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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作品还比较匮乏
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固有法度，决定了衡量文学经典的标准很难统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否定：只有经得住时光淘洗和时间检验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正如美国“耶鲁学派”著名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不能让读者重读的作品无论如何算不上经典。”
在我国文学发展漫长而辉煌的历程中，诗、词、赋、曲、散文和小说等文体都曾有其勃发时期和鼎盛年代，都曾显示出一种文体的优越性、不可替代性和无法超越性，但21世纪以来，这些璀璨炫目的文体特别是长篇小说似乎风光不再。尽管我国文坛涌现出《长恨歌》（王安忆）、《秦腔》（贾平凹）、《沧浪之水》（阎真）、《推拿》（毕飞宇）等一批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但令人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兴盛势头有所减弱，与之相伴，葆有经典属性的文学作品越来越显得凤毛麟角，包括不少获奖作品在内的诸多长篇小说并未进入当下多数国人的阅读视野，难以成为流布广泛、传承久远的精品佳作。
鉴于文学精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创作现状堪忧，21世纪初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境地。仅以始终占据文学创作结构主体地位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为例，由于近年来很多叙事性作品涉猎题材领域狭窄、跨越时空幅度仄小、状绘社会心理轻淡、触及人本人性浅薄、运用创作手法粗糙，也就是说，文艺理论界所关注和谈论的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现今已无法以具体细微的“文学形式”加以切进和介入，而往往只能是不顾逻辑地直奔主题。
在加速与世界文化接轨融合、高频率向国外传播输送中国文化的当下，我们可以坦率地直言：在当代世界文学的坐标系里，除了莫言的部分作品和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风语》，以及有望步入“经典”行列的刘慈欣的《三体》等少数作品之外，21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经典作品还比较匮乏、比较稀少。尽管文学发展史表明，一百年没有经典作品绝非怪事；尽管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饶有兴致的当今国人对当代文学没有任何期许。
文学创作严重“产能过剩”
那么是不是中国文坛作品产出量太少？恰恰相反，中国文学创作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早在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的《中国文学发展状况》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有2000余部。而据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的判断，中国现在每年诞生的长篇小说多达8000到1万部。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6000到8000部长篇“出版无门”，被迫束之高阁。
出现这种文学创作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原因何在？这首先是出版的问题。目前，出版社大都转企改制，考虑市場利益第一，追求文化商业效益，什么书赚钱出什么，成为这些出版部门的首要考虑的原则和逻辑，而很多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出版方看来，无法为其带来文化利润，出版商自然不会冒出版的风险，这些作者的作品也就受到了冷遇。
其次，出版方在图书出版上重名家、重大家。有的出版社就这样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卖得好的，是名作家的作品”。名家的书虽然不能说都是名作，但他们认为名家的作品有足够多的读者群体，有市场号召力，在利润上有保障，所以，他们便只盯名作家的作品。一些三四线职业作家小说的出版因此变得越发困难，更不用说那些业余作家或写手了。
还有一点就是，这些文坛上的籍籍无名者写的作品，不会取悦和迎合市场。“现在卖得好的，是时尚流行小说。可现在不少新长篇都比较中规中矩。不太可能出版”。这是目前图书出版界功利现象的反映。现在的出版部门基本上是市场导向为主，什么书畅销出什么，什么赚钱出什么，赶时尚，抓热点，追浪头的出版倾向十分明显。文学写作一向以风格和个性的独特为特征，这些无名者的文学作品，并非是跟风、流行的“时尚流行小说”，而是“中规中矩”，这些无名作家因为没有按照流行的趣味跟风写作，就失去了出版的市场，就不再适合这个文坛，这是市场的无情，还是文学的无情？
“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
诚然，21世纪初期中国文坛的表现差强人意，一方面是一些传统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遭到强烈质疑甚至否定，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经典作品迟迟没有诞生，这种现状的确给广大读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带来忧虑与失望。
今日中国文坛之所以陷入低俗、芜杂、迷乱的局面，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创作自身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滑坡、精神危机、价值迷失在当代文学中的表征日甚。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而传世之作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创作主体苦心孤诣、充分释放内宇宙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们虽然推出了一批文质俱佳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与前文所提的部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起收获了部分读者，但多数作品依然距离“代表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的经典作品相去甚远。
经典作品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统摄作用，正是那些彪炳史册、熠熠生辉的文学经典或曰高峰之作，引导着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走向。不少当代中国作家在强大的商业逻辑推动下，其文学创作有被全部纳入市场机制之迷失，独立的精神空间几乎陷落。
