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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词至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开词中豪放一派，其在婉约词的创作上亦挣脱秾艳绮靡，香闺愁怨的束缚，使词在创作题材、风格手法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苏轼的人生遭际而一步步发展与深化的。从杭州到儋州，苏轼的思想随着政治生涯的跌落而逐渐迈向超然。
【关键词】：苏轼;人生际遇;思想流变
词发展至北宋初期，仍秉承“花间”余韵，风格不脱闺情离愁。及至东坡，始创别调，将词提升到了可与诗并肩的高度。在苏轼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风格的变化，题材的扩大前人已多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可以找出共通的一点是苏轼的词作风格与题材是随着其不断的贬谪生涯而变化的，对于苏词中体现的这种整个的感情流变过程，前人尚未有论述。我们试着以表格的方式将苏词各时期的特点呈现出来，再具体从苏词的风格、数量、题材的变化上探究苏轼的词作中所展现出的思想情感的流变过程。
风格阶段 杭州时期
（3年） 密、徐时期
（5年） 黄州时期
（4年） 惠、儋州时期
（6年）
数量 37首 67首 78首 26首
题材 咏物、酬唱、送别 赠别、感怀、思念 咏物、怀古、言志 咏物、怀人、抒怀
基调 愉悦宁静 苦闷低沉 洒脱超然 安稳自适
一、题材的转变
苏轼一生思想的流变首先体现在描写对象的转变上。从酬唱送别到抒怀言志，不同人生阶段的苏轼一步步践行了“以诗为词”的文学主张，也一步步将诗人的情绪纳到了词中。
杭州时期的苏轼词作题材多延续“花间”，主要是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以及抒发送别怀旧之感。在通判杭州的任上，据《苏轼词编年校注》所整编，苏轼共创作了三十七首词，其中送别怀旧之词多达十余首，赠歌姬舞女四首，有明确怀乡之感的只得三首，内容尚且不出咏物、酬唱、送别与思乡。熙宁二年，王安石执政，创行新法，熙宁四年苏轼上议力陈新法之弊，受到排挤，遂自请外调，通判杭州。熙宁四年十月，苏轼赴杭州经楚州，楚太守周密为之设宴，出舞鬟佐饮，苏轼因而作词赠之。“琥珀装腰佩，龙香入领巾。只应飞燕是前身。共看剥葱纤手、舞凝神。”美人佩饰精美，姿态盈盈，可比飞燕，而用词香软，比之“花间”，实相去不远。闲暇之余他寻僧侣，游西湖，观潮，登山。西湖曼妙，水天清明，芙蕖正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清美的西湖景色和着幽渺的古筝之音，泛舟其间，物我相融，待至抬头时而“人不见，数峰青”了。吴世昌先生在论及宋词中的“豪放”与“婉约”时说，“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初始填词的苏轼，自也摆脱不了这种既定的模式。
及至密、徐二州，则多有感怀之作。“旧交新贵音书绝”、“人生到处萍漂泊”、“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经历着官场的第二次打击，继续外放，依然回不到中央，纵使发出“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言壮语，也掩盖不了深藏于心底的孤寂与落寞。密州的词作中少了自然风光的题材，多了对内心的审问与自省。赴密途中蘇轼写到“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对于胸有大志的苏轼而言，“致君尧舜”是最终的目的与理想，而现实却是连朝廷中央都待不得。苏轼在自省中告诉自己，“用舍由时，袖手何妨闲处看。”如果真能如此，便也不会有“寂寞山城人老也”的感叹了。及知徐州，苏轼将目光转向了农村，作为地方官，四月到任，七月黄河泛滥，苏轼带领徐州人民抗洪，保卫徐州城，次年春旱，苏轼除带领百姓抗旱之外，又到城外石潭求雨，时雨幸至，谢雨归来，苏轼以清新明丽的笔调，绘出了农村的秀丽风光，五首《浣溪沙》使农村题材第一次进入了词作。苏轼在农村感受到了别样的情愫，这里有“黄童白叟聚睢盱”的淳朴，“道逢醉叟卧黄昏”的安然，还有“谁家煮茧一村香”的劳作，“牛衣古柳卖黄瓜”的自足。儒家教育里做官最重要的不就是安民吗？安不了天下之民，便安一方之民。徐州深入农村的体验再一次开拓了苏词的范围，也使得苏轼真正能做到与民为亲，从而在这种质朴的农村生活中获得一丝慰藉。
在黄州，词中伤春悲秋的痕迹已很难寻觅，这时的题材主要是怀古和言志。以归隐自乐的陶渊明成了苏轼精神上的慰藉，“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这是苏轼在词中第一次提到陶渊明，也预示着苏轼不再以沉痛的笔端诉诸自己的苦闷，而是以一种闲淡自适的心态对待生活。在仕与隐之间，苏轼企望寻求着平衡。《渔夫》四首可看作苏轼希冀归隐之后的生活状态，“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在历史的沉浮间，若非归于山林，渔钓江渚，谁又能“一笑”而过呢？苏轼将归隐之趣纳入词作，是向往也是寄托。而再次被贬于惠、儋州的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这时期的词作怀人亦抒怀，除却爱妾朝云的去世，仿佛已经没有什么事能令他悲痛，词中体现的人生已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二、咏物角度的转变
