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在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其实原文名为《采访历史》）的前言中，她感叹：“啊，要是有谁用录音机采访过他（耶稣），记录下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啊，要是有人把圣女贞德在审讯中和在被烧死前的话速记下来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
　　法拉奇的野心太大，她总是想采访最伟大的人物。在《风云人物采访记》收录的27个人物中，绝大部分是政治家——总统、总理、国王、皇帝、总书记、党的领袖、抵抗运动领导人、国务卿、中情局局长、石油部长等。
　　政治家在漫长的历史中左右着人们的命运，不过法拉奇可不是“宫廷肖像画师”，她一点也不是为大人物歌功颂德。她其实想知道的是这些人物有没有能力带领人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下：“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比我们坚强，比我们更明智，比我们有胆量吗？或者他们既不比我们好，也不比我们坏，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一些不值得我们钦佩也不值得我们生气和嫉妒的普普通通的人？”
　　对众多领袖采访后，法拉奇得出结论：“（他们）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法拉奇客气了，从书中的采访看，她说的胆量和野心，怎么看都像敢耍流氓。
　　法拉奇真是从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发源地出生成长的人，骨子里浸透着对权力和领导人的不信任，而人类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需要有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
　　一开始看很奇怪，法拉奇采访的20多人中，绝大多数是东南亚、南亚、中东、拉美等地的领导人，欧美极少。按说她身处欧洲，采访当地领导人应该便利，而且她们的命运应该是和当地领导人最密切相关。亚非拉第三世界领袖再凶悍也打不到她们家门口。她为何舍近求远，不远万里来到亚非拉，跟这些枭雄较劲？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欧洲经过长期发展，对权力和领导人的限制比较规范，再难出现“英雄”。丘吉尔多牛，二战挽救英国，也相当于挽救了欧洲，多大的功勋，照样战争一结束就被选举下课。拿破仑、俾斯麦这样的枭雄绝无可能再生。而法拉奇青春年少时，亚非拉动乱战争频发，所谓乱世出英雄，黎民百姓也盼望“圣人”出世，救众生于水火之中。“时势造英雄”——阿拉法特、梅厄、阿里-布托、英迪拉-甘地、巴列维、武元甲……可谓群星闪耀，还可以列出众多没有在法拉奇采访名单中的强人，萨达姆、卡扎菲——遍地枭雄。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欧洲人感叹：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悲剧的。而另一个欧洲人则说：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可悲的。可见，类似法拉奇这样对领导人和权力的制约思想在欧洲已是深入人心。
　　在欧美的和平年代，权力已经从政治领导人转移到公司手中，对人的控制和压迫的形式也已从赤裸裸的国家机器，转移为隐蔽的消费主义，欧洲批判社会的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倡导的人的解放，也不主要是从政治压迫下的解放，而是从消费主义、流行文化中的解放，如阿多诺所说：人们都被文化界的媒体广告操纵。流行文化使得现代人很被动；唾手可得的快乐让人变得易于满足，温良恭顺，忽视现下的经济环境。各个文化产品虽然看来有别，但实际上还是同一模子刻出来的。
　　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法拉奇今天处在事业的盛年期，我想她可能会采访一些美国和亚洲的企业家。如今欧洲的大公司和知名的企业家，人们说不上太多，是不是也因为约束制约太多。不过，美国的恐龙般的公司，如雷贯耳的CEO都不少，即使在亚洲，在中国大公司和英雄CEO也不少。从她天性反抗权力对人类的压迫出发，她应该会关注到恐龙般的跨国公司的超级控制力。尤其是网络时代，人们几乎要丧失隐私，科幻电影中已出现被重新编码的人。而在中国，不少企业家被神化，一副教主的做派，举手投足都透着唯我独尊。甚至在年会中要求员工高呼口号，就差三呼万岁了，但大喊效忠是免不了。这个场面，美其名曰“造势”。一位朋友有次聊天中说，一天早上，我经过小区旁的美发店，看见一二十个员工排成队在高喊，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老板给的，我们要努力工作，云云。这是从传销组织蔓延出来的，还是传销组织将之“发扬光大”到极致的？法拉奇不会对这些小虾米感兴趣，但那些恐龙公司的“教主”她一定想见见庐山真面目。
　　历史的长河中，起先是宗教领袖，然后是政治家，接着是商业巨子拥有对人的统治性控制的权力，当然这种统治越来越隐形，越来越让人感觉不到，越来越让人容易接受，但实质是一样的。宗教领袖、政治伟人、商业巨人都享有人们的崇拜，当然膜拜的礼节越来越淡化，但内心的崇拜之情恐怕没有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