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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关系，一如土壤之于树木、源泉之于河流。苏州文化孕育了蘇州评弹，但是迭经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作为评弹母体的苏州文化已由传统走向现代。在断裂与延续的艰难啮合中，传统文化特性与精神的磨损最令人深思。
树木中贮存着土壤的基因密码，流域里潜藏着源头的隐秘消息，弦索叮咚的历史深处则隐藏着苏州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基因已经在这方温山软水的鱼米之乡存在了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而在阅读张玉书谈艺录《评话艺术谈》①后，这种体会就更为深刻。
张玉书（1904—1968）为著名评话老艺人，他师承《三国》名家黄兆麟，兼受何绶良书艺影响。张玉书擅编擅演，他在前人基础上新编了“东川书”“西川书”“七擒孟获”等140多回书，对《三国》书内容的扩充颇有贡献。他的谈艺录分正、续两集，分别记录于“文化大革命”前的1960年和1961年。
20世纪60年代是评弹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历经“整旧说新”“斩尾巴”“大写十三年”等运动冲击，但当时评弹传统的根基仍在、余韵犹存，也还留存着相当程度文化母体的基因信息。
苏州评弹的书场表演强调“以说表为主”，而张玉书在两次谈艺中，对说表语言的阐述丰富而透彻。他开宗明义地说：“书艺之道，说表为先。”前辈老艺人将评弹说表语言分为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六白”，而从总体上看，评弹说表主要分为官白与表白两大类，官白指书中人物的语言，表白则是说书人的语言。在评弹传统表演中，表白重于官白，亦即说书人的语言重于角色的语言，说书体语言重于代言体语言。因此，对表白之重要性，张玉书谈得最多，分析也最为细致。他说：“表字很有奥妙，对书情最有帮助，却又不易讨好听众。角色之官白，演员不得不用表白以表之；角色内心之意，不得不以表白以达之”“表之用，可谓广矣”。但他不会在官白与表白间“一头沉”地增加后者的分量，而是在比较中相对突出“表”的价值：“有言道：‘有说无表，听得莫名其妙；有表无说，听得狐疑不决’”“有了官白，角色方能有轮有廓，因而官白可称得书中之胆。但牡丹虽好，尚须绿叶扶持，官白之靠山，‘表’字也。书之情节要表，人物之思想感情要表，情理欠通之处、书情接榫之处更是非表不可”“一回书，如全说官白，定使听众生厌，相反，全是表则不妨，可见表之重要。”从曲艺“讲故事”的艺术要求和“一人多角”的艺术特质来说，评弹表演者于表白和官白中重视后者也是必要的，且对官白语言的轻重浓淡也很讲究，官白过多势必会增加评弹作品的戏剧因子，苏州评弹界在20世纪60年代对此就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这一认识在相当程度上与苏州文化的特性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苏州文化少有极端强烈的表征，也不追求浓妆艳抹、穷形尽相，而是推崇温暖红尘中的闾阎日常、人情世理，由此生发出的苏州乡土艺术就对平淡含蓄、言浅意深有一份格外的追求。这种气质渗透在苏州评弹中，使得评弹艺人比较重视说表语言的分寸、尺度与比例。说书人在书台上敛神静气、纸扇轻摇地娓娓道来，而非粉墨登场、满头大汗的“现身说法”，这是艺人们追求的一种表演境界，以一字言之，为“静”。
弹词长于讲述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故事，弹词唱腔细腻恬静、转折缠绵，如周玉泉表演的“静功”与“阴噱”，蒋月泉“高音轻过、低音重煞”的演唱技巧，杨振雄演唱[俞调]的三回九转典雅飘逸，徐丽仙演唱《葬花》《焚稿》时的低沉哀怨，总体艺术风格都趋向于“静”。但是，评话中多有或金戈铁马或侠肝义胆或历史风云的气象，似乎与“静”的艺诀不甚相符。而张玉书在谈艺录中，对此也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他认为，“静”首先是一种表演基本功，“在书台上，说来第一要静，静则心定，心定则有呼吸，所说之书，方能传神”。