苏轼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写了咏物词，杨花和梅花是苏词中的常见意象，我们便以杨花词和梅花词为例。不同时期，苏轼对于物的体会不同，给予的感情自然也不相同。同样是咏物，密州时咏的梅花是“一点微酸已著枝”，是痛饮之后的欢愉，而黄州时的杨花，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那随风万里，漂泊流离的是人还是花？苏轼将物与人，情与景融入一种似是而非的境界，这种境界已非前期单纯的咏物词可比拟。再以梅花词为例：
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 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氈醉不知。花尽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密州时作）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定风波·咏红梅》黄州时作）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梅花》惠州时作）
密州时苏轼抓住的是梅花本身的特质。梅花是报春的使者，篱笆内梅一开便惹来寒雀争相观看，“满”“争”“惊”“踏”，一系列对寒雀娇憨动作的描绘显示出梅花报春的喜闹景象，客坐花下，举酒痛饮，雀惊飞踏散的芳英落到酒杯，杯中盛了寒梅，在唱和对诗之中酒阑花尽，梅既已开，便是春已到来。密州的梅花还是梅花，而黄州时期的红梅成了苏轼自身的人格象征。红梅慵开，且先“好睡”着，无须担心开得太迟，即便偶然着了些桃杏的颜色，被人误认，但尚留有红梅独有的孤高雪霜之姿。苏轼写梅，亦写自己，以梅寄托高洁之志，不同于争春之花，梅自有“梅格”，不会随着物态节气而有所改变。至于作于惠州时期的梅花，则明显有托物怀人之意。苏轼贬谪惠、儋期间，唯有朝云跟随，万里投荒，度岭而来，却最终病卒于此。“玉骨”“仙风”，是梅花，更是朝云。苏轼借咏梅以悼亡，以岭外梅花的玉骨冰姿，洗妆素面比喻朝云美丽的样貌与品格。惠州时期的苏轼不是单纯的咏物，也不是托物来言志，而是借物来吟咏他人，祭奠他人，这样思想的厚度自又深了一层。
从表象的咏物到赋予所咏之物深层的含义与情感，苏轼咏物角度的转变，实际也是思想情感的流变。
三、词牌运用上的转变
《江城子》本为单调，三十五字，至苏轼，则变为双调，依原曲重增一片。杭州时期作的《江城子》感情依旧是柔婉细腻，不脱五代风格，而作于密州期间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却以悼亡入词，上片是现实的思念与愁闷，下片是梦境的清冷与凄凉，十年之后再写亡妻，感情更为沉痛，“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妻子永远留在了芳华正茂的年纪，而自己接连遭受政治上的坎坷已经身心憔悴，遥想当年“小轩窗，正梳妆”的美好，如今的自己只得独自面对着“明月夜”，无语断肠。密州时期的苏轼第一次填了《满江红》，九十三字，龙榆生先生在《唐宋词格律》中说，《满江红》“声情激越，宜抒豪壮情感与恢张襟抱。”[1]南宋岳飞的《满江红》确是体现了慷慨豪壮之情，以至于提起《满江红》必先想到“怒发冲冠”，然而苏轼的这首却不然：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恐异时、杯酒忽相思，云山隔。 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欲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
苏轼不单能以抒情词牌抒豪壮之语，亦能以豪壮词牌抒惜别之意。上片以天气发端，天有情，故以雪留客，然而有情的岂是苍天，分明是自己不忍别离，因为一别便是分处两地，云山相隔。下片抒发自身感慨，世事难料，人生短暂，不如尽兴一醉，毕竟欢乐难觅，欲再诉离恨，泪珠却已先凝。愁绪笼罩，基调低沉，惜别伤感之意溢于言表。而这种离恨伤感之情恰也正体现了苏轼知密州时的苦闷心境。
词牌的创用是苏词的一大特点，也是苏轼寄托情感的一种创式。
四、词作基调的转变
最能体现苏轼情感思想的流变便是不同时期词作中风格基调的转变。从杭州时期的宁静愉悦到密、徐的苦闷挣扎再到黄州时期的超然自适，苏轼的思想随着贬谪生涯的继续与打击的加重而逐渐改变并趋于超然。
（一）杭州时期的苏轼心态是宁静的，感情的基调仍是积极的
苏轼是怀着强烈的政治抱负进入仕途的。《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幼年受母程氏教导，程氏读《范滂传》，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的回答很具风范，“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家教如斯，儒家匡扶天下的思想在苏轼脑中是根深蒂固的。而杭州的娇娆灵秀也给了苏轼绝好的创作体验。
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斜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浪淘沙·探春》）
