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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8 沉浮
当年百姓的生活艰辛，并非说那时所有国人只求穿暖而已。事实上，当时的服饰也有中国式的时尚风尚，尽管浸透了革命化意识。
上世纪40年代末，欧洲还在“二战”创伤的治愈过程中，出生于法国诺曼底—这个日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盟军登陆地—的Christian Dior，操起裁剪之刀，推出了被人称为是“New Look”系列的服装。世界—不只是时尚界—为之一震，有人惊呼是“New Look”真正结束了“二战”。战后女性的美感被重塑，50年代高尚优雅的品位因之而树立。
地球的另一边，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毛主席，操他的湖南乡音，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礼炮轰鸣，亿万人欢呼。中国新时代的帷幕开启，中国新时期的审美神州漫溢。世界两极的高雅风尚，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分道扬镳地各自生成、伸展、发育。
那万恶的旧社会
忆苦思甜是国人常用的精神胜利法，“那万恶的旧社会”，地主、买办、反动派，把人民压榨得只剩下呼吸，现在能吃饱穿暖、唱着歌颂领袖的歌曲，可谓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矣。然而，十里洋场，歌舞升平的大上海，在当年是何其甜哉？可惜，它们与翻身做主人的无产阶级无关。出现在电视电影镜头里的领袖们，再也没有当年四大家族的奢华做派，一律朴素得如同天下百姓。新中国的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庙堂与江湖，大家彼此彼此，毛泽东最大的奢侈爱好，也无非红烧肉与线装书而已。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解放前生于富裕之家的老黄。耄耋老人黄老先生，奢侈品于他见怪不怪，他至今记得，家族中曾有园林、酒厂及各式店铺，解放后合作经营，依然可以领股息、坐收盈利。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块上海表都何其稀罕，然而他却凭着丰厚的家底，花费几百元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胸前的口袋里，还插上一支名贵的派克金笔。
那时候的老黄，可谓上流中的上流，亦可谓例外中的例外。处于社会相对上流的绝大多数人，自然没有此般风流模样，回忆当年生活的大学教师老郑，可作为其中代表。
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老郑，与爱人都在大学教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份十分体面的工作。老郑与爱人的工资均为56元，收入不算低了，但是生活很不宽裕，两人结婚时，洞房里只有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唯一的一件奢侈品，是老郑工作后向人借来148元购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老郑分期还款，每月从工资中扣除40元，四个月还清。
老郑的生活算是比较幸福的，至少拥有了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中的一件。那种年代，人们最关心的还是“食”的问题，三大件的奢侈风尚是身外之物、是梦想。以年夜饭为例，1957年2月3日的《北京日报》，有一篇描写年夜饭的文章：“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肉、鸡、鱼是奢侈的，老北京人对此已心满意足，所以“快快活活”，至于那些好吃的点心，自然更是奢侈品。而60年代的春节，到处都是毛主席像以及五颜六色的标语，热闹的景象之外，是在生产队集体食堂等候丰盛晚餐的饥肠辘辘之人，大家终于有机会放开肚皮拼命吃了！没有油水的肠胃终于可以补充一点油水。吃完之后，社员们还可以领羊肉馅回家包饺子。
由“食”管窥，当年奢侈之定位可见一斑。那时节，未必没人能吃得起、吃得好，问题在于吃得起也不一定吃得到，因为几乎所有商品都需要票据，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所以老郑一家人未必比别人吃得更好。但他们依然继续幸福着，1966年，家里拥有了三大件中的另一件—自行车，这是老郑爱人的专属。老郑的爱人如获至宝，天气不好一律不骑，就这样，自行车被她“骑”了十年，后来他们的女儿接过“家传之车”，继续往后骑。老郑家后来还添置了三大件之外的“大件”—收音机，“四大件”他们家已经拥有了三件！至于那部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入住”，已是1978年的事了。
“高干子弟”引发的时尚潮流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俗语国人一定不会陌生，它的背后是中国人50年代的穿衣现实。语意展示的是当年百姓的生活艰辛，并非说当年所有国人只求穿暖而已。事实上，当时的服饰也有中国式的时尚风尚，尽管浸透了革命化意识。譬如50年代末，前苏联某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提出国人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建议大家穿花衣，以便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于是，前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女英雄卓娅就义时所穿的飘逸“布拉吉”（音译，即“连衣裙”），成为中国女性的时尚着装。
