太强调光明了，现在矫枉过正，呈现出灰暗的态势来。这也跟文学的功能有关，文学天性是批判的而非歌颂的。
马伯庸：写一个伟光正的世界不容易，但如果你要写一个灰暗的世界在创作上就有更大的空间。我心目中的乌托邦就是各种想法都有，每天吵啊闹啊地过日子，而非寂静无声或者每个人都向同一个方向。其实现在有了微博，大家东打西打，热热闹闹，已经接近我的乌托邦了。
韩松：我的乌托邦就是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不愁钱、不愁住的地方，没有房奴，没有贪官，所有人都以劳动为第一需求，按需分配，我想创作就去创作，不用为了挣上班那点钱牺牲那么多时间。
马伯庸：总而言之，大家不用为了生存去奔命，就是乌托邦。
小心地隐藏在人群中
现实生活中，韩松和马伯庸的本职都不是作家，前者在新华社做记者，后者卖变压器，人们都很好奇他们写作的灵感来源，而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利用工作给他们的事业和思维方式。
韩松：尽管对乌托邦的想象很美好，但现实是我很少有时间创作。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审稿、改稿，加上写作，要一直面对电脑，这太反乌托邦了。以前因为我处理工作比较快，还能有一些时间写作，从2008年开始，整个社会节奏加快，大事非常密集，互联网也进入了真正兴旺的阶段，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紊乱的时期，工作变得非常忙，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够用。我一直觉得你很不可思议，你工作也挺忙的，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往今来什么都涉及。
马伯庸：因为有百度啊！
韩松：肯定不完全是百度的功劳，你书中的用词、细节各方面都很周全，我不知道你怎么积累起来的。
马伯庸：不是积累，而是建立了一个搜索系统，许多东西我不一定知道，但我知道需要的时候去哪里可以找到。就像我写民国电报史，最初就是想知道晚清时发一个电报要多少钱，信息越查越多，最后成了一本书。我写作就是图好玩，上班越忙灵感越多，经常一边开着会一边写，有想法的时候就开个头，后来建了个叫“坑”的文件夹，存了二三十个开头，有约稿的时候就打开那个文件夹，如果有合适的就写下去。写作对我来说就像给脑子切换一个频道。
韩松：那太幸福了，我现在是工作内容和兴趣重叠得厉害。工作中我审的稿子都是政治经济类的，很多东西都会引起想法，譬如最近陨石在俄罗斯坠落，还有一颗史上离地球最近的小行星略过，又在春节附近，我想到一个科幻情节：在冥王星上坐下来吃年夜饭；再如领导们年前总要去看望群众，也许以后家家户户团圆饭桌上都会有一个中央领导。这些想法也被我记录下来，或者作为开头，但开头越来越多，觉得时间不够，写不完了，它变得不再好玩，而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 马伯庸：怪不得我总觉得你的科幻小说贴近现实，是一种“科幻现实主义”，现在知道根儿在哪儿了。
韩松：新华社的这份工作给我一个视野，能够观察、接触到很多外界可能不知道的事物，增加对世界的理解。有人说我对大时代的变化很敏感，跟职业有关。这个世界越来越变化莫测，随便一个人预言一件东西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大家平时没有说出来。
马伯庸：卖变压器的工作给我提供了一种工科生的思维方式，以及接触普通人的机会。譬如咱们几个写科幻小说的人提到刘慈欣，觉得怎么可能没有人知道他，但当我说给同事，发现知道他的人非常少。他们知道韩寒、郭敬明就到头了。这种状况随时提醒我，不要以为自己是社会主流，你就是小众，是个怪胎，要小心地隐藏在人群中。我跟他们聊的都是奶粉、团购之类的话题。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角度的刁钻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譬如昨天我们一帮同事聊家庭生活，有个同事说，人家夫妻之间叫“相敬如宾”，我和我老婆是“相敬如杜宾”，因为杜宾狗非常凶，见人就咬。那大哥平时也不爱看书，说话没什么文采，但突然来这么一句很有意思。我写作就给自己一个要求：尽量不要小圈子化，用人民群众活的语言。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跟周围的人永远没法谈论自己脑中最深的想法，譬如机器会不会有灵魂。
写作就是庇护所
尽管写作已经让自己有所收获，但韩松和马伯庸目前都没有将它变成“正职”的想法，毕竟，写作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一种娱乐、一个庇护所，当然也不排除哪天变得大红大紫后开始全职当个作家。