熙宁四年底苏轼赴杭州，旋即迎来了平生在杭州的第一个早春。他按捺不住对江南春天的向往，迫不及待地“出东城”，去“探春情”。墙头红杏色暗，有如倾斜而下，雪霁天晴，有美人经过而浮動香尘。上下两阕连用“倾”“吐”“回”“敛”“霁”五个动词，写出了江南早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而这一切的生机都该感谢“东君”的“不辞辛”，感谢上天不着言语的恩惠。至结尾处，由实写转虚，想象春风吹绽梅英，怒放于大地。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自求外任，杭州是外任的一个理想地，当春回大地之时，梅英尽绽，显示出苏轼对生活仍然充满了信心，仍然期待有朝一日“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作为地方官，他积极为民办实事，浚修水井，抗击旱蝗，仍旧执着于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
在通判杭州所作的三十七首词中，送别怀旧之词多达十余首。到杭州，毕竟是政治失意的结果，送别思归，抒发个人感情在此时期的词作中是极为明显的，尚没有脱离一般的情调。“飞絮送行舟，水东流。”（《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别来相忆，知是何人？”（《行香子·丹阳寄述古》），“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字里行间透着凄迷与忧郁。只是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送别和漂泊将伴随着他一生，而他的心境将会在一次次的政治打击中趋于超然。在这些送别词中，有九首都是赠与陈述古的。苏轼通判杭州期间，陈述古任杭州太守，两人交情深笃，又为同僚，彼此相惜，如果说杭州的山水给予了苏轼极大的审美愉悦，那么杭州的人情味也给予了苏轼极大的精神慰藉，美景与人情的结合让苏轼暂时忘却了中央的党争而充分享受到杭州的秀美之中。
（二）密、徐二州的苏轼没有了在杭州的安逸，词作的基调呈现出苦闷与低沉熙宁七年，杭州任满，苏轼徙知密州，十年，改知徐州，继续远离中央任地方官。如果说政治的失意在杭州还可以以山水慰藉，那么在密、徐二州，苏轼或许只能够靠自己来逃离苦闷的现实了。 熙宁七年，新法的弊端已渐渐显露，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中央的党争愈演愈烈，苏轼只得避祸于地方，北上密州。从启程赴任到离开密州，苏轼作词大约三十七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作于此时，不过词中似此旷达之语不过二三，而直接写愁、身世漂泊之感的词却有十余首之多。两年的徐州生活苏轼作词三十首，内容多为赠别、送别、恨别、留别。别离成了苏轼徐州词作中出现的最频繁的字眼。“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此生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漂泊离别之情是此时的主调。同样是春天，杭州的早春让苏轼激动地“出东城”，而密州的早春却显得那样的力不从心。《一丛花·初春病起》：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 朝来初日半含山，楼阁淡疏烟。游人便作寻芳计，小桃杏、应已争先。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
比起杭州的兴致勃勃，此时的苏轼透露出一种衰病疏慵的情状。词上片写立春日早，冰雪并未融化，春意微微显露在“柳际花边”。下片写及自己，想象春光明媚时，游人踏春赏桃杏，而自己却病后初愈，鲜有兴致，无心于春光，唯愿日高而卧。纵是桃杏争春的烂漫时节，苏轼流露出的也仅是一丝病后逢春的欣慰之感。久病初愈的人自然意兴阑珊，是病使然，亦是政坛的打击使然。曾经得到欧阳修盛赞，备受英宗、神宗赏识的苏轼，如今却受排挤远远地离开了中枢，“他年京国酒。泫泪攀枯柳。莫唱短因缘。长安远似天。”期望在中央有所作为，结果却是越调越远，其中的苦闷自然也只有苏轼自己才能体会，而当日的旧交如今已成新贵，却是音书断绝，所以苏轼不得不发出“人生到处萍漂泊”的感叹。此时的苏轼是矛盾的，既然做官如此艰辛，何不抽身离去？但儒家思想又使苏轼依然积极为百姓办着实事，蝗灾发生，他斋戒吃素，为民祈福;连年饥馑，百姓无力抚养幼儿，他就设法召人收养，由官府补助量米六斗，以此救活了几千人。纵使遭际苦闷，苏轼依然挣扎着尽着地方官员的职责。
（三）黄州时期的苏轼变得平和，以一种洒脱超然的状态迎接人生的磨难
苏轼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诗文竟如此值得人大费周折地去收集。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太守，一封《湖州谢上表》揭开了李定、舒亶等人浩浩荡荡弹劾苏轼的序幕。诽谤新法、讽刺朝廷，众多罪名从苏轼的诗文中收集而来，下狱乌台，流放黄州。苏轼戴着枷锁，走向了黄州。
