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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大正时期著名的批判思想家长谷川如是闲写于1921年-1923年的中国游记《看过中国归来的男子的话》为主要的分析文本，通过阐释其文中“自我”与“他者”关照下所呈现的中国形象，重新检讨和评价其对中国的国家形成能力持否定态度，却又对中国社会的自治能力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国观，力图为学界考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观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
关键词：大正民主；长谷川如是闲；中国游记；中国观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2-0078-07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与此同时，受到大战后欧洲流行的多元国家论的影响，概念上区别于“国家”的“社会的发现”成为日本论坛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特征。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社会民主主义者长谷川如是闲（1885年—1969年）开始登上论坛，成为“大正民主”后期的“意见领袖”。1919年2月，长谷川与大山郁夫等人创立杂志《我等》（1930年改名为《月刊批判》，至1934年2月废刊），并以此为阵地，团结了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广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与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展开了勇猛果敢的战斗，给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青年学生以深刻的影响。“战后民主主义”的旗手丸山真男也坦言自己的思想形成受到长谷川很大的影响。
长谷川批判精神的立足点在于其关注“生活事实”，以国民的社会生活为价值取向的“国家的社会化”主张。作为与日本的国家发展和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问题也成为长谷川展开的国家和社会批判论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曾三次访问中国，亲身感受中国的社会现实。“国亡生活在”这句话就是长谷川在1921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有感于中国民众强劲的生活能力后发出的感慨，被认为是他的批判思想的高度浓缩和体现。但如果从中国认识的角度来看的话，长谷川的中国观与当时以内藤湖南、后藤朝太郎等为代表的一些所谓“中国通”所主张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有何本质的区别呢？“中国”对以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为己任的长谷川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现有的有关长谷川的中国观研究中尚未深入的问题①。鉴于此，文章以长谷川根据1921年的中国之行所写的长篇对话体游记《看过中国归来的男子的话》（『支那を見て来た男の言葉』）为主要的分析文本，通过阐释其文中“自我”与“他者”关照下所呈现的中国认识，试图为我们考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观提供更为多
元的视角①。
一、长谷川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与同时期的许多日本文人一样，长谷川与中国的渊源始于他从小所受的汉文典籍的教育。《老子》和《论语》更被其列为“座右之书”熟读于心[1]。在长谷川的中国观中，我们也能很轻易地找到其对古典中国的想象，但与同时期大正文人的“中国趣味”不同，在长谷川这里，老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种作为教养的异国情趣，而成为他批判日本社会现实和文化的一种价值尺度，与他的政治理念结合在了一起[2]。
1920年11月10日至16日，长谷川在《读卖新闻》连载了一篇评论《罗素的社会思想与中国》，这是长谷川第一篇直接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在文中，长谷川就最近访问中国的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家罗素的国家批判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以孔孟和老庄为代表的国家批判思想作了比较，指出比起以“唐虞三代”为理想，从道德的角度对现实国家的存在和行动进行批判的孔孟，从虚无主义的立场对国家加以否定的老庄思想与罗素立足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国家批判思想更为接近。长谷川认为，罗素“小国主义”的主张——即认为国家并非以自我存在为目的，而是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一种制度，应以生活为中心而非领土或传统为基础构建国家，代表了对主权国家加以批判的“现代的社会倾向”。而对现今中国的革命家来说，统一的近代国家形态尚未建立，与其按照“历史的顺序”建设一个西方式的主权国家，重蹈西方近代的覆辙，不如根据中国固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率先建立一个接近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小国主义”的新国家形态[3]224-227。
与同时期许多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悲观态度的知识分子一样，长谷川也认为受地理条件和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的影响，中国要统一为一个近代国家“除空想外决无可能，即便凭借军国主义强制实现了统一也终究是一时的”，中国“当然是要分立”的命运。但在长谷川看来，绝不是分立为南北或军阀割据那样封建军国主义的小国家，而是以经济生活的“自主状态”为中心形成一些“行会式的小国”（如上海），小国与小国间是和平的连带关系。长谷川认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民主思潮的高涨，中国也“将逐渐自然地摆脱来自国外的军国主义侵略” [3]224。
上述长谷川的中国论，从中国社会的自律性、社会扶助性中读出超越近代主权国家的可能性，反映了大正日本论坛多元国家论的思潮。类似的主张在当时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家中并不鲜见②。这种论调虽然无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侵略等严峻局势，是一种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但这表明与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代表的被蔑视的落后的中国不同，“作为社会的中国”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表象出现在日本知识分子的话语中。
