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发现。他的办公室里有个从河南来的女孩子，硕士，在上海工作已经六七年了，有了上海户籍，买了房子，是名副其实的新上海人。但她最近在努力地学习上海话，这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现在在上海单位的办公室里，日常通用的已经是普通话，新进单位的上海小青年不说，就是像他这样的将近退休年纪的某级领导，也迁就地用洋泾浜国语与人交谈。有笑话说，在高级办公楼里，除了勤杂工可能操上海话，其余的都说普通话，怎么她天生不说上海话的，却反倒要学说上海话了呢? 她说，本来她和其他新上海人一样，最恨上海人在她面前说上海话，觉得这是上海入骨子里瞧不起外地人，还总觉得他们是在议论自己、嘲笑自己。现在周围的上海人确实都普遍地在用普通话交谈，也觉得融入了上海的环境，上海就是自己的家乡。反倒是故乡的亲友见她不会说上海话，认为她还没有真正进入上海生活圈，心底里不承认她的新上海人身份。
　　故乡亲友的这种态度，深刻影响到她的新上海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所以她要学会说一口流利纯正的上海话。她因此去上“学说上海话”辅导班。据她说，目前上海像这样的班还不少，学员有来沪打工的民工，而像她那样的白领新上海人也有许多。
　　那位朋友是看到我最近写的关于保护上海话的文章，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令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使我原来的认识顿然产生了一个飞跃。
　　
　　我原来以为我对上海话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
　　
　　我在写于1993年的《话说上海人》(1995年在此文的基础上扩展为《上海人》一书)一文中提出，上海话很可能是南宋成型的杭州话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唯一形成的新方言。造方言难于造长城，不是谁下决心、下命令可以办到的。一种新方言的产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诞生，上海话的产生标志着现代城市文化在中国诞生。所以，可以说上海人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首先当推上海话；而中国近现代首屈一指的文化成果，可能也是上海话。但因为上海人志向远大，追求的不是一种新方言，而是一种便于交流的新雅言，所以，在上海话的丰富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既对现代汉语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出现过纯用沪语写作的小说，沪剧、评弹、滑稽、越剧、淮剧、甬剧等吴语剧种，都以上海为其发扬广大的舞台；另一方面，上海人不喜欢上海话，上海话一人文就觉得俗，上海作家为不能“我手写我口”生动鲜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苦恼，也是明显的事实。这种看似矛盾、奇怪的现象，其实基于同一个原因。所以，我看到媒体展开保护上海话的讨论，就发表意见说，方言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因此是不需要保护的。而方言是在不断更新的活的语言，因此，任何要将方言标准化(必然凝固化)的保护措施，与方言特性是相违背的，至少是拔苗助长式的，或水中捞月式的。今天的上海青少年日常不能说“标准”的上海话，并非值得忧虑的现象，很可能是上海话的发展趋势。方言朝什么趋势变化，或者拒绝变化、很少变化，是使用这一方言的人群的自然选择，只能预测，谁也无力改变。
　　后来，我与力主保护上海方言的专家有机会进行了交流，弄清楚我们的立场、意见其实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促使他们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中小学语文教师，把学生作文中出现的上海话词汇批为“错误”，联系到上海今天的中小学生说不好上海话，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发出呼吁，发起讨论。因为今天的上海孩子说不好上海话的现象比较突出，容易引起上海人的关注与共鸣，因而讨论自然而然地凸现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其实不是保护上海方言的问题，更不是上海话发音、构成标准化的问题，而是上海话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方言进入雅言的合法性、必要性问题。如果问题是这样提出的，那么我与主张保护上海话的专家、学者的立场、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方言进入雅言，在语言学里可能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方言就是雅言这“方塘”的“源头活水”，以压制甚至消灭方言来保护母语(雅言)的纯洁性，不啻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简直是堵塞源头，自取涸竭。别的不说，就说朱熹的这首诗里，“渠”就是一个方言词，宋代方言尚且能大模大样地登入诗的殿堂，到提倡白话文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方言词汇却被拦在中小学生作文的门外，这是哪家的理?
　　具体来说上海话，现代汉语(当代雅言)的成型，上海话实际上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不是上海话有没有资格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问题。我这么说，第一是因为当初创立现代汉语(白话)的原则，第一是采自活的口语，其次才取仍在普遍使用的成语与文言词汇，再次是取过去的书面语(因无可替代)与外来语(因一时难以传神地翻译)。上海话自然在首选之列，而且因其最能反映时代新现象、新文化而在首选的首选。基于此，后来被封为语言大师的四位作家中，风格在上海成熟的作家就占了两位：茅盾、巴金。而他们的风格一直被视为现代汉语的标准文体，犹如书法中的楷书。出现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要说他们的作品拒绝上海话进入，或者说他们的作品不受上海话的影响，他们的语言风格不反映、不表现上海话的语言美，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如果拉上鲁迅，上海话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就更重了。毛泽东也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上海话的词汇，如“瘪三”。由“瘪三”，我想到了“垃圾”。《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表音为[la ji]，上海话读作[la xi]。这次我到台湾去，才知道他们读作[leshe]我觉得[le she]的读音应该是“垃圾”的本音，因为上海话里有个词读作[le she diao xi]，写出来文字应该是“垃圾吊死”(意为吊死在垃圾这棵树上，即吝啬)。我回来查了一下《汉语大字典》，古字书《龙龛手鉴》注明，“垃”，郎合反，读1e。所以，很可能上海话把“垃圾”错读为la xi，传到北方又讹为1a ji所以在《现代汉语字典》、《辞海》上的“垃圾”标准读音，很可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但真是如此，倒也可见上海话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而这个故事，则告诉我，我原来讨论这个问题时，仅把上海话作为方言来理解，还是低了、狭隘了。那位努力要学好上海话的女孩子，就把上海话认作一种文化身份证。她对上海话的热爱，不同于对家乡方言的热爱，说家乡话是感性选择，学上海话是理性选择。从这种理性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由上海话代表的海派文化，作为一种融合中西的先进文明，终于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她要学上海话，不同于当年到香港去的内地仔妹要学广东话，也不同于初到上海的余秋雨要学上海话，不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是出于格调的提升。不管这种认知是否正确(就像许多人觉得能说好英语显得有知识有身份一样)，上海话能像英语似的成为一种文化标志，这是海派文化的光荣，是每个参与创造海派文化的上海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充满活力的表征。
　　我从这个信息，看到了海派文化建设的一种新的思路，就是围绕弘扬上海话这个题目做好文章。上海话与海派文化不仅作为上海地区的方言与文化来对待，更应从中国近代以降的新的语言现象与文明模式的高度来认识。电视、广播应考虑开沪语频道、频率或有一个时段集中播出的沪语节目，节目中除沪语新闻、谈话节目外，还可以播出上海人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曲艺。还可以从近现代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作品中节选上海特色鲜明、上海话的美感表现比较充分的篇章，编几本不同年纪的课外读物，作为上海中小学生乡土教材的一种，只读不考，让孩子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中，得个中之三昧。上海话是因适应现代城市文明而生的，应该伴随现代城市文明在中国的发展成熟而长。一代代上海人为创造丰富上海话与海派文化作出了贡献，也受到了这种文明的哺育，今天更应该为弘扬这种文化再多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