刚从鬼门关逃回的苏轼是困顿的，孤寂的，无助的。以团练副使安置，不得签署公文，此时的苏轼实际上是一个罪官、囚犯，人生的绝境莫过于此，而黄州却成为苏轼创作的高峰期，四年的时间共有七十八首词可编年校订，其中多为旷达之语，即便是婉约风格的词作，也多少带有一些疏旷之情，词成了苏轼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纵使是因言遭事，苏轼仍旧是苏轼，仍旧不能停止用笔，用文采来反抗。初到黄州，苏轼写下了《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缺月在稀疏的梧桐树间悬挂，更声已过，幽人独独往了又来，缥缈间孤鸿惊飞，拣尽了寒枝却终究不肯栖息。那“拣盡寒枝不肯栖”的岂止是孤鸿，分明是苏轼自己的写照。纵然受尽政坛无耻的践踏，依旧要孤高傲岸地挺立。黄州的苏轼在一点点改变，初出囹圄的他明白富贵无常，人生如梦，“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生死边缘徘徊过的苏轼深刻地明白了人生的无常，在七夕祝愿之中，平淡而真切地道出“愿人无别离。”“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没有呼天抢地的呐喊，娓娓道出的是对自我心态的总结与心底最深的期许。儒家匡扶天下的思想在一次次的打击中渐退居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道释对现实的化解与超然。此时苏轼从“现实人生走向了艺术人生。[2]”黄州的苏轼最终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深厚的儒家修养使他并未堕入消极的状态，早期接触到的佛道思想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筑雪堂，号东坡，在黄州宛如老农般开始了恬淡自足的生活。这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收到摧残之后的自我救赎，是一种内省式的升华。黄州时期的苏轼也写了五首农村题材的《浣溪沙》，只是基调更多的是平和，是戏谑，是宽阔。“清香细细嚼梅须”是对饮酒赏梅的自适;“醉中还许揽桓须”是对徐守真诚的感谢;“但令人饱我愁无”是对苍生的关怀。苏轼在黄州的词作显然没有了密、徐州的凄清孤冷，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感慨，对生活的满足。在黄州，苏轼完成了精神上的升华从而走向了内心的超然与安稳。
（四）再贬谪惠、儋州，苏词中透出的是一种安稳自适的风格魅力
元丰七年，苏轼终于在黄州等来了曙光。神宗手札移汝，八年，哲宗立，英宗皇后摄政，苏轼得到重用，八个月间由七品官升至三品翰林知制诰，仕途达到顶峰。但在朝的苏轼并非一帆风顺，此后约十年间，风云变幻，年已六十的苏轼被一贬再贬，知英州，惠州安置，渡海至儋州，越贬越远，越贬越偏，苏轼人生的最后几年便在不断地贬谪与漂泊之中度过。临终前，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自嘲，也是一种放下，一种洒脱。“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第一次在杭州写下离别之语的苏轼肯定没有想到此后的种种漂泊，现在想来，杭州似乎已经是幸运的了，不过，这一切的遭际又似乎都不甚重要了。“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是矛盾与痛苦，也是一种自慰与宽解。从绍圣元年改知英州至靖国元年，可编年的词共有二十七首，这二十七首左右的词反应了苏轼最后的人生态度。人到暮年，除却侍妾朝云的离世，一切政治上的失意与打击都已不甚重要，这时期的苏轼不会再发出“长安远似天”的感慨，在惠、儋州的苏轼以一种自适的心态接纳着政治的倾轧，就像一汪净水，潺潺的流淌，不会再翻腾出大浪。
苏轼的人格和词作都在不断新变的过程中趋于完善，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健全的人格让他以独特的方式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苏轼身上完成了统一，“因为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3]做官时的勤于政务，贬官在野时的自然安乐，人生思想态度的改变使苏轼成为了文学史上的超一流人物，也使苏词在历代的词作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注释：
[1]龙榆生：《唐宋诗词格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6页
[2]戚荣金：《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嬗变探析》，《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王水照：《苏轼传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9页
参考文献：
[1]刘石评注.《苏轼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王水照.《苏轼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3]龙榆生.《唐宋词格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5]戚荣金：《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嬗变探析》[J].《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6]喻世华：《苦闷与超然——论苏轼在密州的处境、心态与选择》[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8月第27卷第8期.