在《罗素的社会思想与中国》一文中，长谷川并未从学理上对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与罗素的“小国主义”思想的相关性展开论述，而是强调现实中国的“社会事实”本身——即以老庄思想为背景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所具有的现代意义。1921年8月，当长谷川开始他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时，这种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关注也成为他观察中国社会人情风貌的主要视角。
二、长谷川1921年的中国之行及其对话体游记《看过中国归来的男子的话》
1921年8月至10月受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汉口日本人会等的邀请，长谷川以《我等》杂志主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访问中国，第一次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长谷川8月17日坐火车从神户启程，18日在门司进行了一场演讲后，19日从长崎出发坐船前往中国，22日抵达上海。访问上海之后，他又乘沪宁线来到南京，从南京坐船沿长江逆流而北至汉口，随后又乘京汉铁路抵达北京，在相继访问了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北方的几个城市之后，9月中旬左右又至朝鲜平壤、京城、仁川等地访问半月左右，于10月初回国。对于长谷川的这次中国之行，《我等》1921年9月号的“编辑后记”作了预告，称“氏（长谷川——笔者注）肯定将忙里偷闲频频为《我等》寄来中国的印象记。而他也肯定会用一贯的态度去观察，并用一贯的笔法去书写。”从1921年11月号起至1923年3月号，《我等》便陆续连载了长谷川的长篇中国纪行《看过中国归来的男子的话》。
随着近代旅游业的发展和河海陆交通网的日益完善，进入大正年代后，日本出现了“中国旅游”热。据美国的日本研究家J.A.佛格尔的调查，当时大批的日本文人或应南满洲铁道的邀请，或以个人旅游的方式奔赴大陆。当时日本主要的作家或诗人，大部分去过中国旅行，因此这一时期各种旅行记也层出不穷[4]。长谷川的中国旅行和中国游记毫无疑问也是这一“中国游”热潮中的一份子。不知何故，长谷川的游记只写到北京部分便中断了。在1923年6月号《我等》的“编辑后记”中，长谷川表示打算将来在某个时期继续把游记写完，并结集成书出版。但可惜这一愿望最终并未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大大限制了长谷川这篇中国游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当时被称为“现代文坛第一人，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的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委托，也于1921年3月至7月，几乎与长谷川在同一时期沿着大致相同的线路访问了中国。芥川根据此次中国之行所撰写的《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在其归国后陆续发表在《大阪每日新闻》、《女性》和《改造》等影响力较大的综合性刊物上，并于1925年11月由改造社结集为单行本《中国游记》出版。芥川的这部《中国游记》被评价为“日本大正时期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 [5]。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性，写作手法的细腻生动程度，还是从其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深远性而言，长谷川的中国游记都无法与以芥川为代表的同时期日本作家的中国游记相提并论。但由于他重视国民生活的一贯态度、以社会形态切入观察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他的纪行文中并没有其他作家文本中可见的对于丑陋的“半殖民地中国”形象的构建和蔑视，而是处处以“中国社会”作为他者反照日本的国家至上主义，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力和社会批判力。
长谷川的这篇游记以“A一个曾去过中国的男子”（「支那へ行ったことのある男」）”和“B一个最近访中归来的男子”（「此頃支那へ行って帰って来た男」）两个人的对话体形式构成，以B回答A的提问或质疑的方式，按照从上海经南京、汉口至北京的顺序借B之口讲述了长谷川在中国的旅行见闻和感受，共计约7万余字。
关于A和B的不同，在文中B曾这样描述：“你们关于中国知道得太多了。所以大概不知道该如何去感受中国了吧。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我们却可以很坦诚地接受中国人给我们的感觉”①。“你看到的中国人是与国家一起灭亡的中国人，而不是与中国的山河共存的中国人”②。显然，这种对话体形式的设定，不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法上的意趣，也表达了长谷川对日本论坛一些所谓“中国通”的中国认识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立场在文中具体为以下两种观察中国的视角贯穿始终。一是反对自我本位的视角；二是关注民众和民众生活的视角。正是因为这两种观察视角，长谷川眼中的现实中国呈现出与一些所谓“中国通”的中国认识截然不同的面貌。以下，文章主要从两个视角梳理和阐释长谷川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三、反对自我本位的视角
在游记的开头，B就花了很多的篇幅讲述浩瀚的东海和长江带给他的冲击，并由此反省日本人根据对自己的国土大小的认知和“错觉”来理解别国的自我本位主义。
A 乘坐轮船逆长江而上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B 我想起了小时候坐着嘎达嘎达作响的蒸汽机船过利根川的事了。过长江的时候，我完全成了那个时候的小孩。第一次在嘎达嘎达的蒸汽船上眺望利根川广阔的水面，惊讶万分的心情至今难忘，但我真没想到，到了这个岁数还能在长江上重温那种孩童般的心境。我是乘火车到南京上的船，当汽船开到河中央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完全是个小孩。然后想起那个呜呜泱泱地有许多小孩的叫日本的国家，觉得真是个小巧可爱的国家啊。
A 你的语气很像西方人啊！经由中国和美国来到日本的人会感觉到日本的小，而你去中国则深切地感觉到了中国的大啊。
B 并没特别觉得中国大，因为我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对日本之小感到了惊讶。再仔细想想，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是惊讶于日本之小，而是对日本人把小小的日本当作庞然大物来看的那种错觉感到了惊讶。
A 是对在利根川坐上蒸汽机船而得意洋洋的孩子气感到了惊讶啊。
B 与其说是惊讶于那种错觉，不如说是对日本人基于错觉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人和别国的无知与鲁莽而感到惊讶。人与人相处，感觉很重要，相差太多就谈不拢了。……中国人说“白发三千丈”，日本人则会觉着那是谎言。这个样子，日中亲善终究是困难的。
A 难道要相信白发三千丈是真的吗？中国人也认为那是谎话吧！
