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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繁荣的动力源泉是什么？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为何？当前创新环境存在怎样的威胁？经济增长理论的泰斗埃德蒙·费尔普斯，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近7年来都在考虑“大众创新”和国家繁荣的关系。
通过在中国的商学院里讲授自己的见解，费尔普斯希望能见证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在其新书《大繁荣》中文版面世之时，这位年届80的老人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想给中国的年轻人鼓鼓劲，重振创新激情和改革的时代精神。
草根如何能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创新”一词往往暗示着尖端，需要国家给予特殊人才以特殊政策。“大众创新”这一提法想指出什么不同？
埃德蒙·费尔普斯：真正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精英和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全民创造进程。大多数创新并不是孤独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权利自由地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关键，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真正动力，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美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创新国家，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完善产品或者降低成本。正如林肯总统曾说，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
创新精神深入草根大众和社会各个阶层。创新不再是伟大企业家和少数发明家的事情。这就是美国自19世纪至20世纪40-60年代掀起创新浪潮的原因。
《财经国家周刊》：今天的商学院里，对“企业家精神”的陈述和褒扬已经不少。但您却认为“创新者”的标准更高，很多风度翩翩的企业家够不上创新者的标准，为什么？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特别愿意谈论企业家与创新者的差异。企业家非常重要，他们是一群可以抓住新技术或新商业机遇、生产新产品的人。没有这些活跃在一线、以追寻商业利益为宗旨的人们，经济的运行就无法持续。但让人生忧的是，当下有一种新观念认为，企业家的作用仅仅在于聚拢资本。
我认为，创新需要一种不一样的精神状态。创新者是产生新想法、创造新机遇的人。他们并不停留在现在，而在大胆地展望未来。外表上，企业家一般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而创新者未必是这样——相反他们可能周而复始地对壁思考，直至突破。
价值观与环境的变异
《财经国家周刊》：今天人们谈论起工作时，更多地使用“稳定”、“挣得多”，而不是“挑战”、“激情”等词汇。您认为价值观对于大众创新的影响如何？
埃德蒙·费尔普斯：当下的社会与19世纪相比，家庭的态度变得更加传统和保守。当今许多青年仍生活在长辈的羽翼之下，缺乏展翅高飞的机会。年轻人受到长辈观念的束缚，被迫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人们鼓励年轻一代呆在家乡，坐等变革的发生。
回想19世纪的美国，人们往往在年轻时离开家乡，前往西部寻找财富。我并不鼓励抛弃家庭，但是我认为，年轻人的远行可以极大地推动创新活动。事实上，当今发达的通讯技术已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简便，年轻人可以在探索新生活、尝试新事物的同时，与亲友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观念内核，今天的制度环境与经济政策对创新有哪些阻碍？
埃德蒙·费尔普斯：美国的金融系统目前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此问题在中国也同样严重，即金融系统为新兴公司服务的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幸运的是，在美国，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可以为新兴公司提供支撑，但仍远远不够。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使银行体系再一次回到支撑创新的轨道上去。
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当今社会十分强调稳妥和保障，因此活力变得严重不足。19世纪的美国政府并不以维持社会安宁为首要目标，实际上政府并不追求安宁，而是希望能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有趣的变革。林肯曾经发表过题为发明及发现的演讲，他说在美国，我们对于新兴事物有热切的躁动以及狂热。人们不断试图尝试新鲜事物：工人力图改革产品的生产工艺；商人们则总绞尽脑汁，希望能够将新的产品带入市场——每一个人都是活跃的。
而今天，许多的商业法规并非是为了保证参与者更加安全，而是为了规避行业竞争，使得行业外的企业无法获得分享行业收益的机会，成为了新兴企业进入相关行业的壁垒。美國西部沿海一位企业家曾跟我说，“现在若要想成立公司，我需要雇佣更多的律师，而不是工程师。”当前很多力量都倾向于保持现状，避免当前体制倾覆，规避竞争、阻断革新。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大众创新与中国梦
《财经国家周刊》：你提到一国一旦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就不能仅依靠提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这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认为，现在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不无道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三项优势开始显现。然而，如果这些优势不复存在——技术迁移完成，人口红利消失，可以放开的出口市场均已放开，特别是面临海外经济萧条时——那么此前的增长方式便无法持续。
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经济活力，还需要拓展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内心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个公民都积极思考“我”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国家才可能实现全面的繁荣。我非常期待这一新阶段的到来。
《财经国家周刊》：国家发展会进入稳态，也需要不停提振改革热情，中国最新的尝试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您对此有何评论？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对改革方案的细节不甚了解，但我希望可以至少给出一点建议。我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但自由贸易与自由创新无关，也不能带来持续的进步、持续的创新产品流、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机遇。
我认为，即便借用“自由贸易区”的提法，上海应当设立的其实是“自由创新区”。在该区域内，金融体系应当独立于国有部门，具有高等教育或者具有相当专业能力以及职业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应当被鼓励进入到新兴企业中去——应当鼓励年轻人才探索私有部门的未知领域，并对这些企业的设立提供方便。
《财经国家周刊》：从“美国梦”到“中国梦”，您认为当今中国需要怎样的时代精神？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梦”已经发生了变化。曾几何时，美国梦是一个有关探险的梦想，人们梦想利用自己的潜力，在世界取得成功；人们梦想改变世界，哪怕只是很小的改进，从而留下生存的印记。
然而进入20世纪，美国梦从一个关于丰富人生阅历的梦想，转而变成了一个有关金钱和财富的梦想，梦想着一旦有了钱，便可拥有豪宅、轿车和游艇等等。
