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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中非友好交往的新纪元，也留下了许多谜题。为了解谜，记者李新烽先后深入索马里、肯尼亚采访，并只身冒险登上东非的一座孤岛———帕泰岛，在那里找到了有着中国人血统和中国人面容的岛民，听他们讲述自己祖先鲜为人知的故事……
挑扁担的老人走上来握住我的手，说我很像他父亲
西游村是帕泰岛上最大的村庄，现居住着约3500人。村子里的房子样式基本一样，房顶都是用椰子树叶或其他植物编成席子搭建成的。村子里的路七扭八拐，崎岖不平。村里人除个别讲究的年轻人外，不分男女老幼，都在腰里缠着一块布。男人用单色的，妇女用花色的。来来往往的人和漫步而过的毛驴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
在那里，我（《人民日报》驻南非特派记者李新烽）的早餐是椰子面烙饼。我特意到厨房看了看，他们用小擀面杖把面团做成圆饼，跟中国人烙饼的做法一模一样。他们说是从村里的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就在我们吃早餐时，一位叫伊利的小伙子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我们当导游。
西游村共有4户中国人，严格地说是4户家中有带中国血统的人。不巧的是，有三家都外出了。正当我在踯躅时，迎面走来一位挑水桶的干瘦老人，他一直远远地注视着我。
走到离我还有两三丈远时，他猛地扔下肩上的担子，小跑着来到我面前，一下子握住了我的手。老人家用渴求的目光看着我，双唇轻轻嗫嚅着，他显然非常激动。
“你，你很像我的父亲，”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就是我的祖先。你一定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我的老家在中国。”说着说着，他的眼睛湿润了。这突如其来的感人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万分。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老人，他的脸型确实与我非常像，我有些不知所措，一个劲儿地说：“见到你非常高兴。”
老人叫萨利姆·布瓦纳赫里，他主动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老人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一件老式挂钟已经停了很久了，看不出年代和产地。老人从门后的墙洞里掏出一把黄色的锁，告诉我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件中国货，是他的前辈在市场上买的。我拿过来看了一下，是一把“三环牌”锁，上面有中国制造的字樣。
老人告诉我，他今年58岁了。他的祖先是从中国乘船来到这里的，因船只遇难而久留此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听先辈说，中国很大，离这里很远，乘船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的汉字是方块形的，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世界闻名。别的，他就不知道了。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离开时，我又陪老人去水窖挑水。一路上，我对他的扁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村里看到的，都是用水桶提水或者拿驴车运水。老人告诉我，只有他们家有用扁担挑水的习惯，这都是老辈人留下的。
老铁匠的打铁手艺是中国人传授的
采访完西游村的几户中国人，我颇觉不满足，因为他们对郑和船队的事都不甚了了。
我决定找个熟悉村史的老人了解一下情况。最后，我终于在村外的丛林中找到了正在修理自家木船的西游村“头人”、58岁的莫汉米德。
“头人”就是在当地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人。谈起西游村，莫汉米德开口就说：“西游村是中国人最先创立的，没有中国人，也就没有现在的西游村。”他说，西游村原是一片荒野，由于靠近海岸，水源比较充足，逃难到上加村的中国人为寻找水源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定居。
“后来，帕泰村的统治者从西面打到上加村，用武力征服了上加村，那里的村民纷纷来到这里，西游这个最早由中国人创建的居民点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村落”。
“那么后来中国人的情况如何？”我问。莫汉米德说：“当时来到帕泰岛的中国人全是男人，他们到上加后就与当地妇女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后来迁到西游后，因为不断受到外来敌人的骚扰，他们纷纷沿大陆海岸南下，不知去了哪里。有人说他们去了马林迪，有人说他们去了蒙巴萨，总之是沿海一带的城市。”
我记起马林迪博物馆的馆长曾告诉我，葡萄牙人到马林迪时，曾遇到过在马林迪居住的中国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人从西游村去马林迪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据史料记载，马林迪国王曾向中国明朝的皇帝赠送过长颈鹿，因此，中国人纷纷跑到马林迪也在情理之中。