B 可拥有着无限壮阔的自然的中国人感觉连头发也会长到三千丈那么长啊。对此不能理解的，是连鼻子下面的胡子长了一点儿就要剪成毛毛虫样子的日本人的心理。感觉不一致是任何道理或者哲学都无法协调的，所以让人无从下手。日本人以利根川为大，中国人以长江为小。这样的两个国民如果因为什么差错成了夫妇的话，那就会不停地吵架吧。
A 诚然中国是大得很。但仅以大而为好的，不就只有机场吗？
B “小”或者“大”并不等同于价值。但是，如果不能如实地接受中国人的大，日本人在我眼里也只能是小的。……听说孙文发表20亿元的铁路计划的时候，有个所谓日本的中国通到处说孙逸仙疯了。连中国的小商人都不觉得孙文的计划有多庞大，日本的豪杰被这就吓得魂飞魄散的话，简直就成不了对手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五大国”之一，日本人中也开始逐渐萌生狂妄自大的“大国意识”。上述B的话不仅是对日本人自以为是的“大国意识”的批判，也指出了中日两国间在相互认识和理解问题上至今都存在的一个难题，即“他者感觉”缺失的问题。从这样反对自我本位的立场出发，长谷川也在文中批判了日本以本国利益至上的对华政策。
B谈到在上海的日本人街看到日本妇人穿着和服招摇过市，才发现原来“日本的文明落后”，用“女人的日本魂”把中国古代的女子服饰改良成了一个“信封”，“没有比这再糟蹋肉体美的服装了”。而日本人体现在衣服上的智慧程度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帝国主义成形的程度也极低”②。B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手段拙劣的嘲讽，也引起了“中国通”A的共鸣。A对曾经为日本的大陆经营打前站的所谓“国士”、“豪杰”即“大陆浪人”们如今遭遇冷眼和唾弃感到愤愤不平，却也理性地认识到其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一直都在教导凡是外国的东西只有抢到手才是日本的国益”。
A 同样是侵略，白人和日本人的方法完全不同。白人带着要在侵略地把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的决心，这也是白人能在世界各地站稳脚跟的原因。与此相反，日本人不把从侵略地攫取的东西带回本国就不罢休。连在满洲的日本人也是如此。经营满洲快二十年了，埋骨于斯的日本人可以说几乎一个都没有，真让人无话可说啊③。
A的话反映了当时日本论坛部分知识分子要求学习西方温情主义的殖民政策，改变赤裸裸的强盗帝国主义政策的主张，并未对追求国家利益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身加以否定。其立论的出发点是如何让日本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非出于对被侵略对象——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理解与同情[6]。而从反对自我本位的视角出发，强调要以“第一印象”去感受中国的长谷川，在汉口亲眼目睹日租界居留民的生活状态后，借B之口尖锐地指出，在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一心只想着如何不输给在华的其它西方列强，“假模假式”（「よそゆき」）这一日本人的陋习暴露无余。
B对汉口日租界的房子盖得与近邻的英法租界的房子一模一样感到吃惊，“不知道的人看见了还会以为日本人的生活和欧美人完全相同呢”。而事实上只是“外观 ”与邻居一样，“进到屋里，照样还是一屁股盘腿坐在把火炉挡住一半的榻榻米坐席上。所谓的‘外观’如果是出于自己的审美感情，适合生活的话，绝不会没有意义。但若是为配合邻居的‘外观’则毫无意义。外观是文艺复兴式的，内容却是六尺兜裆布的话，就无药可救了。如此不自然的伪装，不但经济上有很大影响，在精神上也会成为神经衰弱、思乡病的原因，就像是被迫自己花钱穿上燕尾服的猩猩” ①。
这段对“假模假式”的日本居留民生活状态的辛辣嘲讽，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1911年）一文中对日本“外发”的近代化的批判。而长谷川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国家至上的观念。“对于日本人来说，海外的生活并不是自己的具体的‘生活’，而是‘日本国的发展’这样抽象的理想。所以，只要有某种形式能体现这种理想，自己的‘生活’怎么都无所谓。不管是太阳旗也好、电线杆也好，兵营也好、条约也好，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只要能体现‘日本’的国威，就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他们把这当作是日本臣民的义务”②。
上述长谷川对于在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思想影响下，日本海外居留民生活的功利性和虚伪意识的揭露和批判显然要比“中国通”们的帝国主义改造论更为深刻和彻底。这不仅是长谷川一贯关注“生活事实”，强调“生活”、“社会”（人们的生活组织集团）高于“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反映，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中国所观察到的中国民众生活带给他的冲击和感受。
四、关注民众和民众生活的视角
在游记的开头，B就用了“液体中国”一词来比喻他在长江口刚进入中国海域时所感受到的宏大气势。浑浊的“泥海”在B看来代表了中国能够接纳一切的巨大的文化包容性。“中国就像淀粉不溶于水一样，不溶于海水，只是混合着。这样的国家似乎没有第二个。大部分国家被海啸席卷之后，会立刻溶解，可海水还是干净的。但只有中国，怎么都不溶，把海水弄成了那样的泥田”③。如果把这里所说的“海啸”解释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可以感受到长谷川在踏上中国国土之初，就对中国饱受列强蹂躏的半殖民地状态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比起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压迫，长谷川更为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危机下依然经营着“日常生活”的中国民众顽强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柔韧性。
根据在文中B的解释，所谓的“生活”具体包括住房、道路、卫生、安保、娱乐等等，但“衣食住是第一位的”④。因此，“衣食住”也成为B所叙述的中国印象的主要内容。
A 从油烟蒸腾的、脏兮兮的餐馆密集的狭窄中国街巷经过的时候，你也没觉得脏吗？
B 没觉着干净，但也没特别觉得脏。那也是当然的。因为再脏的东西，只要是与我们的生活感觉有关系，我们就会关注于这种感觉而忘了脏这回事了。农民一点儿也不觉着粪尿脏，是因为他们只觉得那与他们的生活有关，也就是说只关注到做肥料这件事，而把其他的事都忘了。
A 难道那肮脏的中国街要成为你的肥料吗？
B 成不了肥料，但也不一定呢。——也许是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生活的兴趣，而把其他的事忘了。首先，我感到这是一个食物非常丰富的国家。
A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中略——笔者注）
B 听说食物都非常便宜，连乞丐都没有必要饿肚子，真是一个有趣的国家呢。
A 那倒也是。因为你是从一个连一小碗乌冬面都要卖10钱的国家去的，所以觉得羡慕了吧。
B 走进那脏兮兮的小巷，我立刻明白东西便宜的原因了。
A 你要说那不像是人能吃的东西吗？
B 非也。在那脏兮兮的房子里，人们过着单纯的生活，而且大家都在拼命地劳动。人人都是这样的话，食物也就会既丰富又便宜吧。 A 什么呀，没啥大不了的。
