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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自1914年开始，在中国尚未开发的基本化工领域，相继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民族化学工业的发展立下朽功绩。“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是毛泽东主席对他的评价。
1911年，范旭东抛弃了已在日本获得的大学助教的职位，铭耻奋志回到了阔别12年的祖国。回国后，他目睹中国盐业生产的落后，不仅盐质低劣，有害国人健康，更有碍中国化工产业的发展，于是决定利用自己所学，改良国内的盐质，“使人民有干净的盐吃，有便宜的盐吃。”
从破旧小屋到第一大精盐公司
1913年，范旭东只身来到盛产长芦盐的塘沽。他发现，荒碱地上一个个绵延不断的雪白晶亮的盐坨，构成一派天赋盐都的景象。这里不仅盐资源丰富，而且海陆交通非常便利，相距不远即是开滦煤矿。若建设以盐为主要原料的化工基地，条件最佳。为了掌握科学的第一手资料，范旭东向当地渔民租得一间破旧小屋，独自一人开始了炼制精盐的实验。环境的恶劣丝毫没有动摇他试制精盐的决心，白天他在小桌上作实验，晚上则以桌为床、和衣而卧。经过无数次的精心实验，范旭东终于试制出了含氯化钠(NaCl)在90%以上的精盐，攻克了技术难关。范旭东当即决定，以塘沽为发轫地筹建精盐公司。这个计划得到盐务署顾问景学钤的支持，并联合另外几人共同发起久大精盐公司。
1914年，范旭东召开筹备会，准备募5万元筹建资金。为了尽可能多募一点儿资金，范旭东不顾别人的讥讽，不厌其烦地去向那些曾答应出资的人们催促股款。有资料记载，范旭东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常常站在人家的门房等许久，结果还是下次再去。”因此，原定五万元的股本，至公司成立之初仅募得3000余元。尽管如此，1915年4月18日，久大精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如期召开，会议推举景学钤为董事长，范旭东为总经理。从此，范旭东开始了他为中国现代化学工业奠基的历程。
1915年6月，久大精盐工厂破土动工，当年10月底，建筑、安装工程全部竣工，12月初正式投产，以平锅熬制精盐的方法，掀开了我国盐业技术史上的新篇章。然而由于中国盐政承袭清代旧制，食盐的销售权仍由少数盐商把持，久大精盐只被允许在天津东马路设店行销。不仅运销受到抵制，旧盐商甚至禁止灶户向久大供应粗盐，以断绝久大的原料来源。对此，范旭东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设法将帝制派人物杨度吸收为股东。经杨度疏通，果然获取袁世凯特批5个口岸的销售地，接着又在财政总长梁启超的支持下，将销售扩大到长江流域。最终使久大精盐市场扩大到湘、鄂、皖、赣。久大事业从此蒸蒸日上，1916年到1918年，久大精盐厂由两厂发展为六厂。后经过10年奋斗，自办盐滩多处，工厂分设塘沽各地，分销店遍布南北各省。生产规模由最初年产1500吨发展到6.25万吨，资本由创办时的5万元增至250万元。成为中国第一家最大的精盐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得以收回德国和日本在中国山东掠夺的各项权利，其中包括日本在青岛的永裕盐场和制盐设备。当时永裕盐场共有工厂19所，盐田6万亩，但中国必须支付300万银元的“赎金”。可是由于国库空虚，无力支付，日本人也就继续把持着盐场不放。范旭东抓住了这个机会，团结当地的盐商，共同筹集资金，全部收回了日本在青岛的盐场，并且要求日本每年购回青岛精盐150万担至350万担。这样，范旭东等人不仅为国家收回了主权，而且为自己打开了国际市场。
从1924年到1935年，久大公司更加兴旺发达，产品除在国内南北畅销不衰，而且源源不断地运往南洋、朝鲜、日本等国外市场。1936年，范旭东又在江苏大浦创办久大大浦分厂，同年，久大精盐公司改组为久大盐业公司。
奋发图强打破洋人技术封锁
碱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碱市场却一直被英国卜内门公司所垄断。山东曾经有一位姓葛的有识之士，创办了鲁丰碱厂，要与洋碱争个高低，可是由于斗不过洋碱，很快就倒闭了。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经理李德立曾公然扬言：“卜内门在中国有如铜墙铁壁，不怕任何人进攻！”范旭东不信这个邪，他一直认为，中国如果不发展制碱工业，就无法发展化学工业。
在欧洲考察盐政时，范旭东萌发了用盐制碱的想法， 20世纪初，卜内门洋碱已经在中国市场形成垄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交通梗阻，中国许多以洋碱为原料的民用工业受到影响。碱价爆涨，有行无市。范旭东身居塘沽，守着遍地可以制碱的盐坨，他感到创办制碱工业一刻也不能等了。
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创立。1920年5月，永利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周作民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9月得到农商部特许工业用盐免税30年，规定塘沽周围百里以内，他人不得再建碱厂。