作为说书技巧，“静”是建立在“熟”的基础之上，“说法的完善，必以熟为基础，静来支配”。由“静”又生发出艺术表演的“清”——“口角要清，书路要清，书理要清，官私说表要清，角色手面布局要清，坐立要清”等，在此基础上表演才能绘形绘影，入情入理，细腻传神。在评弹艺谚中有“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热而不汗”“哑而不煽”等要诀，张玉书认为要达到以上水准，必须掌握一个“静”字——“熟后才能快，冷静才能不乱。熟而又静，才能按部就班，慢而不断。至于要达到‘热而不汗’，更要静中有静。先师（黄兆麟——引者注）虽在大伏天气，身穿夏布衫裤，外罩夏布长衫，说《长坂坡》一类书，可以面无汗滴，是掌握了一个‘静’字。书情看来很热闹，但他说得很静，用静功说得有声有色，达到‘热而不汗’的境地。”在张玉书看来，“静”不仅是一种表演技巧，更上升为一种艺术风格和表演境界。“‘静’字大则治国，小则治家。陆逊静守猇亭，卒保东吴；孔明一生爱静，得成三分天下。评弹艺人能掌握静字，其技艺已经是所谓炉火纯青了。”“能掌握‘静’字的艺人，必定怀有深厚之艺术技巧及丰富之书台经验。要达到这一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身经无数教训而来。”当然，张玉书的看法也是辩证的，他在另一面也强调“静中有闹，静中有劲。”苏州文化追求虚静、雅致、淡远、飘逸，这种审美取向，也渗透到苏州各种艺术门类中，如苏州昆曲表演的“气无烟火”，苏派滑稽戏的“冷峻幽默”，苏绣的淡雅娟秀，吴门画派的文静清秀等，都体现出苏州文化的意境格调。苏州评弹这种整体趋“静”的艺术风格，我谓之“苏州评弹的美学潜流”，实质来自于苏州文化的深层影响。
苏州评弹表演艺术亦讲究“隐”与“藏”和“用晦”“提炼”，讲究以简驭繁。张玉书说：“每逢气氛不足，须宜盖其短处。将出高声之前，先发低音以显之；讲说急口之前，先慢说以平其气；将要高身而立，先低身以衬之。一切皆以遮短露长为宜。”这是运用艺术元素的反差、对比、衬托来“藏”。但有时候，这种“藏”，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藏拙”，而是一种“藏巧”。评弹前辈魏钰卿就认为“凡有受人欢迎之艺术特长不宜多露。”而张玉书则进一步以魏钰卿的行艺方式为例。
魏钰卿擅唱，在表演有特多唱篇的《珍珠塔》时当能充分展示唱功。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能唱而不多唱”“尽量少唱多白”。他在无锡迎园书场演出时，“满座听众见他举起弦子齐现喜色，谁知他说了几句又将弦子放下”“有一回书他曾三举弦子而未唱，使听众心痒难搔，直至落回时才唱两句：‘说来钟点已经过，各位太翁明天会’。”
要锻炼“隐”与“藏”的技巧，关键之一在于“含蓄”，即“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对说表语言，张玉书说：“官白必须精炼，使听众易懂，减少表之负担。但官白在一回书中，又不能过多，无意思之官白，少说为妙，字句用得多，角色要‘逃走’的。”又如醒木的用法，张玉书也特重精炼与集中，他说醒木“切忌乱碰”“醒木碰得不得当，非但不起烘托作用，相反破坏氛围”“有时要高碰，有时要低碰，有时要先说而后碰，有时要先碰而后说，有时碰而不说，有时欲碰而不碰。”在阐释“隐藏”“用晦”时，张玉书更结合说书艺术“抑扬顿挫”四字要求，做了细腻深刻的阐述。他说：“何谓抑？即声调有所压缩；扬者，其声高畅，所以称大笑为扬声大笑，即此道理；顿，停顿也，其长短，以书中之需要而定。但应注意者，顿不等于断，仍有眼神、动作贯串，成为似断而非断；挫字，意即一带而过，但字音必须清楚。这四字，有时是独立运用，有时则抑扬同用，如为抑而扬，为扬而抑，起互相烘托之作用，顿挫亦然。”评弹对“隐”“藏”“用晦”等的推重，不仅是一种表演技巧，更上升为艺术风格的自觉追求，这与苏州文化的收敛、含蓄、简逸的基因具有深层次的关联。
披沙拣金，时时获宝。张玉书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口述艺事之时，可能已经预料到一场大风暴将要来临，而想尽己所能，为评弹艺术的存续尽一份心力。如今看来，老先生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的口述给当代苏州评弹从业者与爱好者留下了追寻苏州文化基因的隐秘线索。今天翻读张玉书的谈艺录，重温他的艺术理解与体认，能从中找出保护传承苏州评弹原真性的重要方法，也能为保护苏州文化特性、弘扬江南文化精神提炼出宝贵经验。