B 虽说没啥大不了，可是人人都十分勤奋地工作，并吃得很好，没有比这更完满的事了……我在中国感到羡慕的是，虽然有很多不劳而获的人，但也不缺食物。也就是说劳动者多干了让享乐者饱食的活儿。孟尝君有食客三千，能维持那样的生活，是因为劳动者很勤劳。像中国国民这样，既能供奉享乐阶级又能让自己也吃得不错的国民是当今世界少有的。走进街巷，我对此感到很羡慕①。
中国民众吃苦耐劳的刻苦精神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了长谷川，这也成为他对中国民众和民众生活的主要印象。以下A和B有关南京的对话，也突出反映了长谷川在观察中国时关注民众生活的视点。
A 那儿（南京——笔者注）很有国亡山河在的感觉吧。
B “国亡山河在”这样的话是向来只被教导生活即国家的家伙们的说辞。那些人认为，一旦国家灭亡就只剩下山河了。
A 难道不是只剩下山河了吗？”
B 别胡说了，山上有田，河里还浮着船呢。
A 所以说？
B 所以说，国亡了并不是只剩下了山河，还有人呢。
A 那要如何说才好？
B 说“国亡生活在”才是正确的。……
B 我真的很喜欢中国。无论国家兴亡，生活总是与之无涉地繁盛下去，这真是让人振奋。即便现在的北京政府消亡得无影无踪，中国到处还是“国亡生活在”，会继续繁盛吧②。
“国亡生活在”的发现可以说是长谷川批判思想的高度浓缩和体现，也是他对同时期所谓“中国通”们只关注现实中国贫穷、肮脏、混乱、市侩的一面，而蔑视、贬低中国的肤浅认识的深刻批判。在文中，B认为那些为国家逝去的荣光“慷慨悲歌的人，是与暴君和忠臣一起消亡的人，并不是与山河一起永存的中国人”，批评A“你看到的是与国家一起灭亡的中国人，而不是与中国的山河共存的中国人”③。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长谷川反对当时日本国内所谓“中国通”们主要通过中国的政治家、军人以及知识分子来认识中国的做法，他认为“让中国能维持几千年的，是无名的百姓”④。通过中国底层的民众才能认识真正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才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对于孝陵、北京的城墙、天坛、万寿山等著名的历史遗迹，长谷川借B之口表示，那些是“征服者为了削弱被征服者的生产能力”而营造的“军国文化”，“并无意义”⑤，“今后将从普通人的生活中产生文化，过去几千年来的文化是乾隆帝式生活的遗物”⑥。
在长谷川看来，在军阀混战的时势中，依然带着一种“命运的达观”，顽强地生产生活的中国人，具有“决不是衰亡民族所能有的”，强韧得“可怕的”如“蚯蚓”般的“生活能力”。中国人的“勤劳”不是道德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是其“生活能力的发露”⑦。
通过对中国民众强劲生活能力的切身感受，长谷川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欲征服中国的企图终将以失败告终⑧。《看中国归来后男子的话》连载结束后，长谷川开始在《我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正面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批判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的军国主义政策，而“国亡生活在”的中国认识成为他批判国家至上的日本近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⑨。
但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与对中国民众“生活能力”的高度评价伴随的是，长谷川对中国近代国家形成能力的悲观态度。如前所述，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长谷川原本就对中国建立近代统一国民国家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旅途所目睹的中国民众“与政治无涉”的生活状态，更让他确信，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中“比起政治更重视生活”，否定甚至蔑视“政治”①。而中国地域的广阔和文化的多样性，军阀割据如同“中世纪的军国主义”般的国家政治状况，也使长谷川断言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②。
长谷川的这种看法无疑也是一种“中国社会停滞论”，反映了其以老庄等古典文本为基础认识中国的局限性。此次中国旅行之后，“生活”（“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背离互不交涉的“二元社会”，成为长谷川对中华民国现状的基本认识。在长谷川看来，辛亥革命也与以往的易姓革命一样带来的不过是国民生活的外部构造（政治组织）的变化，“是统治阶级政治生活的革命，对人民的生活组织毫无影响力”③。从产业组织等“下部构造”制约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史观出发，他认为，只有以“劳动阶级”（“生产阶级”）为中心的“社会革命”，即“资本主义化”，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军阀割据的政治状况。由于把中国社会形态的近代化作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手段，长谷川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从“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的角度来评价国民革命的意义。他在主张日本应该放弃侵略政策，与中国进行“近代国家间的接触”的同时，也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并未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复杂局面和课题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虽然曾经高度评价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超越西方近代”的可能性， 但并未克服“历史发展阶段论”的拘囿，他的中国认识“依旧隐匿着作者东方主义的偏见”[8]，依然是一种缺乏“他者感觉”的自我想象。
[参考文献]
[1] 长谷川如是闲. 巻頭言·老子[M]. 东京： 大东出版社， 1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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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原大辅.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 赵怡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5：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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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钱昕怡. 大正期知識人と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展開[M]//. 西田毅编. 概説日本政治思想史. 京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09：183-184.