对于“中国梦”，我建议这个梦想应当是有关在世上留下印记、有所改变，有关通过事业阐释与证明自己。它意味创建公司或与创始者共同打拼，意味着参与创新项目与工程。无论如何，它都代表着对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有所造诣的人生的追求，结果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历过的尝试和探索。
通过在中国的商学院里讲授自己的见解，费尔普斯希望能见证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在其新书《大繁荣》中文版面世之时，这位年届80的老人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想给中国的年轻人鼓鼓劲，重振创新激情和改革的时代精神。
草根如何能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创新”一词往往暗示着尖端，需要国家给予特殊人才以特殊政策。“大众创新”这一提法想指出什么不同？
埃德蒙·费尔普斯：真正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精英和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全民创造进程。大多数创新并不是孤独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权利自由地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关键，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真正动力，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美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创新国家，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完善产品或者降低成本。正如林肯总统曾说，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
创新精神深入草根大众和社会各个阶层。创新不再是伟大企业家和少数发明家的事情。这就是美国自19世纪至20世纪40-60年代掀起创新浪潮的原因。
《财经国家周刊》：今天的商学院里，对“企业家精神”的陈述和褒扬已经不少。但您却认为“创新者”的标准更高，很多风度翩翩的企业家够不上创新者的标准，为什么？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特别愿意谈论企业家与创新者的差异。企业家非常重要，他们是一群可以抓住新技术或新商业机遇、生产新产品的人。没有这些活跃在一线、以追寻商业利益为宗旨的人们，经济的运行就无法持续。但让人生忧的是，当下有一种新观念认为，企业家的作用仅仅在于聚拢资本。
我认为，创新需要一种不一样的精神状态。创新者是产生新想法、创造新机遇的人。他们并不停留在现在，而在大胆地展望未来。外表上，企业家一般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而创新者未必是这样——相反他们可能周而复始地对壁思考，直至突破。
价值观与环境的变异
《财经国家周刊》：今天人们谈论起工作时，更多地使用“稳定”、“挣得多”，而不是“挑战”、“激情”等词汇。您认为价值观对于大众创新的影响如何？
埃德蒙·费尔普斯：当下的社会与19世纪相比，家庭的态度变得更加传统和保守。当今许多青年仍生活在长辈的羽翼之下，缺乏展翅高飞的机会。年轻人受到长辈观念的束缚，被迫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人们鼓励年轻一代呆在家乡，坐等变革的发生。
回想19世纪的美国，人们往往在年轻时离开家乡，前往西部寻找财富。我并不鼓励抛弃家庭，但是我认为，年轻人的远行可以极大地推动创新活动。事实上，当今发达的通讯技术已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简便，年轻人可以在探索新生活、尝试新事物的同时，与亲友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观念内核，今天的制度环境与经济政策对创新有哪些阻碍？
埃德蒙·费尔普斯：美国的金融系统目前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此问题在中国也同样严重，即金融系统为新兴公司服务的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幸运的是，在美国，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可以为新兴公司提供支撑，但仍远远不够。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使银行体系再一次回到支撑创新的轨道上去。
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当今社会十分强调稳妥和保障，因此活力变得严重不足。19世纪的美国政府并不以维持社会安宁为首要目标，实际上政府并不追求安宁，而是希望能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有趣的变革。林肯曾经发表过题为发明及发现的演讲，他说在美国，我们对于新兴事物有热切的躁动以及狂热。人们不断试图尝试新鲜事物：工人力图改革产品的生产工艺；商人们则总绞尽脑汁，希望能够将新的产品带入市场——每一个人都是活跃的。
而今天，许多的商业法规并非是为了保证参与者更加安全，而是为了规避行业竞争，使得行业外的企业无法获得分享行业收益的机会，成为了新兴企业进入相关行业的壁垒。美國西部沿海一位企业家曾跟我说，“现在若要想成立公司，我需要雇佣更多的律师，而不是工程师。”当前很多力量都倾向于保持现状，避免当前体制倾覆，规避竞争、阻断革新。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大众创新与中国梦
《财经国家周刊》：你提到一国一旦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就不能仅依靠提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这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认为，现在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不无道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三项优势开始显现。然而，如果这些优势不复存在——技术迁移完成，人口红利消失，可以放开的出口市场均已放开，特别是面临海外经济萧条时——那么此前的增长方式便无法持续。
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经济活力，还需要拓展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内心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个公民都积极思考“我”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国家才可能实现全面的繁荣。我非常期待这一新阶段的到来。
《财经国家周刊》：国家发展会进入稳态，也需要不停提振改革热情，中国最新的尝试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您对此有何评论？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对改革方案的细节不甚了解，但我希望可以至少给出一点建议。我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但自由贸易与自由创新无关，也不能带来持续的进步、持续的创新产品流、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机遇。
我认为，即便借用“自由贸易区”的提法，上海应当设立的其实是“自由创新区”。在该区域内，金融体系应当独立于国有部门，具有高等教育或者具有相当专业能力以及职业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应当被鼓励进入到新兴企业中去——应当鼓励年轻人才探索私有部门的未知领域，并对这些企业的设立提供方便。
《财经国家周刊》：从“美国梦”到“中国梦”，您认为当今中国需要怎样的时代精神？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梦”已经发生了变化。曾几何时，美国梦是一个有关探险的梦想，人们梦想利用自己的潜力，在世界取得成功；人们梦想改变世界，哪怕只是很小的改进，从而留下生存的印记。
然而进入20世纪，美国梦从一个关于丰富人生阅历的梦想，转而变成了一个有关金钱和财富的梦想，梦想着一旦有了钱，便可拥有豪宅、轿车和游艇等等。
对于“中国梦”，我建议这个梦想应当是有关在世上留下印记、有所改变，有关通过事业阐释与证明自己。它意味创建公司或与创始者共同打拼，意味着参与创新项目与工程。无论如何，它都代表着对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有所造诣的人生的追求，结果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历过的尝试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