老人又领我来到村南头的西游村遗址，让我看那里的中国人坟墓。
他说，听村里的先辈们讲，很早以前西游村的中国人，去世后都不是就地埋葬，而是把灵柩抬到上加村安葬，因为那是他们最先落脚的地方。我想，这可能与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的传统有关吧。
我见到几个圆丘形坟墓，大小不同，上面镶嵌着瓷盘，但大部分已被人偷走了，现仅留下一个印记。离遗址不远处的一间草棚里传来一阵打铁声。我走进去一看，一位老人正在打造一把铁锹。他告诉我，“这手艺是他的祖先传下来的”。
告别西游村时，我想起肯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一篇题为《18至19世纪的西游村》的论文，他认为西游村早期的人口分为‘马’和‘瓦’两大类，前者意为‘外来户’，后者特指‘土著人’；他强调说，“瓦法茂是指中国人，他们是这里最早的居民”。
“中国村”里并没有中国人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赶往被称为“中国村”的上加村。进入村子，31岁的村长斯瓦雷·莫汉默德，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上加村的情况：“上加村的原名叫姆坦噶尼，意为沙漠之地。但中国人来到这里以后，村子就改名为上加（Shanga），老人们说是中国上海的谐音。”我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港口了，而上加村恰好也是位于海边，以上海来称呼上加可以寄托遇难中国人无限的思乡之情。
村长笑着说：“拉木岛上的人见了我们就问‘你们是从中国上海来的吗？’或者问：‘你是从中国来的吗？’久而久之，‘上加村’就变成了‘中国村’。”
我问村长，关于上加村更名的这段历史有没有什么史料记载。村长说，主要是口口相传，听老辈人讲的。不过，他也曾在肯尼亚出版的一本世界历史书中读过这段历史。我赶紧追问这本书的具体书名，并请他帮我找一本看看。他却遗憾地说：“时间太久了，恐怕一时难以找到。”
我又问起中国船员来到岛上之前的历史，村长说：“中国人到来之前，岛上居住的是阿拉伯人。当时，郑和船队遇难的地点离上加村最近，因此逃难的中国人首先选择了上加。但他们的突然而至给岛上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与当地居民交流困难，使当地本来就不充足的饮用水更加短缺，宗教冲突也不断发生，再加上疾病流行等原因，在此安家落户的中国人逐渐离开，这也是今天的上加村没有华裔的原因。”村长的说法恰好与西游村“头人”的说法一致。
村长说，尽管上加村现在已没有中国人了，但中国文化在这里的影响很大，中医就是个例子。目前，上加村仅按摩大夫就有14名。
（《环球时报》李新烽/文）
挑扁担的老人走上来握住我的手，说我很像他父亲
西游村是帕泰岛上最大的村庄，现居住着约3500人。村子里的房子样式基本一样，房顶都是用椰子树叶或其他植物编成席子搭建成的。村子里的路七扭八拐，崎岖不平。村里人除个别讲究的年轻人外，不分男女老幼，都在腰里缠着一块布。男人用单色的，妇女用花色的。来来往往的人和漫步而过的毛驴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
在那里，我（《人民日报》驻南非特派记者李新烽）的早餐是椰子面烙饼。我特意到厨房看了看，他们用小擀面杖把面团做成圆饼，跟中国人烙饼的做法一模一样。他们说是从村里的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就在我们吃早餐时，一位叫伊利的小伙子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我们当导游。
西游村共有4户中国人，严格地说是4户家中有带中国血统的人。不巧的是，有三家都外出了。正当我在踯躅时，迎面走来一位挑水桶的干瘦老人，他一直远远地注视着我。
走到离我还有两三丈远时，他猛地扔下肩上的担子，小跑着来到我面前，一下子握住了我的手。老人家用渴求的目光看着我，双唇轻轻嗫嚅着，他显然非常激动。
“你，你很像我的父亲，”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就是我的祖先。你一定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我的老家在中国。”说着说着，他的眼睛湿润了。这突如其来的感人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万分。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老人，他的脸型确实与我非常像，我有些不知所措，一个劲儿地说：“见到你非常高兴。”
老人叫萨利姆·布瓦纳赫里，他主动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老人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一件老式挂钟已经停了很久了，看不出年代和产地。老人从门后的墙洞里掏出一把黄色的锁，告诉我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件中国货，是他的前辈在市场上买的。我拿过来看了一下，是一把“三环牌”锁，上面有中国制造的字樣。