[7] 钱昕怡.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172-174.
[8] 张能泉. 论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J]. 日本问题研究，2013（1）：91-96.
[责任编辑 孙 丽]
关键词：大正民主；长谷川如是闲；中国游记；中国观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2-0078-07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与此同时，受到大战后欧洲流行的多元国家论的影响，概念上区别于“国家”的“社会的发现”成为日本论坛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特征。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社会民主主义者长谷川如是闲（1885年—1969年）开始登上论坛，成为“大正民主”后期的“意见领袖”。1919年2月，长谷川与大山郁夫等人创立杂志《我等》（1930年改名为《月刊批判》，至1934年2月废刊），并以此为阵地，团结了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广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与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展开了勇猛果敢的战斗，给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青年学生以深刻的影响。“战后民主主义”的旗手丸山真男也坦言自己的思想形成受到长谷川很大的影响。
长谷川批判精神的立足点在于其关注“生活事实”，以国民的社会生活为价值取向的“国家的社会化”主张。作为与日本的国家发展和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问题也成为长谷川展开的国家和社会批判论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曾三次访问中国，亲身感受中国的社会现实。“国亡生活在”这句话就是长谷川在1921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有感于中国民众强劲的生活能力后发出的感慨，被认为是他的批判思想的高度浓缩和体现。但如果从中国认识的角度来看的话，长谷川的中国观与当时以内藤湖南、后藤朝太郎等为代表的一些所谓“中国通”所主张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有何本质的区别呢？“中国”对以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为己任的长谷川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现有的有关长谷川的中国观研究中尚未深入的问题①。鉴于此，文章以长谷川根据1921年的中国之行所写的长篇对话体游记《看过中国归来的男子的话》（『支那を見て来た男の言葉』）为主要的分析文本，通过阐释其文中“自我”与“他者”关照下所呈现的中国认识，试图为我们考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观提供更为多
元的视角①。
一、长谷川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与同时期的许多日本文人一样，长谷川与中国的渊源始于他从小所受的汉文典籍的教育。《老子》和《论语》更被其列为“座右之书”熟读于心[1]。在长谷川的中国观中，我们也能很轻易地找到其对古典中国的想象，但与同时期大正文人的“中国趣味”不同，在长谷川这里，老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种作为教养的异国情趣，而成为他批判日本社会现实和文化的一种价值尺度，与他的政治理念结合在了一起[2]。
1920年11月10日至16日，长谷川在《读卖新闻》连载了一篇评论《罗素的社会思想与中国》，这是长谷川第一篇直接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在文中，长谷川就最近访问中国的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家罗素的国家批判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以孔孟和老庄为代表的国家批判思想作了比较，指出比起以“唐虞三代”为理想，从道德的角度对现实国家的存在和行动进行批判的孔孟，从虚无主义的立场对国家加以否定的老庄思想与罗素立足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国家批判思想更为接近。长谷川认为，罗素“小国主义”的主张——即认为国家并非以自我存在为目的，而是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一种制度，应以生活为中心而非领土或传统为基础构建国家，代表了对主权国家加以批判的“现代的社会倾向”。而对现今中国的革命家来说，统一的近代国家形态尚未建立，与其按照“历史的顺序”建设一个西方式的主权国家，重蹈西方近代的覆辙，不如根据中国固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率先建立一个接近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小国主义”的新国家形态[3]224-227。
与同时期许多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悲观态度的知识分子一样，长谷川也认为受地理条件和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的影响，中国要统一为一个近代国家“除空想外决无可能，即便凭借军国主义强制实现了统一也终究是一时的”，中国“当然是要分立”的命运。但在长谷川看来，绝不是分立为南北或军阀割据那样封建军国主义的小国家，而是以经济生活的“自主状态”为中心形成一些“行会式的小国”（如上海），小国与小国间是和平的连带关系。长谷川认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民主思潮的高涨，中国也“将逐渐自然地摆脱来自国外的军国主义侵略” [3]224。
上述长谷川的中国论，从中国社会的自律性、社会扶助性中读出超越近代主权国家的可能性，反映了大正日本论坛多元国家论的思潮。类似的主张在当时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家中并不鲜见②。这种论调虽然无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侵略等严峻局势，是一种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但这表明与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代表的被蔑视的落后的中国不同，“作为社会的中国”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表象出现在日本知识分子的话语中。