[7]付婧：《试论<江城子>词调的演变》[J].《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8月第10卷第4期
【关键词】：苏轼;人生际遇;思想流变
词发展至北宋初期，仍秉承“花间”余韵，风格不脱闺情离愁。及至东坡，始创别调，将词提升到了可与诗并肩的高度。在苏轼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风格的变化，题材的扩大前人已多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可以找出共通的一点是苏轼的词作风格与题材是随着其不断的贬谪生涯而变化的，对于苏词中体现的这种整个的感情流变过程，前人尚未有论述。我们试着以表格的方式将苏词各时期的特点呈现出来，再具体从苏词的风格、数量、题材的变化上探究苏轼的词作中所展现出的思想情感的流变过程。
风格阶段 杭州时期
（3年） 密、徐时期
（5年） 黄州时期
（4年） 惠、儋州时期
（6年）
数量 37首 67首 78首 26首
题材 咏物、酬唱、送别 赠别、感怀、思念 咏物、怀古、言志 咏物、怀人、抒怀
基调 愉悦宁静 苦闷低沉 洒脱超然 安稳自适
一、题材的转变
苏轼一生思想的流变首先体现在描写对象的转变上。从酬唱送别到抒怀言志，不同人生阶段的苏轼一步步践行了“以诗为词”的文学主张，也一步步将诗人的情绪纳到了词中。
杭州时期的苏轼词作题材多延续“花间”，主要是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以及抒发送别怀旧之感。在通判杭州的任上，据《苏轼词编年校注》所整编，苏轼共创作了三十七首词，其中送别怀旧之词多达十余首，赠歌姬舞女四首，有明确怀乡之感的只得三首，内容尚且不出咏物、酬唱、送别与思乡。熙宁二年，王安石执政，创行新法，熙宁四年苏轼上议力陈新法之弊，受到排挤，遂自请外调，通判杭州。熙宁四年十月，苏轼赴杭州经楚州，楚太守周密为之设宴，出舞鬟佐饮，苏轼因而作词赠之。“琥珀装腰佩，龙香入领巾。只应飞燕是前身。共看剥葱纤手、舞凝神。”美人佩饰精美，姿态盈盈，可比飞燕，而用词香软，比之“花间”，实相去不远。闲暇之余他寻僧侣，游西湖，观潮，登山。西湖曼妙，水天清明，芙蕖正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清美的西湖景色和着幽渺的古筝之音，泛舟其间，物我相融，待至抬头时而“人不见，数峰青”了。吴世昌先生在论及宋词中的“豪放”与“婉约”时说，“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初始填词的苏轼，自也摆脱不了这种既定的模式。
及至密、徐二州，则多有感怀之作。“旧交新贵音书绝”、“人生到处萍漂泊”、“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经历着官场的第二次打击，继续外放，依然回不到中央，纵使发出“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言壮语，也掩盖不了深藏于心底的孤寂与落寞。密州的词作中少了自然风光的题材，多了对内心的审问与自省。赴密途中蘇轼写到“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对于胸有大志的苏轼而言，“致君尧舜”是最终的目的与理想，而现实却是连朝廷中央都待不得。苏轼在自省中告诉自己，“用舍由时，袖手何妨闲处看。”如果真能如此，便也不会有“寂寞山城人老也”的感叹了。及知徐州，苏轼将目光转向了农村，作为地方官，四月到任，七月黄河泛滥，苏轼带领徐州人民抗洪，保卫徐州城，次年春旱，苏轼除带领百姓抗旱之外，又到城外石潭求雨，时雨幸至，谢雨归来，苏轼以清新明丽的笔调，绘出了农村的秀丽风光，五首《浣溪沙》使农村题材第一次进入了词作。苏轼在农村感受到了别样的情愫，这里有“黄童白叟聚睢盱”的淳朴，“道逢醉叟卧黄昏”的安然，还有“谁家煮茧一村香”的劳作，“牛衣古柳卖黄瓜”的自足。儒家教育里做官最重要的不就是安民吗？安不了天下之民，便安一方之民。徐州深入农村的体验再一次开拓了苏词的范围，也使得苏轼真正能做到与民为亲，从而在这种质朴的农村生活中获得一丝慰藉。
在黄州，词中伤春悲秋的痕迹已很难寻觅，这时的题材主要是怀古和言志。以归隐自乐的陶渊明成了苏轼精神上的慰藉，“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这是苏轼在词中第一次提到陶渊明，也预示着苏轼不再以沉痛的笔端诉诸自己的苦闷，而是以一种闲淡自适的心态对待生活。在仕与隐之间，苏轼企望寻求着平衡。《渔夫》四首可看作苏轼希冀归隐之后的生活状态，“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在历史的沉浮间，若非归于山林，渔钓江渚，谁又能“一笑”而过呢？苏轼将归隐之趣纳入词作，是向往也是寄托。而再次被贬于惠、儋州的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这时期的词作怀人亦抒怀，除却爱妾朝云的去世，仿佛已经没有什么事能令他悲痛，词中体现的人生已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二、咏物角度的转变
苏轼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写了咏物词，杨花和梅花是苏词中的常见意象，我们便以杨花词和梅花词为例。不同时期，苏轼对于物的体会不同，给予的感情自然也不相同。同样是咏物，密州时咏的梅花是“一点微酸已著枝”，是痛饮之后的欢愉，而黄州时的杨花，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那随风万里，漂泊流离的是人还是花？苏轼将物与人，情与景融入一种似是而非的境界，这种境界已非前期单纯的咏物词可比拟。再以梅花词为例：