注释：
①载于上海江苏浙江评弹工作领导小组编：《苏州评弹研究资料选辑》，古吴轩出版社2019年出版。
（作者：潘讯为苏州市委研究室综合研究处处长，严雯婷为苏州市吴中区文化馆馆员）
树木中贮存着土壤的基因密码，流域里潜藏着源头的隐秘消息，弦索叮咚的历史深处则隐藏着苏州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基因已经在这方温山软水的鱼米之乡存在了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而在阅读张玉书谈艺录《评话艺术谈》①后，这种体会就更为深刻。
张玉书（1904—1968）为著名评话老艺人，他师承《三国》名家黄兆麟，兼受何绶良书艺影响。张玉书擅编擅演，他在前人基础上新编了“东川书”“西川书”“七擒孟获”等140多回书，对《三国》书内容的扩充颇有贡献。他的谈艺录分正、续两集，分别记录于“文化大革命”前的1960年和1961年。
20世纪60年代是评弹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历经“整旧说新”“斩尾巴”“大写十三年”等运动冲击，但当时评弹传统的根基仍在、余韵犹存，也还留存着相当程度文化母体的基因信息。
苏州评弹的书场表演强调“以说表为主”，而张玉书在两次谈艺中，对说表语言的阐述丰富而透彻。他开宗明义地说：“书艺之道，说表为先。”前辈老艺人将评弹说表语言分为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六白”，而从总体上看，评弹说表主要分为官白与表白两大类，官白指书中人物的语言，表白则是说书人的语言。在评弹传统表演中，表白重于官白，亦即说书人的语言重于角色的语言，说书体语言重于代言体语言。因此，对表白之重要性，张玉书谈得最多，分析也最为细致。他说：“表字很有奥妙，对书情最有帮助，却又不易讨好听众。角色之官白，演员不得不用表白以表之；角色内心之意，不得不以表白以达之”“表之用，可谓广矣”。但他不会在官白与表白间“一头沉”地增加后者的分量，而是在比较中相对突出“表”的价值：“有言道：‘有说无表，听得莫名其妙；有表无说，听得狐疑不决’”“有了官白，角色方能有轮有廓，因而官白可称得书中之胆。但牡丹虽好，尚须绿叶扶持，官白之靠山，‘表’字也。书之情节要表，人物之思想感情要表，情理欠通之处、书情接榫之处更是非表不可”“一回书，如全说官白，定使听众生厌，相反，全是表则不妨，可见表之重要。”从曲艺“讲故事”的艺术要求和“一人多角”的艺术特质来说，评弹表演者于表白和官白中重视后者也是必要的，且对官白语言的轻重浓淡也很讲究，官白过多势必会增加评弹作品的戏剧因子，苏州评弹界在20世纪60年代对此就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这一认识在相当程度上与苏州文化的特性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苏州文化少有极端强烈的表征，也不追求浓妆艳抹、穷形尽相，而是推崇温暖红尘中的闾阎日常、人情世理，由此生发出的苏州乡土艺术就对平淡含蓄、言浅意深有一份格外的追求。这种气质渗透在苏州评弹中，使得评弹艺人比较重视说表语言的分寸、尺度与比例。说书人在书台上敛神静气、纸扇轻摇地娓娓道来，而非粉墨登场、满头大汗的“现身说法”，这是艺人们追求的一种表演境界，以一字言之，为“静”。
弹词长于讲述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故事，弹词唱腔细腻恬静、转折缠绵，如周玉泉表演的“静功”与“阴噱”，蒋月泉“高音轻过、低音重煞”的演唱技巧，杨振雄演唱[俞调]的三回九转典雅飘逸，徐丽仙演唱《葬花》《焚稿》时的低沉哀怨，总体艺术风格都趋向于“静”。但是，评话中多有或金戈铁马或侠肝义胆或历史风云的气象，似乎与“静”的艺诀不甚相符。而张玉书在谈艺录中，对此也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他认为，“静”首先是一种表演基本功，“在书台上，说来第一要静，静则心定，心定则有呼吸，所说之书，方能传神”。作为说书技巧，“静”是建立在“熟”的基础之上，“说法的完善，必以熟为基础，静来支配”。由“静”又生发出艺术表演的“清”——“口角要清，书路要清，书理要清，官私说表要清，角色手面布局要清，坐立要清”等，在此基础上表演才能绘形绘影，入情入理，细腻传神。