在《罗素的社会思想与中国》一文中，长谷川并未从学理上对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与罗素的“小国主义”思想的相关性展开论述，而是强调现实中国的“社会事实”本身——即以老庄思想为背景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所具有的现代意义。1921年8月，当长谷川开始他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时，这种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关注也成为他观察中国社会人情风貌的主要视角。
二、长谷川1921年的中国之行及其对话体游记《看过中国归来的男子的话》
1921年8月至10月受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汉口日本人会等的邀请，长谷川以《我等》杂志主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访问中国，第一次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长谷川8月17日坐火车从神户启程，18日在门司进行了一场演讲后，19日从长崎出发坐船前往中国，22日抵达上海。访问上海之后，他又乘沪宁线来到南京，从南京坐船沿长江逆流而北至汉口，随后又乘京汉铁路抵达北京，在相继访问了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北方的几个城市之后，9月中旬左右又至朝鲜平壤、京城、仁川等地访问半月左右，于10月初回国。对于长谷川的这次中国之行，《我等》1921年9月号的“编辑后记”作了预告，称“氏（长谷川——笔者注）肯定将忙里偷闲频频为《我等》寄来中国的印象记。而他也肯定会用一贯的态度去观察，并用一贯的笔法去书写。”从1921年11月号起至1923年3月号，《我等》便陆续连载了长谷川的长篇中国纪行《看过中国归来的男子的话》。
随着近代旅游业的发展和河海陆交通网的日益完善，进入大正年代后，日本出现了“中国旅游”热。据美国的日本研究家J.A.佛格尔的调查，当时大批的日本文人或应南满洲铁道的邀请，或以个人旅游的方式奔赴大陆。当时日本主要的作家或诗人，大部分去过中国旅行，因此这一时期各种旅行记也层出不穷[4]。长谷川的中国旅行和中国游记毫无疑问也是这一“中国游”热潮中的一份子。不知何故，长谷川的游记只写到北京部分便中断了。在1923年6月号《我等》的“编辑后记”中，长谷川表示打算将来在某个时期继续把游记写完，并结集成书出版。但可惜这一愿望最终并未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大大限制了长谷川这篇中国游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当时被称为“现代文坛第一人，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的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委托，也于1921年3月至7月，几乎与长谷川在同一时期沿着大致相同的线路访问了中国。芥川根据此次中国之行所撰写的《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在其归国后陆续发表在《大阪每日新闻》、《女性》和《改造》等影响力较大的综合性刊物上，并于1925年11月由改造社结集为单行本《中国游记》出版。芥川的这部《中国游记》被评价为“日本大正时期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 [5]。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性，写作手法的细腻生动程度，还是从其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深远性而言，长谷川的中国游记都无法与以芥川为代表的同时期日本作家的中国游记相提并论。但由于他重视国民生活的一贯态度、以社会形态切入观察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他的纪行文中并没有其他作家文本中可见的对于丑陋的“半殖民地中国”形象的构建和蔑视，而是处处以“中国社会”作为他者反照日本的国家至上主义，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力和社会批判力。
长谷川的这篇游记以“A一个曾去过中国的男子”（「支那へ行ったことのある男」）”和“B一个最近访中归来的男子”（「此頃支那へ行って帰って来た男」）两个人的对话体形式构成，以B回答A的提问或质疑的方式，按照从上海经南京、汉口至北京的顺序借B之口讲述了长谷川在中国的旅行见闻和感受，共计约7万余字。
关于A和B的不同，在文中B曾这样描述：“你们关于中国知道得太多了。所以大概不知道该如何去感受中国了吧。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我们却可以很坦诚地接受中国人给我们的感觉”①。“你看到的中国人是与国家一起灭亡的中国人，而不是与中国的山河共存的中国人”②。显然，这种对话体形式的设定，不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法上的意趣，也表达了长谷川对日本论坛一些所谓“中国通”的中国认识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立场在文中具体为以下两种观察中国的视角贯穿始终。一是反对自我本位的视角；二是关注民众和民众生活的视角。正是因为这两种观察视角，长谷川眼中的现实中国呈现出与一些所谓“中国通”的中国认识截然不同的面貌。以下，文章主要从两个视角梳理和阐释长谷川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三、反对自我本位的视角
在游记的开头，B就花了很多的篇幅讲述浩瀚的东海和长江带给他的冲击，并由此反省日本人根据对自己的国土大小的认知和“错觉”来理解别国的自我本位主义。
A 乘坐轮船逆长江而上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B 我想起了小时候坐着嘎达嘎达作响的蒸汽机船过利根川的事了。过长江的时候，我完全成了那个时候的小孩。第一次在嘎达嘎达的蒸汽船上眺望利根川广阔的水面，惊讶万分的心情至今难忘，但我真没想到，到了这个岁数还能在长江上重温那种孩童般的心境。我是乘火车到南京上的船，当汽船开到河中央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完全是个小孩。然后想起那个呜呜泱泱地有许多小孩的叫日本的国家，觉得真是个小巧可爱的国家啊。
A 你的语气很像西方人啊！经由中国和美国来到日本的人会感觉到日本的小，而你去中国则深切地感觉到了中国的大啊。
B 并没特别觉得中国大，因为我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对日本之小感到了惊讶。再仔细想想，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是惊讶于日本之小，而是对日本人把小小的日本当作庞然大物来看的那种错觉感到了惊讶。
A 是对在利根川坐上蒸汽机船而得意洋洋的孩子气感到了惊讶啊。
B 与其说是惊讶于那种错觉，不如说是对日本人基于错觉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人和别国的无知与鲁莽而感到惊讶。人与人相处，感觉很重要，相差太多就谈不拢了。……中国人说“白发三千丈”，日本人则会觉着那是谎言。这个样子，日中亲善终究是困难的。
