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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发现。他的办公室里有个从河南来的女孩子,硕士,在上海工作已经六七年了,有了上海户籍,买了房子,是名副其实的新上海人。但她最近在努力地学习上海话,这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现在在上海单位的办公室里,日常通用的已经是普通话,新进单位的上海小青年不说,就是像他这样的将近退休年纪的某级领导,也迁就地用洋泾浜国语与人交谈。有笑话说,在高级办公楼里,除了勤杂工可能操上海话,其余的都说普通话,怎么她天生不说上海话的,却反倒要学说上海话了呢? 她说,本来她和其他新上海人一样,最恨上海人在她面前说上海话,觉得这是上海入骨子里瞧不起外地人,还总觉得他们是在议论自己、嘲笑自己。现在周围的上海人确实都普遍地在用普通话交谈,也觉得融入了上海的环境,上海就是自己的家乡。反倒是故乡的亲友见她不会说上海话,认为她还没有真正进入上海生活圈,心底里不承认她的新上海人身份。
故乡亲友的这种态度,深刻影响到她的新上海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所以她要学会说一口流利纯正的上海话。她因此去上“学说上海话”辅导班。据她说,目前上海像这样的班还不少,学员有来沪打工的民工,而像她那样的白领新上海人也有许多。
那位朋友是看到我最近写的关于保护上海话的文章,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令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使我原来的认识顿然产生了一个飞跃。
我原来以为我对上海话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
我在写于1993年的《话说上海人》(1995年在此文的基础上扩展为《上海人》一书)一文中提出,上海话很可能是南宋成型的杭州话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唯一形成的新方言。造方言难于造长城,不是谁下决心、下命令可以办到的。一种新方言的产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诞生,上海话的产生标志着现代城市文化在中国诞生。所以,可以说上海人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首先当推上海话;而中国近现代首屈一指的文化成果,可能也是上海话。但因为上海人志向远大,追求的不是一种新方言,而是一种便于交流的新雅言,所以,在上海话的丰富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既对现代汉语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出现过纯用沪语写作的小说,沪剧、评弹、滑稽、越剧、淮剧、甬剧等吴语剧种,都以上海为其发扬广大的舞台;另一方面,上海人不喜欢上海话,上海话一人文就觉得俗,上海作家为不能“我手写我口”生动鲜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苦恼,也是明显的事实。这种看似矛盾、奇怪的现象,其实基于同一个原因。所以,我看到媒体展开保护上海话的讨论,就发表意见说,方言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因此是不需要保护的。而方言是在不断更新的活的语言,因此,任何要将方言标准化(必然凝固化)的保护措施,与方言特性是相违背的,至少是拔苗助长式的,或水中捞月式的。今天的上海青少年日常不能说“标准”的上海话,并非值得忧虑的现象,很可能是上海话的发展趋势。方言朝什么趋势变化,或者拒绝变化、很少变化,是使用这一方言的人群的自然选择,只能预测,谁也无力改变。
后来,我与力主保护上海方言的专家有机会进行了交流,弄清楚我们的立场、意见其实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促使他们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中小学语文教师,把学生作文中出现的上海话词汇批为“错误”,联系到上海今天的中小学生说不好上海话,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发出呼吁,发起讨论。因为今天的上海孩子说不好上海话的现象比较突出,容易引起上海人的关注与共鸣,因而讨论自然而然地凸现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其实不是保护上海方言的问题,更不是上海话发音、构成标准化的问题,而是上海话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方言进入雅言的合法性、必要性问题。如果问题是这样提出的,那么我与主张保护上海话的专家、学者的立场、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方言进入雅言,在语言学里可能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方言就是雅言这“方塘”的“源头活水”,以压制甚至消灭方言来保护母语(雅言)的纯洁性,不啻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简直是堵塞源头,自取涸竭。别的不说,就说朱熹的这首诗里,“渠”就是一个方言词,宋代方言尚且能大模大样地登入诗的殿堂,到提倡白话文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方言词汇却被拦在中小学生作文的门外,这是哪家的理?