老人告诉我，他今年58岁了。他的祖先是从中国乘船来到这里的，因船只遇难而久留此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听先辈说，中国很大，离这里很远，乘船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的汉字是方块形的，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世界闻名。别的，他就不知道了。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离开时，我又陪老人去水窖挑水。一路上，我对他的扁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村里看到的，都是用水桶提水或者拿驴车运水。老人告诉我，只有他们家有用扁担挑水的习惯，这都是老辈人留下的。
老铁匠的打铁手艺是中国人传授的
采访完西游村的几户中国人，我颇觉不满足，因为他们对郑和船队的事都不甚了了。
我决定找个熟悉村史的老人了解一下情况。最后，我终于在村外的丛林中找到了正在修理自家木船的西游村“头人”、58岁的莫汉米德。
“头人”就是在当地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人。谈起西游村，莫汉米德开口就说：“西游村是中国人最先创立的，没有中国人，也就没有现在的西游村。”他说，西游村原是一片荒野，由于靠近海岸，水源比较充足，逃难到上加村的中国人为寻找水源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定居。
“后来，帕泰村的统治者从西面打到上加村，用武力征服了上加村，那里的村民纷纷来到这里，西游这个最早由中国人创建的居民点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村落”。
“那么后来中国人的情况如何？”我问。莫汉米德说：“当时来到帕泰岛的中国人全是男人，他们到上加后就与当地妇女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后来迁到西游后，因为不断受到外来敌人的骚扰，他们纷纷沿大陆海岸南下，不知去了哪里。有人说他们去了马林迪，有人说他们去了蒙巴萨，总之是沿海一带的城市。”
我记起马林迪博物馆的馆长曾告诉我，葡萄牙人到马林迪时，曾遇到过在马林迪居住的中国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人从西游村去马林迪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据史料记载，马林迪国王曾向中国明朝的皇帝赠送过长颈鹿，因此，中国人纷纷跑到马林迪也在情理之中。
老人又领我来到村南头的西游村遗址，让我看那里的中国人坟墓。
他说，听村里的先辈们讲，很早以前西游村的中国人，去世后都不是就地埋葬，而是把灵柩抬到上加村安葬，因为那是他们最先落脚的地方。我想，这可能与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的传统有关吧。
我见到几个圆丘形坟墓，大小不同，上面镶嵌着瓷盘，但大部分已被人偷走了，现仅留下一个印记。离遗址不远处的一间草棚里传来一阵打铁声。我走进去一看，一位老人正在打造一把铁锹。他告诉我，“这手艺是他的祖先传下来的”。
告别西游村时，我想起肯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一篇题为《18至19世纪的西游村》的论文，他认为西游村早期的人口分为‘马’和‘瓦’两大类，前者意为‘外来户’，后者特指‘土著人’；他强调说，“瓦法茂是指中国人，他们是这里最早的居民”。
“中国村”里并没有中国人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赶往被称为“中国村”的上加村。进入村子，31岁的村长斯瓦雷·莫汉默德，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上加村的情况：“上加村的原名叫姆坦噶尼，意为沙漠之地。但中国人来到这里以后，村子就改名为上加（Shanga），老人们说是中国上海的谐音。”我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港口了，而上加村恰好也是位于海边，以上海来称呼上加可以寄托遇难中国人无限的思乡之情。
村长笑着说：“拉木岛上的人见了我们就问‘你们是从中国上海来的吗？’或者问：‘你是从中国来的吗？’久而久之，‘上加村’就变成了‘中国村’。”
我问村长，关于上加村更名的这段历史有没有什么史料记载。村长说，主要是口口相传，听老辈人讲的。不过，他也曾在肯尼亚出版的一本世界历史书中读过这段历史。我赶紧追问这本书的具体书名，并请他帮我找一本看看。他却遗憾地说：“时间太久了，恐怕一时难以找到。”
我又问起中国船员来到岛上之前的历史，村长说：“中国人到来之前，岛上居住的是阿拉伯人。当时，郑和船队遇难的地点离上加村最近，因此逃难的中国人首先选择了上加。但他们的突然而至给岛上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与当地居民交流困难，使当地本来就不充足的饮用水更加短缺，宗教冲突也不断发生，再加上疾病流行等原因，在此安家落户的中国人逐渐离开，这也是今天的上加村没有华裔的原因。”村长的说法恰好与西游村“头人”的说法一致。
村长说，尽管上加村现在已没有中国人了，但中国文化在这里的影响很大，中医就是个例子。目前，上加村仅按摩大夫就有14名。
（《环球时报》李新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