（《解放日报》2016.12.23、《深圳特区报》2012.11.12等）
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固有法度，决定了衡量文学经典的标准很难统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否定：只有经得住时光淘洗和时间检验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正如美国“耶鲁学派”著名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不能让读者重读的作品无论如何算不上经典。”
在我国文学发展漫长而辉煌的历程中，诗、词、赋、曲、散文和小说等文体都曾有其勃发时期和鼎盛年代，都曾显示出一种文体的优越性、不可替代性和无法超越性，但21世纪以来，这些璀璨炫目的文体特别是长篇小说似乎风光不再。尽管我国文坛涌现出《长恨歌》（王安忆）、《秦腔》（贾平凹）、《沧浪之水》（阎真）、《推拿》（毕飞宇）等一批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但令人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兴盛势头有所减弱，与之相伴，葆有经典属性的文学作品越来越显得凤毛麟角，包括不少获奖作品在内的诸多长篇小说并未进入当下多数国人的阅读视野，难以成为流布广泛、传承久远的精品佳作。
鉴于文学精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创作现状堪忧，21世纪初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境地。仅以始终占据文学创作结构主体地位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为例，由于近年来很多叙事性作品涉猎题材领域狭窄、跨越时空幅度仄小、状绘社会心理轻淡、触及人本人性浅薄、运用创作手法粗糙，也就是说，文艺理论界所关注和谈论的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现今已无法以具体细微的“文学形式”加以切进和介入，而往往只能是不顾逻辑地直奔主题。
在加速与世界文化接轨融合、高频率向国外传播输送中国文化的当下，我们可以坦率地直言：在当代世界文学的坐标系里，除了莫言的部分作品和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风语》，以及有望步入“经典”行列的刘慈欣的《三体》等少数作品之外，21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经典作品还比较匮乏、比较稀少。尽管文学发展史表明，一百年没有经典作品绝非怪事；尽管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饶有兴致的当今国人对当代文学没有任何期许。
文学创作严重“产能过剩”
那么是不是中国文坛作品产出量太少？恰恰相反，中国文学创作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早在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的《中国文学发展状况》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有2000余部。而据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的判断，中国现在每年诞生的长篇小说多达8000到1万部。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6000到8000部长篇“出版无门”，被迫束之高阁。
出现这种文学创作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原因何在？这首先是出版的问题。目前，出版社大都转企改制，考虑市場利益第一，追求文化商业效益，什么书赚钱出什么，成为这些出版部门的首要考虑的原则和逻辑，而很多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出版方看来，无法为其带来文化利润，出版商自然不会冒出版的风险，这些作者的作品也就受到了冷遇。
其次，出版方在图书出版上重名家、重大家。有的出版社就这样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卖得好的，是名作家的作品”。名家的书虽然不能说都是名作，但他们认为名家的作品有足够多的读者群体，有市场号召力，在利润上有保障，所以，他们便只盯名作家的作品。一些三四线职业作家小说的出版因此变得越发困难，更不用说那些业余作家或写手了。
还有一点就是，这些文坛上的籍籍无名者写的作品，不会取悦和迎合市场。“现在卖得好的，是时尚流行小说。可现在不少新长篇都比较中规中矩。不太可能出版”。这是目前图书出版界功利现象的反映。现在的出版部门基本上是市场导向为主，什么书畅销出什么，什么赚钱出什么，赶时尚，抓热点，追浪头的出版倾向十分明显。文学写作一向以风格和个性的独特为特征，这些无名者的文学作品，并非是跟风、流行的“时尚流行小说”，而是“中规中矩”，这些无名作家因为没有按照流行的趣味跟风写作，就失去了出版的市场，就不再适合这个文坛，这是市场的无情，还是文学的无情？
“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
诚然，21世纪初期中国文坛的表现差强人意，一方面是一些传统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遭到强烈质疑甚至否定，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经典作品迟迟没有诞生，这种现状的确给广大读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带来忧虑与失望。
今日中国文坛之所以陷入低俗、芜杂、迷乱的局面，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创作自身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滑坡、精神危机、价值迷失在当代文学中的表征日甚。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而传世之作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创作主体苦心孤诣、充分释放内宇宙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们虽然推出了一批文质俱佳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与前文所提的部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起收获了部分读者，但多数作品依然距离“代表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的经典作品相去甚远。
经典作品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统摄作用，正是那些彪炳史册、熠熠生辉的文学经典或曰高峰之作，引导着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走向。不少当代中国作家在强大的商业逻辑推动下，其文学创作有被全部纳入市场机制之迷失，独立的精神空间几乎陷落。
（《解放日报》2016.12.23、《深圳特区报》2012.11.12等）