韩松：我觉得小众是个挺好的事情，因为我就是要跟你们不一样，反正我不是要靠这个活着，我就要躲到科幻里面去。平时接触的东西太多太杂，我需要一个逃避的小地方。写作的时候我几乎不会想到读者，可能这也是个毛病，造成作品经常发表不了或者在出版社通不过，也可以更通俗一点，但觉得那就不像我了，很别扭。
马伯庸：我是每次写一个通俗的东西之后一定要憋一个小众看着好玩的东西，要不然就觉得内心情绪无处抒发。
韩松：这是特别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把它写好，读过那么多好作品，希望自己写得也像那么一回事，像文学作品。即使达不到也要努力吧。我觉得科幻是当代艺术的先锋形式，它作为文学的一种应该表达更微妙的、隐晦的、变形的东西。你说有什么企图，谈不上，现在不是文学史的时代了，当下能够留下来都很难，死后再留下名字更没什么意义。
马伯庸：如果带着“我一定要写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的想法，估计什么都写不出来。文学还是一种个人表达，得奖是意外，不该是目标。对文学我没有什么野心，就是觉得多认识几个朋友，玩得开心，甚至那种“你怎么能写出这种东西来”的反应也让我高兴。把它当成娱乐就好，能让你一晚上乐不可支就够了。
韩松：越来越多的人抱着你这样的想法，我认识很多写科幻的年轻人，别说获奖，连发表都很难，但他觉得写出来本身已经自我回报了。
马伯庸：人需要有一个庇护所。我认识很多上班族，朝九晚五，回到家也就看看电视；还有个老兄，不看书不看电视，唯一的爱好就是长跑。时间长了就变成橡皮人，麻木迟钝，如果想在这个险恶世界保持生存的能力，还是得有个让自己喘息的地方。
韩松：写作对我来说有点像卡拉OK，周围有几个一块唱的朋友，你也就想唱得好一点，否则就被嘲笑了，但能唱就很满足，没想过要去参加青歌赛，成为专业歌手。其实咱们都算业余选手，对文坛缺乏了解。
马伯庸：当代文学面对一个巨大的变动，互联网的产生让出版门槛变低了。以前你写一个东西，要费很大力气可能还要认识几个编辑，才可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个豆腐块，面对的也不过几十上千个订户，但现在你随时可以发上网，面对的是几十几百万人，如果写得足够好，能迅速受到认同。文学不再是几个人的专利。虽然网络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一百个人出的精品和一百万人出的精品量级是不一样的。互联网不是规定了文学的内容，而是扩展了文学的边界，只看是否可以得到读者认可，有的风格渐渐在网络上消失了，它更像一个商品行为。我相信当代文坛和互联网慢慢结合，会有精品出现。
韩松：可能文学一直是这样的格局，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是手抄本，也有不少人从手抄本中走出来。我也想过成为专业选手，全职写作，解决时间不够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另外的困扰，就是不再接触人接触社会，很难写出有价值的东西。还有一种想法是退休之后全职写作，但未来几年说不准会出什么事，可能写不下去了；另外退休后的感觉还是跟上班不同，现在挖的“坑”到时未必能对得上。我还有太多东西没有想清楚看明白，还是继续工作吧，工作还是有回报的。
马伯庸：如今是下了班把写作当休息，太累就不写，很随意，但全职写作开了电脑就是上班，脑袋运转就在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太可怕了。看造化吧，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大红大紫、不上班也衣食无忧，全职写作也未尝不可，一句话，别给自己设限。
马伯庸
作家，人称“网络鬼才”，作品涵盖历史、科幻、影视评论等诸多领域，主要作品有：《寂静城市》《风雨<洛神赋>》《古董局中局》《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等。
科幻需要电影推动
科幻要发展，还是要靠电影的推动。《三体》要被拍成电影，难度很大，即使在好莱坞也很难，因为它不是一个适合电影的文本，许多文字上的想象没办法用电影表现。中国需要的科幻电影不是那种开创新纪元的精品，而是一个故事通俗、商业成熟、每个节点都在意料之中的作品，就像《星河舰队》，带有科幻背景又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韩松
科幻作家。《新闻周刊》说他“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主要作品有：《宇宙墓碑》、《红色海洋》、《地铁》、《高铁》等。
短期内，中国很难拥有科幻电影
中国拍纯粹的幻想片是有成功的例子的，譬如《大话西游》及最近的《西游降魔篇》，但一旦说到科幻电影，马上就短路。科幻电影需要一种独特的思维，有理工科背景，以及对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敏感，但我们的导演和制片人没有，要短期拥有也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