因为是建设国内第一家大型碱厂，无论是厂房建筑，还是设备安装，都无经验可借鉴。按照范旭东主张，国内不能自制的如锅炉、发电机、压缩机、真空泵等设备，均托李国钦在美国代购。凡是可在国内自制的机器一律交上海开办的大效铁工厂制作，但该厂规模小、设备简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所有铸件。化工生产管道复杂，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在范旭东的领导下，永利碱厂于1926午6月29日再次投产，这一天，永利生产出了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的洁白纯碱，打破了洋人对制碱技术的封锁。两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中国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震动了整个世界化工业，被西方人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之象征。”
范旭东曾把酸和碱比做化工业的两翼。1930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计划在国内自办硫酸亚厂，英、德商人闻讯要求合办，意图垄断。范旭东认为：“与其受洋人挟制，还不如干脆自己干！”他向孔祥熙、宋子文申述主张，接过了这一艰巨的项目。
经过永利同仁30个月的昼夜奋战，1936年，一座远东一流的大型硫酸亚厂在南京长江下游的卸甲甸如期竣工，计划年产硫酸亚5万吨，日产硫酸200吨，硝酸20吨。1937年2月，南京硫酸铵厂正式投产。该厂的建成，不仅“为中国的农业第一次制成了化学肥料，同时也为祖国的工业制造了大量的硫酸和硝酸。”范旭东自豪地宣布：“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只翅膀又长出来了，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矣。”
战火中建起化工中心
“如果毁坏了永利厂,就等于毁了半个南京城。”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下的保全命令。永利南京硫酸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然而，“七七”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已经蔓延到上海，工厂的存亡迫在眉睫。范旭东痛下决心，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设备拆下投入长江，并布置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向内地转移。
损失巨大的搬迁，严重匮乏的资金，交通辗转难行，人员拉家带口，这诸多困境没有让范旭东屈服。他决定首先打破“逃难”的心理，利用这个时机，为中国在内地再造一个化工中心。
1937年末，范旭东派人去湖南和四川两地勘察厂址。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当时四川产盐，制碱工业选址四川；湖南化工原料比较丰富，决定在此新设硫酸厂。但日军继续推进，国土连续沦陷，战事告急之下，湖南建厂无望，范旭东将硫酸厂也设在四川“新塘沽”——岷江畔五通河的老龙坝，积极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
但此时的永利面临着更大的难题。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的是用廉价海盐作为原料的苏尔维制碱法，而在四川只能使用昂贵的井盐，只有研究出符合井盐的制碱法才能生存下去。
为了有效地利用井盐制碱，范旭东于1938年携侯德榜专程赴德国考察，购买新型制碱专利——察安制碱法。但由于对方有意刁难，无功而返。于是范旭东组织技术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行研制新的制碱技术，他们先后在香港，上海法租界和东山五通桥等地进行了无数次试验，终于成功研究出自己的专利技术——“侯氏联合制碱法”，标志着世界制碱工艺史上的重大突破。为了使这一技术尽快投入应用，范旭东再次“远征”海外，协同侯德榜采购机器，中越、中缅等战时的国际通道遭到很大破坏，致使在美国采购的设备大多毁于战火，范旭东几次身陷困境。
l943年，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在抗战临近胜利之际、范旭东并没有陶醉于战后接收工厂的喜悦。而是远瞻于中国化学工业的未来，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战后发展中国化学工业的“十厂计划”，包括：扩充塘沽碱厂、修复南京硫酸铵厂、新建侯氏法制碱厂、合成氨厂、硫酸铵厂、硝酸厂、食盐电解厂、炼焦厂、水泥厂、玻璃厂等。其后，范旭东又到国外奔走，寻求资金，凭借他卓著的信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1945年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1600万美元的政府担保贷款合同，然而，国民党政府的不配合使范旭东宏伟绚丽的“十厂”蓝图成为泡影。受此沉重打击．一生坚强的范旭东忧愤成疾，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恨，于1945年10月4日逝世。毛泽东特地送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表示悼念，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在近代中国，讲实业，不能忘记搞化工的范旭东。
永远闪光的创业精神