A 难道要相信白发三千丈是真的吗？中国人也认为那是谎话吧！
B 可拥有着无限壮阔的自然的中国人感觉连头发也会长到三千丈那么长啊。对此不能理解的，是连鼻子下面的胡子长了一点儿就要剪成毛毛虫样子的日本人的心理。感觉不一致是任何道理或者哲学都无法协调的，所以让人无从下手。日本人以利根川为大，中国人以长江为小。这样的两个国民如果因为什么差错成了夫妇的话，那就会不停地吵架吧。
A 诚然中国是大得很。但仅以大而为好的，不就只有机场吗？
B “小”或者“大”并不等同于价值。但是，如果不能如实地接受中国人的大，日本人在我眼里也只能是小的。……听说孙文发表20亿元的铁路计划的时候，有个所谓日本的中国通到处说孙逸仙疯了。连中国的小商人都不觉得孙文的计划有多庞大，日本的豪杰被这就吓得魂飞魄散的话，简直就成不了对手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五大国”之一，日本人中也开始逐渐萌生狂妄自大的“大国意识”。上述B的话不仅是对日本人自以为是的“大国意识”的批判，也指出了中日两国间在相互认识和理解问题上至今都存在的一个难题，即“他者感觉”缺失的问题。从这样反对自我本位的立场出发，长谷川也在文中批判了日本以本国利益至上的对华政策。
B谈到在上海的日本人街看到日本妇人穿着和服招摇过市，才发现原来“日本的文明落后”，用“女人的日本魂”把中国古代的女子服饰改良成了一个“信封”，“没有比这再糟蹋肉体美的服装了”。而日本人体现在衣服上的智慧程度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帝国主义成形的程度也极低”②。B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手段拙劣的嘲讽，也引起了“中国通”A的共鸣。A对曾经为日本的大陆经营打前站的所谓“国士”、“豪杰”即“大陆浪人”们如今遭遇冷眼和唾弃感到愤愤不平，却也理性地认识到其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一直都在教导凡是外国的东西只有抢到手才是日本的国益”。
A 同样是侵略，白人和日本人的方法完全不同。白人带着要在侵略地把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的决心，这也是白人能在世界各地站稳脚跟的原因。与此相反，日本人不把从侵略地攫取的东西带回本国就不罢休。连在满洲的日本人也是如此。经营满洲快二十年了，埋骨于斯的日本人可以说几乎一个都没有，真让人无话可说啊③。
A的话反映了当时日本论坛部分知识分子要求学习西方温情主义的殖民政策，改变赤裸裸的强盗帝国主义政策的主张，并未对追求国家利益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身加以否定。其立论的出发点是如何让日本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非出于对被侵略对象——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理解与同情[6]。而从反对自我本位的视角出发，强调要以“第一印象”去感受中国的长谷川，在汉口亲眼目睹日租界居留民的生活状态后，借B之口尖锐地指出，在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一心只想着如何不输给在华的其它西方列强，“假模假式”（「よそゆき」）这一日本人的陋习暴露无余。
B对汉口日租界的房子盖得与近邻的英法租界的房子一模一样感到吃惊，“不知道的人看见了还会以为日本人的生活和欧美人完全相同呢”。而事实上只是“外观 ”与邻居一样，“进到屋里，照样还是一屁股盘腿坐在把火炉挡住一半的榻榻米坐席上。所谓的‘外观’如果是出于自己的审美感情，适合生活的话，绝不会没有意义。但若是为配合邻居的‘外观’则毫无意义。外观是文艺复兴式的，内容却是六尺兜裆布的话，就无药可救了。如此不自然的伪装，不但经济上有很大影响，在精神上也会成为神经衰弱、思乡病的原因，就像是被迫自己花钱穿上燕尾服的猩猩” ①。
这段对“假模假式”的日本居留民生活状态的辛辣嘲讽，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1911年）一文中对日本“外发”的近代化的批判。而长谷川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国家至上的观念。“对于日本人来说，海外的生活并不是自己的具体的‘生活’，而是‘日本国的发展’这样抽象的理想。所以，只要有某种形式能体现这种理想，自己的‘生活’怎么都无所谓。不管是太阳旗也好、电线杆也好，兵营也好、条约也好，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只要能体现‘日本’的国威，就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他们把这当作是日本臣民的义务”②。
上述长谷川对于在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思想影响下，日本海外居留民生活的功利性和虚伪意识的揭露和批判显然要比“中国通”们的帝国主义改造论更为深刻和彻底。这不仅是长谷川一贯关注“生活事实”，强调“生活”、“社会”（人们的生活组织集团）高于“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反映，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中国所观察到的中国民众生活带给他的冲击和感受。
四、关注民众和民众生活的视角
在游记的开头，B就用了“液体中国”一词来比喻他在长江口刚进入中国海域时所感受到的宏大气势。浑浊的“泥海”在B看来代表了中国能够接纳一切的巨大的文化包容性。“中国就像淀粉不溶于水一样，不溶于海水，只是混合着。这样的国家似乎没有第二个。大部分国家被海啸席卷之后，会立刻溶解，可海水还是干净的。但只有中国，怎么都不溶，把海水弄成了那样的泥田”③。如果把这里所说的“海啸”解释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可以感受到长谷川在踏上中国国土之初，就对中国饱受列强蹂躏的半殖民地状态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比起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压迫，长谷川更为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危机下依然经营着“日常生活”的中国民众顽强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柔韧性。
根据在文中B的解释，所谓的“生活”具体包括住房、道路、卫生、安保、娱乐等等，但“衣食住是第一位的”④。因此，“衣食住”也成为B所叙述的中国印象的主要内容。
A 从油烟蒸腾的、脏兮兮的餐馆密集的狭窄中国街巷经过的时候，你也没觉得脏吗？
B 没觉着干净，但也没特别觉得脏。那也是当然的。因为再脏的东西，只要是与我们的生活感觉有关系，我们就会关注于这种感觉而忘了脏这回事了。农民一点儿也不觉着粪尿脏，是因为他们只觉得那与他们的生活有关，也就是说只关注到做肥料这件事，而把其他的事都忘了。
A 难道那肮脏的中国街要成为你的肥料吗？
B 成不了肥料，但也不一定呢。——也许是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生活的兴趣，而把其他的事忘了。首先，我感到这是一个食物非常丰富的国家。