在评弹艺谚中有“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热而不汗”“哑而不煽”等要诀，张玉书认为要达到以上水准，必须掌握一个“静”字——“熟后才能快，冷静才能不乱。熟而又静，才能按部就班，慢而不断。至于要达到‘热而不汗’，更要静中有静。先师（黄兆麟——引者注）虽在大伏天气，身穿夏布衫裤，外罩夏布长衫，说《长坂坡》一类书，可以面无汗滴，是掌握了一个‘静’字。书情看来很热闹，但他说得很静，用静功说得有声有色，达到‘热而不汗’的境地。”在张玉书看来，“静”不仅是一种表演技巧，更上升为一种艺术风格和表演境界。“‘静’字大则治国，小则治家。陆逊静守猇亭，卒保东吴；孔明一生爱静，得成三分天下。评弹艺人能掌握静字，其技艺已经是所谓炉火纯青了。”“能掌握‘静’字的艺人，必定怀有深厚之艺术技巧及丰富之书台经验。要达到这一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身经无数教训而来。”当然，张玉书的看法也是辩证的，他在另一面也强调“静中有闹，静中有劲。”苏州文化追求虚静、雅致、淡远、飘逸，这种审美取向，也渗透到苏州各种艺术门类中，如苏州昆曲表演的“气无烟火”，苏派滑稽戏的“冷峻幽默”，苏绣的淡雅娟秀，吴门画派的文静清秀等，都体现出苏州文化的意境格调。苏州评弹这种整体趋“静”的艺术风格，我谓之“苏州评弹的美学潜流”，实质来自于苏州文化的深层影响。
苏州评弹表演艺术亦讲究“隐”与“藏”和“用晦”“提炼”，讲究以简驭繁。张玉书说：“每逢气氛不足，须宜盖其短处。将出高声之前，先发低音以显之；讲说急口之前，先慢说以平其气；将要高身而立，先低身以衬之。一切皆以遮短露长为宜。”这是运用艺术元素的反差、对比、衬托来“藏”。但有时候，这种“藏”，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藏拙”，而是一种“藏巧”。评弹前辈魏钰卿就认为“凡有受人欢迎之艺术特长不宜多露。”而张玉书则进一步以魏钰卿的行艺方式为例。
魏钰卿擅唱，在表演有特多唱篇的《珍珠塔》时当能充分展示唱功。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能唱而不多唱”“尽量少唱多白”。他在无锡迎园书场演出时，“满座听众见他举起弦子齐现喜色，谁知他说了几句又将弦子放下”“有一回书他曾三举弦子而未唱，使听众心痒难搔，直至落回时才唱两句：‘说来钟点已经过，各位太翁明天会’。”
要锻炼“隐”与“藏”的技巧，关键之一在于“含蓄”，即“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对说表语言，张玉书说：“官白必须精炼，使听众易懂，减少表之负担。但官白在一回书中，又不能过多，无意思之官白，少说为妙，字句用得多，角色要‘逃走’的。”又如醒木的用法，张玉书也特重精炼与集中，他说醒木“切忌乱碰”“醒木碰得不得当，非但不起烘托作用，相反破坏氛围”“有时要高碰，有时要低碰，有时要先说而后碰，有时要先碰而后说，有时碰而不说，有时欲碰而不碰。”在阐释“隐藏”“用晦”时，张玉书更结合说书艺术“抑扬顿挫”四字要求，做了细腻深刻的阐述。他说：“何谓抑？即声调有所压缩；扬者，其声高畅，所以称大笑为扬声大笑，即此道理；顿，停顿也，其长短，以书中之需要而定。但应注意者，顿不等于断，仍有眼神、动作贯串，成为似断而非断；挫字，意即一带而过，但字音必须清楚。这四字，有时是独立运用，有时则抑扬同用，如为抑而扬，为扬而抑，起互相烘托之作用，顿挫亦然。”评弹对“隐”“藏”“用晦”等的推重，不仅是一种表演技巧，更上升为艺术风格的自觉追求，这与苏州文化的收敛、含蓄、简逸的基因具有深层次的关联。
披沙拣金，时时获宝。张玉书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口述艺事之时，可能已经预料到一场大风暴将要来临，而想尽己所能，为评弹艺术的存续尽一份心力。如今看来，老先生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的口述给当代苏州评弹从业者与爱好者留下了追寻苏州文化基因的隐秘线索。今天翻读张玉书的谈艺录，重温他的艺术理解与体认，能从中找出保护传承苏州评弹原真性的重要方法，也能为保护苏州文化特性、弘扬江南文化精神提炼出宝贵经验。
注释：
①载于上海江苏浙江评弹工作领导小组编：《苏州评弹研究资料选辑》，古吴轩出版社2019年出版。
（作者：潘讯为苏州市委研究室综合研究处处长，严雯婷为苏州市吴中区文化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