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 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氈醉不知。花尽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密州时作）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定风波·咏红梅》黄州时作）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梅花》惠州时作）
密州时苏轼抓住的是梅花本身的特质。梅花是报春的使者，篱笆内梅一开便惹来寒雀争相观看，“满”“争”“惊”“踏”，一系列对寒雀娇憨动作的描绘显示出梅花报春的喜闹景象，客坐花下，举酒痛饮，雀惊飞踏散的芳英落到酒杯，杯中盛了寒梅，在唱和对诗之中酒阑花尽，梅既已开，便是春已到来。密州的梅花还是梅花，而黄州时期的红梅成了苏轼自身的人格象征。红梅慵开，且先“好睡”着，无须担心开得太迟，即便偶然着了些桃杏的颜色，被人误认，但尚留有红梅独有的孤高雪霜之姿。苏轼写梅，亦写自己，以梅寄托高洁之志，不同于争春之花，梅自有“梅格”，不会随着物态节气而有所改变。至于作于惠州时期的梅花，则明显有托物怀人之意。苏轼贬谪惠、儋期间，唯有朝云跟随，万里投荒，度岭而来，却最终病卒于此。“玉骨”“仙风”，是梅花，更是朝云。苏轼借咏梅以悼亡，以岭外梅花的玉骨冰姿，洗妆素面比喻朝云美丽的样貌与品格。惠州时期的苏轼不是单纯的咏物，也不是托物来言志，而是借物来吟咏他人，祭奠他人，这样思想的厚度自又深了一层。
从表象的咏物到赋予所咏之物深层的含义与情感，苏轼咏物角度的转变，实际也是思想情感的流变。
三、词牌运用上的转变
《江城子》本为单调，三十五字，至苏轼，则变为双调，依原曲重增一片。杭州时期作的《江城子》感情依旧是柔婉细腻，不脱五代风格，而作于密州期间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却以悼亡入词，上片是现实的思念与愁闷，下片是梦境的清冷与凄凉，十年之后再写亡妻，感情更为沉痛，“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妻子永远留在了芳华正茂的年纪，而自己接连遭受政治上的坎坷已经身心憔悴，遥想当年“小轩窗，正梳妆”的美好，如今的自己只得独自面对着“明月夜”，无语断肠。密州时期的苏轼第一次填了《满江红》，九十三字，龙榆生先生在《唐宋词格律》中说，《满江红》“声情激越，宜抒豪壮情感与恢张襟抱。”[1]南宋岳飞的《满江红》确是体现了慷慨豪壮之情，以至于提起《满江红》必先想到“怒发冲冠”，然而苏轼的这首却不然：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恐异时、杯酒忽相思，云山隔。 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欲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
苏轼不单能以抒情词牌抒豪壮之语，亦能以豪壮词牌抒惜别之意。上片以天气发端，天有情，故以雪留客，然而有情的岂是苍天，分明是自己不忍别离，因为一别便是分处两地，云山相隔。下片抒发自身感慨，世事难料，人生短暂，不如尽兴一醉，毕竟欢乐难觅，欲再诉离恨，泪珠却已先凝。愁绪笼罩，基调低沉，惜别伤感之意溢于言表。而这种离恨伤感之情恰也正体现了苏轼知密州时的苦闷心境。
词牌的创用是苏词的一大特点，也是苏轼寄托情感的一种创式。
四、词作基调的转变
最能体现苏轼情感思想的流变便是不同时期词作中风格基调的转变。从杭州时期的宁静愉悦到密、徐的苦闷挣扎再到黄州时期的超然自适，苏轼的思想随着贬谪生涯的继续与打击的加重而逐渐改变并趋于超然。
（一）杭州时期的苏轼心态是宁静的，感情的基调仍是积极的
苏轼是怀着强烈的政治抱负进入仕途的。《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幼年受母程氏教导，程氏读《范滂传》，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的回答很具风范，“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家教如斯，儒家匡扶天下的思想在苏轼脑中是根深蒂固的。而杭州的娇娆灵秀也给了苏轼绝好的创作体验。
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斜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浪淘沙·探春》）
熙宁四年底苏轼赴杭州，旋即迎来了平生在杭州的第一个早春。他按捺不住对江南春天的向往，迫不及待地“出东城”，去“探春情”。墙头红杏色暗，有如倾斜而下，雪霁天晴，有美人经过而浮動香尘。上下两阕连用“倾”“吐”“回”“敛”“霁”五个动词，写出了江南早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而这一切的生机都该感谢“东君”的“不辞辛”，感谢上天不着言语的恩惠。至结尾处，由实写转虚，想象春风吹绽梅英，怒放于大地。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自求外任，杭州是外任的一个理想地，当春回大地之时，梅英尽绽，显示出苏轼对生活仍然充满了信心，仍然期待有朝一日“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作为地方官，他积极为民办实事，浚修水井，抗击旱蝗，仍旧执着于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