具体来说上海话,现代汉语(当代雅言)的成型,上海话实际上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不是上海话有没有资格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问题。我这么说,第一是因为当初创立现代汉语(白话)的原则,第一是采自活的口语,其次才取仍在普遍使用的成语与文言词汇,再次是取过去的书面语(因无可替代)与外来语(因一时难以传神地翻译)。上海话自然在首选之列,而且因其最能反映时代新现象、新文化而在首选的首选。基于此,后来被封为语言大师的四位作家中,风格在上海成熟的作家就占了两位:茅盾、巴金。而他们的风格一直被视为现代汉语的标准文体,犹如书法中的楷书。出现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要说他们的作品拒绝上海话进入,或者说他们的作品不受上海话的影响,他们的语言风格不反映、不表现上海话的语言美,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如果拉上鲁迅,上海话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就更重了。毛泽东也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上海话的词汇,如“瘪三”。由“瘪三”,我想到了“垃圾”。《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表音为[la ji],上海话读作[la xi]。这次我到台湾去,才知道他们读作[leshe]我觉得[le she]的读音应该是“垃圾”的本音,因为上海话里有个词读作[le she diao xi],写出来文字应该是“垃圾吊死”(意为吊死在垃圾这棵树上,即吝啬)。我回来查了一下《汉语大字典》,古字书《龙龛手鉴》注明,“垃”,郎合反,读1e。所以,很可能上海话把“垃圾”错读为la xi,传到北方又讹为1a ji所以在《现代汉语字典》、《辞海》上的“垃圾”标准读音,很可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但真是如此,倒也可见上海话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而这个故事,则告诉我,我原来讨论这个问题时,仅把上海话作为方言来理解,还是低了、狭隘了。那位努力要学好上海话的女孩子,就把上海话认作一种文化身份证。她对上海话的热爱,不同于对家乡方言的热爱,说家乡话是感性选择,学上海话是理性选择。从这种理性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由上海话代表的海派文化,作为一种融合中西的先进文明,终于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她要学上海话,不同于当年到香港去的内地仔妹要学广东话,也不同于初到上海的余秋雨要学上海话,不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是出于格调的提升。不管这种认知是否正确(就像许多人觉得能说好英语显得有知识有身份一样),上海话能像英语似的成为一种文化标志,这是海派文化的光荣,是每个参与创造海派文化的上海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充满活力的表征。
我从这个信息,看到了海派文化建设的一种新的思路,就是围绕弘扬上海话这个题目做好文章。上海话与海派文化不仅作为上海地区的方言与文化来对待,更应从中国近代以降的新的语言现象与文明模式的高度来认识。电视、广播应考虑开沪语频道、频率或有一个时段集中播出的沪语节目,节目中除沪语新闻、谈话节目外,还可以播出上海人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曲艺。还可以从近现代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作品中节选上海特色鲜明、上海话的美感表现比较充分的篇章,编几本不同年纪的课外读物,作为上海中小学生乡土教材的一种,只读不考,让孩子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中,得个中之三昧。上海话是因适应现代城市文明而生的,应该伴随现代城市文明在中国的发展成熟而长。一代代上海人为创造丰富上海话与海派文化作出了贡献,也受到了这种文明的哺育,今天更应该为弘扬这种文化再多做点事。
故乡亲友的这种态度,深刻影响到她的新上海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所以她要学会说一口流利纯正的上海话。她因此去上“学说上海话”辅导班。据她说,目前上海像这样的班还不少,学员有来沪打工的民工,而像她那样的白领新上海人也有许多。
那位朋友是看到我最近写的关于保护上海话的文章,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令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使我原来的认识顿然产生了一个飞跃。
我原来以为我对上海话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
我在写于1993年的《话说上海人》(1995年在此文的基础上扩展为《上海人》一书)一文中提出,上海话很可能是南宋成型的杭州话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唯一形成的新方言。造方言难于造长城,不是谁下决心、下命令可以办到的。一种新方言的产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诞生,上海话的产生标志着现代城市文化在中国诞生。所以,可以说上海人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首先当推上海话;而中国近现代首屈一指的文化成果,可能也是上海话。但因为上海人志向远大,追求的不是一种新方言,而是一种便于交流的新雅言,所以,在上海话的丰富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既对现代汉语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出现过纯用沪语写作的小说,沪剧、评弹、滑稽、越剧、淮剧、甬剧等吴语剧种,都以上海为其发扬广大的舞台;另一方面,上海人不喜欢上海话,上海话一人文就觉得俗,上海作家为不能“我手写我口”生动鲜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苦恼,也是明显的事实。这种看似矛盾、奇怪的现象,其实基于同一个原因。所以,我看到媒体展开保护上海话的讨论,就发表意见说,方言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因此是不需要保护的。而方言是在不断更新的活的语言,因此,任何要将方言标准化(必然凝固化)的保护措施,与方言特性是相违背的,至少是拔苗助长式的,或水中捞月式的。今天的上海青少年日常不能说“标准”的上海话,并非值得忧虑的现象,很可能是上海话的发展趋势。方言朝什么趋势变化,或者拒绝变化、很少变化,是使用这一方言的人群的自然选择,只能预测,谁也无力改变。
后来,我与力主保护上海方言的专家有机会进行了交流,弄清楚我们的立场、意见其实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促使他们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中小学语文教师,把学生作文中出现的上海话词汇批为“错误”,联系到上海今天的中小学生说不好上海话,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发出呼吁,发起讨论。因为今天的上海孩子说不好上海话的现象比较突出,容易引起上海人的关注与共鸣,因而讨论自然而然地凸现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其实不是保护上海方言的问题,更不是上海话发音、构成标准化的问题,而是上海话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方言进入雅言的合法性、必要性问题。如果问题是这样提出的,那么我与主张保护上海话的专家、学者的立场、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方言进入雅言,在语言学里可能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方言就是雅言这“方塘”的“源头活水”,以压制甚至消灭方言来保护母语(雅言)的纯洁性,不啻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简直是堵塞源头,自取涸竭。别的不说,就说朱熹的这首诗里,“渠”就是一个方言词,宋代方言尚且能大模大样地登入诗的殿堂,到提倡白话文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方言词汇却被拦在中小学生作文的门外,这是哪家的理?