“布拉吉”当然只是风尚之一，最时髦的女装或许还是列宁装。据《服饰与中国文化》（华梅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时‘中苏同盟，无敌于天下’的政治概念左右了服装，所以出现了国家机关女干部和女学生着‘列宁服’的现象。”列宁装式样为西装开领，腰中系一根布带，双排各有三粒纽扣。它呈现的是中性化特点（甚至影响了21世纪的中性风），显得“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一时间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而“干部”，显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之谓。
五六十年代，辫发和金银戒指、耳环、手镯，是封建余孽，而烫发、项链、胸花以及“阿飞裤”（瘦腿裤）则是资本主义的腐朽之物，至于化妆品，更是二者之结合，在中国绝无立锥之地。我们今日所认为的奢侈品，当年的中国无一丝踪影。60年代，女孩们跳橡皮筋，嘴里唱的是“小皮鞋，咔咔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可以想见，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美女胆敢穿上高跟鞋穿街过巷。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美丽更被一扫而尽—“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老少，春夏秋冬只能穿“老三色”：蓝、黑、灰；“老三装”：“毛服”、青年装、军便装。身上的配饰则是这些：草绿色军帽、帆布挎包、军用宽皮带、毛泽东像章、语录本。
进入70年代，《服饰与中国文化》写道：当年服饰上是否也有流行呢？也有。如在知识青年下乡的最初几年，即70年代初，先是从北京高干子弟中兴起号称“联动”的年轻人游戏，其中一项内容是穿上中山服，最好是父辈的蓝呢子中山服，脚穿黑条绒面人造革包边镶筋鞋，谓之“革边鞋”。女青年加一条长红色毛围巾。高干子女的潮流，亦可谓上流奢侈服饰了吧？
更有甚者，江青也试图向全国推广一种时尚风。她根据自己的意愿，设计出一种全国妇女都能穿的裙服（即“江青服”，后来成为一桩丑闻）：上为和尚领，小掩襟，半袖，前襟沿边系扣，腰间束带，下裙长而多褶。江青本人穿的是高档手工绣花布料，而一般人则穿“的确良”面料。
70年代的大众服装记忆，停留在“的确良”身上，所谓“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穿上的确良”。这种初级化纤产品，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时尚理念。尽管那时还有“抵制奇装异服”的禁令，然而，服装的多样化已无可阻挡，劳动服、拉链衫、风雪衣、顺褶裙、碎褶裙已悄然成风。商场里也开始呈现“琳琅满目”的“奢华”面貌：70年代的北京，春节期间，百货大楼手表展销专柜，展出北京手表厂生产的夜光手表和彩色表盘手表；北京市家具厂发明的新式组合家具在中山公园展览，其报道位列《北京日报》的头版
它们在向即将到来的开放时代嫣然招手，又好像挥别那曾经的动荡与沧桑。
当年百姓的生活艰辛，并非说那时所有国人只求穿暖而已。事实上，当时的服饰也有中国式的时尚风尚，尽管浸透了革命化意识。
上世纪40年代末，欧洲还在“二战”创伤的治愈过程中，出生于法国诺曼底—这个日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盟军登陆地—的Christian Dior，操起裁剪之刀，推出了被人称为是“New Look”系列的服装。世界—不只是时尚界—为之一震，有人惊呼是“New Look”真正结束了“二战”。战后女性的美感被重塑，50年代高尚优雅的品位因之而树立。
地球的另一边，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毛主席，操他的湖南乡音，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礼炮轰鸣，亿万人欢呼。中国新时代的帷幕开启，中国新时期的审美神州漫溢。世界两极的高雅风尚，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分道扬镳地各自生成、伸展、发育。
那万恶的旧社会
忆苦思甜是国人常用的精神胜利法，“那万恶的旧社会”，地主、买办、反动派，把人民压榨得只剩下呼吸，现在能吃饱穿暖、唱着歌颂领袖的歌曲，可谓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矣。然而，十里洋场，歌舞升平的大上海，在当年是何其甜哉？可惜，它们与翻身做主人的无产阶级无关。出现在电视电影镜头里的领袖们，再也没有当年四大家族的奢华做派，一律朴素得如同天下百姓。新中国的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庙堂与江湖，大家彼此彼此，毛泽东最大的奢侈爱好，也无非红烧肉与线装书而已。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解放前生于富裕之家的老黄。耄耋老人黄老先生，奢侈品于他见怪不怪，他至今记得，家族中曾有园林、酒厂及各式店铺，解放后合作经营，依然可以领股息、坐收盈利。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块上海表都何其稀罕，然而他却凭着丰厚的家底，花费几百元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胸前的口袋里，还插上一支名贵的派克金笔。
那时候的老黄，可谓上流中的上流，亦可谓例外中的例外。处于社会相对上流的绝大多数人，自然没有此般风流模样，回忆当年生活的大学教师老郑，可作为其中代表。
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老郑，与爱人都在大学教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份十分体面的工作。老郑与爱人的工资均为56元，收入不算低了，但是生活很不宽裕，两人结婚时，洞房里只有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唯一的一件奢侈品，是老郑工作后向人借来148元购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老郑分期还款，每月从工资中扣除40元，四个月还清。