在通判杭州所作的三十七首词中，送别怀旧之词多达十余首。到杭州，毕竟是政治失意的结果，送别思归，抒发个人感情在此时期的词作中是极为明显的，尚没有脱离一般的情调。“飞絮送行舟，水东流。”（《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别来相忆，知是何人？”（《行香子·丹阳寄述古》），“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字里行间透着凄迷与忧郁。只是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送别和漂泊将伴随着他一生，而他的心境将会在一次次的政治打击中趋于超然。在这些送别词中，有九首都是赠与陈述古的。苏轼通判杭州期间，陈述古任杭州太守，两人交情深笃，又为同僚，彼此相惜，如果说杭州的山水给予了苏轼极大的审美愉悦，那么杭州的人情味也给予了苏轼极大的精神慰藉，美景与人情的结合让苏轼暂时忘却了中央的党争而充分享受到杭州的秀美之中。
（二）密、徐二州的苏轼没有了在杭州的安逸，词作的基调呈现出苦闷与低沉熙宁七年，杭州任满，苏轼徙知密州，十年，改知徐州，继续远离中央任地方官。如果说政治的失意在杭州还可以以山水慰藉，那么在密、徐二州，苏轼或许只能够靠自己来逃离苦闷的现实了。 熙宁七年，新法的弊端已渐渐显露，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中央的党争愈演愈烈，苏轼只得避祸于地方，北上密州。从启程赴任到离开密州，苏轼作词大约三十七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作于此时，不过词中似此旷达之语不过二三，而直接写愁、身世漂泊之感的词却有十余首之多。两年的徐州生活苏轼作词三十首，内容多为赠别、送别、恨别、留别。别离成了苏轼徐州词作中出现的最频繁的字眼。“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此生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漂泊离别之情是此时的主调。同样是春天，杭州的早春让苏轼激动地“出东城”，而密州的早春却显得那样的力不从心。《一丛花·初春病起》：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 朝来初日半含山，楼阁淡疏烟。游人便作寻芳计，小桃杏、应已争先。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
比起杭州的兴致勃勃，此时的苏轼透露出一种衰病疏慵的情状。词上片写立春日早，冰雪并未融化，春意微微显露在“柳际花边”。下片写及自己，想象春光明媚时，游人踏春赏桃杏，而自己却病后初愈，鲜有兴致，无心于春光，唯愿日高而卧。纵是桃杏争春的烂漫时节，苏轼流露出的也仅是一丝病后逢春的欣慰之感。久病初愈的人自然意兴阑珊，是病使然，亦是政坛的打击使然。曾经得到欧阳修盛赞，备受英宗、神宗赏识的苏轼，如今却受排挤远远地离开了中枢，“他年京国酒。泫泪攀枯柳。莫唱短因缘。长安远似天。”期望在中央有所作为，结果却是越调越远，其中的苦闷自然也只有苏轼自己才能体会，而当日的旧交如今已成新贵，却是音书断绝，所以苏轼不得不发出“人生到处萍漂泊”的感叹。此时的苏轼是矛盾的，既然做官如此艰辛，何不抽身离去？但儒家思想又使苏轼依然积极为百姓办着实事，蝗灾发生，他斋戒吃素，为民祈福;连年饥馑，百姓无力抚养幼儿，他就设法召人收养，由官府补助量米六斗，以此救活了几千人。纵使遭际苦闷，苏轼依然挣扎着尽着地方官员的职责。
（三）黄州时期的苏轼变得平和，以一种洒脱超然的状态迎接人生的磨难
苏轼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诗文竟如此值得人大费周折地去收集。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太守，一封《湖州谢上表》揭开了李定、舒亶等人浩浩荡荡弹劾苏轼的序幕。诽谤新法、讽刺朝廷，众多罪名从苏轼的诗文中收集而来，下狱乌台，流放黄州。苏轼戴着枷锁，走向了黄州。
刚从鬼门关逃回的苏轼是困顿的，孤寂的，无助的。以团练副使安置，不得签署公文，此时的苏轼实际上是一个罪官、囚犯，人生的绝境莫过于此，而黄州却成为苏轼创作的高峰期，四年的时间共有七十八首词可编年校订，其中多为旷达之语，即便是婉约风格的词作，也多少带有一些疏旷之情，词成了苏轼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纵使是因言遭事，苏轼仍旧是苏轼，仍旧不能停止用笔，用文采来反抗。初到黄州，苏轼写下了《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缺月在稀疏的梧桐树间悬挂，更声已过，幽人独独往了又来，缥缈间孤鸿惊飞，拣尽了寒枝却终究不肯栖息。那“拣盡寒枝不肯栖”的岂止是孤鸿，分明是苏轼自己的写照。纵然受尽政坛无耻的践踏，依旧要孤高傲岸地挺立。