创业最直接的追求，是“金子”，然而闪光的不只有“金子”，更耀眼的是经验和精神。范旭东的创业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以人为本的用人之道。工作上重用、感情上沟通、生活上关心，使广大科研、管理人员激发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奉献精神。8小时工作制，福利待遇等措施无不开全国风气之先。正由于范旭东贯彻了“以人为本”的创业管理之原则，使他不仅集结了众多的优秀人才，而且充分调动了各类人才的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才的潜能。从而利用“人才”和“人和”方面的优势，克服了创业历程中在“天时”、“地利”两方面的劣势，创造了一系列的实业奇迹。
以科技促进实业的经营战略。1922年，范旭东在创办永利碱厂，资金异常紧缺的情况下，不顾多数股东的反对、投资十万元营建了一所“能供100位化学师研究之用”的新型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该社不仅为永利、久大两厂解决了大量技术难题，而且在发酵与菌学、轻金属冶炼、井盐生产技术改进、盐化工开发等多方面取得开创性成果，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范旭东不仅重视科研，而且注重科研成果向大生产的转化，为此，1941年专门成立了以“进行半工业实验” 为主要任务的三一化学品厂。就在范旭东逝世的前一年，还发起成立了海洋研究室，提出了“向海洋进军”的科研和实业战略。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发海洋，并开始付诸实践的伟大的创业家。
注重“团体奋斗”意识培养的管理之道。范旭东为“永久黄”团体手订四大信条：“1、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2、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3、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而顾全团体。4、我们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这四条信条实际上就是对“永久黄”精神的核心概括。
克勤克俭，以身作责的个人品质。早在创办久大公司时，范旭东就为自己规定了三个原则：1、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2、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3、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几十年的创业历程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些信条。良好的个人品质提高了范旭东在属下人员心目中的地位，增强了他对职员的吸附力，使范旭东不仅成为“永久黄”团体事业上的领袖，还成为团体成员精神上的领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永久黄”团体事业的发展。
1911年，范旭东抛弃了已在日本获得的大学助教的职位，铭耻奋志回到了阔别12年的祖国。回国后，他目睹中国盐业生产的落后，不仅盐质低劣，有害国人健康，更有碍中国化工产业的发展，于是决定利用自己所学，改良国内的盐质，“使人民有干净的盐吃，有便宜的盐吃。”
从破旧小屋到第一大精盐公司
1913年，范旭东只身来到盛产长芦盐的塘沽。他发现，荒碱地上一个个绵延不断的雪白晶亮的盐坨，构成一派天赋盐都的景象。这里不仅盐资源丰富，而且海陆交通非常便利，相距不远即是开滦煤矿。若建设以盐为主要原料的化工基地，条件最佳。为了掌握科学的第一手资料，范旭东向当地渔民租得一间破旧小屋，独自一人开始了炼制精盐的实验。环境的恶劣丝毫没有动摇他试制精盐的决心，白天他在小桌上作实验，晚上则以桌为床、和衣而卧。经过无数次的精心实验，范旭东终于试制出了含氯化钠(NaCl)在90%以上的精盐，攻克了技术难关。范旭东当即决定，以塘沽为发轫地筹建精盐公司。这个计划得到盐务署顾问景学钤的支持，并联合另外几人共同发起久大精盐公司。
1914年，范旭东召开筹备会，准备募5万元筹建资金。为了尽可能多募一点儿资金，范旭东不顾别人的讥讽，不厌其烦地去向那些曾答应出资的人们催促股款。有资料记载，范旭东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常常站在人家的门房等许久，结果还是下次再去。”因此，原定五万元的股本，至公司成立之初仅募得3000余元。尽管如此，1915年4月18日，久大精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如期召开，会议推举景学钤为董事长，范旭东为总经理。从此，范旭东开始了他为中国现代化学工业奠基的历程。
1915年6月，久大精盐工厂破土动工，当年10月底，建筑、安装工程全部竣工，12月初正式投产，以平锅熬制精盐的方法，掀开了我国盐业技术史上的新篇章。然而由于中国盐政承袭清代旧制，食盐的销售权仍由少数盐商把持，久大精盐只被允许在天津东马路设店行销。不仅运销受到抵制，旧盐商甚至禁止灶户向久大供应粗盐，以断绝久大的原料来源。对此，范旭东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设法将帝制派人物杨度吸收为股东。经杨度疏通，果然获取袁世凯特批5个口岸的销售地，接着又在财政总长梁启超的支持下，将销售扩大到长江流域。最终使久大精盐市场扩大到湘、鄂、皖、赣。久大事业从此蒸蒸日上，1916年到1918年，久大精盐厂由两厂发展为六厂。后经过10年奋斗，自办盐滩多处，工厂分设塘沽各地，分销店遍布南北各省。生产规模由最初年产1500吨发展到6.25万吨，资本由创办时的5万元增至250万元。成为中国第一家最大的精盐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得以收回德国和日本在中国山东掠夺的各项权利，其中包括日本在青岛的永裕盐场和制盐设备。当时永裕盐场共有工厂19所，盐田6万亩，但中国必须支付300万银元的“赎金”。可是由于国库空虚，无力支付，日本人也就继续把持着盐场不放。范旭东抓住了这个机会，团结当地的盐商，共同筹集资金，全部收回了日本在青岛的盐场，并且要求日本每年购回青岛精盐150万担至350万担。这样，范旭东等人不仅为国家收回了主权，而且为自己打开了国际市场。