老郑的生活算是比较幸福的，至少拥有了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中的一件。那种年代，人们最关心的还是“食”的问题，三大件的奢侈风尚是身外之物、是梦想。以年夜饭为例，1957年2月3日的《北京日报》，有一篇描写年夜饭的文章：“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肉、鸡、鱼是奢侈的，老北京人对此已心满意足，所以“快快活活”，至于那些好吃的点心，自然更是奢侈品。而60年代的春节，到处都是毛主席像以及五颜六色的标语，热闹的景象之外，是在生产队集体食堂等候丰盛晚餐的饥肠辘辘之人，大家终于有机会放开肚皮拼命吃了！没有油水的肠胃终于可以补充一点油水。吃完之后，社员们还可以领羊肉馅回家包饺子。
由“食”管窥，当年奢侈之定位可见一斑。那时节，未必没人能吃得起、吃得好，问题在于吃得起也不一定吃得到，因为几乎所有商品都需要票据，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所以老郑一家人未必比别人吃得更好。但他们依然继续幸福着，1966年，家里拥有了三大件中的另一件—自行车，这是老郑爱人的专属。老郑的爱人如获至宝，天气不好一律不骑，就这样，自行车被她“骑”了十年，后来他们的女儿接过“家传之车”，继续往后骑。老郑家后来还添置了三大件之外的“大件”—收音机，“四大件”他们家已经拥有了三件！至于那部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入住”，已是1978年的事了。
“高干子弟”引发的时尚潮流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俗语国人一定不会陌生，它的背后是中国人50年代的穿衣现实。语意展示的是当年百姓的生活艰辛，并非说当年所有国人只求穿暖而已。事实上，当时的服饰也有中国式的时尚风尚，尽管浸透了革命化意识。譬如50年代末，前苏联某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提出国人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建议大家穿花衣，以便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于是，前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女英雄卓娅就义时所穿的飘逸“布拉吉”（音译，即“连衣裙”），成为中国女性的时尚着装。
“布拉吉”当然只是风尚之一，最时髦的女装或许还是列宁装。据《服饰与中国文化》（华梅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时‘中苏同盟，无敌于天下’的政治概念左右了服装，所以出现了国家机关女干部和女学生着‘列宁服’的现象。”列宁装式样为西装开领，腰中系一根布带，双排各有三粒纽扣。它呈现的是中性化特点（甚至影响了21世纪的中性风），显得“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一时间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而“干部”，显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之谓。
五六十年代，辫发和金银戒指、耳环、手镯，是封建余孽，而烫发、项链、胸花以及“阿飞裤”（瘦腿裤）则是资本主义的腐朽之物，至于化妆品，更是二者之结合，在中国绝无立锥之地。我们今日所认为的奢侈品，当年的中国无一丝踪影。60年代，女孩们跳橡皮筋，嘴里唱的是“小皮鞋，咔咔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可以想见，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美女胆敢穿上高跟鞋穿街过巷。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美丽更被一扫而尽—“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老少，春夏秋冬只能穿“老三色”：蓝、黑、灰；“老三装”：“毛服”、青年装、军便装。身上的配饰则是这些：草绿色军帽、帆布挎包、军用宽皮带、毛泽东像章、语录本。
进入70年代，《服饰与中国文化》写道：当年服饰上是否也有流行呢？也有。如在知识青年下乡的最初几年，即70年代初，先是从北京高干子弟中兴起号称“联动”的年轻人游戏，其中一项内容是穿上中山服，最好是父辈的蓝呢子中山服，脚穿黑条绒面人造革包边镶筋鞋，谓之“革边鞋”。女青年加一条长红色毛围巾。高干子女的潮流，亦可谓上流奢侈服饰了吧？
更有甚者，江青也试图向全国推广一种时尚风。她根据自己的意愿，设计出一种全国妇女都能穿的裙服（即“江青服”，后来成为一桩丑闻）：上为和尚领，小掩襟，半袖，前襟沿边系扣，腰间束带，下裙长而多褶。江青本人穿的是高档手工绣花布料，而一般人则穿“的确良”面料。
70年代的大众服装记忆，停留在“的确良”身上，所谓“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穿上的确良”。这种初级化纤产品，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时尚理念。尽管那时还有“抵制奇装异服”的禁令，然而，服装的多样化已无可阻挡，劳动服、拉链衫、风雪衣、顺褶裙、碎褶裙已悄然成风。商场里也开始呈现“琳琅满目”的“奢华”面貌：70年代的北京，春节期间，百货大楼手表展销专柜，展出北京手表厂生产的夜光手表和彩色表盘手表；北京市家具厂发明的新式组合家具在中山公园展览，其报道位列《北京日报》的头版
它们在向即将到来的开放时代嫣然招手，又好像挥别那曾经的动荡与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