黄州的苏轼在一点点改变，初出囹圄的他明白富贵无常，人生如梦，“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生死边缘徘徊过的苏轼深刻地明白了人生的无常，在七夕祝愿之中，平淡而真切地道出“愿人无别离。”“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没有呼天抢地的呐喊，娓娓道出的是对自我心态的总结与心底最深的期许。儒家匡扶天下的思想在一次次的打击中渐退居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道释对现实的化解与超然。此时苏轼从“现实人生走向了艺术人生。[2]”黄州的苏轼最终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深厚的儒家修养使他并未堕入消极的状态，早期接触到的佛道思想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筑雪堂，号东坡，在黄州宛如老农般开始了恬淡自足的生活。这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收到摧残之后的自我救赎，是一种内省式的升华。黄州时期的苏轼也写了五首农村题材的《浣溪沙》，只是基调更多的是平和，是戏谑，是宽阔。“清香细细嚼梅须”是对饮酒赏梅的自适;“醉中还许揽桓须”是对徐守真诚的感谢;“但令人饱我愁无”是对苍生的关怀。苏轼在黄州的词作显然没有了密、徐州的凄清孤冷，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感慨，对生活的满足。在黄州，苏轼完成了精神上的升华从而走向了内心的超然与安稳。
（四）再贬谪惠、儋州，苏词中透出的是一种安稳自适的风格魅力
元丰七年，苏轼终于在黄州等来了曙光。神宗手札移汝，八年，哲宗立，英宗皇后摄政，苏轼得到重用，八个月间由七品官升至三品翰林知制诰，仕途达到顶峰。但在朝的苏轼并非一帆风顺，此后约十年间，风云变幻，年已六十的苏轼被一贬再贬，知英州，惠州安置，渡海至儋州，越贬越远，越贬越偏，苏轼人生的最后几年便在不断地贬谪与漂泊之中度过。临终前，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自嘲，也是一种放下，一种洒脱。“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第一次在杭州写下离别之语的苏轼肯定没有想到此后的种种漂泊，现在想来，杭州似乎已经是幸运的了，不过，这一切的遭际又似乎都不甚重要了。“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是矛盾与痛苦，也是一种自慰与宽解。从绍圣元年改知英州至靖国元年，可编年的词共有二十七首，这二十七首左右的词反应了苏轼最后的人生态度。人到暮年，除却侍妾朝云的离世，一切政治上的失意与打击都已不甚重要，这时期的苏轼不会再发出“长安远似天”的感慨，在惠、儋州的苏轼以一种自适的心态接纳着政治的倾轧，就像一汪净水，潺潺的流淌，不会再翻腾出大浪。
苏轼的人格和词作都在不断新变的过程中趋于完善，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健全的人格让他以独特的方式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苏轼身上完成了统一，“因为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3]做官时的勤于政务，贬官在野时的自然安乐，人生思想态度的改变使苏轼成为了文学史上的超一流人物，也使苏词在历代的词作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注释：
[1]龙榆生：《唐宋诗词格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6页
[2]戚荣金：《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嬗变探析》，《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王水照：《苏轼传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9页
参考文献：
[1]刘石评注.《苏轼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王水照.《苏轼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3]龙榆生.《唐宋词格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5]戚荣金：《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嬗变探析》[J].《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6]喻世华：《苦闷与超然——论苏轼在密州的处境、心态与选择》[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8月第27卷第8期.
[7]付婧：《试论<江城子>词调的演变》[J].《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8月第10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