从1924年到1935年，久大公司更加兴旺发达，产品除在国内南北畅销不衰，而且源源不断地运往南洋、朝鲜、日本等国外市场。1936年，范旭东又在江苏大浦创办久大大浦分厂，同年，久大精盐公司改组为久大盐业公司。
奋发图强打破洋人技术封锁
碱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碱市场却一直被英国卜内门公司所垄断。山东曾经有一位姓葛的有识之士，创办了鲁丰碱厂，要与洋碱争个高低，可是由于斗不过洋碱，很快就倒闭了。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经理李德立曾公然扬言：“卜内门在中国有如铜墙铁壁，不怕任何人进攻！”范旭东不信这个邪，他一直认为，中国如果不发展制碱工业，就无法发展化学工业。
在欧洲考察盐政时，范旭东萌发了用盐制碱的想法， 20世纪初，卜内门洋碱已经在中国市场形成垄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交通梗阻，中国许多以洋碱为原料的民用工业受到影响。碱价爆涨，有行无市。范旭东身居塘沽，守着遍地可以制碱的盐坨，他感到创办制碱工业一刻也不能等了。
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创立。1920年5月，永利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周作民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9月得到农商部特许工业用盐免税30年，规定塘沽周围百里以内，他人不得再建碱厂。
因为是建设国内第一家大型碱厂，无论是厂房建筑，还是设备安装，都无经验可借鉴。按照范旭东主张，国内不能自制的如锅炉、发电机、压缩机、真空泵等设备，均托李国钦在美国代购。凡是可在国内自制的机器一律交上海开办的大效铁工厂制作，但该厂规模小、设备简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所有铸件。化工生产管道复杂，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在范旭东的领导下，永利碱厂于1926午6月29日再次投产，这一天，永利生产出了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的洁白纯碱，打破了洋人对制碱技术的封锁。两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中国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震动了整个世界化工业，被西方人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之象征。”
范旭东曾把酸和碱比做化工业的两翼。1930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计划在国内自办硫酸亚厂，英、德商人闻讯要求合办，意图垄断。范旭东认为：“与其受洋人挟制，还不如干脆自己干！”他向孔祥熙、宋子文申述主张，接过了这一艰巨的项目。
经过永利同仁30个月的昼夜奋战，1936年，一座远东一流的大型硫酸亚厂在南京长江下游的卸甲甸如期竣工，计划年产硫酸亚5万吨，日产硫酸200吨，硝酸20吨。1937年2月，南京硫酸铵厂正式投产。该厂的建成，不仅“为中国的农业第一次制成了化学肥料，同时也为祖国的工业制造了大量的硫酸和硝酸。”范旭东自豪地宣布：“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只翅膀又长出来了，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矣。”
战火中建起化工中心
“如果毁坏了永利厂,就等于毁了半个南京城。”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下的保全命令。永利南京硫酸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然而，“七七”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已经蔓延到上海，工厂的存亡迫在眉睫。范旭东痛下决心，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设备拆下投入长江，并布置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向内地转移。
损失巨大的搬迁，严重匮乏的资金，交通辗转难行，人员拉家带口，这诸多困境没有让范旭东屈服。他决定首先打破“逃难”的心理，利用这个时机，为中国在内地再造一个化工中心。
1937年末，范旭东派人去湖南和四川两地勘察厂址。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当时四川产盐，制碱工业选址四川；湖南化工原料比较丰富，决定在此新设硫酸厂。但日军继续推进，国土连续沦陷，战事告急之下，湖南建厂无望，范旭东将硫酸厂也设在四川“新塘沽”——岷江畔五通河的老龙坝，积极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