A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中略——笔者注）
B 听说食物都非常便宜，连乞丐都没有必要饿肚子，真是一个有趣的国家呢。
A 那倒也是。因为你是从一个连一小碗乌冬面都要卖10钱的国家去的，所以觉得羡慕了吧。
B 走进那脏兮兮的小巷，我立刻明白东西便宜的原因了。
A 你要说那不像是人能吃的东西吗？
B 非也。在那脏兮兮的房子里，人们过着单纯的生活，而且大家都在拼命地劳动。人人都是这样的话，食物也就会既丰富又便宜吧。 A 什么呀，没啥大不了的。
B 虽说没啥大不了，可是人人都十分勤奋地工作，并吃得很好，没有比这更完满的事了……我在中国感到羡慕的是，虽然有很多不劳而获的人，但也不缺食物。也就是说劳动者多干了让享乐者饱食的活儿。孟尝君有食客三千，能维持那样的生活，是因为劳动者很勤劳。像中国国民这样，既能供奉享乐阶级又能让自己也吃得不错的国民是当今世界少有的。走进街巷，我对此感到很羡慕①。
中国民众吃苦耐劳的刻苦精神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了长谷川，这也成为他对中国民众和民众生活的主要印象。以下A和B有关南京的对话，也突出反映了长谷川在观察中国时关注民众生活的视点。
A 那儿（南京——笔者注）很有国亡山河在的感觉吧。
B “国亡山河在”这样的话是向来只被教导生活即国家的家伙们的说辞。那些人认为，一旦国家灭亡就只剩下山河了。
A 难道不是只剩下山河了吗？”
B 别胡说了，山上有田，河里还浮着船呢。
A 所以说？
B 所以说，国亡了并不是只剩下了山河，还有人呢。
A 那要如何说才好？
B 说“国亡生活在”才是正确的。……
B 我真的很喜欢中国。无论国家兴亡，生活总是与之无涉地繁盛下去，这真是让人振奋。即便现在的北京政府消亡得无影无踪，中国到处还是“国亡生活在”，会继续繁盛吧②。
“国亡生活在”的发现可以说是长谷川批判思想的高度浓缩和体现，也是他对同时期所谓“中国通”们只关注现实中国贫穷、肮脏、混乱、市侩的一面，而蔑视、贬低中国的肤浅认识的深刻批判。在文中，B认为那些为国家逝去的荣光“慷慨悲歌的人，是与暴君和忠臣一起消亡的人，并不是与山河一起永存的中国人”，批评A“你看到的是与国家一起灭亡的中国人，而不是与中国的山河共存的中国人”③。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长谷川反对当时日本国内所谓“中国通”们主要通过中国的政治家、军人以及知识分子来认识中国的做法，他认为“让中国能维持几千年的，是无名的百姓”④。通过中国底层的民众才能认识真正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才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对于孝陵、北京的城墙、天坛、万寿山等著名的历史遗迹，长谷川借B之口表示，那些是“征服者为了削弱被征服者的生产能力”而营造的“军国文化”，“并无意义”⑤，“今后将从普通人的生活中产生文化，过去几千年来的文化是乾隆帝式生活的遗物”⑥。
在长谷川看来，在军阀混战的时势中，依然带着一种“命运的达观”，顽强地生产生活的中国人，具有“决不是衰亡民族所能有的”，强韧得“可怕的”如“蚯蚓”般的“生活能力”。中国人的“勤劳”不是道德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是其“生活能力的发露”⑦。
通过对中国民众强劲生活能力的切身感受，长谷川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欲征服中国的企图终将以失败告终⑧。《看中国归来后男子的话》连载结束后，长谷川开始在《我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正面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批判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的军国主义政策，而“国亡生活在”的中国认识成为他批判国家至上的日本近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⑨。
但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与对中国民众“生活能力”的高度评价伴随的是，长谷川对中国近代国家形成能力的悲观态度。如前所述，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长谷川原本就对中国建立近代统一国民国家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旅途所目睹的中国民众“与政治无涉”的生活状态，更让他确信，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中“比起政治更重视生活”，否定甚至蔑视“政治”①。而中国地域的广阔和文化的多样性，军阀割据如同“中世纪的军国主义”般的国家政治状况，也使长谷川断言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②。
长谷川的这种看法无疑也是一种“中国社会停滞论”，反映了其以老庄等古典文本为基础认识中国的局限性。此次中国旅行之后，“生活”（“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背离互不交涉的“二元社会”，成为长谷川对中华民国现状的基本认识。在长谷川看来，辛亥革命也与以往的易姓革命一样带来的不过是国民生活的外部构造（政治组织）的变化，“是统治阶级政治生活的革命，对人民的生活组织毫无影响力”③。从产业组织等“下部构造”制约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史观出发，他认为，只有以“劳动阶级”（“生产阶级”）为中心的“社会革命”，即“资本主义化”，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军阀割据的政治状况。由于把中国社会形态的近代化作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手段，长谷川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从“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的角度来评价国民革命的意义。他在主张日本应该放弃侵略政策，与中国进行“近代国家间的接触”的同时，也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并未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复杂局面和课题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虽然曾经高度评价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超越西方近代”的可能性， 但并未克服“历史发展阶段论”的拘囿，他的中国认识“依旧隐匿着作者东方主义的偏见”[8]，依然是一种缺乏“他者感觉”的自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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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