具体来说上海话,现代汉语(当代雅言)的成型,上海话实际上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不是上海话有没有资格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问题。我这么说,第一是因为当初创立现代汉语(白话)的原则,第一是采自活的口语,其次才取仍在普遍使用的成语与文言词汇,再次是取过去的书面语(因无可替代)与外来语(因一时难以传神地翻译)。上海话自然在首选之列,而且因其最能反映时代新现象、新文化而在首选的首选。基于此,后来被封为语言大师的四位作家中,风格在上海成熟的作家就占了两位:茅盾、巴金。而他们的风格一直被视为现代汉语的标准文体,犹如书法中的楷书。出现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要说他们的作品拒绝上海话进入,或者说他们的作品不受上海话的影响,他们的语言风格不反映、不表现上海话的语言美,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如果拉上鲁迅,上海话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就更重了。毛泽东也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上海话的词汇,如“瘪三”。由“瘪三”,我想到了“垃圾”。《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表音为[la ji],上海话读作[la xi]。这次我到台湾去,才知道他们读作[leshe]我觉得[le she]的读音应该是“垃圾”的本音,因为上海话里有个词读作[le she diao xi],写出来文字应该是“垃圾吊死”(意为吊死在垃圾这棵树上,即吝啬)。我回来查了一下《汉语大字典》,古字书《龙龛手鉴》注明,“垃”,郎合反,读1e。所以,很可能上海话把“垃圾”错读为la xi,传到北方又讹为1a ji所以在《现代汉语字典》、《辞海》上的“垃圾”标准读音,很可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但真是如此,倒也可见上海话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而这个故事,则告诉我,我原来讨论这个问题时,仅把上海话作为方言来理解,还是低了、狭隘了。那位努力要学好上海话的女孩子,就把上海话认作一种文化身份证。她对上海话的热爱,不同于对家乡方言的热爱,说家乡话是感性选择,学上海话是理性选择。从这种理性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由上海话代表的海派文化,作为一种融合中西的先进文明,终于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她要学上海话,不同于当年到香港去的内地仔妹要学广东话,也不同于初到上海的余秋雨要学上海话,不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是出于格调的提升。不管这种认知是否正确(就像许多人觉得能说好英语显得有知识有身份一样),上海话能像英语似的成为一种文化标志,这是海派文化的光荣,是每个参与创造海派文化的上海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充满活力的表征。
我从这个信息,看到了海派文化建设的一种新的思路,就是围绕弘扬上海话这个题目做好文章。上海话与海派文化不仅作为上海地区的方言与文化来对待,更应从中国近代以降的新的语言现象与文明模式的高度来认识。电视、广播应考虑开沪语频道、频率或有一个时段集中播出的沪语节目,节目中除沪语新闻、谈话节目外,还可以播出上海人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曲艺。还可以从近现代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作品中节选上海特色鲜明、上海话的美感表现比较充分的篇章,编几本不同年纪的课外读物,作为上海中小学生乡土教材的一种,只读不考,让孩子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中,得个中之三昧。上海话是因适应现代城市文明而生的,应该伴随现代城市文明在中国的发展成熟而长。一代代上海人为创造丰富上海话与海派文化作出了贡献,也受到了这种文明的哺育,今天更应该为弘扬这种文化再多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