但此时的永利面临着更大的难题。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的是用廉价海盐作为原料的苏尔维制碱法，而在四川只能使用昂贵的井盐，只有研究出符合井盐的制碱法才能生存下去。
为了有效地利用井盐制碱，范旭东于1938年携侯德榜专程赴德国考察，购买新型制碱专利——察安制碱法。但由于对方有意刁难，无功而返。于是范旭东组织技术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行研制新的制碱技术，他们先后在香港，上海法租界和东山五通桥等地进行了无数次试验，终于成功研究出自己的专利技术——“侯氏联合制碱法”，标志着世界制碱工艺史上的重大突破。为了使这一技术尽快投入应用，范旭东再次“远征”海外，协同侯德榜采购机器，中越、中缅等战时的国际通道遭到很大破坏，致使在美国采购的设备大多毁于战火，范旭东几次身陷困境。
l943年，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在抗战临近胜利之际、范旭东并没有陶醉于战后接收工厂的喜悦。而是远瞻于中国化学工业的未来，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战后发展中国化学工业的“十厂计划”，包括：扩充塘沽碱厂、修复南京硫酸铵厂、新建侯氏法制碱厂、合成氨厂、硫酸铵厂、硝酸厂、食盐电解厂、炼焦厂、水泥厂、玻璃厂等。其后，范旭东又到国外奔走，寻求资金，凭借他卓著的信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1945年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1600万美元的政府担保贷款合同，然而，国民党政府的不配合使范旭东宏伟绚丽的“十厂”蓝图成为泡影。受此沉重打击．一生坚强的范旭东忧愤成疾，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恨，于1945年10月4日逝世。毛泽东特地送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表示悼念，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在近代中国，讲实业，不能忘记搞化工的范旭东。
永远闪光的创业精神
创业最直接的追求，是“金子”，然而闪光的不只有“金子”，更耀眼的是经验和精神。范旭东的创业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以人为本的用人之道。工作上重用、感情上沟通、生活上关心，使广大科研、管理人员激发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奉献精神。8小时工作制，福利待遇等措施无不开全国风气之先。正由于范旭东贯彻了“以人为本”的创业管理之原则，使他不仅集结了众多的优秀人才，而且充分调动了各类人才的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才的潜能。从而利用“人才”和“人和”方面的优势，克服了创业历程中在“天时”、“地利”两方面的劣势，创造了一系列的实业奇迹。
以科技促进实业的经营战略。1922年，范旭东在创办永利碱厂，资金异常紧缺的情况下，不顾多数股东的反对、投资十万元营建了一所“能供100位化学师研究之用”的新型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该社不仅为永利、久大两厂解决了大量技术难题，而且在发酵与菌学、轻金属冶炼、井盐生产技术改进、盐化工开发等多方面取得开创性成果，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范旭东不仅重视科研，而且注重科研成果向大生产的转化，为此，1941年专门成立了以“进行半工业实验” 为主要任务的三一化学品厂。就在范旭东逝世的前一年，还发起成立了海洋研究室，提出了“向海洋进军”的科研和实业战略。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发海洋，并开始付诸实践的伟大的创业家。
注重“团体奋斗”意识培养的管理之道。范旭东为“永久黄”团体手订四大信条：“1、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2、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3、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而顾全团体。4、我们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这四条信条实际上就是对“永久黄”精神的核心概括。
克勤克俭，以身作责的个人品质。早在创办久大公司时，范旭东就为自己规定了三个原则：1、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2、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3、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几十年的创业历程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些信条。良好的个人品质提高了范旭东在属下人员心目中的地位，增强了他对职员的吸附力，使范旭东不仅成为“永久黄”团体事业上的领袖，还成为团体成员精神上的领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永久黄”团体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